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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喜欢说，中国的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西方的史学是以“事”为中心的。传记这一领域中，“精英”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晚近的历史研究中渐呈式微之相，“匹夫匹妇”的历史获得更多关注，不少学者津津乐道于诸如清代山东郯城一个无名农妇的遭遇(见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应该提醒的是，为小人物提供空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大人物与时代的关联，仍是史家不可逃避的课题。
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一书具有别样的启示意义。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长处风口浪尖，一起随潮流波荡。近十年，大陆以“胡适传”为题之作就有五六种，《胡适文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资料也相继出版。比起众多同类著作，这本书利用的均是常见材料，却能令人有耳目全新之感。这与作者对胡适心理的把握有关。
作者认为，精神分析是思想史研究者必需的训练之一。《胡适传》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传主心理细致入微的体贴。作者并未使用精神分析术语，而是采用历史学最基本的叙述方法，引领读者进入传主内心世界。全书的第三部分《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是给人印象最深的篇章之一。作者从青少年胡适所处家庭环境和校园经历人手，剖析其徘徊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人生道路的心理根源。经此分析，胡适一生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涣然冰释。
20年代初，胡适一度恋上表妹曹佩声，心情大好，“性情举动与平素截然有异”。某日，张君劢初见陈衡哲大为倾倒，“适之不禁狂笑”。作者说，“胡适自小斯文内向”，此时“既笑且狂”，“活泼泼的”，“实在不多见”。这段看似突如其来的妙笔，实是建立在对胡适一生行事的了解之基础上的。
王国维说，为学当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研究历史人物，尤当如此。不入，则终究是山外看山，莫明所以；不出，则又有执著之蔽，看似入了人心，其实还是徘徊心外。罗教授的胡适研究，建基于他对20世纪社会与文化发展历程的把握。即如前述的一场“婚外恋”，也绝不是为了满足市民报纸“八卦”版的需要，盖这段“率性”之事与胡适在那段时期对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关联，不可不述。换言之，写胡适的同时，作者着力和着意之处，不啻于写一部清末民初的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
胡适的自我认知与读者认知的胡适并不一致，甚至有较大的距离。因此，研究胡适及其时代，既要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也要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正因有此自觉，作者才不能被胡适读者或胡适本人牵引，开掘出不为人熟知却又贴近真实的胡适。
胡适并不完全是历史的成功者——至少，他并不永远成功。胡适晚年曾说，自己“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前人之作，不论褒贬，多注意胡适“得意”的一面，这本书最后却落脚于其“失望的心情”。中国史学自司马迁始就注意失败的英雄，同情而外，不无注意到“世变”之义。
人物造时势；时势创人物。作者研究胡适，没把他孤立起来，而是将他放入时代语境中，既看到人物影响世道的一面，也看到时势如何塑造人物。全书第二部分“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值得细读。它不但为胡适的一生所思定下了基调，也是罗教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提纲挈领之作，构成作者近十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读者有意，借此章转入罗氏的其他著述，大概也可获得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阅读乐趣。
《最“危险”的总编辑》
美国著名报人布莱德利的自传，向读者呈现了他70余年的传奇人生——从求学哈佛到奔赴太平洋战场，直到在《华盛顿邮报》步入事业巅峰。从1965年担任总编辑以来，布莱德利和记者们并肩奋战，将邮报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媒体之一。在此期间，《华盛顿邮报》通过“水门事件”的报道将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创造了新闻媒体的“神话”；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事件中，面对政府的高压，他不卑不亢还以颜色，最终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黑暗时代的人们》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1933年纳粹上台，她流亡国外，这是她所谓的“黑暗时代”。本书是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这些人物，罗莎·卢森堡、卡尔·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海尔曼·布洛赫……大多是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见证了二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他们的生命和作品，阿伦特视作黑暗时代的“微弱的光亮”，虽然闪烁不定，却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的，人们期待的光亮。
《博客语录》
据说生活就是看法，据说看法就是博客。有人一天不写博客手就发痒，有人写了几天博客马上关了，有人因为能写被称作“水龙头”，有人自己写不了就转别人的，有人通宵熬夜看完某个博客的所有文章，有人把博客当作扯嗓子骂人的大街……如果博客更多提供的是事实，那说明我们有好奇心，如果博客更多提供的是观点，那说明我们有求知欲。浏览观点盼作用，就是把“我们如何生活”这一问答题变成选择题。时不时做做选择题不会降低一个人的智力品质。
罗志田教授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一书具有别样的启示意义。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长处风口浪尖，一起随潮流波荡。近十年，大陆以“胡适传”为题之作就有五六种，《胡适文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资料也相继出版。比起众多同类著作，这本书利用的均是常见材料，却能令人有耳目全新之感。这与作者对胡适心理的把握有关。
作者认为，精神分析是思想史研究者必需的训练之一。《胡适传》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传主心理细致入微的体贴。作者并未使用精神分析术语，而是采用历史学最基本的叙述方法，引领读者进入传主内心世界。全书的第三部分《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是给人印象最深的篇章之一。作者从青少年胡适所处家庭环境和校园经历人手，剖析其徘徊于“率性”与“作圣”之间的人生道路的心理根源。经此分析，胡适一生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涣然冰释。
20年代初，胡适一度恋上表妹曹佩声，心情大好，“性情举动与平素截然有异”。某日，张君劢初见陈衡哲大为倾倒，“适之不禁狂笑”。作者说，“胡适自小斯文内向”，此时“既笑且狂”，“活泼泼的”，“实在不多见”。这段看似突如其来的妙笔，实是建立在对胡适一生行事的了解之基础上的。
王国维说，为学当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研究历史人物，尤当如此。不入，则终究是山外看山，莫明所以；不出，则又有执著之蔽，看似入了人心，其实还是徘徊心外。罗教授的胡适研究，建基于他对20世纪社会与文化发展历程的把握。即如前述的一场“婚外恋”，也绝不是为了满足市民报纸“八卦”版的需要，盖这段“率性”之事与胡适在那段时期对自身今昔的反思有直接关联，不可不述。换言之，写胡适的同时，作者着力和着意之处，不啻于写一部清末民初的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
胡适的自我认知与读者认知的胡适并不一致，甚至有较大的距离。因此，研究胡适及其时代，既要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也要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正因有此自觉，作者才不能被胡适读者或胡适本人牵引，开掘出不为人熟知却又贴近真实的胡适。
胡适并不完全是历史的成功者——至少，他并不永远成功。胡适晚年曾说，自己“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前人之作，不论褒贬，多注意胡适“得意”的一面，这本书最后却落脚于其“失望的心情”。中国史学自司马迁始就注意失败的英雄，同情而外，不无注意到“世变”之义。
人物造时势；时势创人物。作者研究胡适，没把他孤立起来，而是将他放入时代语境中，既看到人物影响世道的一面，也看到时势如何塑造人物。全书第二部分“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值得细读。它不但为胡适的一生所思定下了基调，也是罗教授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提纲挈领之作，构成作者近十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读者有意，借此章转入罗氏的其他著述，大概也可获得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阅读乐趣。
《最“危险”的总编辑》
美国著名报人布莱德利的自传，向读者呈现了他70余年的传奇人生——从求学哈佛到奔赴太平洋战场，直到在《华盛顿邮报》步入事业巅峰。从1965年担任总编辑以来，布莱德利和记者们并肩奋战，将邮报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媒体之一。在此期间，《华盛顿邮报》通过“水门事件”的报道将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创造了新闻媒体的“神话”；在关于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事件中，面对政府的高压，他不卑不亢还以颜色，最终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黑暗时代的人们》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1933年纳粹上台，她流亡国外，这是她所谓的“黑暗时代”。本书是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这些人物，罗莎·卢森堡、卡尔·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海尔曼·布洛赫……大多是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见证了二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他们的生命和作品，阿伦特视作黑暗时代的“微弱的光亮”，虽然闪烁不定，却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的，人们期待的光亮。
《博客语录》
据说生活就是看法，据说看法就是博客。有人一天不写博客手就发痒，有人写了几天博客马上关了，有人因为能写被称作“水龙头”，有人自己写不了就转别人的，有人通宵熬夜看完某个博客的所有文章，有人把博客当作扯嗓子骂人的大街……如果博客更多提供的是事实，那说明我们有好奇心，如果博客更多提供的是观点，那说明我们有求知欲。浏览观点盼作用，就是把“我们如何生活”这一问答题变成选择题。时不时做做选择题不会降低一个人的智力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