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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国民政府封锁消息的情况下，一时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泰晤士报》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国内各报也相继报道。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前不久，笔者偶见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的一张吕一民伏法时的照片，追根溯源，又在市高级法院档案馆发现了吕一民的判决书，凶手的政治背景，事先的蓄谋策划及刺杀经过得以澄清。
凶手受命军统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国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那时，吉鸿昌与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一时不敢贸然下手。1933年春，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来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并配备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及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的陈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长。同年下半年由天津军统特务将侦察到的吉鸿昌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并分别任命陈资一、郑恩普和王文为情报组和行动组组长。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反复磋商后，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人，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在天津物色人选，十数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他想，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其人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现已属天津市）。家有祖遗砖瓦房18间，土地1400余亩，分租给贫雇农耕种，每至秋收，各贫雇农都要将收入30%—40%的粮食交到他家，少交或欠交的就要被剥夺次年种田的权利。他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极端贪婪自私，行为诡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尚未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
1925年5月，河南省有个大土匪头子叫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打起武装反帝的大旗，召集曾在保定军校受过训的几个失意军人做教官，在河南临颍成立了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800多人，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闻讯，携巨资到该校报名。学校接受他的“赞助”后，吕一民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他又开始研究起学员的构成。研究结果是学员中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20%来自城市，文化程度较高，而且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于是他决定把后者作为重点拉拢的对象。很快，他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集团，号称“嵩山三十六友”。此计果然奏效，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此后，又升任第十九集团军第五师参谋长、旅长。升官后的他，更加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他假借筹措军饷、改善军事装备等名目，向驻地樊城老百姓大肆敲诈勒索，横征暴敛。
1930年中原大战时，吕一民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领到十几万银元窜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军火商订购枪支弹药，从中捞得上万元。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来到北平，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置下一栋房子，改名为李善斋，弃家乡之妻于不顾，找了一个风流少妇与其同居，吕一民称之为“雅斋夫人”。但不久，他又出于升官发财的驱使，四处活动起来，他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了苏杭，辗转找到一个与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加入了“新国民党别动队”任组长。后又返回平津，搞反蒋活动，寄希望于蒋介石下台后，元老派主持大政，论功行赏，赐他高官厚禄。岂料，蒋介石非但没下台，反倒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吕一民一时找不到升官之路，遂即消沉下去了。王文的出现又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刺杀组成立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吕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愿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后向站长请示，让吕敬候佳音。吕一民唯恐失去这一良机，遂下决心又赔上了雅斋夫人。是夜，他不仅留宿了王文，还将雅斋夫人送上了他的床。吕一民又连夜写了一份誓愿书，并连同100张5元的中交票一起包进一条红绸子手帕内。次日凌晨，又让雅斋夫人将此包塞入王文的内衣口袋。
当天，王文即动身返津。到家后，他先将500元中交票存入银行，然后又向陈恭澍汇报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并对吕一民大加赞赏。陈恭澍展开誓愿书，只见上写：立誓愿书人吕一民，现年32岁，北平市人，受训于建国军官学校，在孙文总理发展同盟会时，即已申请入党，自属早期的国民党员，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效忠党国。一向信仰“复兴”宗旨的三民主义，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并无二意，如有交办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如有半点虚假，愿受天谴！务请批准……陈恭澍看后连连点头，并说此人如此忠诚党国，实属罕见，从速令此人来津一见。
凭多年钻营的经验，吕一民知道王文一定能将此事促成。第二天，他就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买了两套英国进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10筒老炮台高级香烟、一箱金奖白兰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的电报，他便火速来津。在西火车站下车后，他先到金刚桥下坡吉升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安排好东西，乘车到王文家，马不停蹄，又回店取了东西，托王文将见面礼送到陈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带领，到军统天津站报到。先见礼后见人，陈恭澍对吕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见面时，气氛十分热烈。当陈恭澍宣布委任令后，吕一民突然屈膝跪倒，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并再次表决心立誓言。
到津不久，吕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春荣里找到了一名叫杨华庭的暗娼，时间不长，其二人就打得火热。与此同时，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找到比他小八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二人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被刺受伤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并以此为聚会点。每至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于是，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复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
陈恭澍见失去了目标，不免将吕一民等叫来训斥一番，并决定分头跟踪侦察。由吕一民负责侦察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岐。陈恭澍说：“跟住任应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一天，吕问友跟踪任应岐至国民饭店，果然在二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在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他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
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庭化装侦察后，二吕突然冲进屋内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法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英工部局。时为1934年11月9日。
吉鸿昌英勇就义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任。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此后，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秘密押往北平。12月24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急密电，上写：“就地枪决。”何立即在吉、任卷宗上用朱笔批了“立枪决”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绑”，交部下执行。
当日，吉、任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任死刑的命令。吉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饭毕，吉鸿昌要了笔墨和纸。他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光荣而坚贞不屈的决心;之后他又先后给妻子、兄弟们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第一封遗书的原件并未交给吉夫人，其余三封都交给了吉夫人。
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刺杀组成员可耻下场
行刺后，陈恭澍带上吕一民等一伙特务，乘晚车返回北平，向军统头子郑介民作了汇报。陈恭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陈恭澍当时唯恐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遂隐居于北平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暂避风声。吕一民从此也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并于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
天津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匿居津门的二吕匪拒不登记，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人民举发，二吕匪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其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 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其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予以没收。
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同年7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特打死。陈恭澍此次幸免一死，逃往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后又升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叛蒋投敌。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
凶手受命军统天津站
早在1932年8月，国民政府就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但那时，吉鸿昌与冯玉祥正在察北武装抗日，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一时不敢贸然下手。1933年春，蒋介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特务王天木来津建立特务组织——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并配备秘密电台，从事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以及用绑架、暗杀等手段迫害革命人士和反蒋抗日分子。1934年，由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过训的陈恭澍接任天津站站长。同年下半年由天津军统特务将侦察到的吉鸿昌开展活动的情况上报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一方面发出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的紧急命令;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并分别任命陈资一、郑恩普和王文为情报组和行动组组长。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此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反复磋商后，决定由王文再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人，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在天津物色人选，十数天也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他又来到北平，就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在那一瞬间，王文眼前一亮，他想，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其人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羊岗村（现已属天津市）。家有祖遗砖瓦房18间，土地1400余亩，分租给贫雇农耕种，每至秋收，各贫雇农都要将收入30%—40%的粮食交到他家，少交或欠交的就要被剥夺次年种田的权利。他早年丧父，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下，极端贪婪自私，行为诡祟，人称贼鬼油滑的“花花公子”。吕尚未读完初中，就抛妻弃母到处游荡，一心追求升官发财的捷径。
1925年5月，河南省有个大土匪头子叫樊钟秀，为了扩充势力称霸一方，打起武装反帝的大旗，召集曾在保定军校受过训的几个失意军人做教官，在河南临颍成立了一所“建国军官学校”，招收青年800多人，进行军事培训。吕一民闻讯，携巨资到该校报名。学校接受他的“赞助”后，吕一民当上了一名班长。善于投机钻营的他又开始研究起学员的构成。研究结果是学员中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20%来自城市，文化程度较高，而且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于是他决定把后者作为重点拉拢的对象。很快，他与这些人结成了一个派系集团，号称“嵩山三十六友”。此计果然奏效，仅一年的时间，他就当上了第四集团军第十八教导团上尉副官，此后，又升任第十九集团军第五师参谋长、旅长。升官后的他，更加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他假借筹措军饷、改善军事装备等名目，向驻地樊城老百姓大肆敲诈勒索，横征暴敛。
1930年中原大战时，吕一民又当上了某部上校军需官，领到十几万银元窜到天津日租界向日本军火商订购枪支弹药，从中捞得上万元。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来到北平，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置下一栋房子，改名为李善斋，弃家乡之妻于不顾，找了一个风流少妇与其同居，吕一民称之为“雅斋夫人”。但不久，他又出于升官发财的驱使，四处活动起来，他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由上海到了苏杭，辗转找到一个与胡汉民有关系的人，引荐他加入了“新国民党别动队”任组长。后又返回平津，搞反蒋活动，寄希望于蒋介石下台后，元老派主持大政，论功行赏，赐他高官厚禄。岂料，蒋介石非但没下台，反倒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吕一民一时找不到升官之路，遂即消沉下去了。王文的出现又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
刺杀组成立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谈之中，吕一民了解了王文的身份，并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罗人马，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愿在王文手下听从差遣。王文也表示回津后向站长请示，让吕敬候佳音。吕一民唯恐失去这一良机，遂下决心又赔上了雅斋夫人。是夜，他不仅留宿了王文，还将雅斋夫人送上了他的床。吕一民又连夜写了一份誓愿书，并连同100张5元的中交票一起包进一条红绸子手帕内。次日凌晨，又让雅斋夫人将此包塞入王文的内衣口袋。
当天，王文即动身返津。到家后，他先将500元中交票存入银行，然后又向陈恭澍汇报他北平之行的收获，并对吕一民大加赞赏。陈恭澍展开誓愿书，只见上写：立誓愿书人吕一民，现年32岁，北平市人，受训于建国军官学校，在孙文总理发展同盟会时，即已申请入党，自属早期的国民党员，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效忠党国。一向信仰“复兴”宗旨的三民主义，对蒋委员长绝对忠诚，并无二意，如有交办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如有半点虚假，愿受天谴！务请批准……陈恭澍看后连连点头，并说此人如此忠诚党国，实属罕见，从速令此人来津一见。
凭多年钻营的经验，吕一民知道王文一定能将此事促成。第二天，他就跑遍了北平城，花重金买了两套英国进口西服料、一打巴黎香水、10筒老炮台高级香烟、一箱金奖白兰地名酒。一收到天津的电报，他便火速来津。在西火车站下车后，他先到金刚桥下坡吉升客栈开了一个房间，安排好东西，乘车到王文家，马不停蹄，又回店取了东西，托王文将见面礼送到陈恭澍家中，再由王文带领，到军统天津站报到。先见礼后见人，陈恭澍对吕一民又添了一分好感，所以二人见面时，气氛十分热烈。当陈恭澍宣布委任令后，吕一民突然屈膝跪倒，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并再次表决心立誓言。
到津不久，吕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春荣里找到了一名叫杨华庭的暗娼，时间不长，其二人就打得火热。与此同时，他又在河北李公祠西恒丰货栈，找到比他小八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他二人作为情报助手。在英租界巴克斯道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被刺受伤
吉鸿昌潜回天津，最初住在英租界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并以此为聚会点。每至夜晚，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透过窗帘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即与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于是，吕一民等白天化装成小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门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来巡视，伺机动手。吉鸿昌有所察觉后，便把聚会点转移至法租界惠中饭店，以打牌做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后因特务时常跟踪，吉鸿昌复又搬到英租界墙子河外牛津别墅，并将聚会点转移到国民饭店。这一招果然奏效，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特务的干扰。
陈恭澍见失去了目标，不免将吕一民等叫来训斥一番，并决定分头跟踪侦察。由吕一民负责侦察吉鸿昌，吕问友负责跟踪吉鸿昌的好友任应岐。陈恭澍说：“跟住任应岐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一天，吕问友跟踪任应岐至国民饭店，果然在二楼45号房发现了吉鸿昌。在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吉的座位靠近暖水汀，于是他脱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
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在特务杨华庭化装侦察后，二吕突然冲进屋内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法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英工部局。时为1934年11月9日。
吉鸿昌英勇就义
1934年11月10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军统特派员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任。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此后，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秘密押往北平。12月24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加急密电，上写：“就地枪决。”何立即在吉、任卷宗上用朱笔批了“立枪决”三字，又批“由林少文陪绑”，交部下执行。
当日，吉、任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任死刑的命令。吉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饭毕，吉鸿昌要了笔墨和纸。他先给党写了一封汇报信，报告了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和为党的光荣而坚贞不屈的决心;之后他又先后给妻子、兄弟们及家乡好友各写了一封遗书。第一封遗书的原件并未交给吉夫人，其余三封都交给了吉夫人。
随着一声枪响，民族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刺杀组成员可耻下场
行刺后，陈恭澍带上吕一民等一伙特务，乘晚车返回北平，向军统头子郑介民作了汇报。陈恭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陈恭澍当时唯恐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遂隐居于北平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暂避风声。吕一民从此也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信赖，并于1935年被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
天津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匿居津门的二吕匪拒不登记，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惑众，蛊惑人心。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人民举发，二吕匪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其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 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其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予以没收。
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同年7月，特务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王文被日特打死。陈恭澍此次幸免一死，逃往重庆，升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后又升为军统上海区区长，1941年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叛蒋投敌。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