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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13岁的艾琳满眼困倦,一个人穿梭在土耳其城市梅尔辛黎明前的黑暗里。她拍着双掌,清脆的响声伴随着她通过曾经的工厂区和废弃的建筑。这个时候,流浪狗还在睡觉,路灯也没有亮起来。艾琳一边走一边唱着一首充满希望的歌——两个历经苦难的孩子最终获救。
从拉卡到大马士革,几乎所有叙利亚的小学生都学过这首歌。歌词唱着:曾几何时,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失去了一切——父母、房子和国家。他们来自一个古老的城市,战争爆发后,他们逃到遥远的国度。他们保住了性命,但必须为保护者服务,辛劳地工作着,弯下脊梁、双手流血,几乎死去。直到有一天,真主把国家归还给他们,赐予他们黄金和幸福,两个孩子分别成为了叙利亚的国王和王后。
艾琳拐进一条小巷,建筑的右侧和左侧的入口传来数百台机器运转的声音,哗啦哗啦越来越清晰,逐渐淹没了她的歌声。在路的末尾,艾琳弯下扎着蝴蝶结的头,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空气弥漫着浓浓的汗味。天花板上的霓虹灯发出耀眼的光,散射在19个女孩和5个男孩稚嫩的脸上。在一字排开的木桌尽头,艾琳在一个塑料凳子上坐下,把枕头垫在背后,左脚放上踏板,并拿出一件黑T恤开始缝补: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到黑暗再次降临,她已缝补了数十件衣服,脖子、臀部和肩膀开始抽筋。
只有到深夜,瘫在床上的艾琳才有空想念远方的弟弟。而这个时候,在300公里外的土耳其东部城市加济安泰普,他的弟弟刚刚开始废料场的工作。
他们不能看到对方或相互交谈,但艾琳可以想象比她矮几厘米的艾哈迈德爬上垃圾堆的样子:一个12岁的男孩,穿着浸满油污的衣服,衣服下的纤细手臂搬运着汽车轮胎和发动机零部件。艾琳想象着弟弟怎样将它们一块块收集起来,放进身后的拖车,再弯腰忍着饥饿拖动它。
下班后,没有力气唱歌的艾琳转而低声祈祷。她双手交握,闭上眼睛,恳求有人来救她。她和艾哈迈德逃离了阿勒颇,如今却被困在土耳其南部。他们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代表了逃离了故乡的战火、又深陷安纳托利亚地下经济的叙利亚儿童。在这些孩子的幻想里,有一个皇后叫默克尔,有一个遥远的岛屿被称为欧洲。但他们没办法到欧洲去,因为逃离叙利亚战争的150万儿童已被挡在土耳其。
艾琳和艾哈迈德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梅尔辛的地下服装厂和加济安泰普的废料堆。他们用简单的话述说着,时而大声,时而细语,时而声音颤抖,时而说不出话来。
两年前的夏天,战争爆发。10岁的艾哈迈德和11岁的艾琳是阿勒颇一家洗衣店老板的子女。大耳朵的艾哈迈德喜欢吃甘草、骑自行车、踢足球和祈祷;艾琳喜欢做功课,成绩名列前茅,在身为面包师的母亲教导下学习做饭。
当时,母亲阿德巴把蒸粗麦粉端上桌,一家四口坐下来刚要吃饭。突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四个人都被震到地上。随后,邻近的建筑物倒下,他们家的三面墙壁都被摧毁,客厅瞬间变成废墟。孩子们尖叫着,他们的父亲大声呼救,唯一沉默的是他们的母亲——她被埋在石头下。“她就躺在那里,”艾哈迈德屏息说。当烟尘消散后,他们看到了母亲,鲜血正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用艾琳的话说,看起来像“河里的红水”。
艾哈迈德和父亲将母亲安葬在阿勒颇最后一块墓地,位置离他们被摧毁的家不远。葬礼后,一家三口搬到父亲兄弟家中。就在失去妻子后不久,父亲穆罕默德又失去了生意。尽管如此,他并不想离开家乡。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他将两个孩子关在家中。白天,艾哈迈德和艾琳会看到朋友家上方烟雾升起;晚上,他们和父亲一起挤在一张床上,附近一发生爆炸就紧紧地抱住父亲。
一年前一个炎热的上午,父亲穆罕默德永远地离开了家。他想到商店为孩子们购置食品、皮塔饼、面粉和水罐。邻里仅剩的商店离家仅4个街区之遥,但穆罕默德没想到,狙击手潜伏在屋顶。邻居后来告诉两个孩子,狙击手在父亲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也有些人相信,他们的父亲命丧于“伊斯兰国”战机丢下的炸弹。
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这个城市。“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艾哈迈德说。“他留下来了,”艾琳说,“但我们要走。”他们的叔叔将父亲最后剩下的钱交给两个蛇头,第一个人将孩子藏在一辆汽车后备箱中带出城;第二个人带领他们徒步跨过边界。
两个孩子不记得从哪里穿过延绵不绝的铁丝网,到达土耳其境内。只依稀记得走了两天两夜,雨一直下个不停。艾琳说,他们在异国首先看到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蛇头离开后,士兵们把他们抓了起来,带到了土耳其最南部、哈塔伊省的森林中。正是在这里,数个月后,兄弟姐妹彼此分离,艾哈迈德和艾琳没想到,此处一别可能永生难见。
起初,这对兄妹和数百个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一起住在森林里。他们用纸板和塑料防水布、木头搭起了房子,没有床,也没有食物。艾哈迈德说,他们唯一的电力供应是一辆旧拖拉机的电池,洗漱用的水来自一条肮脏的运河。为了挣到钱和食物,他们加入其他难民的队伍,到田里为农民摘棉花和西瓜,每周7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直到收获季结束。 冬天到了,大人们开始寻找新工作和栖身之地。这个时候,男人和女人分开了,男孩和女孩也一样。艾琳和其他女人们爬上卡车,沿着地中海向西北狂奔300公里,到达梅尔辛的纺织厂。艾哈迈德和其他男人们也爬上卡车,向东北行驶了两个小时,到达人口过百万的加济安泰普。他们当时以为,分离不会太久。
5月,暖空气宣布了夏天的到来。黄昏是艾哈迈德工作的最佳时机,他正在寻找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废弃的汽车缸、金属浴缸。每隔几百米,他就弯下腰,把新发现丢到车上。艾哈迈德的老板是一个废钢经销商,答应以每公斤1.5美分的价格买下这些废品。运气好的时候,艾哈迈德说,他一天可以收集到300公斤废物,挣下4.5美元。
这是艾哈迈德逃出叙利亚后的第5份工作。刚到这里时,艾哈迈德和6个男人、10个男孩一起睡在一顶帐篷里。他们一起到焊接店、水泥厂甚至建筑工地工作。大人们说,他们要省下每一分钱,尽快买到一张通往欧洲的船票。然而,今年春天,警察发现了他们的帐篷,将大人们暴打一顿后赶上卡车,只允许男孩们留下来。
每天早晨日出时分,艾哈迈德带着8个孩子离开废料场,准备回“家”睡觉。那是位于城市南部褐色山丘地带的一个木棚子,距离叙利亚边境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回到“家”后,艾哈迈德用垃圾袋、木板条和树枝生起一堆火,将一壶甜茶放在火上,就像大人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年龄最大的马哈茂德今年15岁,战前就是孤儿。最年轻的穆罕默德11岁,在逃离叙利亚时失去了父母。互相不认识的孩子们建立了一个仅有孩子的家庭,一起起床,一起收废品,一起祈祷和分享面包。
艾哈迈德从家里带出的东西只剩下一个背包,里面有一件T恤、一条裤子、一包巧克力、一个小玩具机器人和一个有划痕的手机。下班后无法入睡时,他会拿出手机翻看老照片:父母的、艾琳的、阿勒颇的。这个晚上,艾哈迈德的大拇指划过老同学的照片,在照片里,擦发胶的男孩和带着五颜六色头巾的女孩手挽着手。艾哈迈德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怎么样了,因为发出的信息从来没有回复。
艾哈迈德说,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已经看到很多人死去。二年级时,他看到一名男子在学校附近被斩首。他的手机里有一个拍摄于两年前的视频,视频中,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跪在暗红色的血坑里,旁边站着一名穿黑色长袍的男子。穿长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剑,砍下了那名男子的头。
艾哈迈德会给叔叔发信息报平安,叔叔常常责备他,让他去找姐姐。但艾哈迈德说,“他再也不想离开了”。曾几何时,艾琳和艾哈迈德就像其他姐弟一样,共用一间卧室,一起在墙上涂鸦,玩闹时会互扯对方的头发。但如今,战争将他们分开了,他们感觉被分隔在两个世界。
姐弟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互发短信。艾琳告诉艾哈迈德当天她缝了多少件衣服;告诉他挣不到钱,因为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量只换来一个栖身之所。数周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加济安泰普,艾琳给弟弟发信息:“这里的女孩都说欧洲女王到你那去了,我知道她是来将你带走。”艾哈迈德不明白姐姐的意思,也不知道默克尔是谁。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德国在哪,只知道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在那里儿童不需要工作。
艾哈迈德和艾琳不清楚难民配额,不了解土耳其,也不知道埃尔多安,只知道自己无法返回叙利亚,因为太危险了;他们也不能到其他国家去,因为他们不受欢迎。
在艾琳的想象中,欧洲是北边一个三面环海的小岛,而默克尔是长着金色头发、穿着白色长袍的年轻女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德国总理的照片,但有些女孩告诉她,所有德国人都“富有而美丽”。艾琳不明白,为什么她一个孩子要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工作,而所有德国人却都富有而美丽。她猜想,也许是因为德国有足够多的孩子了。
在地下室的缝纫机旁,纳赛尔的CD播放机每天播放14个小时的阿拉伯音乐。高亢的女声歌唱希望和快乐,以“刺激孩子们工作的积极性”。纳赛尔两手放在后边,像老师一样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允许孩子们交谈。孩子们每天只有一次持续40分钟的休息时间,期间他们喝饮料和扁豆汤充饥。
在斋月的禁食期,艾琳不能喝任何东西。才到中午,她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无法直立。她试图想象美好的东西,说她最喜欢缝的是小鳄鱼,因为鳄鱼是强大的动物。艾琳说,她想一路游到欧洲,像其他无法找到住所和工作的女人们一样。她们乘车到达博德鲁姆,爬上橡皮艇。在此之后,艾琳从来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她知道,有人在地中海中淹死了,但也有人踏上欧洲。她嫉妒后者,因为她们不需要再工作。她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害怕一辈子被困在地下室里。
加济安泰普和梅尔辛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艾哈迈德和艾琳。他们每天走过的楼道贴着一些阿拉伯语宣传画,旁边是可口可乐广告和埃尔多安的照片。那些宣传画属于“伊斯兰国”,向孩子许诺零花钱、食物和一个照顾孩子的“庞大家族”。艾琳不知道“伊斯兰国”是什么,但她熟悉那些蒙面战士的照片。在照片里,他们砍断人们的头,或将他们活活烧死。
不久前,艾琳听说了加济安泰普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开进一个警察局,造成2死22伤。有人说,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孩子。
艾哈迈德就住在加济安泰普,这让艾琳想起了阿勒颇的恐怖。艾哈迈德写信告诉她,他是安全的,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姐姐。艾琳决定去接弟弟,亲自照顾他。第二天早上,她带上所有钱爬上了一辆前往加济安泰普的公车。五个小时后,艾琳到达加济安泰普。她给艾哈迈德打电话,但他没有接。她在公车站坐到天黑,又登上了回梅尔辛的末班车。
回程中,艾琳一直祈祷能再次见到弟弟。她又想起那首歌,歌中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艾琳想,真主能救两个孩子,但或许救不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她开始忧虑,如果运气不好,她和艾哈迈德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艾哈迈德的信息打断了她的思绪:“你好,姐姐。我们整天都在收集废料,不久后我就会有足够的钱,到时我们就能生活在一起了。”
从加济安泰普回来后的第二天,艾琳天还没亮就回到纺织厂工作。纳赛尔用恶毒的话语咒骂她,因为她失踪了整整一天。她静静地走到她的机器边,将枕头推到背后,左脚踩上踏板,右手放到机器上。然后,眼泪开始从她的脸颊上倾泻下来,她遮住脸,却无法停止哭泣。她不是为死去的父母而哭,不是为身体的疼痛而哭,而是因为一个成年人咒骂她。只有在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像个孩子。
从拉卡到大马士革,几乎所有叙利亚的小学生都学过这首歌。歌词唱着:曾几何时,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失去了一切——父母、房子和国家。他们来自一个古老的城市,战争爆发后,他们逃到遥远的国度。他们保住了性命,但必须为保护者服务,辛劳地工作着,弯下脊梁、双手流血,几乎死去。直到有一天,真主把国家归还给他们,赐予他们黄金和幸福,两个孩子分别成为了叙利亚的国王和王后。
饿得弯下腰
艾琳拐进一条小巷,建筑的右侧和左侧的入口传来数百台机器运转的声音,哗啦哗啦越来越清晰,逐渐淹没了她的歌声。在路的末尾,艾琳弯下扎着蝴蝶结的头,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空气弥漫着浓浓的汗味。天花板上的霓虹灯发出耀眼的光,散射在19个女孩和5个男孩稚嫩的脸上。在一字排开的木桌尽头,艾琳在一个塑料凳子上坐下,把枕头垫在背后,左脚放上踏板,并拿出一件黑T恤开始缝补: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到黑暗再次降临,她已缝补了数十件衣服,脖子、臀部和肩膀开始抽筋。
只有到深夜,瘫在床上的艾琳才有空想念远方的弟弟。而这个时候,在300公里外的土耳其东部城市加济安泰普,他的弟弟刚刚开始废料场的工作。
他们不能看到对方或相互交谈,但艾琳可以想象比她矮几厘米的艾哈迈德爬上垃圾堆的样子:一个12岁的男孩,穿着浸满油污的衣服,衣服下的纤细手臂搬运着汽车轮胎和发动机零部件。艾琳想象着弟弟怎样将它们一块块收集起来,放进身后的拖车,再弯腰忍着饥饿拖动它。
下班后,没有力气唱歌的艾琳转而低声祈祷。她双手交握,闭上眼睛,恳求有人来救她。她和艾哈迈德逃离了阿勒颇,如今却被困在土耳其南部。他们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代表了逃离了故乡的战火、又深陷安纳托利亚地下经济的叙利亚儿童。在这些孩子的幻想里,有一个皇后叫默克尔,有一个遥远的岛屿被称为欧洲。但他们没办法到欧洲去,因为逃离叙利亚战争的150万儿童已被挡在土耳其。
客厅瞬间成废墟
艾琳和艾哈迈德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梅尔辛的地下服装厂和加济安泰普的废料堆。他们用简单的话述说着,时而大声,时而细语,时而声音颤抖,时而说不出话来。
两年前的夏天,战争爆发。10岁的艾哈迈德和11岁的艾琳是阿勒颇一家洗衣店老板的子女。大耳朵的艾哈迈德喜欢吃甘草、骑自行车、踢足球和祈祷;艾琳喜欢做功课,成绩名列前茅,在身为面包师的母亲教导下学习做饭。
当时,母亲阿德巴把蒸粗麦粉端上桌,一家四口坐下来刚要吃饭。突然,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四个人都被震到地上。随后,邻近的建筑物倒下,他们家的三面墙壁都被摧毁,客厅瞬间变成废墟。孩子们尖叫着,他们的父亲大声呼救,唯一沉默的是他们的母亲——她被埋在石头下。“她就躺在那里,”艾哈迈德屏息说。当烟尘消散后,他们看到了母亲,鲜血正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用艾琳的话说,看起来像“河里的红水”。
艾哈迈德和父亲将母亲安葬在阿勒颇最后一块墓地,位置离他们被摧毁的家不远。葬礼后,一家三口搬到父亲兄弟家中。就在失去妻子后不久,父亲穆罕默德又失去了生意。尽管如此,他并不想离开家乡。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他将两个孩子关在家中。白天,艾哈迈德和艾琳会看到朋友家上方烟雾升起;晚上,他们和父亲一起挤在一张床上,附近一发生爆炸就紧紧地抱住父亲。
一年前一个炎热的上午,父亲穆罕默德永远地离开了家。他想到商店为孩子们购置食品、皮塔饼、面粉和水罐。邻里仅剩的商店离家仅4个街区之遥,但穆罕默德没想到,狙击手潜伏在屋顶。邻居后来告诉两个孩子,狙击手在父亲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也有些人相信,他们的父亲命丧于“伊斯兰国”战机丢下的炸弹。
“叔叔让我们离开”
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这个城市。“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艾哈迈德说。“他留下来了,”艾琳说,“但我们要走。”他们的叔叔将父亲最后剩下的钱交给两个蛇头,第一个人将孩子藏在一辆汽车后备箱中带出城;第二个人带领他们徒步跨过边界。
两个孩子不记得从哪里穿过延绵不绝的铁丝网,到达土耳其境内。只依稀记得走了两天两夜,雨一直下个不停。艾琳说,他们在异国首先看到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蛇头离开后,士兵们把他们抓了起来,带到了土耳其最南部、哈塔伊省的森林中。正是在这里,数个月后,兄弟姐妹彼此分离,艾哈迈德和艾琳没想到,此处一别可能永生难见。
起初,这对兄妹和数百个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一起住在森林里。他们用纸板和塑料防水布、木头搭起了房子,没有床,也没有食物。艾哈迈德说,他们唯一的电力供应是一辆旧拖拉机的电池,洗漱用的水来自一条肮脏的运河。为了挣到钱和食物,他们加入其他难民的队伍,到田里为农民摘棉花和西瓜,每周7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直到收获季结束。 冬天到了,大人们开始寻找新工作和栖身之地。这个时候,男人和女人分开了,男孩和女孩也一样。艾琳和其他女人们爬上卡车,沿着地中海向西北狂奔300公里,到达梅尔辛的纺织厂。艾哈迈德和其他男人们也爬上卡车,向东北行驶了两个小时,到达人口过百万的加济安泰普。他们当时以为,分离不会太久。
一个小玩具机器人
5月,暖空气宣布了夏天的到来。黄昏是艾哈迈德工作的最佳时机,他正在寻找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废弃的汽车缸、金属浴缸。每隔几百米,他就弯下腰,把新发现丢到车上。艾哈迈德的老板是一个废钢经销商,答应以每公斤1.5美分的价格买下这些废品。运气好的时候,艾哈迈德说,他一天可以收集到300公斤废物,挣下4.5美元。
这是艾哈迈德逃出叙利亚后的第5份工作。刚到这里时,艾哈迈德和6个男人、10个男孩一起睡在一顶帐篷里。他们一起到焊接店、水泥厂甚至建筑工地工作。大人们说,他们要省下每一分钱,尽快买到一张通往欧洲的船票。然而,今年春天,警察发现了他们的帐篷,将大人们暴打一顿后赶上卡车,只允许男孩们留下来。
每天早晨日出时分,艾哈迈德带着8个孩子离开废料场,准备回“家”睡觉。那是位于城市南部褐色山丘地带的一个木棚子,距离叙利亚边境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回到“家”后,艾哈迈德用垃圾袋、木板条和树枝生起一堆火,将一壶甜茶放在火上,就像大人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年龄最大的马哈茂德今年15岁,战前就是孤儿。最年轻的穆罕默德11岁,在逃离叙利亚时失去了父母。互相不认识的孩子们建立了一个仅有孩子的家庭,一起起床,一起收废品,一起祈祷和分享面包。
艾哈迈德从家里带出的东西只剩下一个背包,里面有一件T恤、一条裤子、一包巧克力、一个小玩具机器人和一个有划痕的手机。下班后无法入睡时,他会拿出手机翻看老照片:父母的、艾琳的、阿勒颇的。这个晚上,艾哈迈德的大拇指划过老同学的照片,在照片里,擦发胶的男孩和带着五颜六色头巾的女孩手挽着手。艾哈迈德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怎么样了,因为发出的信息从来没有回复。
分隔在两个世界
艾哈迈德说,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已经看到很多人死去。二年级时,他看到一名男子在学校附近被斩首。他的手机里有一个拍摄于两年前的视频,视频中,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跪在暗红色的血坑里,旁边站着一名穿黑色长袍的男子。穿长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剑,砍下了那名男子的头。
艾哈迈德会给叔叔发信息报平安,叔叔常常责备他,让他去找姐姐。但艾哈迈德说,“他再也不想离开了”。曾几何时,艾琳和艾哈迈德就像其他姐弟一样,共用一间卧室,一起在墙上涂鸦,玩闹时会互扯对方的头发。但如今,战争将他们分开了,他们感觉被分隔在两个世界。
姐弟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互发短信。艾琳告诉艾哈迈德当天她缝了多少件衣服;告诉他挣不到钱,因为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量只换来一个栖身之所。数周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加济安泰普,艾琳给弟弟发信息:“这里的女孩都说欧洲女王到你那去了,我知道她是来将你带走。”艾哈迈德不明白姐姐的意思,也不知道默克尔是谁。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德国在哪,只知道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在那里儿童不需要工作。
艾哈迈德和艾琳不清楚难民配额,不了解土耳其,也不知道埃尔多安,只知道自己无法返回叙利亚,因为太危险了;他们也不能到其他国家去,因为他们不受欢迎。
在艾琳的想象中,欧洲是北边一个三面环海的小岛,而默克尔是长着金色头发、穿着白色长袍的年轻女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德国总理的照片,但有些女孩告诉她,所有德国人都“富有而美丽”。艾琳不明白,为什么她一个孩子要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工作,而所有德国人却都富有而美丽。她猜想,也许是因为德国有足够多的孩子了。
最喜欢缝小鳄鱼
在地下室的缝纫机旁,纳赛尔的CD播放机每天播放14个小时的阿拉伯音乐。高亢的女声歌唱希望和快乐,以“刺激孩子们工作的积极性”。纳赛尔两手放在后边,像老师一样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允许孩子们交谈。孩子们每天只有一次持续40分钟的休息时间,期间他们喝饮料和扁豆汤充饥。
在斋月的禁食期,艾琳不能喝任何东西。才到中午,她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无法直立。她试图想象美好的东西,说她最喜欢缝的是小鳄鱼,因为鳄鱼是强大的动物。艾琳说,她想一路游到欧洲,像其他无法找到住所和工作的女人们一样。她们乘车到达博德鲁姆,爬上橡皮艇。在此之后,艾琳从来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她知道,有人在地中海中淹死了,但也有人踏上欧洲。她嫉妒后者,因为她们不需要再工作。她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害怕一辈子被困在地下室里。
加济安泰普和梅尔辛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艾哈迈德和艾琳。他们每天走过的楼道贴着一些阿拉伯语宣传画,旁边是可口可乐广告和埃尔多安的照片。那些宣传画属于“伊斯兰国”,向孩子许诺零花钱、食物和一个照顾孩子的“庞大家族”。艾琳不知道“伊斯兰国”是什么,但她熟悉那些蒙面战士的照片。在照片里,他们砍断人们的头,或将他们活活烧死。
感觉自己像个孩子
不久前,艾琳听说了加济安泰普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开进一个警察局,造成2死22伤。有人说,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孩子。
艾哈迈德就住在加济安泰普,这让艾琳想起了阿勒颇的恐怖。艾哈迈德写信告诉她,他是安全的,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姐姐。艾琳决定去接弟弟,亲自照顾他。第二天早上,她带上所有钱爬上了一辆前往加济安泰普的公车。五个小时后,艾琳到达加济安泰普。她给艾哈迈德打电话,但他没有接。她在公车站坐到天黑,又登上了回梅尔辛的末班车。
回程中,艾琳一直祈祷能再次见到弟弟。她又想起那首歌,歌中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艾琳想,真主能救两个孩子,但或许救不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她开始忧虑,如果运气不好,她和艾哈迈德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艾哈迈德的信息打断了她的思绪:“你好,姐姐。我们整天都在收集废料,不久后我就会有足够的钱,到时我们就能生活在一起了。”
从加济安泰普回来后的第二天,艾琳天还没亮就回到纺织厂工作。纳赛尔用恶毒的话语咒骂她,因为她失踪了整整一天。她静静地走到她的机器边,将枕头推到背后,左脚踩上踏板,右手放到机器上。然后,眼泪开始从她的脸颊上倾泻下来,她遮住脸,却无法停止哭泣。她不是为死去的父母而哭,不是为身体的疼痛而哭,而是因为一个成年人咒骂她。只有在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