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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分析
2017年全年我國GDP82.7万亿元，同比增长6.9%，超出原先预期0.2%。
具体分析，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速变化，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粤苏争霸已无悬念，广东稳居中国第一把交椅
从GDP总量上看，2017年除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5省份暂未进入“万亿GDP俱乐部”外，其余26省份的GDP总值均已逾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以8.99万亿元和8.59万亿元占据GDP总值的前二位。广东比江苏高出0.4万亿元。
广东省多年来稳居中国总量第一的交椅，连续28年居全国首位。但江苏近年来增长迅速，步步紧逼。广东大有移交头把交椅之势。但2017年数据却超出人们预期。广东经济增长数据喜人，诸多指标领先全国各省，主要指标全面领先江苏。至少今后5年，江苏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动作，要超越广东是不现实的。广东的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均排名全国第一位。广东创新能力突出，具体表现为创新的开放度高、外贸经济发达，且市场活力较好，宽松的创业环境，使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问世，成为引领广东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2.2万亿元，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4个一线城市的第三位。今后，如果能够持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深圳在未来10年时间里将超越上海和北京，跃居中国城市榜第一位。此外，广东对外开放程度高，在研发投入、技术转移以及创新载体培育方面狠下功夫，部分指标翻番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排名均列全国第一。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的突出，成就了广东持续辉煌。反观江苏，虽然2017年实际增长7.2%，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与广东相比，似乎创新有所不足，产业转型和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差距。特别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苏南地区，目前正承受曾经持续增长带来的负担。如何继续保持创新引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江苏应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西南省份增速抢眼
中国的西南省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5个省级行政区。2017年增速前四名的贵州、西藏、云南和重庆，都属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增长速度也达到8.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西南省份表现抢眼可以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除了四川之外，相较于东部，西南省份基数相对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项产业转移，并且得到国家政策大力倾斜，这些因素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以贵州为例，“中央给力、外部助力、自身发力”三方给力，这是贵州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仅2017年中央给贵州的预算内奖励资金就达11.3亿元，此外，近几年贵州每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字。这些因素是中国其他省份难以具备的。
在西南省份中，四川和重庆需要单独分析。近几年，四川和重庆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和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下游成渝城市群的双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以成都为例，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已经进入中国二线城市之首，仅次于京沪广深。特别是科技创新水平，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有长足的发展。由于有着广阔的发展腹地，成都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三）中部崛起势头强劲
中部崛起是指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国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温家宝总理提出。中部崛起计划首次施行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期间的发展重点为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
2017年中部崛起所涉及的6 省市，都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增长速度全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江西最高为8.9%，其次安徽为8.5%，湖南为8.0%，湖北和河南同为7.8%，山西为7%。应当对山西的增速给予特别高的评价。近几年，山西经济增速一直居于全国倒数后3位。2017年山西增速7%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比年初制定的5.5%的目标更是高出1.5个百分点，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山西长期以来一煤独大，随着工业转型向纵深推进，非煤产业成为山西省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这是山西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安徽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近几年全省经济发展增长迅速，这与安徽积极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有密切关联。按照目前发展态势，2018年安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北京。特别是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2017年实际增速8.8%，名义增速超过11%，成为中国省会城市增长最快的城市。笔者去年撰文“关于设立6个直辖市的建议”一文中，把合肥列为中国十大中心城市（广州、成都、南京、苏州、杭州、青岛、大连、宁波、沈阳和合肥）第十位。笔者文章发表后，国家工信部也公布了中国十大中心城市，其中所列的9座城市与笔者高度一致。只是笔者把合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第十位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合肥去年发展势头使笔者更加增添信心。作为3个（上海、北京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自身发展潜力以及合肥乃至安徽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合肥发展势头潜力巨大。
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省份湖北，近年来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其省会城市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去年经济增长8%，经济总量达到1.34万亿元，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对推动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意义重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长沙、南昌3个城市，长期以来三足鼎立，缺乏能够统领的中心城市。武汉的强势崛起，对打破三足鼎立的局面意义重大。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基本确立，笔者在“关于设立6个直辖市的建议”一文中建议，将武汉作为新设立的直辖市，对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特别是推动中游城市群乃至中部崛起意义重大。如果能够如愿，相信会进一步促进武汉的快速发展，并对引领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四）东三省经济回暖，但后劲似乎不足
2017年东三省经济回暖。特别是辽宁GDP增速从2016年的负2.5%触底反弹至4.2%，较2016年回升了6.7个百分点，给人们看到希望。辽宁GDP由负转正，既受益于中央振兴政策，也有赖于内在发展的驱动。尽管如此，东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国31省（区、市）后列，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列倒数第4、第5、第6。辽宁将2018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致，彰显出辽宁要发展振兴的信心。但由于整体营商环境不佳，民营经济相对弱小，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以及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净流出等因素，“投资不过山海关”局面一时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未来东北经济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
（五）上海北京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上海经济增长与全国持平，增速为6.9%，总量跻身“3万亿俱乐部”，成为中国首个GDP超3万亿元城市。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六省一市（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2017年GDP总量约为30.1万亿元，占全国的36.4% ，超过全国经济总量的1/3以上。在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北、西南6个大区中，稳坐第一。这与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关联。
2017年北京经济增速为6.7%，低于全国水平0.2%，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达到2.8万亿元。对于北京来说，这一增速符合其年初制定的目标。
上海和北京经济结构已经较为成熟，2个城市多项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例，2017年上海为69%，北京为80.6%，都比全国2016平均水平51.6%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上海和北京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实现中央对这2个城市的功能定位，进而发挥对周边乃至全国全球的影响作用。
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四个中心”。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正式提出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包括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上海在向“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能否说已经实现了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目前看还为时过早，还有较长的路程要走。因而，努力实现城市的功能定位，迈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对周边乃至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是上海的努力方向。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也是“四个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与上海不同之处在于，上海的四个中心，都是围绕经济展开的，实际就是要把中国打造走向世界舞台的经济中心。而北京的四个中心，则包括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四个方面内容。因而，对北京发展的评判，重要的是要看四个中心功能的实现程度。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功能，这对北京自身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16年9月，国务院发文《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三步走”方案。其中第三步是，到2030年北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这对北京发展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北京主动调低GDP增速，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发展高精尖产业，2017年全市新经济占GDP比重超过32.4%，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达14%，中关村科技园区所创造的GDP总量占了全市的1/4以上。这些产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北京四个中心的功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进而能够实现北京自身发展目标，能够对周边，全国甚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产生影响。
（六）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占比继续下降
近年来由于河北产业结构“去产能”的影响，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不升反降，从2014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0.02%。2017年，由于天津增速3.6%垫底，河北6.7%，北京6.7%，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下降到9.9%。连续4年，京津在全国每年下降1-2个千分点。
2017年天津增速垫底超出人们的预期。近10年来，天津经济增速一直在10%以上，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国第四，2017年则以3.6%的增速垫底。且经济总量也被后起直辖市重庆超过。虽然天津此次经济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动“挤水分”所致，但仍然引发人们思考 。2017年天津滨海新区将2016年GDP由1万亿下调为6654亿元，GDP核减幅度至少超过30%，而滨海新区GDP总量约占天津的一半以上。这似乎是天津GDP增速滑坡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考察，天津经济增速垫底，实际是是天津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致。
天津民营经济比重低、规模小、活力不足。而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长期投资重化工业，这导致重化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比例过重。由于重化工业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導致整个产业链条的激荡。天津今日增速垫底，实际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这一增长模式，不能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要求的又一例证。而目前发展态势，2018年的天津，经济增长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难度。
（七）海南亟须奋起直追
从GDP总量上看，2017年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5省份暂未进入“万亿GDP俱乐部”外，这其中，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仍属于相对不发达地区。而作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也位居其中，引发人们思考。
2017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4462.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海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8430元，按现行平均汇率计算为7179美元，比上年增长6.1%。而2017年，全国人均GDP大约9100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海南比全国人均GDP水平低约2000美元。 1988年4月26日，新中国第31个省份，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海南省挂牌成立。今年是海南建省30周年。应当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和自身相比，取得了很好发展成就。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从57.28亿元增长到4462.5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31%提高到55.7%。但也有过房地产泡沫、金融信用危机等沉重的教训，也依然面临国际旅游岛建设国际化水平不高的困惑。目前，海南依然是欠发达省份，人均水平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与同样是经济特区的深圳、浦东相比，2017年的经济总量只是深圳的1/5，不足上海浦东的1/2。2017年4月1日，中央设立雄安新区，应当比肩1980年的深圳、1988年海南和1993年的浦东。但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30年发展不尽人意，雄安发展不能比肩海南。也就是说，与中央的期盼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海南30年发展难以令人满意。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需要实现超常规发展才能够不负国家使命和历史使命。如果说，海南建省30年，有成就和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那么，一个重要的可值得吸取的教训是，海南30年的发展，似乎始终缺乏一个清晰符合海南特点的发展战略。包括在产业发展上的清晰认识，使之成为全省上下各方共识，并且始终咬定不放松。而不是局限于地方性常规发展的考量和部署，不是一任领导上台制定一套发展战略。比如说，信息产业以及与信息产业相关联的产业，似乎海南并不占优势，但海南地理条件、气候优势以及对外开放条件，却具有能够吸引信息产业和相关联产业发展的人才優势。依笔者看来，海南具有把信息产业做大做强的优势。因而，在庆祝海南建省3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海南30年发展的成败得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并明晰海南未来发展思路，通过奋起直追，力争在下一个3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创造的策源地，进而与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名称相吻合。
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特征突显
对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进行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有22个省市增速超过了全国增速均值6.9%。低于全国的省市有：河北6.7%、北京6.7%、辽宁4.2%、内蒙4%、天津3.6%、黑龙江6.4%、吉林5.3%、甘肃3.6%共计8个省市，且全部为北方省市。这说明，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现象已经成为事实。
2017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山东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一个概念“黄河南北的差距”；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黄河南北为啥有如此大的差距，笔者以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南北区域市场经济基础有着显著的差异。市场经济基础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组成：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的差距较为明显。无论是东三省或是京津冀，或是西北诸省，比照珠三角或长三角等南方省份，就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经济自由度而言，北方省份显然落后于南方省份。东北三省更是典型，这个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为强烈的地区，在面向市场经济大潮中，当下显露出诸多困境，正是其不适应的表现。政府无处不在的管制，导致寻租产生；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产权保护意识缺乏，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少，还普遍缺乏活力，实质反映出这一地区市场意识商业文化的欠缺。在市场经济基础方面，京津冀或许好于东三省，但与中国两个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相比，其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民营企业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管制和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运营环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因而，要推进北方诸省市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8年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或持续发展的条件比较厚实，全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稳中趋缓”，GDP增速估计为6.7%左右。作为经济转型大国，特别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兴产业的崛起势不可挡，但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需要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对2018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会在2017年基础上继续提升，接近60%；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仍然会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城镇化继续推进，城镇化水平增速在1.2左右。就外部环境而言，由于美国减税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美国经济2018年有望达到3.3%，进而推动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有望延续。外部市场的积极变化，无疑有利于助推我国的经济发展。2018年中国全年进出口贸易有望在2017年14.2%基础上，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实现两位数增长。
就区域经济而言，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的作用进一步突显。无论是长三角城市群，还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或是长江下游成渝城市群，其经济增长势头都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火车头。2018年，东北三省、京津冀三地以及西北部分省份，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2017年发展态势，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京津冀为例，2018年，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包括一些企业的疏解，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经济增速。河北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治理环境污染两项任务艰巨，而新兴产业发展一时又难以成为主导产业，因而2018年河北经济增速难以乐观。而天津，由于滨海新区发展势头受阻，要超赶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是一个挑战。就总体情形而言，南高北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实质是市场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因而如何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保护产权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北方省份更应下大力气加以落实。
在发展动力方面，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大实施产权保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例如顾雏军案、仰融案等。只有这样，才能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发挥企业家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使企业家增添信心，看到希望，从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开放仍然是2018年的重要举措。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甚至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举措，真正使不同所有制经济能够得到较为公平待遇，这也将显著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效拓展发展空间。
要释放市场活力，需要把前一段期间陆续出台的推进“放管服”改革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大力减税降费，真正使企业减轻压力。而不是想象中的减税降费。但要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需要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如果包括街道和乡镇的聘用人员，至少超过8000万人。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不能够通过简单压缩的办法减少财政负担，而是需要合理设置政府部门，包括广义中政府中的党的各个部门，明确党政各部门职责，同时让一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交给社会。只有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减税降费才有坚实的基础，进而提升企业的活力。
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风险隐患需要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解决。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成本较高等较多制约，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负担，金融等领域风险突出等等，2018年的“黑天鹅”事件或许有可能发生，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2017年全年我國GDP82.7万亿元，同比增长6.9%，超出原先预期0.2%。
具体分析，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速变化，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粤苏争霸已无悬念，广东稳居中国第一把交椅
从GDP总量上看，2017年除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5省份暂未进入“万亿GDP俱乐部”外，其余26省份的GDP总值均已逾万亿元。其中，广东、江苏以8.99万亿元和8.59万亿元占据GDP总值的前二位。广东比江苏高出0.4万亿元。
广东省多年来稳居中国总量第一的交椅，连续28年居全国首位。但江苏近年来增长迅速，步步紧逼。广东大有移交头把交椅之势。但2017年数据却超出人们预期。广东经济增长数据喜人，诸多指标领先全国各省，主要指标全面领先江苏。至少今后5年，江苏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动作，要超越广东是不现实的。广东的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均排名全国第一位。广东创新能力突出，具体表现为创新的开放度高、外贸经济发达，且市场活力较好，宽松的创业环境，使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特别是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深圳问世，成为引领广东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2.2万亿元，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4个一线城市的第三位。今后，如果能够持续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深圳在未来10年时间里将超越上海和北京，跃居中国城市榜第一位。此外，广东对外开放程度高，在研发投入、技术转移以及创新载体培育方面狠下功夫，部分指标翻番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排名均列全国第一。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的突出，成就了广东持续辉煌。反观江苏，虽然2017年实际增长7.2%，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与广东相比，似乎创新有所不足，产业转型和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差距。特别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苏南地区，目前正承受曾经持续增长带来的负担。如何继续保持创新引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江苏应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西南省份增速抢眼
中国的西南省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5个省级行政区。2017年增速前四名的贵州、西藏、云南和重庆，都属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增长速度也达到8.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西南省份表现抢眼可以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除了四川之外，相较于东部，西南省份基数相对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项产业转移，并且得到国家政策大力倾斜，这些因素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以贵州为例，“中央给力、外部助力、自身发力”三方给力，这是贵州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仅2017年中央给贵州的预算内奖励资金就达11.3亿元，此外，近几年贵州每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字。这些因素是中国其他省份难以具备的。
在西南省份中，四川和重庆需要单独分析。近几年，四川和重庆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和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下游成渝城市群的双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以成都为例，无论是经济总量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已经进入中国二线城市之首，仅次于京沪广深。特别是科技创新水平，本身就有很好的基础，近年来更有长足的发展。由于有着广阔的发展腹地，成都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三）中部崛起势头强劲
中部崛起是指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国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温家宝总理提出。中部崛起计划首次施行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期间的发展重点为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
2017年中部崛起所涉及的6 省市，都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增长速度全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江西最高为8.9%，其次安徽为8.5%，湖南为8.0%，湖北和河南同为7.8%，山西为7%。应当对山西的增速给予特别高的评价。近几年，山西经济增速一直居于全国倒数后3位。2017年山西增速7%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比年初制定的5.5%的目标更是高出1.5个百分点，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山西长期以来一煤独大，随着工业转型向纵深推进，非煤产业成为山西省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这是山西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原因。
安徽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近几年全省经济发展增长迅速，这与安徽积极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有密切关联。按照目前发展态势，2018年安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北京。特别是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2017年实际增速8.8%，名义增速超过11%，成为中国省会城市增长最快的城市。笔者去年撰文“关于设立6个直辖市的建议”一文中，把合肥列为中国十大中心城市（广州、成都、南京、苏州、杭州、青岛、大连、宁波、沈阳和合肥）第十位。笔者文章发表后，国家工信部也公布了中国十大中心城市，其中所列的9座城市与笔者高度一致。只是笔者把合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第十位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合肥去年发展势头使笔者更加增添信心。作为3个（上海、北京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自身发展潜力以及合肥乃至安徽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未来合肥发展势头潜力巨大。
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省份湖北，近年来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其省会城市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去年经济增长8%，经济总量达到1.34万亿元，延续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对推动长江经济带中游城市群意义重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武汉、长沙、南昌3个城市，长期以来三足鼎立，缺乏能够统领的中心城市。武汉的强势崛起，对打破三足鼎立的局面意义重大。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基本确立，笔者在“关于设立6个直辖市的建议”一文中建议，将武汉作为新设立的直辖市，对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特别是推动中游城市群乃至中部崛起意义重大。如果能够如愿，相信会进一步促进武汉的快速发展，并对引领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四）东三省经济回暖，但后劲似乎不足
2017年东三省经济回暖。特别是辽宁GDP增速从2016年的负2.5%触底反弹至4.2%，较2016年回升了6.7个百分点，给人们看到希望。辽宁GDP由负转正，既受益于中央振兴政策，也有赖于内在发展的驱动。尽管如此，东北三省GDP增速仍居中国31省（区、市）后列，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列倒数第4、第5、第6。辽宁将2018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致，彰显出辽宁要发展振兴的信心。但由于整体营商环境不佳，民营经济相对弱小，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以及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净流出等因素，“投资不过山海关”局面一时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未来东北经济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
（五）上海北京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7年上海经济增长与全国持平，增速为6.9%，总量跻身“3万亿俱乐部”，成为中国首个GDP超3万亿元城市。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六省一市（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2017年GDP总量约为30.1万亿元，占全国的36.4% ，超过全国经济总量的1/3以上。在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北、西南6个大区中，稳坐第一。这与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关联。
2017年北京经济增速为6.7%，低于全国水平0.2%，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达到2.8万亿元。对于北京来说，这一增速符合其年初制定的目标。
上海和北京经济结构已经较为成熟，2个城市多项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例，2017年上海为69%，北京为80.6%，都比全国2016平均水平51.6%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上海和北京重要的是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实现中央对这2个城市的功能定位，进而发挥对周边乃至全国全球的影响作用。
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是“四个中心”。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正式提出上海要打造“四个中心”，包括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经过近10年的努力，上海在向“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能否说已经实现了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目前看还为时过早，还有较长的路程要走。因而，努力实现城市的功能定位，迈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对周边乃至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是上海的努力方向。
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也是“四个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与上海不同之处在于，上海的四个中心，都是围绕经济展开的，实际就是要把中国打造走向世界舞台的经济中心。而北京的四个中心，则包括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四个方面内容。因而，对北京发展的评判，重要的是要看四个中心功能的实现程度。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功能，这对北京自身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16年9月，国务院发文《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三步走”方案。其中第三步是，到2030年北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这对北京发展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北京主动调低GDP增速，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发展高精尖产业，2017年全市新经济占GDP比重超过32.4%，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重达14%，中关村科技园区所创造的GDP总量占了全市的1/4以上。这些产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北京四个中心的功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进而能够实现北京自身发展目标，能够对周边，全国甚至全球的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产生影响。
（六）京津冀在全国经济版图占比继续下降
近年来由于河北产业结构“去产能”的影响，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不升反降，从2014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0.02%。2017年，由于天津增速3.6%垫底，河北6.7%，北京6.7%，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下降到9.9%。连续4年，京津在全国每年下降1-2个千分点。
2017年天津增速垫底超出人们的预期。近10年来，天津经济增速一直在10%以上，2016年天津GDP增速9.1%，排名全国第四，2017年则以3.6%的增速垫底。且经济总量也被后起直辖市重庆超过。虽然天津此次经济失速很大程度上是天津主动“挤水分”所致，但仍然引发人们思考 。2017年天津滨海新区将2016年GDP由1万亿下调为6654亿元，GDP核减幅度至少超过30%，而滨海新区GDP总量约占天津的一半以上。这似乎是天津GDP增速滑坡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考察，天津经济增速垫底，实际是是天津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致。
天津民营经济比重低、规模小、活力不足。而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长期投资重化工业，这导致重化工业在天津经济中比例过重。由于重化工业市场环境的变化，直接導致整个产业链条的激荡。天津今日增速垫底，实际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这一增长模式，不能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要求的又一例证。而目前发展态势，2018年的天津，经济增长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难度。
（七）海南亟须奋起直追
从GDP总量上看，2017年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5省份暂未进入“万亿GDP俱乐部”外，这其中，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仍属于相对不发达地区。而作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也位居其中，引发人们思考。
2017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4462.5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海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8430元，按现行平均汇率计算为7179美元，比上年增长6.1%。而2017年，全国人均GDP大约9100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海南比全国人均GDP水平低约2000美元。 1988年4月26日，新中国第31个省份，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海南省挂牌成立。今年是海南建省30周年。应当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和自身相比，取得了很好发展成就。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从57.28亿元增长到4462.5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31%提高到55.7%。但也有过房地产泡沫、金融信用危机等沉重的教训，也依然面临国际旅游岛建设国际化水平不高的困惑。目前，海南依然是欠发达省份，人均水平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与同样是经济特区的深圳、浦东相比，2017年的经济总量只是深圳的1/5，不足上海浦东的1/2。2017年4月1日，中央设立雄安新区，应当比肩1980年的深圳、1988年海南和1993年的浦东。但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30年发展不尽人意，雄安发展不能比肩海南。也就是说，与中央的期盼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海南30年发展难以令人满意。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需要实现超常规发展才能够不负国家使命和历史使命。如果说，海南建省30年，有成就和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那么，一个重要的可值得吸取的教训是，海南30年的发展，似乎始终缺乏一个清晰符合海南特点的发展战略。包括在产业发展上的清晰认识，使之成为全省上下各方共识，并且始终咬定不放松。而不是局限于地方性常规发展的考量和部署，不是一任领导上台制定一套发展战略。比如说，信息产业以及与信息产业相关联的产业，似乎海南并不占优势，但海南地理条件、气候优势以及对外开放条件，却具有能够吸引信息产业和相关联产业发展的人才優势。依笔者看来，海南具有把信息产业做大做强的优势。因而，在庆祝海南建省3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海南30年发展的成败得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并明晰海南未来发展思路，通过奋起直追，力争在下一个3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创造的策源地，进而与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名称相吻合。
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特征突显
对2017年中国各省市区经济进行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有22个省市增速超过了全国增速均值6.9%。低于全国的省市有：河北6.7%、北京6.7%、辽宁4.2%、内蒙4%、天津3.6%、黑龙江6.4%、吉林5.3%、甘肃3.6%共计8个省市，且全部为北方省市。这说明，中国经济“南高北低”现象已经成为事实。
2017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山东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一个概念“黄河南北的差距”；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
黄河南北为啥有如此大的差距，笔者以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南北区域市场经济基础有着显著的差异。市场经济基础主要有三部分内容组成：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的差距较为明显。无论是东三省或是京津冀，或是西北诸省，比照珠三角或长三角等南方省份，就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别是经济自由度而言，北方省份显然落后于南方省份。东北三省更是典型，这个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为强烈的地区，在面向市场经济大潮中，当下显露出诸多困境，正是其不适应的表现。政府无处不在的管制，导致寻租产生；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产权保护意识缺乏，民营经济不仅数量少，还普遍缺乏活力，实质反映出这一地区市场意识商业文化的欠缺。在市场经济基础方面，京津冀或许好于东三省，但与中国两个最具有活力的地区相比，其差异也十分显著。例如，民营企业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限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管制和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影响了正常的市场运营环境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因而，要推进北方诸省市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018年中国经济展望
2018年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或持续发展的条件比较厚实，全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稳中趋缓”，GDP增速估计为6.7%左右。作为经济转型大国，特别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兴产业的崛起势不可挡，但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时间。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增速虽高，但在经济中的占比需要有一个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
对2018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会在2017年基础上继续提升，接近60%；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仍然会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城镇化继续推进，城镇化水平增速在1.2左右。就外部环境而言，由于美国减税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美国经济2018年有望达到3.3%，进而推动2018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有望延续。外部市场的积极变化，无疑有利于助推我国的经济发展。2018年中国全年进出口贸易有望在2017年14.2%基础上，继续保持这一态势，实现两位数增长。
就区域经济而言，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的作用进一步突显。无论是长三角城市群，还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或是长江下游成渝城市群，其经济增长势头都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火车头。2018年，东北三省、京津冀三地以及西北部分省份，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2017年发展态势，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京津冀为例，2018年，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进入实质性阶段，包括一些企业的疏解，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经济增速。河北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治理环境污染两项任务艰巨，而新兴产业发展一时又难以成为主导产业，因而2018年河北经济增速难以乐观。而天津，由于滨海新区发展势头受阻，要超赶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是一个挑战。就总体情形而言，南高北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实质是市场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因而如何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保护产权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北方省份更应下大力气加以落实。
在发展动力方面，需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大实施产权保护、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例如顾雏军案、仰融案等。只有这样，才能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发挥企业家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使企业家增添信心，看到希望，从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开放仍然是2018年的重要举措。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甚至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举措，真正使不同所有制经济能够得到较为公平待遇，这也将显著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效拓展发展空间。
要释放市场活力，需要把前一段期间陆续出台的推进“放管服”改革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大力减税降费，真正使企业减轻压力。而不是想象中的减税降费。但要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需要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如果包括街道和乡镇的聘用人员，至少超过8000万人。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不能够通过简单压缩的办法减少财政负担，而是需要合理设置政府部门，包括广义中政府中的党的各个部门，明确党政各部门职责，同时让一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交给社会。只有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减税降费才有坚实的基础，进而提升企业的活力。
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风险隐患需要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解决。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成本较高等较多制约，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负担，金融等领域风险突出等等，2018年的“黑天鹅”事件或许有可能发生，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责任编辑 李秀江）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