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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再现了荷兰画家杨·维梅尔与心灵守护者葛丽叶之间的恋情。图为由斯嘉丽·约翰逊与科林·弗斯主演的电影剧照。
不久前，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名画盗窃案，5幅总价值5亿欧元的世界级名画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一时之间关于名画的价值以及名画背后的秘密等话题再次涌到台前。而在世界艺术史上，那一幅幅美轮美奂、个性特异的画卷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一群女人？玛格丽塔·卢蒂、苏珊娜·瓦拉东、加拉·达利……她们或是画家灵魂最直接的聆听者、艺术的灵感之源，又或者作为大师的反叛者，干脆取而代之，拿起画笔来直抒胸臆。正是这样一群个性鲜活的女性，成为画家笔下的精灵，进而支撑起名画百年不朽的灵魂。
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被誉为“北欧的蒙娜丽莎”。
写在画布上的情书
这些躲在名画背后的女子，不仅仅是画家的模特和情人，更是他们的缪斯和星辰。星辰所照耀的地方，画家的生命也在那里熠熠闪光。一幅幅名画就犹如画家写给美丽的画中人的情书，炽烈、单纯而又饱含热情。
或许你已经听惯了达·芬奇与《蒙娜丽莎》的故事，甚至对与达·芬奇同时期的拉斐尔和他的《西斯廷圣母》也已经熟视无睹，可是，你可知道拉斐尔画中的圣母原型是谁？同样的，在刚刚被盗的5幅世界级名画中，那幅价值上亿欧元的《珍妮·赫布特尼》，在她的真实人生里，又与画作者莫迪里阿尼有着怎样的爱与哀愁？
18岁那一年，珍妮·赫布特尼遇见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奇怪画家莫迪里阿尼。出于对放荡不羁的天才的崇拜，她背叛了舒适的家庭，跟着他颠沛流离。19岁，她生下了一个女儿。21岁，她跳楼自尽，死时还怀有6个月的身孕，而这天，正是莫迪里阿尼病逝的第二天。人们把赫布特尼的自杀称为殉情，进而顶礼膜拜，同样近乎飞蛾扑火式的爱情，拉斐尔的玛格丽塔·卢蒂则幻化成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历史谜团。为了维护拉斐尔的声誉，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对以卢蒂为原型的遗作《芙娜丽娜》进行了大量修改，将画作中暗示着这位画坛天才曾与一位面包师女儿秘密结婚的饰物统统抹去，这位被拉斐尔惊呼“我的圣母”的女子，如今在她的故居旁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牌子，上面写着：“拉斐尔万分宠爱并使之流芳百世的人曾居住于此。”
珍妮·赫布特尼、玛格丽塔·卢蒂……这些躲在名画背后的女子，不仅仅是画家的模特和情人，更是他们的缪斯和星辰，星辰所照耀的地方，画家的生命也在那里熠熠闪光。透过这些已经沧桑百年的画作，深深吸引后世的，不仅仅是画家高超的作画技巧，更是作品中那娇媚的容颜、令人爱怜的神情，和她们那因为独特的经历所铸就的传奇。
仅仅将她们统称为画家的缪斯是有失其身份的。除了启发他们的创造力，这些名画背后的女人也会成为画家们心灵的神明、生活的伴侣，甚至是事业上的竞争对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葛丽叶用她那纯真而又深情的凝望为画家杨·维梅尔开辟了一处心灵避难之所，让这位终生怀才不遇的荷兰画家暂时逃离了生活的纷扰和嫉妒成性的妻子的掌控。而法国画家博纳尔，这位被奉为“迟到的印象派”的大师，当自己所热爱的集模特、缪斯和妻子于一身的玛特离开自己，竟会绝望地说道：“我的人生至此已经结束了！”
此外，也并不是所有名画背后的女子都愿甘当“背后”的角色，苏珊娜·瓦拉东，一名洗衣女工的私生女，15岁时，偶然成为一位画家的人体模特，很快便获得了莫奈、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的青睐。但她并不满足于只当一名被描绘的对象，她细心地观察着画家们的草图、绘画技巧，最终自己也拿起了画笔，《瓦拉东自画像》的诞生，宣告了一位女画家的新生，也见证了一位法国缪斯的成功转型。她的名字最终与高更、梵·高等画家并列在了一起。
有的女子甚至成为了“改变时尚的面孔”。伊丽莎白·希达尔就是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1849年，在英国莱斯特广场附近，20岁的希达尔在一家女帽店被发掘，成为约翰·米莱的模特。她有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习惯毫无束缚地穿衣，她对艺术的感悟和表现令当时的许多画家为之着迷，纷纷请她担任绘画原型。后世曾这样评价希达尔：“她改变了时尚的面孔。她的身高、她那少年一般的体态，都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她那棕红色的、金沙似的发质，具有空前的感召力。人们从此改变了对红头发表示欲望过度、不吉利的看法，红发美女在艺术圈里开始流行。”同样在时尚界特立独行担当先驱的还有玛丽·丽奥伊德。她在裸体模特盛行的19世纪，从始至终公开拒绝担任裸体模特。即便是面对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画坛前辈莱顿，丽奥伊德也只是在对方百般劝说之下以薄纱的装扮出现在油画《炽热的六月》中。她是最特别的一个，而她的特别使得后世在谈论名画背后的这些女子时，平添了一份尊重与钦佩。
这些名画背后的女人，曾经轰轰烈烈地活过。而一幅幅名画就如同画家写给美丽的画中人的情书，炽烈、单纯且饱含热情。不论这段激情的结果如何，在作画的当下，他们都只有幸福满溢。
玛格丽塔·卢蒂：拉斐尔的神秘“圣母”
1.拉斐尔与卢蒂的隐忍恋情赢得了后世的广泛同情与歌颂，毕加索曾以两人为主角创作了大量铜版画，巴尔扎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屡次提及二人。图为19世纪画家费丽斯·斯格拉瓦尼再现的拉斐尔以卢蒂为原型创作油画《芙娜丽娜》的情形。
2.拉斐尔著名画作《西斯廷圣母》中的圣母原型正是玛格丽塔·卢蒂。
卢蒂在拉斐尔的生活中一直很神秘，她崇拜他、关心他、爱护他，常常远远地站在拉斐尔的背后，默默地看他作画。据说，有一次拉斐尔转过头由衷地感叹：“啊！我的圣母啊！”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红的画家，他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一起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像所有年少成名的明星一样，在22岁到25岁之间，拉斐尔因创作了大量的圣母像而远近闻名，并拥有一大批自己的拥趸，更不用说那些怀春的少女。在罗马，知道他大名的女孩几乎都为他四溢的才情所倾倒。
作为面包师的女儿，与拉斐尔同住一个小镇的卢蒂，在见到拉斐尔之前，和其他少女一样，已经很崇拜这个早熟的天才。所以，当得知拉斐尔与红衣主教的侄女订婚的消息后，她变得伤心失落。
那天午后的阳光充足而明亮，透过波光粼粼的池水，柔媚的暖阳映照着卢蒂的脸庞，为这位怀春少女更平添了一份娇羞与奔放。本来要进入面包店的拉斐尔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一种情愫在阳光下迅速滋生。他再也迈不动脚步，也早就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翻墙而入，与一见钟情的女神互诉衷肠。
不久，卢蒂住进了拉斐尔专门为她准备的别墅。面包师的女儿进入拉斐尔生活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人们不断添油加醋，议论不休。悬殊的身份和并不完美的外表，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风流天才的又一次猎艳经历。可是拉斐尔不在乎这些，他正在忙着给卢蒂写情诗：“她明亮而媚人的秋波，闪耀光辉使我神魂颠倒。才同我匆匆交谈几句，羞涩的红晕即已罩上雪白的珍宝……她多么急切地委身于我，白嫩的双臂紧紧将我拥抱。我想冲出，可是已经身陷死牢。”
卢蒂与拉斐尔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喝酒、作画、谈天说地。在拉斐尔的画中，卢蒂既是端庄圣洁的《西斯廷圣母》，也是薄纱遮体、风情万种的《芙娜丽娜》。在《芙娜丽娜》里，卢蒂神态优雅，似乎竭力在掩盖自己的身体，拉斐尔用最柔和的线条、最和谐的颜色画下《芙娜丽娜》，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始终在画幅中游动。借助于原画中的结婚戒指、只有在婚礼上才能使用的珍珠别针等点缀，拉斐尔将对卢蒂的万般爱恋都藏进了画里。这是拉斐尔送给他所深爱女子的独特礼物，是他们所特有的秘密结婚仪式。
虽然与红衣主教的侄女订有婚约，只要结婚，拉斐尔无论是在声望还是权势上，都能更上一阶，可是认识了卢蒂之后，拉斐尔不惜将婚期一拖再拖。毕竟，如果结婚，这位真正的心之所属又该怎么办？他们无力反抗中世纪的森严等级，同样的，他们也无法将自己心甘情愿地出卖给权势与虚无缥缈的名望，于是他们只能选择秘密地结合。可是，还没等到拉斐尔处理好与未婚妻的事情，他就在早春风雨的侵袭中病倒了。拉斐尔日渐消瘦，并逐渐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唤。
听到了消息的卢蒂匆匆赶来，却被高傲的教士拦在了门外。无论她如何解释甚至哀求，这些道德至上的男人们都不见一丝退让，的确，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卢蒂进入，因为在法律上，她与拉斐尔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整个意大利都知道卢蒂是拉斐尔的女人。
最终拉斐尔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公证人来到病榻边聆听拉斐尔的遗嘱，“尊敬的公证人先生，这房子的一半属于玛格丽塔·卢蒂，吉基银行里存的4000金币也属于她。如果您认为合适，这便是我自然责任的第一点。”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安排好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可是1520年，在拉斐尔去世4个月后，一个署名“寡妇玛格丽塔”的女子进入了修道院。
罗马伟人祠的墓地里，拉斐尔与未婚妻最终被安排葬在了一起，而在不远处寂静的修道院里，有一名女子用她余下的人生，祭奠着自己纯粹的爱情。
埃菲·格雷：为米莱而争取灵魂的“释放令”
以《释放令》为节点，埃菲·格雷前后的人生被分成了两半。在为《释放令》的绘画者约翰·米莱做模特之前，她一直过着完全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结婚6年依然维持处子之身。在成为米莱的模特之后，埃菲·格雷的身与心都真正经历了一次勇敢追寻自我的释放。
2008年，一幅拉斐尔前派创始人约翰·米莱的画作《释放令》在英国的一幢阁楼里被发现。《释放令》甫一现身，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公开的估价更是超过了5万英镑。毕竟，在这幅名画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段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恋情。画作中那个打着赤脚的苏格兰姑娘曾经在那个重视道德的年代，以主动提出离婚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那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悄然拉开帷幕的维多利亚时期，城市的巨变和伴随而来的功利、暴富使得当时的艺术家感到窒息。而艺术学院内越来越标准化的教学方法也使得深受拉斐尔画风影响的画坛越来越偏向机械僵化，于是一个充满着中世纪回归理想、力争扭转当时学院式画风的艺术家团体—拉斐尔前派诞生了。作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米莱无疑是一位绘画天才，他6岁开始绘画、11岁就进入皇家艺术院学习，且在上学期间包揽了艺术院的所有奖项。1850年，在拉斐尔前派创立后的第3年，米莱的画作《基督在父母家中》引起了极大争议，人们无法接受这一过于抽象、自然的画风，米莱的画作几乎遭到了媒体的一致抨击，可是当时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却始终都是米莱最坚定的辩护者和支持者。
借由与拉斯金的相识相知，米莱开始出入拉斯金的家，也正是在那里，他见到了评论家的妻子埃菲·格雷。最初见到格雷时，米莱完全不懂，为什么拉斯金对自己如此热情洋溢，而他的夫人却完全是个“冰人”， 她浑身上下透着深到骨子里的冷淡，似乎没有什么能引起她情绪上的波动，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冷淡，她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你，但分明没有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她的招待中规中矩，不带一丝的讨厌或欢喜，仿佛客人来了与走了都与自己毫无关系。米莱惊讶于这份冷淡，并向好友提议让格雷做自己下一部画作的模特。
拉斯金欣然应允，并竭力促成，于是便有了这幅《释放令》的创作。而伴随着绘画过程中的频繁接触，很快，米莱就由单纯的好奇转为被深深地吸引。当他发现格雷不过是将所有的欲望都深埋心底，甚至结婚6年，依然是处子之身时，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因他而复苏的女子。没有人知道一直以来格雷与拉斯金过的是怎样的婚姻生活，许多人怀疑拉斯金具有娈童癖，长期以来这场婚姻不过是他用作遮羞的幌子。可是无论真相如何，能让一个受传统教育多年的女子，白天在丈夫面前谨言慎行，夜晚在米莱的画室纵情欢畅，明知这是一场为社会所不容的恋情依然紧抓不放，你就能明白，她的婚姻早已被判了死刑。
一场轰动整个英伦的恋情就此在三人之间展开，表面上，米莱和拉斯金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格雷也依然是拉斯金的妻子，只是每晚与她共度的不是丈夫，而是情人米莱。她不想破坏丈夫的名誉，同样的，出于愧疚，拉斯金对这段感情也未加阻止。可是无休无止的思念常常驱使米莱白天到访拉斯金的寓所，甚至在拉斯金面前冲动地拥格雷入怀。拉斯金忍无可忍，禁止米莱再踏入他的家门，同时请求格雷不要离婚。
可是格雷已经复苏的感情却再也不能停止。面临着外界越来越多的非议与无端指责，格雷最终提出了离婚。这场著名的离婚案震惊了英伦，为了过上更为正常的生活，为了她笃信的与米莱的爱情，埃菲·格雷最终勇敢地走上了法庭。面对着人山人海的旁听者以及婆婆跳出来对她横加的侮辱，格雷并没有用丈夫的秘密来换取胜诉的筹码。这场离婚诉讼直到米莱秘密出示证词，证实了格雷曾经的处子之身，才出现了形势上的大逆转。整个社会哗然，法官最终支持了这场离婚诉讼，亲友转而开始祝福她拥有一段新的幸福婚姻，全英国的上流社会也原谅了这段并不道德的婚外情，毕竟，与其相比，压抑中的婚姻更不人道。1855年，埃菲·格雷与拉斯金结束了多年的婚姻，嫁给了全身心爱恋着她的米莱。
婚后，米莱的画风发生了巨大改变。婚姻生活的幸福和安全感的提升，使得米莱能够挑战更具难度的绘画，并最终成为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流派—印象派的灵感之源。1870年，米莱在格雷的故乡伯斯郡画成了《寒冷的十月》，之后他的画作全部在那附近完成。每年秋天，米莱、格雷和他们的8个子女，还会一起在乡间租下房子用以打猎和钓鱼。这段轰动一时的恋情终于以一种温馨平和的方式落幕，而埃菲·格雷也成为米莱画作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从夏凡纳、莫奈、雷诺阿等绘画大师的模特，到比肩高更、梵·高的知名画家，瓦拉东的一生充满着恣意的叛逆与特立独行。图为正在画画的瓦拉东。
苏珊娜·瓦拉东：从大师的模特到知名画家
法国美丽的女画家苏珊娜·瓦拉东，被认为是所有模特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成功的一位。从模特成长为著名的画家，苏珊娜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老师，事实上她的确无师自通。她画，她笑，她死，瓦拉东的一生都遵循着内心对艺术的渴求，她的生活也随着恣意的油墨泼洒而发生着变化。
“她生不逢时”，为瓦拉东做传的法国作家J.P.克莱斯拜尔曾如此评价出生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夕的苏珊娜·瓦拉东。1865年9月的一个清晨，34岁的玛德莱娜·瓦拉东—一位熨烫女工，在雇主家的二楼，生下了玛丽·克雷芒蒂娜·瓦拉东，也就是后来的苏珊娜·瓦拉东。小镇的居民们在茶余饭后又有了谈资，他们开玩笑说，为新生儿登记的时候，父亲这一栏应该填上：本镇居住的匿名者。她从未享有过正常的父女亲情，而只是那个男人一时贪欢的产物。
5岁的时候，小瓦拉东跟随着母亲来到巴黎，可是正值普法战争蹂躏的巴黎同样谋生艰难。她们租住在蒙马特高地下一个破烂肮脏的小房子里，母亲费尽周折才将小瓦拉东送进了修女学院，不久便在忐忑不安中收到了来自学监的传唤信。“您知不知道玛丽·克雷芒蒂娜在下楼梯时是从扶手上滑下来的？她露着腿，裙子卷起来，她迟早得把脖子给摔断了。”学监严厉的问责让母亲内疚不已，却很难打动瓦拉东，她总是与蒙马特附近缺乏管教的孩子们一起玩，她甚至跟修女学院的同学们宣称：“我没有灵魂，我才不在乎哪天被学校开除呢！”年幼的瓦拉东自小就没有学会要去在乎世俗对自己的偏见与评价，她追求的从来都是恣意妄为。
10岁时，瓦拉东已经开始在巴黎闯世界，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到15岁时，她已经成为“黑猫”、“狡兔之家”等巴黎文艺酒馆的常客。在体验纯真的两情相悦之前，便已经在酒馆里忙不迭地品尝着放荡的滋味。一次偶然的机会，瓦拉东结识了象征派代表人物、画家皮维·德·夏凡纳，并走进他的画室，成为了模特。夏凡纳感觉自从这个为自己送衣服的女孩被发现之后，他在画室里灵感迭出，从《神圣的森林》起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从9岁起就开始在纸上随心作画的瓦拉东，也开始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绘画创作。她如饥似渴地偷学着画家的绘画方法，利用模特的职业之便，她开始在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之间穿梭，犹如一个艺术的交际花。“我曾经为雷诺阿做过多少次的模特啊，有时候是在圣·乔治区的画室，有时是在奥尔尚的画室！那个在舞伴怀里微笑的舞者是我，那个选美小姐也是我。”
这是一段艺术大师的高产期，而在与这些著名画家的交往中，瓦拉东同样无法避免着身体和物质上的被侵扰，尤其是她在与男人的关系上一直沿循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放纵与随便。当生下儿子尤特里罗时，瓦拉东随便想了想，便从容地答道：“实在确定不了谁是他的父亲，可能是夏凡纳的作品吧，要不就是雷诺阿的杰作？”
在与夏凡纳、雷诺阿等画家多次合作之后，瓦拉东又成了图卢兹·劳特雷克的模特和情人。此时，已初具绘画功力的她，也开始实践自己的梦想，画了一系列的木炭画和红铅笔画。从模特到画家，虽然在瓦拉东心中是一个必然的演进过程，但是对于周遭的人来说，这就有些痴心妄想。“有一次有个画家，画完画之后把钱扔在地上，那是为了羞辱模特，让她俯身一张一张捡起来。”她一边跟母亲诉说着做模特的辛酸，一边以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妇人为模特勾勒她的轮廓。对她而言，听从别人摆布而故作姿态、伪装感情的模特生涯即将结束，她最终要成为一名画家，自由自在地表达内心奔涌的想法。
一次，她鼓足勇气，拿着自己的一幅习作给劳特雷克看，劳特雷克看后鼓励她说：“你应该学习画画。”并建议她改名为苏珊娜·瓦拉东。3年之后，一幅《瓦拉东自画像》宣告了这位杰出女画家的诞生。她曾怀揣着一封介绍信，拿着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艺术大师德加请教，德加看后兴奋地说：“谁教给你画的画？你的画，堪称优秀！”随后，德加一口气买下了她的17幅作品，并且对瓦拉东说：“你看到这些画了吗？每幅画都有自己的激情在里面。正是因此我才买下它们。你要珍惜自己的激情，宁愿死也不要背叛它们！”
瓦拉东开始像发狂一样不断地作画，她希望自己画出的作品和那些拿她做模特的画家一样好，但又充满了苏珊娜·瓦拉东的特色。她画的素描既快又准，总是能抓住动荡和紧张生活中的一瞬间。她作画的笔法锋芒毕露，直率又不失巧妙，手法中透露出一种男性的、有力而又节奏明快的画风，被称为是“以意志支配一切感觉的画风”，完全自成一家。截至目前，瓦拉东的画作《撒网》、《亚当与夏娃》以及《外婆和外孙》等均被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瓦拉东开始以一名职业画家的身份为世人所接受，可是绘画创作的特质同样要求她源源不断地寻找灵感之源。在与第一任丈夫维持了13年的婚姻后，44岁那年，瓦拉东结识了儿子的好友安德烈·于代尔。于代尔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小3岁，可是复活的欲望和激情驱使着她再次听从内心的选择。她以46岁高龄，与小自己二十多岁的男孩走到了一起，继父是家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样奇特的家庭维持了二十多个年头。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瓦拉东的身边看她作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
“我的母亲是个圣女，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尊重和祝福她，她是个圣洁的人，有原则，智慧、勇敢、有献身精神。她是个杰出的女性……”这是瓦拉东的儿子、同为画坛巨匠的莫里斯·尤特里罗对母亲的评价。这位蒙马特高地的传奇女画家，在恣意的叛逆与张扬中成就了一生的事业，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无数人生中最炽烈燃烧的时刻。
加拉·达利：我制造了“神圣达利”
“我制造了达利，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因为我才成为‘神圣达利’的，而那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加拉对达利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位与毕加索齐名的大师曾由衷感慨：“如果没有加拉，我早已经疯了。”
加拉的具体出生日期是个谜，据传记作家们估计，她出生在1890年到189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关于这一点，她从来不做解释。她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美丽的俄国女子来到了瑞士，在这里，她认识了尤金·格林德尔，并与这位笔名为保尔·艾吕雅的著名诗人结婚、生子。
这段婚姻在1929年，加拉与年轻的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相遇时宣告结束。那是在西班牙海滨度假小镇的一次聚会，他被这个大自己近十岁的俄国女子深深吸引，不论是她风趣的谈吐，还是高贵的气质，都让达利着迷。而达利从小就透露出来的古怪也并没有吓倒加拉，相反更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等到假期结束时，诗人带着女儿回了家，而加拉与达利则留在了小镇。达利陷入了对加拉彻底的迷乱之中，而加拉也一反平时的冷静持重，在达利的耳边坚定地说：“我的小东西，从今往后，我们将永远不分离……”
加拉的丈夫黯然接受了这样的结局，可是达利的父亲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作为一名在西班牙当地很有名望的公证员，他始终无法认同儿子的种种举动，相对于画家，他更希望达利成为一名教师，而非像小丑一般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者。他对加拉尤其敌视，认为她是“女投机家”，已婚，比儿子老，还是个俄国人，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招老达利喜欢的地方。尽管达利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鼓动妹妹和叔叔来帮自己游说，老达利依然不为所动，他给儿子寄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和达利断绝父子关系。可达利实在不能舍弃加拉，于是他剃光了头发，将其放入午餐吃剩下的海胆壳内，一起埋入了地下，达利用这样的形式埋葬了他的家族血脉，表达了要和加拉一起生活的决心。
老达利预言儿子“会像一只一贫如洗的虱子一样了结一生。”这让达利和加拉都非常不满，他们誓言要加倍努力，以驳倒父亲冷酷的预言。他们在父亲居住地以北18公里的偏僻海岸，向渔民买了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住在陋室，爱情和幸福却时时相伴。从1929年到1933年间，达利的创作灵感如泉水涌出，《记忆的永恒》、《肩上放着两块羊排的加拉像》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达利迅速成长为上世纪30年代初期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从1929年遇到加拉那一刻起，达利就将自己作品的签名改成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他说：“加拉，我之所以画画是为了你，同时也是用你的血画成的。”
和大多数画家在艺术生涯中需要经纪人或者画廊的支持不同，达利没有找任何经纪人，他的加拉已经帮他处理得非常好了。在上世纪30年代，才华横溢的达利刚崭露头角，就被毕加索、米罗这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发现。他的作品一旦完成，加拉很快就能找到买家。贵族、收藏家，还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他作品的追随者，加拉总是能在第一时间为达利的作品找到最合适的买家，以赚取最大的利润。她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着达利，不仅是妻子、缪斯，她还承担起了母亲、司机、保镖、作品的首位评论家、审查员、交易商、秘书等等繁重的工作。她对达利的了解使得她能在第一时间对其公众形象进行准确定位。这位大师背后的女人，就如一个强有力的推手，将达利推到了历史的浪尖，并使其最终成为20世纪能够比肩毕加索的艺术大师。
就这样，在与父亲交恶的19年后，功成名就的达利和加拉与父亲重新团聚，他们开着一辆巨大的黑色凯迪拉克，加拉也特意穿着奢华的貂皮大衣，一路驶进了达利父亲的院子。他们以衣锦还乡的形式，成功打破了父亲那句“一贫如洗的虱子”的预言。
晚年时的加拉让达利为她买下了一座城堡。这座坐落于群山之中的城堡成了加拉的世外桃源，为了免于世俗的困扰，她甚至不见达利。达利如果想探望这位女神，必须要得到她明确的亲笔邀请信才行。她做了达利五十多年的经纪人，晚年也想有一个可以偷偷喘口气休憩的地方，对于这一点，达利非常适应，他甚至对外承认：“我喜欢这种状态。”
只是当1982年，加拉去世时，达利的事业也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退，从加拉去世到1989年达利停止呼吸，这7年间，艰难、凄凉和无助始终包围着他。他闭门谢客，搬到了妻子墓地附近隐居，没有了加拉，达利完全失去了方向。
玛格丽塔·卢蒂、苏珊娜·瓦拉东、加拉·达利……这些名画中的缪斯女神们，以她们或坚韧，或柔弱，或叛逆的形象，长久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布上，她们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一个个丰沛的艺术形象随着画作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
加拉经常出现在达利的绘画作品中：圣母玛利亚加拉、原子加拉、裸露背部的加拉、加拉丽娜等等。图为达利和加拉一起欣赏以加拉为原型创作的油画《圣母玛利亚港》。
不久前，法国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名画盗窃案，5幅总价值5亿欧元的世界级名画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一时之间关于名画的价值以及名画背后的秘密等话题再次涌到台前。而在世界艺术史上，那一幅幅美轮美奂、个性特异的画卷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一群女人？玛格丽塔·卢蒂、苏珊娜·瓦拉东、加拉·达利……她们或是画家灵魂最直接的聆听者、艺术的灵感之源，又或者作为大师的反叛者，干脆取而代之，拿起画笔来直抒胸臆。正是这样一群个性鲜活的女性，成为画家笔下的精灵，进而支撑起名画百年不朽的灵魂。
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被誉为“北欧的蒙娜丽莎”。
写在画布上的情书
这些躲在名画背后的女子，不仅仅是画家的模特和情人，更是他们的缪斯和星辰。星辰所照耀的地方，画家的生命也在那里熠熠闪光。一幅幅名画就犹如画家写给美丽的画中人的情书，炽烈、单纯而又饱含热情。
或许你已经听惯了达·芬奇与《蒙娜丽莎》的故事，甚至对与达·芬奇同时期的拉斐尔和他的《西斯廷圣母》也已经熟视无睹，可是，你可知道拉斐尔画中的圣母原型是谁？同样的，在刚刚被盗的5幅世界级名画中，那幅价值上亿欧元的《珍妮·赫布特尼》，在她的真实人生里，又与画作者莫迪里阿尼有着怎样的爱与哀愁？
18岁那一年，珍妮·赫布特尼遇见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奇怪画家莫迪里阿尼。出于对放荡不羁的天才的崇拜，她背叛了舒适的家庭，跟着他颠沛流离。19岁，她生下了一个女儿。21岁，她跳楼自尽，死时还怀有6个月的身孕，而这天，正是莫迪里阿尼病逝的第二天。人们把赫布特尼的自杀称为殉情，进而顶礼膜拜，同样近乎飞蛾扑火式的爱情，拉斐尔的玛格丽塔·卢蒂则幻化成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历史谜团。为了维护拉斐尔的声誉，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对以卢蒂为原型的遗作《芙娜丽娜》进行了大量修改，将画作中暗示着这位画坛天才曾与一位面包师女儿秘密结婚的饰物统统抹去，这位被拉斐尔惊呼“我的圣母”的女子，如今在她的故居旁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牌子，上面写着：“拉斐尔万分宠爱并使之流芳百世的人曾居住于此。”
珍妮·赫布特尼、玛格丽塔·卢蒂……这些躲在名画背后的女子，不仅仅是画家的模特和情人，更是他们的缪斯和星辰，星辰所照耀的地方，画家的生命也在那里熠熠闪光。透过这些已经沧桑百年的画作，深深吸引后世的，不仅仅是画家高超的作画技巧，更是作品中那娇媚的容颜、令人爱怜的神情，和她们那因为独特的经历所铸就的传奇。
仅仅将她们统称为画家的缪斯是有失其身份的。除了启发他们的创造力，这些名画背后的女人也会成为画家们心灵的神明、生活的伴侣，甚至是事业上的竞争对手。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葛丽叶用她那纯真而又深情的凝望为画家杨·维梅尔开辟了一处心灵避难之所，让这位终生怀才不遇的荷兰画家暂时逃离了生活的纷扰和嫉妒成性的妻子的掌控。而法国画家博纳尔，这位被奉为“迟到的印象派”的大师，当自己所热爱的集模特、缪斯和妻子于一身的玛特离开自己，竟会绝望地说道：“我的人生至此已经结束了！”
此外，也并不是所有名画背后的女子都愿甘当“背后”的角色，苏珊娜·瓦拉东，一名洗衣女工的私生女，15岁时，偶然成为一位画家的人体模特，很快便获得了莫奈、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的青睐。但她并不满足于只当一名被描绘的对象，她细心地观察着画家们的草图、绘画技巧，最终自己也拿起了画笔，《瓦拉东自画像》的诞生，宣告了一位女画家的新生，也见证了一位法国缪斯的成功转型。她的名字最终与高更、梵·高等画家并列在了一起。
有的女子甚至成为了“改变时尚的面孔”。伊丽莎白·希达尔就是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1849年，在英国莱斯特广场附近，20岁的希达尔在一家女帽店被发掘，成为约翰·米莱的模特。她有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习惯毫无束缚地穿衣，她对艺术的感悟和表现令当时的许多画家为之着迷，纷纷请她担任绘画原型。后世曾这样评价希达尔：“她改变了时尚的面孔。她的身高、她那少年一般的体态，都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她那棕红色的、金沙似的发质，具有空前的感召力。人们从此改变了对红头发表示欲望过度、不吉利的看法，红发美女在艺术圈里开始流行。”同样在时尚界特立独行担当先驱的还有玛丽·丽奥伊德。她在裸体模特盛行的19世纪，从始至终公开拒绝担任裸体模特。即便是面对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画坛前辈莱顿，丽奥伊德也只是在对方百般劝说之下以薄纱的装扮出现在油画《炽热的六月》中。她是最特别的一个，而她的特别使得后世在谈论名画背后的这些女子时，平添了一份尊重与钦佩。
这些名画背后的女人，曾经轰轰烈烈地活过。而一幅幅名画就如同画家写给美丽的画中人的情书，炽烈、单纯且饱含热情。不论这段激情的结果如何，在作画的当下，他们都只有幸福满溢。
玛格丽塔·卢蒂：拉斐尔的神秘“圣母”
1.拉斐尔与卢蒂的隐忍恋情赢得了后世的广泛同情与歌颂，毕加索曾以两人为主角创作了大量铜版画，巴尔扎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屡次提及二人。图为19世纪画家费丽斯·斯格拉瓦尼再现的拉斐尔以卢蒂为原型创作油画《芙娜丽娜》的情形。
2.拉斐尔著名画作《西斯廷圣母》中的圣母原型正是玛格丽塔·卢蒂。
卢蒂在拉斐尔的生活中一直很神秘，她崇拜他、关心他、爱护他，常常远远地站在拉斐尔的背后，默默地看他作画。据说，有一次拉斐尔转过头由衷地感叹：“啊！我的圣母啊！”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红的画家，他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一起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像所有年少成名的明星一样，在22岁到25岁之间，拉斐尔因创作了大量的圣母像而远近闻名，并拥有一大批自己的拥趸，更不用说那些怀春的少女。在罗马，知道他大名的女孩几乎都为他四溢的才情所倾倒。
作为面包师的女儿，与拉斐尔同住一个小镇的卢蒂，在见到拉斐尔之前，和其他少女一样，已经很崇拜这个早熟的天才。所以，当得知拉斐尔与红衣主教的侄女订婚的消息后，她变得伤心失落。
那天午后的阳光充足而明亮，透过波光粼粼的池水，柔媚的暖阳映照着卢蒂的脸庞，为这位怀春少女更平添了一份娇羞与奔放。本来要进入面包店的拉斐尔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一种情愫在阳光下迅速滋生。他再也迈不动脚步，也早就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翻墙而入，与一见钟情的女神互诉衷肠。
不久，卢蒂住进了拉斐尔专门为她准备的别墅。面包师的女儿进入拉斐尔生活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人们不断添油加醋，议论不休。悬殊的身份和并不完美的外表，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风流天才的又一次猎艳经历。可是拉斐尔不在乎这些，他正在忙着给卢蒂写情诗：“她明亮而媚人的秋波，闪耀光辉使我神魂颠倒。才同我匆匆交谈几句，羞涩的红晕即已罩上雪白的珍宝……她多么急切地委身于我，白嫩的双臂紧紧将我拥抱。我想冲出，可是已经身陷死牢。”
卢蒂与拉斐尔生活在了一起，他们喝酒、作画、谈天说地。在拉斐尔的画中，卢蒂既是端庄圣洁的《西斯廷圣母》，也是薄纱遮体、风情万种的《芙娜丽娜》。在《芙娜丽娜》里，卢蒂神态优雅，似乎竭力在掩盖自己的身体，拉斐尔用最柔和的线条、最和谐的颜色画下《芙娜丽娜》，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始终在画幅中游动。借助于原画中的结婚戒指、只有在婚礼上才能使用的珍珠别针等点缀，拉斐尔将对卢蒂的万般爱恋都藏进了画里。这是拉斐尔送给他所深爱女子的独特礼物，是他们所特有的秘密结婚仪式。
虽然与红衣主教的侄女订有婚约，只要结婚，拉斐尔无论是在声望还是权势上，都能更上一阶，可是认识了卢蒂之后，拉斐尔不惜将婚期一拖再拖。毕竟，如果结婚，这位真正的心之所属又该怎么办？他们无力反抗中世纪的森严等级，同样的，他们也无法将自己心甘情愿地出卖给权势与虚无缥缈的名望，于是他们只能选择秘密地结合。可是，还没等到拉斐尔处理好与未婚妻的事情，他就在早春风雨的侵袭中病倒了。拉斐尔日渐消瘦，并逐渐感受到了死神的召唤。
听到了消息的卢蒂匆匆赶来，却被高傲的教士拦在了门外。无论她如何解释甚至哀求，这些道德至上的男人们都不见一丝退让，的确，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卢蒂进入，因为在法律上，她与拉斐尔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整个意大利都知道卢蒂是拉斐尔的女人。
最终拉斐尔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公证人来到病榻边聆听拉斐尔的遗嘱，“尊敬的公证人先生，这房子的一半属于玛格丽塔·卢蒂，吉基银行里存的4000金币也属于她。如果您认为合适，这便是我自然责任的第一点。”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安排好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可是1520年，在拉斐尔去世4个月后，一个署名“寡妇玛格丽塔”的女子进入了修道院。
罗马伟人祠的墓地里，拉斐尔与未婚妻最终被安排葬在了一起，而在不远处寂静的修道院里，有一名女子用她余下的人生，祭奠着自己纯粹的爱情。
埃菲·格雷：为米莱而争取灵魂的“释放令”
以《释放令》为节点，埃菲·格雷前后的人生被分成了两半。在为《释放令》的绘画者约翰·米莱做模特之前，她一直过着完全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结婚6年依然维持处子之身。在成为米莱的模特之后，埃菲·格雷的身与心都真正经历了一次勇敢追寻自我的释放。
2008年，一幅拉斐尔前派创始人约翰·米莱的画作《释放令》在英国的一幢阁楼里被发现。《释放令》甫一现身，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公开的估价更是超过了5万英镑。毕竟，在这幅名画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段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恋情。画作中那个打着赤脚的苏格兰姑娘曾经在那个重视道德的年代，以主动提出离婚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那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悄然拉开帷幕的维多利亚时期，城市的巨变和伴随而来的功利、暴富使得当时的艺术家感到窒息。而艺术学院内越来越标准化的教学方法也使得深受拉斐尔画风影响的画坛越来越偏向机械僵化，于是一个充满着中世纪回归理想、力争扭转当时学院式画风的艺术家团体—拉斐尔前派诞生了。作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米莱无疑是一位绘画天才，他6岁开始绘画、11岁就进入皇家艺术院学习，且在上学期间包揽了艺术院的所有奖项。1850年，在拉斐尔前派创立后的第3年，米莱的画作《基督在父母家中》引起了极大争议，人们无法接受这一过于抽象、自然的画风，米莱的画作几乎遭到了媒体的一致抨击，可是当时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却始终都是米莱最坚定的辩护者和支持者。
借由与拉斯金的相识相知，米莱开始出入拉斯金的家，也正是在那里，他见到了评论家的妻子埃菲·格雷。最初见到格雷时，米莱完全不懂，为什么拉斯金对自己如此热情洋溢，而他的夫人却完全是个“冰人”， 她浑身上下透着深到骨子里的冷淡，似乎没有什么能引起她情绪上的波动，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冷淡，她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你，但分明没有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她的招待中规中矩，不带一丝的讨厌或欢喜，仿佛客人来了与走了都与自己毫无关系。米莱惊讶于这份冷淡，并向好友提议让格雷做自己下一部画作的模特。
拉斯金欣然应允，并竭力促成，于是便有了这幅《释放令》的创作。而伴随着绘画过程中的频繁接触，很快，米莱就由单纯的好奇转为被深深地吸引。当他发现格雷不过是将所有的欲望都深埋心底，甚至结婚6年，依然是处子之身时，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因他而复苏的女子。没有人知道一直以来格雷与拉斯金过的是怎样的婚姻生活，许多人怀疑拉斯金具有娈童癖，长期以来这场婚姻不过是他用作遮羞的幌子。可是无论真相如何，能让一个受传统教育多年的女子，白天在丈夫面前谨言慎行，夜晚在米莱的画室纵情欢畅，明知这是一场为社会所不容的恋情依然紧抓不放，你就能明白，她的婚姻早已被判了死刑。
一场轰动整个英伦的恋情就此在三人之间展开，表面上，米莱和拉斯金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格雷也依然是拉斯金的妻子，只是每晚与她共度的不是丈夫，而是情人米莱。她不想破坏丈夫的名誉，同样的，出于愧疚，拉斯金对这段感情也未加阻止。可是无休无止的思念常常驱使米莱白天到访拉斯金的寓所，甚至在拉斯金面前冲动地拥格雷入怀。拉斯金忍无可忍，禁止米莱再踏入他的家门，同时请求格雷不要离婚。
可是格雷已经复苏的感情却再也不能停止。面临着外界越来越多的非议与无端指责，格雷最终提出了离婚。这场著名的离婚案震惊了英伦，为了过上更为正常的生活，为了她笃信的与米莱的爱情，埃菲·格雷最终勇敢地走上了法庭。面对着人山人海的旁听者以及婆婆跳出来对她横加的侮辱，格雷并没有用丈夫的秘密来换取胜诉的筹码。这场离婚诉讼直到米莱秘密出示证词，证实了格雷曾经的处子之身，才出现了形势上的大逆转。整个社会哗然，法官最终支持了这场离婚诉讼，亲友转而开始祝福她拥有一段新的幸福婚姻，全英国的上流社会也原谅了这段并不道德的婚外情，毕竟，与其相比，压抑中的婚姻更不人道。1855年，埃菲·格雷与拉斯金结束了多年的婚姻，嫁给了全身心爱恋着她的米莱。
婚后，米莱的画风发生了巨大改变。婚姻生活的幸福和安全感的提升，使得米莱能够挑战更具难度的绘画，并最终成为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流派—印象派的灵感之源。1870年，米莱在格雷的故乡伯斯郡画成了《寒冷的十月》，之后他的画作全部在那附近完成。每年秋天，米莱、格雷和他们的8个子女，还会一起在乡间租下房子用以打猎和钓鱼。这段轰动一时的恋情终于以一种温馨平和的方式落幕，而埃菲·格雷也成为米莱画作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从夏凡纳、莫奈、雷诺阿等绘画大师的模特，到比肩高更、梵·高的知名画家，瓦拉东的一生充满着恣意的叛逆与特立独行。图为正在画画的瓦拉东。
苏珊娜·瓦拉东：从大师的模特到知名画家
法国美丽的女画家苏珊娜·瓦拉东，被认为是所有模特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成功的一位。从模特成长为著名的画家，苏珊娜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老师，事实上她的确无师自通。她画，她笑，她死，瓦拉东的一生都遵循着内心对艺术的渴求，她的生活也随着恣意的油墨泼洒而发生着变化。
“她生不逢时”，为瓦拉东做传的法国作家J.P.克莱斯拜尔曾如此评价出生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夕的苏珊娜·瓦拉东。1865年9月的一个清晨，34岁的玛德莱娜·瓦拉东—一位熨烫女工，在雇主家的二楼，生下了玛丽·克雷芒蒂娜·瓦拉东，也就是后来的苏珊娜·瓦拉东。小镇的居民们在茶余饭后又有了谈资，他们开玩笑说，为新生儿登记的时候，父亲这一栏应该填上：本镇居住的匿名者。她从未享有过正常的父女亲情，而只是那个男人一时贪欢的产物。
5岁的时候，小瓦拉东跟随着母亲来到巴黎，可是正值普法战争蹂躏的巴黎同样谋生艰难。她们租住在蒙马特高地下一个破烂肮脏的小房子里，母亲费尽周折才将小瓦拉东送进了修女学院，不久便在忐忑不安中收到了来自学监的传唤信。“您知不知道玛丽·克雷芒蒂娜在下楼梯时是从扶手上滑下来的？她露着腿，裙子卷起来，她迟早得把脖子给摔断了。”学监严厉的问责让母亲内疚不已，却很难打动瓦拉东，她总是与蒙马特附近缺乏管教的孩子们一起玩，她甚至跟修女学院的同学们宣称：“我没有灵魂，我才不在乎哪天被学校开除呢！”年幼的瓦拉东自小就没有学会要去在乎世俗对自己的偏见与评价，她追求的从来都是恣意妄为。
10岁时，瓦拉东已经开始在巴黎闯世界，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到15岁时，她已经成为“黑猫”、“狡兔之家”等巴黎文艺酒馆的常客。在体验纯真的两情相悦之前，便已经在酒馆里忙不迭地品尝着放荡的滋味。一次偶然的机会，瓦拉东结识了象征派代表人物、画家皮维·德·夏凡纳，并走进他的画室，成为了模特。夏凡纳感觉自从这个为自己送衣服的女孩被发现之后，他在画室里灵感迭出，从《神圣的森林》起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从9岁起就开始在纸上随心作画的瓦拉东，也开始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绘画创作。她如饥似渴地偷学着画家的绘画方法，利用模特的职业之便，她开始在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之间穿梭，犹如一个艺术的交际花。“我曾经为雷诺阿做过多少次的模特啊，有时候是在圣·乔治区的画室，有时是在奥尔尚的画室！那个在舞伴怀里微笑的舞者是我，那个选美小姐也是我。”
这是一段艺术大师的高产期，而在与这些著名画家的交往中，瓦拉东同样无法避免着身体和物质上的被侵扰，尤其是她在与男人的关系上一直沿循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放纵与随便。当生下儿子尤特里罗时，瓦拉东随便想了想，便从容地答道：“实在确定不了谁是他的父亲，可能是夏凡纳的作品吧，要不就是雷诺阿的杰作？”
在与夏凡纳、雷诺阿等画家多次合作之后，瓦拉东又成了图卢兹·劳特雷克的模特和情人。此时，已初具绘画功力的她，也开始实践自己的梦想，画了一系列的木炭画和红铅笔画。从模特到画家，虽然在瓦拉东心中是一个必然的演进过程，但是对于周遭的人来说，这就有些痴心妄想。“有一次有个画家，画完画之后把钱扔在地上，那是为了羞辱模特，让她俯身一张一张捡起来。”她一边跟母亲诉说着做模特的辛酸，一边以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妇人为模特勾勒她的轮廓。对她而言，听从别人摆布而故作姿态、伪装感情的模特生涯即将结束，她最终要成为一名画家，自由自在地表达内心奔涌的想法。
一次，她鼓足勇气，拿着自己的一幅习作给劳特雷克看，劳特雷克看后鼓励她说：“你应该学习画画。”并建议她改名为苏珊娜·瓦拉东。3年之后，一幅《瓦拉东自画像》宣告了这位杰出女画家的诞生。她曾怀揣着一封介绍信，拿着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艺术大师德加请教，德加看后兴奋地说：“谁教给你画的画？你的画，堪称优秀！”随后，德加一口气买下了她的17幅作品，并且对瓦拉东说：“你看到这些画了吗？每幅画都有自己的激情在里面。正是因此我才买下它们。你要珍惜自己的激情，宁愿死也不要背叛它们！”
瓦拉东开始像发狂一样不断地作画，她希望自己画出的作品和那些拿她做模特的画家一样好，但又充满了苏珊娜·瓦拉东的特色。她画的素描既快又准，总是能抓住动荡和紧张生活中的一瞬间。她作画的笔法锋芒毕露，直率又不失巧妙，手法中透露出一种男性的、有力而又节奏明快的画风，被称为是“以意志支配一切感觉的画风”，完全自成一家。截至目前，瓦拉东的画作《撒网》、《亚当与夏娃》以及《外婆和外孙》等均被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瓦拉东开始以一名职业画家的身份为世人所接受，可是绘画创作的特质同样要求她源源不断地寻找灵感之源。在与第一任丈夫维持了13年的婚姻后，44岁那年，瓦拉东结识了儿子的好友安德烈·于代尔。于代尔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小3岁，可是复活的欲望和激情驱使着她再次听从内心的选择。她以46岁高龄，与小自己二十多岁的男孩走到了一起，继父是家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样奇特的家庭维持了二十多个年头。两位年轻人经常站在瓦拉东的身边看她作画，一位是儿子，另一位是丈夫。
“我的母亲是个圣女，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尊重和祝福她，她是个圣洁的人，有原则，智慧、勇敢、有献身精神。她是个杰出的女性……”这是瓦拉东的儿子、同为画坛巨匠的莫里斯·尤特里罗对母亲的评价。这位蒙马特高地的传奇女画家，在恣意的叛逆与张扬中成就了一生的事业，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无数人生中最炽烈燃烧的时刻。
加拉·达利：我制造了“神圣达利”
“我制造了达利，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因为我才成为‘神圣达利’的，而那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加拉对达利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位与毕加索齐名的大师曾由衷感慨：“如果没有加拉，我早已经疯了。”
加拉的具体出生日期是个谜，据传记作家们估计，她出生在1890年到1896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关于这一点，她从来不做解释。她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美丽的俄国女子来到了瑞士，在这里，她认识了尤金·格林德尔，并与这位笔名为保尔·艾吕雅的著名诗人结婚、生子。
这段婚姻在1929年，加拉与年轻的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相遇时宣告结束。那是在西班牙海滨度假小镇的一次聚会，他被这个大自己近十岁的俄国女子深深吸引，不论是她风趣的谈吐，还是高贵的气质，都让达利着迷。而达利从小就透露出来的古怪也并没有吓倒加拉，相反更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等到假期结束时，诗人带着女儿回了家，而加拉与达利则留在了小镇。达利陷入了对加拉彻底的迷乱之中，而加拉也一反平时的冷静持重，在达利的耳边坚定地说：“我的小东西，从今往后，我们将永远不分离……”
加拉的丈夫黯然接受了这样的结局，可是达利的父亲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作为一名在西班牙当地很有名望的公证员，他始终无法认同儿子的种种举动，相对于画家，他更希望达利成为一名教师，而非像小丑一般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者。他对加拉尤其敌视，认为她是“女投机家”，已婚，比儿子老，还是个俄国人，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招老达利喜欢的地方。尽管达利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鼓动妹妹和叔叔来帮自己游说，老达利依然不为所动，他给儿子寄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和达利断绝父子关系。可达利实在不能舍弃加拉，于是他剃光了头发，将其放入午餐吃剩下的海胆壳内，一起埋入了地下，达利用这样的形式埋葬了他的家族血脉，表达了要和加拉一起生活的决心。
老达利预言儿子“会像一只一贫如洗的虱子一样了结一生。”这让达利和加拉都非常不满，他们誓言要加倍努力，以驳倒父亲冷酷的预言。他们在父亲居住地以北18公里的偏僻海岸，向渔民买了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住在陋室，爱情和幸福却时时相伴。从1929年到1933年间，达利的创作灵感如泉水涌出，《记忆的永恒》、《肩上放着两块羊排的加拉像》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达利迅速成长为上世纪30年代初期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从1929年遇到加拉那一刻起，达利就将自己作品的签名改成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他说：“加拉，我之所以画画是为了你，同时也是用你的血画成的。”
和大多数画家在艺术生涯中需要经纪人或者画廊的支持不同，达利没有找任何经纪人，他的加拉已经帮他处理得非常好了。在上世纪30年代，才华横溢的达利刚崭露头角，就被毕加索、米罗这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发现。他的作品一旦完成，加拉很快就能找到买家。贵族、收藏家，还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他作品的追随者，加拉总是能在第一时间为达利的作品找到最合适的买家，以赚取最大的利润。她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着达利，不仅是妻子、缪斯，她还承担起了母亲、司机、保镖、作品的首位评论家、审查员、交易商、秘书等等繁重的工作。她对达利的了解使得她能在第一时间对其公众形象进行准确定位。这位大师背后的女人，就如一个强有力的推手，将达利推到了历史的浪尖，并使其最终成为20世纪能够比肩毕加索的艺术大师。
就这样，在与父亲交恶的19年后，功成名就的达利和加拉与父亲重新团聚，他们开着一辆巨大的黑色凯迪拉克，加拉也特意穿着奢华的貂皮大衣，一路驶进了达利父亲的院子。他们以衣锦还乡的形式，成功打破了父亲那句“一贫如洗的虱子”的预言。
晚年时的加拉让达利为她买下了一座城堡。这座坐落于群山之中的城堡成了加拉的世外桃源，为了免于世俗的困扰，她甚至不见达利。达利如果想探望这位女神，必须要得到她明确的亲笔邀请信才行。她做了达利五十多年的经纪人，晚年也想有一个可以偷偷喘口气休憩的地方，对于这一点，达利非常适应，他甚至对外承认：“我喜欢这种状态。”
只是当1982年，加拉去世时，达利的事业也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退，从加拉去世到1989年达利停止呼吸，这7年间，艰难、凄凉和无助始终包围着他。他闭门谢客，搬到了妻子墓地附近隐居，没有了加拉，达利完全失去了方向。
玛格丽塔·卢蒂、苏珊娜·瓦拉东、加拉·达利……这些名画中的缪斯女神们，以她们或坚韧，或柔弱，或叛逆的形象，长久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布上，她们的故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那一个个丰沛的艺术形象随着画作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
加拉经常出现在达利的绘画作品中：圣母玛利亚加拉、原子加拉、裸露背部的加拉、加拉丽娜等等。图为达利和加拉一起欣赏以加拉为原型创作的油画《圣母玛利亚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