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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时代浪潮中，提高“软实力”以及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作为艺术和文化载体的建筑也应该为弘扬民族文化和加强民族凝聚力作出应有的贡献，现代建筑的民族化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现代建筑；现代性；民族性表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时代、环境和种族是影响文化艺术的三大要素。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建筑也是如此。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对建筑结构形式、艺术风格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条件的民族，其建筑的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也不同，而这种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一旦形成，就对这个民族的审美产生影响，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物质形态积淀、升华，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形成特定的建筑审美定势和价值趋向并内化为本民族建筑艺术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建筑的形式是和当时的功能要求与技术水平密切契合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工业生产，现代建筑材料和新的建筑技术的产生以及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新的需求和新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再加上国内西洋式教堂、学校和外国使领馆等现代建筑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建筑开始了与西方建筑交汇融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表示，横坐标是西方化，纵坐标是民族化，复古主义者希望只民族化，不要西方化，沿平行于纵轴的方向前进；殖民主义者希望只西方化，不要民族化，沿平行于横轴的方向前进。
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探索主要可以分为早期探索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繁荣创作期(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帝冠式”的移植期(30年代后期)、新探索时期(50年代以后)四个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是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最初的交汇阶段，民族化探索尚处于不自觉的摸索之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二是新形式、旧功能的洋式门面：三是中国式教会建筑。繁荣创作期出现了南京中山陵、南京中央博物院等一批高水平的作品，但这批建筑大多数只注重单体建筑的造型设计，忽略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组合艺术。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建筑，不光研究民族建筑外部的形式特征，同时也研究其空间构成，至此，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表达这一课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是中国现代建筑民族表达的典范。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金属、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结构”的形式，且对其构成元素的外型進行了几何化处理，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交融的特色。
1、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群体性布局符号
中华建筑在文化理念上象征自然宇宙，追求“其大无比”的境界，但从材料和技术条件方面来看受到“土木结构”的限制。土木之材长度和强度不如石材，尤其是由泥土烧制而成的砖瓦之类，其长度与强度是有限的。土木材料的性能决定了更适宜于建造尺度相对小一些的建筑单体。
从功能方面来看，群体性布局的形成是受到中华民族“血亲家族”观念的影响。王国维曾经指出，我国传统封建大家族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配偶，且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断非一室所能容”。
群体性布局体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建筑一开始就以群体性布局作为其主要特征，从仰韶时期的居住村落到面朝院落群体，再到后来的丰字型民居以及历代的宫殿建筑群，都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辅开，纵深发展，对称布局为主要表现形式，组成了相互联系，配合制约的有机的平面整体。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了群体化布局和对称的形式，但没有亦步亦趋地将对称性作为传统建筑布局的僵死的特征，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入口处遵循了对称原则，而两翼采用了非对称的布局。新馆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由三大块组成：中央部分为入口、中央大厅和主庭院；西部为博物馆主展区；东部为次展区和行政办公区。
2、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大屋顶符号
中国北方黄土地区的穴居之原始形式中有些直穴(或称袋穴、瓶形穴)建造在平地之下，为避雨雪、日照、野兽等，必在其上加一枝叶编成的顶盖，且用木棍之类支撑它，这是大屋顶的滥觞。
从材料和技术的角度讲，大屋顶的出现是由于土木等的物理性能决定了建筑开问不能过大，为避免变形与倒塌，需用柱子支撑，立柱过多且高度不易处于同一平面，再加上排水的实际需要，所以以主脊为最高，成为“人”字形两坡顶或四坡顶。其檐部出挑深远，为的是保护台基、墙体、立柱与门窗。建筑的屋顶形制在后代发展得多种多样，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苏州博物馆新馆有一部分采用了“大屋顶”形制中最简单的“硬山”形式，采用钢材和玻璃等新材料以及开放性钢架结构等新技术对起进行了抽象几何化处理。
3、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庭院符号
庭院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因素。庭院空间是经过几千年民族文化的锤炼，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辞源》这样解释“庭院”：庭者，“堂阶前也”，院者，“周垣也”，“宫室有垣墙者日院”。也就是说庭院是指由建筑、围墙围合而成的室外空间。一般来说，常常采用的手法是设置假山、池水和植物等景观来象征自然。在尺度较大的庭院中，还常常修建亭子，这些庭院空间的处理手法增添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
一是池水
水是自然界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物质之一，可以引起美好的情感，水可“净心”，水声悦耳，水又具有流动不定的形态，水可以形成倒影，这些特有的美感要素使古今中外许多庭院空间都以水为中心，而取得完美的观赏效果。
二是石景
石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表现为假山景致。水景的处理离不开山石，山石因水景而更生动，为了加强水景的观赏效果可将流水置于山石中流淌，发出潺潺流水声，水面作出落差，水声与波光交织，充分表现水景之美、环境之幽。
三是亭和榭
亭，原本是先民建在聚落、都市中用于嘹望和防御的一种准军事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亭的使用功能由原先的军事、治安、邮递方面渐渐向民用转化，商旅游人亦可小憩、投宿其间。隋唐间，亭开始出现于名胜、园林等处，宋元明清各代，此风日见兴盛，可以说凡有园林名胜，无不设亭造景。文人墨客往往因以吟诗填词，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亭”。
凉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有传统特色新馆建筑中自然少不了它的存在。池水是庭院空间的视觉中心，凉亭作为庭院中主要观赏点漂浮在水面上，使人仿佛置身于水上，造成人与水的亲近之感。
苏州博物馆新馆在带给我们有益启示的同时，也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在现代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建筑语汇不是难一的，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表达不一定要依赖传统建筑元素和符号。我们能否离开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和形式符号而运用其他建筑语汇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答案是肯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现代建筑民族性表达就会提高一个境界，如何做到，则是留给我们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现代建筑；现代性；民族性表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时代、环境和种族是影响文化艺术的三大要素。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建筑也是如此。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对建筑结构形式、艺术风格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条件的民族，其建筑的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也不同，而这种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一旦形成，就对这个民族的审美产生影响，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物质形态积淀、升华，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形成特定的建筑审美定势和价值趋向并内化为本民族建筑艺术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建筑的形式是和当时的功能要求与技术水平密切契合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工业生产，现代建筑材料和新的建筑技术的产生以及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新的需求和新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再加上国内西洋式教堂、学校和外国使领馆等现代建筑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建筑开始了与西方建筑交汇融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表示，横坐标是西方化，纵坐标是民族化，复古主义者希望只民族化，不要西方化，沿平行于纵轴的方向前进；殖民主义者希望只西方化，不要民族化，沿平行于横轴的方向前进。
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探索主要可以分为早期探索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繁荣创作期(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帝冠式”的移植期(30年代后期)、新探索时期(50年代以后)四个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是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最初的交汇阶段，民族化探索尚处于不自觉的摸索之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二是新形式、旧功能的洋式门面：三是中国式教会建筑。繁荣创作期出现了南京中山陵、南京中央博物院等一批高水平的作品，但这批建筑大多数只注重单体建筑的造型设计，忽略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组合艺术。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建筑，不光研究民族建筑外部的形式特征，同时也研究其空间构成，至此，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表达这一课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是中国现代建筑民族表达的典范。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金属、玻璃等现代建筑材料表达中国传统建筑的“土木结构”的形式，且对其构成元素的外型進行了几何化处理，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交融的特色。
1、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群体性布局符号
中华建筑在文化理念上象征自然宇宙，追求“其大无比”的境界，但从材料和技术条件方面来看受到“土木结构”的限制。土木之材长度和强度不如石材，尤其是由泥土烧制而成的砖瓦之类，其长度与强度是有限的。土木材料的性能决定了更适宜于建造尺度相对小一些的建筑单体。
从功能方面来看，群体性布局的形成是受到中华民族“血亲家族”观念的影响。王国维曾经指出，我国传统封建大家族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配偶，且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断非一室所能容”。
群体性布局体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国传统建筑一开始就以群体性布局作为其主要特征，从仰韶时期的居住村落到面朝院落群体，再到后来的丰字型民居以及历代的宫殿建筑群，都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辅开，纵深发展，对称布局为主要表现形式，组成了相互联系，配合制约的有机的平面整体。
苏州博物馆新馆采用了群体化布局和对称的形式，但没有亦步亦趋地将对称性作为传统建筑布局的僵死的特征，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入口处遵循了对称原则，而两翼采用了非对称的布局。新馆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由三大块组成：中央部分为入口、中央大厅和主庭院；西部为博物馆主展区；东部为次展区和行政办公区。
2、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大屋顶符号
中国北方黄土地区的穴居之原始形式中有些直穴(或称袋穴、瓶形穴)建造在平地之下，为避雨雪、日照、野兽等，必在其上加一枝叶编成的顶盖，且用木棍之类支撑它，这是大屋顶的滥觞。
从材料和技术的角度讲，大屋顶的出现是由于土木等的物理性能决定了建筑开问不能过大，为避免变形与倒塌，需用柱子支撑，立柱过多且高度不易处于同一平面，再加上排水的实际需要，所以以主脊为最高，成为“人”字形两坡顶或四坡顶。其檐部出挑深远，为的是保护台基、墙体、立柱与门窗。建筑的屋顶形制在后代发展得多种多样，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苏州博物馆新馆有一部分采用了“大屋顶”形制中最简单的“硬山”形式，采用钢材和玻璃等新材料以及开放性钢架结构等新技术对起进行了抽象几何化处理。
3、采用“土木结构”形式的庭院符号
庭院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因素。庭院空间是经过几千年民族文化的锤炼，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辞源》这样解释“庭院”：庭者，“堂阶前也”，院者，“周垣也”，“宫室有垣墙者日院”。也就是说庭院是指由建筑、围墙围合而成的室外空间。一般来说，常常采用的手法是设置假山、池水和植物等景观来象征自然。在尺度较大的庭院中，还常常修建亭子，这些庭院空间的处理手法增添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
一是池水
水是自然界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物质之一，可以引起美好的情感，水可“净心”，水声悦耳，水又具有流动不定的形态，水可以形成倒影，这些特有的美感要素使古今中外许多庭院空间都以水为中心，而取得完美的观赏效果。
二是石景
石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表现为假山景致。水景的处理离不开山石，山石因水景而更生动，为了加强水景的观赏效果可将流水置于山石中流淌，发出潺潺流水声，水面作出落差，水声与波光交织，充分表现水景之美、环境之幽。
三是亭和榭
亭，原本是先民建在聚落、都市中用于嘹望和防御的一种准军事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亭的使用功能由原先的军事、治安、邮递方面渐渐向民用转化，商旅游人亦可小憩、投宿其间。隋唐间，亭开始出现于名胜、园林等处，宋元明清各代，此风日见兴盛，可以说凡有园林名胜，无不设亭造景。文人墨客往往因以吟诗填词，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亭”。
凉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有传统特色新馆建筑中自然少不了它的存在。池水是庭院空间的视觉中心，凉亭作为庭院中主要观赏点漂浮在水面上，使人仿佛置身于水上，造成人与水的亲近之感。
苏州博物馆新馆在带给我们有益启示的同时，也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在现代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建筑语汇不是难一的，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表达不一定要依赖传统建筑元素和符号。我们能否离开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和形式符号而运用其他建筑语汇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答案是肯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现代建筑民族性表达就会提高一个境界，如何做到，则是留给我们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