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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在为江盈科所作的《雪涛阁集序》中提出“时使之也”的观点，批评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风气，自觉探讨诗文自《雅》至明代的流变，论证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其同时表现出矫枉过正和机械性分析的弱点，在诗文流变的解读方面留下了遗憾。
一、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表达的思想主张
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复古派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拟古之作仅仅是“剿袭模拟”的滥腐之辞。他认为诗文的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讨了诗文的流变方向，阐释其中缘由，并极力印证自己的思想。
《雪涛阁集序》前两段实际上是袁宏道对历代诗文发展的总结。因为“《雅》之体穷于怨”，已经不足以寄托更深沉的感情，故《骚》生。晋、唐后，诗从有情无事、诗体为虚发展为“诗之体已不虚”；文从有事无情、文体为实发展为“文之体已不能实”。初唐以“流丽”矫正六朝骈丽，却失于“轻纤”；盛唐以“阔大”矫正之，却又滋生“阔而生莽”的问题；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又出现“因实而生俚”的问题；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却陷入境界狭小的泥沼，从而使诗道衰微。至宋代，“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通观全文，袁宏道想表达的主要是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以时间顺序叙述并概括自《雅》至近代（即明代）的文体与诗文特征，并用牡丹花和穿衣作比，与首句“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相呼应。草木无情，之前人们推崇的鞓红鹤翎品种因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被左紫溪绯品种所取代；一味模仿古人言辞，并以之为雅，就像在冬季里穿夏衣一样可笑。自《雅》到明代诗文，中间经历的是一个下一代文人对上一代诗文流弊进行矫正，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再由后代创作者继续进行矫正的不断重复循环的“怪圈”。
第二，明代许多文人推崇复古，使得有才者不得尽其才，滥竽充数者仅仅拾“浮泛之语”便可成诗。诗道既如此，文道之弊就更不用说。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更是言辭激烈地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称复古派及其追随者“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称其作品“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复谓之诗哉”。
第三，时人提出江盈科的诗文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宏道辩护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然清代朱彝尊认为袁宏道此言乃“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是“文人通病”。
二、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不足之处
值得肯定的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较准确地概括了各代的诗文特点。《雅》“穷于怨”，六朝“骈丽饤饾”，初唐“流丽”，盛唐“阔大”，中唐“情实”，晚唐“奇僻”，宋代“广境”，这种诗文的一代代矫正发展也确实是存在的。然纵观全文，在批判复古、力倡性灵时，袁宏道亦有短缺之处。
（一）个案的缺失
历代诗文固然有其总体特征，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个例，袁宏道在文中忽略了各代中特殊个体的存在及意义，这一点在阐释唐代诗歌风气流变过程的文字中表现得最明显。
初唐的“流丽”新风和“轻纤”之过应当指的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绮错婉媚”之体，描述细腻精巧，气度雍容典雅，但这并不能代表初唐的全部面貌。“初唐四杰”的诗歌中气势之壮大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其表现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感迥异于上官体。陈子昂提出的“兴寄说”成为唐代文学革新的宣言，将人生价值与追求融注到美学范畴，把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张若虚和刘希夷将无垠的宇宙时空与生命结合，使人读之豁然开朗，但觉余韵悠长，他们在意境创造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好了铺垫。
中唐的“情实”当指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平易近人、少含蓄的诗风，但这一时期除了元、白等提倡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实用功能与写实性之外，另有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它突破了传统诗教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将重心从诗的社会功能转向抒情特质、转向展露创作主体内心和艺术创造力，这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晚唐“奇僻”当指姚合、贾岛，二人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冷僻成分较多，与韩孟诗派及元白等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影响在五代时期犹存，效法者不少，也不失为一时风尚。“小李杜”即李商隐和杜牧的创作却是例外，他们怀古咏今，感叹国家命运，情感深沉。尤其是李商隐，他关怀国家现实，敢于在诗中进行尖锐的讽刺批评，其咏史咏物诗历来为人所重，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更是杰出，作品影响力持久巨大，不失为唐末卓然大家。
（二）原因分析过于机械化
诗文风格的流变之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对流变原因的分析有机械化之嫌，仅仅将其看作一个“矫正”与“二次矫正”的结构性重复。
盛唐诗文的“阔大”气象并不是专为矫正初唐风气而生。当时，唐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人们的精神昂扬向上，大唐王朝满是蓬勃朝气，自然诗文风格开阔浩大；中晚唐时期中央深陷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景象一去不返，社会动荡，百姓生活缺乏保障，自然无法再现盛唐诗文风气。随着衰微迹象的显现，众多文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复兴儒家文艺思想的高潮。在唐末，老庄玄学有所抬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此时知识分子的心境和风雨飘摇的现实，那么深沉抑郁的诗文风格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诗文风格的流变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前代的创作达到一定高度后，后代难以望其项背，为避免狗尾续貂而另行开辟新路。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唐宋诗文风格交替的部分原因。唐代的诗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者难以企及，宋代另辟蹊径，在词的创作和理论领域里大放异彩，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和词作家，成就了文学史上又一座高峰。 （三）对宋代解读的缺憾
宋代为文学史贡献了无数精彩的词作，但宋诗也不可忽略。宋诗的成就固然无法与唐代相比，但仍可圈可点，惜袁宏道在文中并未对宋诗的成果和地位做出合理详细的阐述。
宋诗一开始以学习模仿唐诗为主，后来在题材领域宋诗实现了世俗化方向的深层挖掘。宋代是市民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宋诗的题材要么是唐诗未曾涉及的世俗领域，要么是针对同一题材进行新的角度和眼光的剖析，在宋诗中，山水风景、吃喝住行甚至农耕工具都成为吟咏的对象。在风格方面，相比唐诗的奇情壮采，宋诗更偏向平淡，更加平易近人，这也是宋代极具特色的审美风格，并在各领域延展渗透，如绘画。北宋郭熙著有中国第一部专门的画论《林泉高致》，在山水笔法中尽情展现宋代平静淡薄的审美。宋诗平易的题材、平淡的审美和节制、温和、内敛的情感使它自成一体，与唐诗互为补充，对后代创作同样产生深远的影响。袁宏道在文中详言唐代诗文，对宋代着墨较少，也未单独具体分析宋诗，实属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將“以文为诗”、理学、歌诀、偈诵统统归于宋代诗文的弊端，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以文为诗”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陶渊明，后有韩愈“诗文合一”，这也为苏轼“以文为词”的观点提供了启示。作为一种现象和思潮，它涵盖了唐宋两代，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使唐宋文学史得以贯通整合。所以这并不是宋人的新发明，不可单独划归宋代。此外，“以文为诗”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题材范围，拓展了诗歌创作的空间，使之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自如、平实、天然的风格，为抒情提供了更通畅的途径，不能用简单的“流弊”概括。
经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迥异于汉唐经学治学风格的奇葩，即理学。虽然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并未给予理学正式的承认，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主流的精神意识，并逐渐渗入诗文领域。在宋代的许多诗文中，人们都可以找到理学的痕迹。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诗文中议论的成分得到加强。诗文中掺杂议论会使诗文的抒情性、艺术性得到削弱，这也许就是袁宏道诟病理学的原因。但适当的议论成分的加入可以开辟诗文新的创作空间，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文中就包含不少议论因素，在阐述哲理、各抒己见时议论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理学成分入诗文也是宋代与唐代区分的标志之一，要用辩证眼光看待，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歌诀、偈诵，大多与当时宋代的社会状况、市民文化发展和宗教思想相关，在此暂不赘述。
（四）为江盈科辩护的漏洞
前文曾提及朱彝尊评价袁宏道维护江盈科之言辞实为“文人通病”，这一点不无道理。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正浮泛的弊端，不足以开阔时人的视野，又称：
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不能自舍，以取世嗤哉？执是以观，进之诗其为大家无疑矣。
袁宏道言下之意是江盈科之做法与前文中提及的各代诗文风格转变时期的文人做法是一致的，否则不能矫枉。前文中提及的诗文风格流变是后代对前代的矫正、同时产生新问题的过程，那么针对江盈科的辩护词就可能产生一层隐含意义，即江氏之诗文亦产生了需矫正的瑕疵，但此番推论又与袁宏道本意相悖，读来令人费解，有“强词夺理”之感。这大约也是朱彝尊批评袁中郎“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的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全文中阐述时代之变引起诗文之“变”，此处“变”究竟是何性质？文章一开始，袁宏道就提及时变，然全文中的“变”主要集中在载体的变化和叙述方式的变化。从《雅》到唐宋诗文，从骚体至骈文、近体诗、词，叙述语言千变万化，意象境界的创造不胜枚举，但以上种种并没有涉及最根本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是作为文人表达工具出现的，一个以“道”为载体，一个以“性灵”为载体，殊途同归，最终都通向创作者自身对文学观念的理解。
三、结语
《雪涛阁集序》作为袁宏道反驳复古、探索诗文风格流变的一篇陈述，较为准确全面地总结了各代诗文的风格特点，并就风格流变的原因与历代矫枉的动态循环过程进行了自觉的探索和阐释，附以简例比拟。但文章忽略了各代背景下特殊群体的存在及其意义；分析诗文风格流变的原因过分机械化，归于简单的矫枉和再矫枉的过程，忽略了整个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诗文的影响，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综合的分析；文中对宋代着墨较少，缺乏对宋诗、理学议论入诗文的叙述和评价，而作为明代之前的重要统治形态，宋代恰恰是重要的诗文风格交替期，缺之可惜；文末为江盈科辩护之语有些牵强，亦受后人诟病。然此文不失为一篇简练有力且精准的宣言，绝非无功力者可作。
袁宏道作为“性灵说”之代表、公安派中成就影响最大者，明确地提出反复古反模拟的主张，预示一味复古模拟的道路马上就要走到尽头，而明代文艺的新思潮已不可避免地到来。
一、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表达的思想主张
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复古派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拟古之作仅仅是“剿袭模拟”的滥腐之辞。他认为诗文的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讨了诗文的流变方向，阐释其中缘由，并极力印证自己的思想。
《雪涛阁集序》前两段实际上是袁宏道对历代诗文发展的总结。因为“《雅》之体穷于怨”，已经不足以寄托更深沉的感情，故《骚》生。晋、唐后，诗从有情无事、诗体为虚发展为“诗之体已不虚”；文从有事无情、文体为实发展为“文之体已不能实”。初唐以“流丽”矫正六朝骈丽，却失于“轻纤”；盛唐以“阔大”矫正之，却又滋生“阔而生莽”的问题；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又出现“因实而生俚”的问题；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却陷入境界狭小的泥沼，从而使诗道衰微。至宋代，“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通观全文，袁宏道想表达的主要是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以时间顺序叙述并概括自《雅》至近代（即明代）的文体与诗文特征，并用牡丹花和穿衣作比，与首句“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相呼应。草木无情，之前人们推崇的鞓红鹤翎品种因时代审美的变化而被左紫溪绯品种所取代；一味模仿古人言辞，并以之为雅，就像在冬季里穿夏衣一样可笑。自《雅》到明代诗文，中间经历的是一个下一代文人对上一代诗文流弊进行矫正，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再由后代创作者继续进行矫正的不断重复循环的“怪圈”。
第二，明代许多文人推崇复古，使得有才者不得尽其才，滥竽充数者仅仅拾“浮泛之语”便可成诗。诗道既如此，文道之弊就更不用说。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更是言辭激烈地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称复古派及其追随者“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称其作品“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复谓之诗哉”。
第三，时人提出江盈科的诗文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宏道辩护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然清代朱彝尊认为袁宏道此言乃“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是“文人通病”。
二、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不足之处
值得肯定的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较准确地概括了各代的诗文特点。《雅》“穷于怨”，六朝“骈丽饤饾”，初唐“流丽”，盛唐“阔大”，中唐“情实”，晚唐“奇僻”，宋代“广境”，这种诗文的一代代矫正发展也确实是存在的。然纵观全文，在批判复古、力倡性灵时，袁宏道亦有短缺之处。
（一）个案的缺失
历代诗文固然有其总体特征，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个例，袁宏道在文中忽略了各代中特殊个体的存在及意义，这一点在阐释唐代诗歌风气流变过程的文字中表现得最明显。
初唐的“流丽”新风和“轻纤”之过应当指的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绮错婉媚”之体，描述细腻精巧，气度雍容典雅，但这并不能代表初唐的全部面貌。“初唐四杰”的诗歌中气势之壮大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其表现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感迥异于上官体。陈子昂提出的“兴寄说”成为唐代文学革新的宣言，将人生价值与追求融注到美学范畴，把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张若虚和刘希夷将无垠的宇宙时空与生命结合，使人读之豁然开朗，但觉余韵悠长，他们在意境创造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好了铺垫。
中唐的“情实”当指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平易近人、少含蓄的诗风，但这一时期除了元、白等提倡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实用功能与写实性之外，另有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它突破了传统诗教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将重心从诗的社会功能转向抒情特质、转向展露创作主体内心和艺术创造力，这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晚唐“奇僻”当指姚合、贾岛，二人及其追随者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冷僻成分较多，与韩孟诗派及元白等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影响在五代时期犹存，效法者不少，也不失为一时风尚。“小李杜”即李商隐和杜牧的创作却是例外，他们怀古咏今，感叹国家命运，情感深沉。尤其是李商隐，他关怀国家现实，敢于在诗中进行尖锐的讽刺批评，其咏史咏物诗历来为人所重，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更是杰出，作品影响力持久巨大，不失为唐末卓然大家。
（二）原因分析过于机械化
诗文风格的流变之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对流变原因的分析有机械化之嫌，仅仅将其看作一个“矫正”与“二次矫正”的结构性重复。
盛唐诗文的“阔大”气象并不是专为矫正初唐风气而生。当时，唐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人们的精神昂扬向上，大唐王朝满是蓬勃朝气，自然诗文风格开阔浩大；中晚唐时期中央深陷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景象一去不返，社会动荡，百姓生活缺乏保障，自然无法再现盛唐诗文风气。随着衰微迹象的显现，众多文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复兴儒家文艺思想的高潮。在唐末，老庄玄学有所抬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此时知识分子的心境和风雨飘摇的现实，那么深沉抑郁的诗文风格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诗文风格的流变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前代的创作达到一定高度后，后代难以望其项背，为避免狗尾续貂而另行开辟新路。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唐宋诗文风格交替的部分原因。唐代的诗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者难以企及，宋代另辟蹊径，在词的创作和理论领域里大放异彩，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和词作家，成就了文学史上又一座高峰。 （三）对宋代解读的缺憾
宋代为文学史贡献了无数精彩的词作，但宋诗也不可忽略。宋诗的成就固然无法与唐代相比，但仍可圈可点，惜袁宏道在文中并未对宋诗的成果和地位做出合理详细的阐述。
宋诗一开始以学习模仿唐诗为主，后来在题材领域宋诗实现了世俗化方向的深层挖掘。宋代是市民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宋诗的题材要么是唐诗未曾涉及的世俗领域，要么是针对同一题材进行新的角度和眼光的剖析，在宋诗中，山水风景、吃喝住行甚至农耕工具都成为吟咏的对象。在风格方面，相比唐诗的奇情壮采，宋诗更偏向平淡，更加平易近人，这也是宋代极具特色的审美风格，并在各领域延展渗透，如绘画。北宋郭熙著有中国第一部专门的画论《林泉高致》，在山水笔法中尽情展现宋代平静淡薄的审美。宋诗平易的题材、平淡的审美和节制、温和、内敛的情感使它自成一体，与唐诗互为补充，对后代创作同样产生深远的影响。袁宏道在文中详言唐代诗文，对宋代着墨较少，也未单独具体分析宋诗，实属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將“以文为诗”、理学、歌诀、偈诵统统归于宋代诗文的弊端，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以文为诗”的概念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陶渊明，后有韩愈“诗文合一”，这也为苏轼“以文为词”的观点提供了启示。作为一种现象和思潮，它涵盖了唐宋两代，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使唐宋文学史得以贯通整合。所以这并不是宋人的新发明，不可单独划归宋代。此外，“以文为诗”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题材范围，拓展了诗歌创作的空间，使之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自如、平实、天然的风格，为抒情提供了更通畅的途径，不能用简单的“流弊”概括。
经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迥异于汉唐经学治学风格的奇葩，即理学。虽然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并未给予理学正式的承认，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主流的精神意识，并逐渐渗入诗文领域。在宋代的许多诗文中，人们都可以找到理学的痕迹。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诗文中议论的成分得到加强。诗文中掺杂议论会使诗文的抒情性、艺术性得到削弱，这也许就是袁宏道诟病理学的原因。但适当的议论成分的加入可以开辟诗文新的创作空间，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文中就包含不少议论因素，在阐述哲理、各抒己见时议论因素会起到重要作用。理学成分入诗文也是宋代与唐代区分的标志之一，要用辩证眼光看待，不可一概而论。
至于歌诀、偈诵，大多与当时宋代的社会状况、市民文化发展和宗教思想相关，在此暂不赘述。
（四）为江盈科辩护的漏洞
前文曾提及朱彝尊评价袁宏道维护江盈科之言辞实为“文人通病”，这一点不无道理。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云不如此不足以矫正浮泛的弊端，不足以开阔时人的视野，又称：
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浅易之语，不能自舍，以取世嗤哉？执是以观，进之诗其为大家无疑矣。
袁宏道言下之意是江盈科之做法与前文中提及的各代诗文风格转变时期的文人做法是一致的，否则不能矫枉。前文中提及的诗文风格流变是后代对前代的矫正、同时产生新问题的过程，那么针对江盈科的辩护词就可能产生一层隐含意义，即江氏之诗文亦产生了需矫正的瑕疵，但此番推论又与袁宏道本意相悖，读来令人费解，有“强词夺理”之感。这大约也是朱彝尊批评袁中郎“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的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全文中阐述时代之变引起诗文之“变”，此处“变”究竟是何性质？文章一开始，袁宏道就提及时变，然全文中的“变”主要集中在载体的变化和叙述方式的变化。从《雅》到唐宋诗文，从骚体至骈文、近体诗、词，叙述语言千变万化，意象境界的创造不胜枚举，但以上种种并没有涉及最根本的文学观念。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是作为文人表达工具出现的，一个以“道”为载体，一个以“性灵”为载体，殊途同归，最终都通向创作者自身对文学观念的理解。
三、结语
《雪涛阁集序》作为袁宏道反驳复古、探索诗文风格流变的一篇陈述，较为准确全面地总结了各代诗文的风格特点，并就风格流变的原因与历代矫枉的动态循环过程进行了自觉的探索和阐释，附以简例比拟。但文章忽略了各代背景下特殊群体的存在及其意义；分析诗文风格流变的原因过分机械化，归于简单的矫枉和再矫枉的过程，忽略了整个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诗文的影响，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综合的分析；文中对宋代着墨较少，缺乏对宋诗、理学议论入诗文的叙述和评价，而作为明代之前的重要统治形态，宋代恰恰是重要的诗文风格交替期，缺之可惜；文末为江盈科辩护之语有些牵强，亦受后人诟病。然此文不失为一篇简练有力且精准的宣言，绝非无功力者可作。
袁宏道作为“性灵说”之代表、公安派中成就影响最大者，明确地提出反复古反模拟的主张，预示一味复古模拟的道路马上就要走到尽头，而明代文艺的新思潮已不可避免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