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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与“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有所不同,上海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不能采用公开声明,登报等方式,只能采取与香港秘密联络或者以实际行动帮助和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反蒋斗争等方式进行,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上海;民主人士;五一口号;新政协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8-0043-05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五一口号”发布后,新政协运动在“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受国民党势力控制,可以公开地进行。然而,1948年下半年到l949年上半年,中国的半壁江山仍然属于国统区。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还有诸多民主党派,如民建、九三学社等,和诸多著名民主人士,如在上海的就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吴耀宗等。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下,虽然不能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和直接参加新政协运动,但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投身于反蒋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同样为推翻国民党统治、配合人民解放军军事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所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与香港的、解放区的新政协运动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留在上海,虽然由于白色恐怖,他没有在报刊等公开媒体上对“五一口号”作出表态和拥护,但是他的心是与在港同仁一样激动和迫切。据《张澜年谱新编》记载:“5月2日,先生与在沪的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交换意见。
“5月14日,民主建国会理事盛康年,由香港返抵上海,带来沈钧儒写给先生和黄炎培的信,谈香港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介绍了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
“此后,先生与在沪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等商讨,复函沈钧儒及章伯钧,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劳动节,提出的政治号召,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5月17日,与中国民主同盟在沪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听从香港来沪的张云川介绍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情况。”
“7月12日,由于张云川即将北上去解放区,先生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就此进行商谈,加强与中共的联络。”[1]
可见,在这一时期,张澜与民盟留沪同仁活动密切,并积极联络黄炎培等其他民主人士,商议拥护“五一口号”,商讨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方式和手段。当时张澜的女儿张茂延留在父亲身边照料,她也回忆了张澜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在沪生活的情况:“78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时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 ,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写了《四勉一戒》及《墨子·贵义》《论五常》等文,对古代哲学作了很多新的解释,表达了他的內心世界。国外爱好和平的记者来看他,他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侃侃而谈自己的政见,刊登在外文报和上海《申报》上……他们(指在沪盟员)也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与香港临时总部联系。他们对民主事业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信任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邀请在上海的我父亲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参加,事为国民党所阻。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我父亲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6月父亲离沪去北京。”[2]
上海解放后,面对“五一口号”已经成为现实,这位经历过前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八旬老人不禁心潮澎湃。①他亲自撰文写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3]
除了民盟外,总部设在上海的民建等党派也通过秘密活动,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民建在1947年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后,也转入了地下,全国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当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总部和领导人都不在香港,故联名通电未能列名。后来盛康年秘密从香港返回上海,带来了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等人的信,民建才了解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的立场和行动,于5月23日夜秘密地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商讨响应“五一口号”等问题,并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主建国会驻香港代表,与中共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向中共代表表明民主建国会响应“五一口号”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民建在政治上抛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反动派正式决裂的开始。[4]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有部分宗教界人士站到了反共的立场,但也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如以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为代表,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他们更是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活动、与旧教会决裂等形式积极拥护和响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6年6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与上海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一起去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并将他起草的反内战备忘录亲自交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示抗议。代表团到达下关车站,遭到特务们的棍棒袭击,吴耀宗也险遭毒打,这就是著名的“下关惨案”。事后,他仍不畏强暴,常去各大学演讲“信仰与生活”“学潮与时局”“基督教对今日社会之使命”等专题,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百货业职工梁仁达惨案。②吴耀宗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天风》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的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5]1947年五四青年节,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举行晚会,吴耀宗应邀发表演讲,支持学生的民主斗争,称之为“正义凛然的运动”。此后,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示威游行,并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闻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将学校团团包围,形势十分紧张。交大学生会电告吴耀宗,要求到校协助解决。吴耀宗立即赶赴交大。经过交涉,国民党市政府答应三日内释放被捕学生,游行暂不举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时期,吴耀宗还应浙江大学学生的邀请,为全体学生作了两次演讲。[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的形势下,他在1948年4月《天风》杂志复活节号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們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7]文章发表后,某些外国传教士大为不满,对他严厉指责。恰逢此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9日,他辞去了天风出版社社长职务,与旧教会反动势力进一步决裂。[8]
1948年下半年后,吴耀宗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为此他还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是年12月,吴耀宗和江文汉等,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之后,他回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会的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会后即飞回香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吴耀宗在内的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是。吴耀宗接受邀请,于1949年2月16日秘密离开香港,经北朝鲜并于3月9日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
从吴耀宗先生的经历来看,当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和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一部分进步宗教界人士已经自觉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来。1949年9月,宗教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7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基督教界的吴耀宗、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和刘良模,佛教界的赵朴初、巨赞,伊斯兰教界的马坚。他们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认真讨论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执行的基本政策,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会上,吴耀宗、赵朴初、马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继续全力以赴,联合了全国基督教会团体的有影响人士40人,带头发起了一个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于1950年7月28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种种罪行,从此中国基督教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全部23条条文中,直接或者间接提到关于工商界的口号有6条,它们分别是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占四分之一强。这也体现了党对工商界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部分工商界人士也受到党的政策鼓舞,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地位,积极配合协助开展地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张执一领导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营救台盟领导人谢雪红脱险,上海五金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虞贤法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斗争等,都是比较经典的案例。
1945年夏,张执一来沪,华中局即指定张执一与锦江饭店老板、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联系。1946年5月,邓颖超、王炳南等来到董竹君的住处探望,给她很大的鼓舞。同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由苏北区党委到上海工作,也和董竹君取得了联系。1946年秋,董竹君为了配合地下党组织的文化宣传工作,由锦江饭店出资,董和任百尊等同志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办起了永业印刷所,数月后发展为规模较大的协森印刷所,出版的书刊有《麦仔》《患难余生记》等,并协助工人创办的进步杂志的印刷出版,如《生活知识》《人人周刊》《教师生活》《时代学生》和小教教联的各种小册子。后来协森引起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注意,被迫停办了。然后由董竹君添资并招股,田云樵、任百尊等人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开设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又根据党的白区工作的需要,为便于同台湾、南洋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张执一遵照党的指示,同董竹君相商,由她投资、招股,很快组成锦华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竹君任该公司董事长,接着在台湾设立分公司,便于党开展对台工作。
1948年2月28日,台湾人民爆发了“二二八”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起义的领导者,后担任台盟中央主席的谢雪红在敌人追捕下来到上海,又遭上海特务的追捕,已无立足藏身之地。就在这危急关头,张执一指示田云樵立即同董竹君联系,让她设法掩护谢雪红。董竹君马上请来职业律师刘良先生商议计策,决定由刘良先将谢雪红带到自己家里,等候乘赴南洋的货轮,然后转道香港、天津,转入解放区。[10]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董竹君晚年曾有非常生动的回忆:“我接此任务后,在睡房里踱来踱去,细想研究。决定还是由刘良去办较妥。刘良有些胆寒,他说:‘码头四周特务很多,上次孟秋江脱险,真是战战兢兢地办成了。若万一出事,岂不连伯母(他叫我伯母) 一道倒霉?’我鼓励他要以大义大勇来做革命工作,同时关照他:‘要提高警惕,冷静沉着,还要有高度的斗争艺术,千万小心,上海江湖一套你比我懂得多,又机智,你能圆满完成任务的,我有信心。’刘良沉默一阵就按我们的计划、步骤进行。护送谢雪红等四人离开上海也是搭乘‘常经轮’,情况差不多,只是谢雪红在码头上讲福建话叽叽喳喳惹人注目,把刘良急得要命。刘良也就不客气地板起面孔:‘嘿!严肃点!你们快点!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行李跟我走!’大家看了他一眼,也不知他是何许人,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刘良高兴地回来了。”[11]
工商界人士中,除了董竹君,还有许多人也在冒着极大风险积极为党工作。时任上海五金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民建市委常委、上海爱建公司监事的民族工商业者虞贤法也是一例。
当时地下党员张又新受党指派已经与虞贤法建立了联系,为了使虞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张又新还告诉了虞解放军邯郸广播电台的播音时间和频率。虞贤法多次听此台广播,了解了党的“五一口号”内容及最新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决心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为此,他还劝一些工商界朋友也不要走。1948年8月,国民党财政经济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困境,就滥发金圆券弥补赤字,同时还采取“限价”措施,许多民族工商企业被弄到破产地步。当时,张又新一再告诫虞,千万不要相信金圆券,不理国民党的限价措施,要他利用一切可能囤积物资。虞贤法听了张又新的劝告,没有上金圆券的当,还储存了相当多的五金器材。[12]
70年前,在歷史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振臂一呼,群贤响应。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应该说,比起自由民主的解放区和“政治飞地”香港,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更加艰苦卓绝。而且,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大都有着富裕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上有一定地位,并且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哪一个党派为执政党,不单纯是出于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和那份自始至终的家国情怀。同时,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尤为迫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了,中国共产党的劳苦功高和众望所归的强大气场和浓厚氛围,也不断促使着大家更加自觉主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抚今追昔,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迄今已经70年了,这是中国统一战线史、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身的全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包括广大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所有伟大革命者,为我们今日的美好生活作出的伟大贡献。
注释
①1949年4月,国民党当局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罗隆基监视并软禁。经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于5月24日脱险。27日,上海解放。次日,陈毅代表党中央亲自拜访张澜,表示慰问。
②梁仁达惨案指的是,1947年2月9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在南京路劝工银行大楼召开成立大会,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并邀请郭沫若、邓初民、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会演讲。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200余人扰乱会场,殴打与会代表和群众,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伤重致死。
[1]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366—367.
[2]张茂延.我亲历的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的历史[J].文史天地,2013(11).
[3]张澜.关于上海解放的声明[N].解放日报,1949-05-30.
[4]民建中央宣传部.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0:37.
[5]陈金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21.
[6]吴宗兰,吴宗素.追忆父亲吴耀宗[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133—134.
[7]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254.
[8]边文.吴耀宗的从教经历[C].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9辑)宗教民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86.
[9]边文.吴耀宗生平纪略[C].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上海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07.
[10]田云樵.女实业家董竹君的奋斗历程[C].吴汉民.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3辑)工业交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73.
[11]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修订版)[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02.
[12]虞贤法.我和共产党员交朋友的回忆[C].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6.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与“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有所不同,上海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不能采用公开声明,登报等方式,只能采取与香港秘密联络或者以实际行动帮助和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反蒋斗争等方式进行,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上海;民主人士;五一口号;新政协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8-0043-05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五一口号”发布后,新政协运动在“政治飞地、第三地带”的香港和“明朗的天空”下的解放区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受国民党势力控制,可以公开地进行。然而,1948年下半年到l949年上半年,中国的半壁江山仍然属于国统区。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还有诸多民主党派,如民建、九三学社等,和诸多著名民主人士,如在上海的就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吴耀宗等。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监控下,虽然不能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和直接参加新政协运动,但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投身于反蒋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同样为推翻国民党统治、配合人民解放军军事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所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与香港的、解放区的新政协运动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也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留沪民主党派领导人
秘密响应“五一口号”
当时民盟主席张澜留在上海,虽然由于白色恐怖,他没有在报刊等公开媒体上对“五一口号”作出表态和拥护,但是他的心是与在港同仁一样激动和迫切。据《张澜年谱新编》记载:“5月2日,先生与在沪的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交换意见。
“5月14日,民主建国会理事盛康年,由香港返抵上海,带来沈钧儒写给先生和黄炎培的信,谈香港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介绍了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
“此后,先生与在沪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等商讨,复函沈钧儒及章伯钧,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劳动节,提出的政治号召,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5月17日,与中国民主同盟在沪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听从香港来沪的张云川介绍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情况。”
“7月12日,由于张云川即将北上去解放区,先生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就此进行商谈,加强与中共的联络。”[1]
可见,在这一时期,张澜与民盟留沪同仁活动密切,并积极联络黄炎培等其他民主人士,商议拥护“五一口号”,商讨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方式和手段。当时张澜的女儿张茂延留在父亲身边照料,她也回忆了张澜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在沪生活的情况:“78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时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 ,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写了《四勉一戒》及《墨子·贵义》《论五常》等文,对古代哲学作了很多新的解释,表达了他的內心世界。国外爱好和平的记者来看他,他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侃侃而谈自己的政见,刊登在外文报和上海《申报》上……他们(指在沪盟员)也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与香港临时总部联系。他们对民主事业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信任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中共邀请在上海的我父亲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等参加,事为国民党所阻。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我父亲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6月父亲离沪去北京。”[2]
上海解放后,面对“五一口号”已经成为现实,这位经历过前清、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八旬老人不禁心潮澎湃。①他亲自撰文写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我们站在各民主党派的立场,谨先向可敬可爱的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们向领导这个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热诚的庆贺。”[3]
除了民盟外,总部设在上海的民建等党派也通过秘密活动,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民建在1947年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后,也转入了地下,全国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当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总部和领导人都不在香港,故联名通电未能列名。后来盛康年秘密从香港返回上海,带来了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等人的信,民建才了解到香港各民主党派的立场和行动,于5月23日夜秘密地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商讨响应“五一口号”等问题,并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民主建国会驻香港代表,与中共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驻香港负责人联系,向中共代表表明民主建国会响应“五一口号”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民建在政治上抛弃中间路线,与国民党反动派正式决裂的开始。[4]
二、爱国宗教界人士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有部分宗教界人士站到了反共的立场,但也有一部分宗教界人士,如以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为代表,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他们更是通过发表文章、参加活动、与旧教会决裂等形式积极拥护和响应,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6年6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与上海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一起去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并将他起草的反内战备忘录亲自交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示抗议。代表团到达下关车站,遭到特务们的棍棒袭击,吴耀宗也险遭毒打,这就是著名的“下关惨案”。事后,他仍不畏强暴,常去各大学演讲“信仰与生活”“学潮与时局”“基督教对今日社会之使命”等专题,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百货业职工梁仁达惨案。②吴耀宗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天风》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的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5]1947年五四青年节,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举行晚会,吴耀宗应邀发表演讲,支持学生的民主斗争,称之为“正义凛然的运动”。此后,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示威游行,并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闻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将学校团团包围,形势十分紧张。交大学生会电告吴耀宗,要求到校协助解决。吴耀宗立即赶赴交大。经过交涉,国民党市政府答应三日内释放被捕学生,游行暂不举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一时期,吴耀宗还应浙江大学学生的邀请,为全体学生作了两次演讲。[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反攻的形势下,他在1948年4月《天风》杂志复活节号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指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着,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我们的时代,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时代是要进展的,如果我們的宗教是迷信的,落后的,违反人民利益的,那么我们的一切都将遭受历史的无情审判与清算。[7]文章发表后,某些外国传教士大为不满,对他严厉指责。恰逢此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9日,他辞去了天风出版社社长职务,与旧教会反动势力进一步决裂。[8]
1948年下半年后,吴耀宗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为此他还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有时不得不避居于友人家中。是年12月,吴耀宗和江文汉等,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之后,他回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会的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问题,会后即飞回香港。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包括吴耀宗在内的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共商国是。吴耀宗接受邀请,于1949年2月16日秘密离开香港,经北朝鲜并于3月9日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
从吴耀宗先生的经历来看,当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和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一部分进步宗教界人士已经自觉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来。1949年9月,宗教界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7人,候补代表1人,他们是基督教界的吴耀宗、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和刘良模,佛教界的赵朴初、巨赞,伊斯兰教界的马坚。他们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认真讨论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执行的基本政策,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会上,吴耀宗、赵朴初、马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吴耀宗继续全力以赴,联合了全国基督教会团体的有影响人士40人,带头发起了一个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于1950年7月28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基督教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种种罪行,从此中国基督教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工商界人士积极协助
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
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全部23条条文中,直接或者间接提到关于工商界的口号有6条,它们分别是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占四分之一强。这也体现了党对工商界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部分工商界人士也受到党的政策鼓舞,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地位,积极配合协助开展地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张执一领导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营救台盟领导人谢雪红脱险,上海五金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虞贤法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斗争等,都是比较经典的案例。
1945年夏,张执一来沪,华中局即指定张执一与锦江饭店老板、著名女实业家董竹君联系。1946年5月,邓颖超、王炳南等来到董竹君的住处探望,给她很大的鼓舞。同年年底,中共上海地下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由苏北区党委到上海工作,也和董竹君取得了联系。1946年秋,董竹君为了配合地下党组织的文化宣传工作,由锦江饭店出资,董和任百尊等同志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办起了永业印刷所,数月后发展为规模较大的协森印刷所,出版的书刊有《麦仔》《患难余生记》等,并协助工人创办的进步杂志的印刷出版,如《生活知识》《人人周刊》《教师生活》《时代学生》和小教教联的各种小册子。后来协森引起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注意,被迫停办了。然后由董竹君添资并招股,田云樵、任百尊等人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开设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又根据党的白区工作的需要,为便于同台湾、南洋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张执一遵照党的指示,同董竹君相商,由她投资、招股,很快组成锦华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竹君任该公司董事长,接着在台湾设立分公司,便于党开展对台工作。
1948年2月28日,台湾人民爆发了“二二八”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起义的领导者,后担任台盟中央主席的谢雪红在敌人追捕下来到上海,又遭上海特务的追捕,已无立足藏身之地。就在这危急关头,张执一指示田云樵立即同董竹君联系,让她设法掩护谢雪红。董竹君马上请来职业律师刘良先生商议计策,决定由刘良先将谢雪红带到自己家里,等候乘赴南洋的货轮,然后转道香港、天津,转入解放区。[10]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董竹君晚年曾有非常生动的回忆:“我接此任务后,在睡房里踱来踱去,细想研究。决定还是由刘良去办较妥。刘良有些胆寒,他说:‘码头四周特务很多,上次孟秋江脱险,真是战战兢兢地办成了。若万一出事,岂不连伯母(他叫我伯母) 一道倒霉?’我鼓励他要以大义大勇来做革命工作,同时关照他:‘要提高警惕,冷静沉着,还要有高度的斗争艺术,千万小心,上海江湖一套你比我懂得多,又机智,你能圆满完成任务的,我有信心。’刘良沉默一阵就按我们的计划、步骤进行。护送谢雪红等四人离开上海也是搭乘‘常经轮’,情况差不多,只是谢雪红在码头上讲福建话叽叽喳喳惹人注目,把刘良急得要命。刘良也就不客气地板起面孔:‘嘿!严肃点!你们快点!每个人拿着自己的行李跟我走!’大家看了他一眼,也不知他是何许人,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刘良高兴地回来了。”[11]
工商界人士中,除了董竹君,还有许多人也在冒着极大风险积极为党工作。时任上海五金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解放后担任过市人大代表、民建市委常委、上海爱建公司监事的民族工商业者虞贤法也是一例。
当时地下党员张又新受党指派已经与虞贤法建立了联系,为了使虞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张又新还告诉了虞解放军邯郸广播电台的播音时间和频率。虞贤法多次听此台广播,了解了党的“五一口号”内容及最新的城市政策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决心不顾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为此,他还劝一些工商界朋友也不要走。1948年8月,国民党财政经济濒临崩溃,为了摆脱困境,就滥发金圆券弥补赤字,同时还采取“限价”措施,许多民族工商企业被弄到破产地步。当时,张又新一再告诫虞,千万不要相信金圆券,不理国民党的限价措施,要他利用一切可能囤积物资。虞贤法听了张又新的劝告,没有上金圆券的当,还储存了相当多的五金器材。[12]
70年前,在歷史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振臂一呼,群贤响应。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应该说,比起自由民主的解放区和“政治飞地”香港,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更加艰苦卓绝。而且,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大都有着富裕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经济上有一定地位,并且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选择哪一个党派为执政党,不单纯是出于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和那份自始至终的家国情怀。同时,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尤为迫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了,中国共产党的劳苦功高和众望所归的强大气场和浓厚氛围,也不断促使着大家更加自觉主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抚今追昔,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迄今已经70年了,这是中国统一战线史、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身的全部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包括广大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所有伟大革命者,为我们今日的美好生活作出的伟大贡献。
注释
①1949年4月,国民党当局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罗隆基监视并软禁。经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于5月24日脱险。27日,上海解放。次日,陈毅代表党中央亲自拜访张澜,表示慰问。
②梁仁达惨案指的是,1947年2月9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在南京路劝工银行大楼召开成立大会,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并邀请郭沫若、邓初民、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会演讲。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200余人扰乱会场,殴打与会代表和群众,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伤重致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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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254.
[8]边文.吴耀宗的从教经历[C].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9辑)宗教民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86.
[9]边文.吴耀宗生平纪略[C].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上海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07.
[10]田云樵.女实业家董竹君的奋斗历程[C].吴汉民.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3辑)工业交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73.
[11]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修订版)[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02.
[12]虞贤法.我和共产党员交朋友的回忆[C].统战工作史料选辑(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