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张燮著有《东西洋考》十二卷，其卷四《麻六甲》篇云：“其国（指麻六甲）物产有叆叇。下注曰：‘俗名眼镜，《华夷考》曰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昼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此物）出满刺加。’”同卷《哑齐》篇中，指哑齐国的物产中也有叆叇，并有照身镜等。
　　张燮是明代万历中期福建举人，《东西洋考》作于万历丁巳年（1617年）。上述所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叆叇到万历年间已有了俗名：“眼镜”；第二是引用了《华夷考》一书，将眼镜的形状、材质、功用和产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中所说的《华夷考》传为《华夷译语》一书的作者火源洁所作。火源洁为蒙古人，明洪武年间任翰林院侍讲。
　　据《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满刺加”条载，满刺加在嘉靖年间被佛郎机所灭，复国后改称麻六甲，其地在马来半岛。同卷“苏门答刺”条载：苏门答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易名为哑齐。据史籍记载，阿拉伯（大食）人的势力早在7世纪就已进入东南亚，包括麻六甲和苏门答刺等地。随着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到来，西亚和欧洲的物品也大量地进入东南亚，又从这里进入中国，其中包括叆叇等物品。元明时期的中国人认为此物来自满剌加和苏门答剌，或认为此物是该地区的特产。而据《明史·外国传六》所载，自明永乐元年（1403年）至嘉靖初，满刺加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将近四十次；苏门答刺自永乐三年（1405年）到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向明朝廷进贡方物也有二十次之多。在众多的贡物中，恐也有被视为这两国物产的叆叇。
　　与此同时，随着阿拉伯势力进入中亚和中国西部边境，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经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也会带来叆叇等商品。这有《方洲杂录》和《七修类稿续稿》两书所载为证。
　　《方洲杂录》的作者张宁，浙江德清人，明景泰五年（1454年）二甲进士，成化时任汀州知府。其《方洲杂录》云："尝于指挥胡口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世之硝子，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衔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此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刺，似闻其名为叆叇。’此二物皆世所罕见。"文中所说"宣庙"指的是明宣德皇帝朱瞻基，他死后的庙号为官宗，他赐给胡宗伯的叆叇，当在其在位的宣德年间（1426-1435年），可能来自满剌加或苏门答剌等国的贡物。至于张宁所见到的另一副叆叇，是孙景章用良马从西域商贾手中换来，可能是西亚或阿拉伯的商人经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西域的。
　　《七修类稿续稿》一书的作者郎瑛，字仁宝，浙江仁和人，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尚健在。该书卷六《事物类》"眼镜"条云："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虏人得而制之以遗中国，为世宝也……后与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若圆灯剪然，可开合而折叠。问所从来，则日旧任甘肃，夷人贡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间未若人言也……得己廿年，宝之无用，不犹鼠之藏金乎？书出而传之，博识者必有以告我。"都司为明代的武官，负责所管地区的军政。霍子麒在任职甘肃时，由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将眼镜作为贡品进贡，因此有机会得到。文中还说眼镜出西海，西海即地中海，也就是说眼镜为欧洲产品，经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西部。
　　早期眼镜的形制
　　关于传入中国的早期眼镜的形制，上述两篇文献已说得很清楚：一是镜片由玻璃（"硝子"和"琉璃"都是古代玻璃的别称）制成，圆形，大小如铜钱；二是镜片镶以金属或红骨；三是两枚镜片可以开合和折叠，镜片边框之间由纽（铰链）相连，如戥子盒盖与盒座之间的连接，张开后可"置之眉间"，即"张开双目"。因此，这是一种夹鼻式眼镜。有当时的绘画可作佐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题为《南都繁会图卷》的绘画，其作者仇英。该图卷的中部绘有戴着此类眼镜的两个人：一为坐在"兑换金珠"店门口观看杂耍的老人；另一则为在杂耍把戏的表演队伍中，扮演摇着折扇踩着高跷的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文明史图鉴》第四卷第93～95页，朝华出版社，2002年）。其实这类东西，在元人的文学作品中已可见到。元代陈植《金马门赋》中写道："观其渥洼异产，月窟殊姿，虎文隐见，龙骨权奇，目夹镜之明……"（《永乐大典》卷三五一九《三场文选》）。文中"渥洼"即指渥洼水，党河支流，在今甘肃瓜州，此地位于陆上丝绸之路通道上。
　　明代人骑马或骑驴出行时，多有戴眼罩或眼纱的习惯，用以防尘、防风和遮挡阳光。例如《金瓶梅词话》的多个章回中，写到西门庆出行时，不论骑马或步行，每每戴着眼罩或眼纱。不仅西门庆如此，第五十九回写韩伙计"带着大帽眼纱骑着驴子"，第六十八回写文嫂"带上眼纱骑上驴子"。又如明崇祯刊刻的小说《型世言》第十二回，写锦衣卫王指挥的夫人与隔壁余姥姥从住处苏州胡同，"带了眼罩儿"骑上驴子到灯市去游玩。从上述小说的描写中可见，在嘉靖至崇祯初，眼镜尚未在中国民间普及，当时保护眼睛的工具主要是眼罩和眼纱。但这两类用具的系戴方式，可能启发了眼镜系戴方式的改变，从夹鼻式发展为系带式或系绳式。
　　据明代嘉、隆、万时期的杭州贡生田艺蘅所著《留青日札·叆叇》载："提学副使潮阳林公有二物，大如钱形，质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中用缓绢联之，缚于脑后。"所谓"缓绢"即为松缓的绢带。
　　系绳式眼镜一直使用至清末。
　　眼镜在中国的普及
　　随着中国人开始自制眼镜以及眼镜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眼镜的售价逐渐降低，眼鏡逐渐在中国普及。这个过程产生于明崇祯末至清顺治时期。 　　明末清初松江娄县诸生叶梦珠（1623-1696？）著有《阅世编》十卷，其卷七《食货六》中说："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至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唯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
　　这一条文字将眼镜在江南地区的普及过程说得很清楚：明崇祯年间，眼镜尚未普及，只能"偶见"之，原因是此物来自西洋，每副价钱昂贵，值银四五两。按当时七品知县月俸米七石五斗（《明史·食货志》），折银十五两（按《阅世编·食货一》所载崇祯时的平均米价折算），也就是当时的知县要买一副老花镜，需要花去他月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此"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清顺治以后，即17世纪中叶以后，眼镜价格逐渐下降，只值崇禎年问的六分之一。到作者写作《阅世编》的康熙中期，一般使用的便宜老花镜只需花二至三分银子就能买到一副。五十年间，一副老花镜的价格从银四五两到银二三分，仅值原来的二百分之一，原因就是当时苏州、杭州和广州等地已开始自制眼镜，且产量越来越多，以至于"遍地贩卖，人人可得"。不过近视镜当时还比较贵，每副价值银二两。
　　在清初制造眼镜的人中，最著名的应数孙云球。孙云球字文玉，一字泗滨，生于明崇祯初，卒于清康熙初年，苏州吴江人，十三岁为县学诸生。后因父殁家道中落，学艺于杭州陈天衙，后定居于苏州虎丘，以制作和售卖眼镜为生。据民国《吴县志》说："云球精于测量，凡所制造，时人服其奇巧……又用水晶创为眼镜，以佐人目力。有老少、远近光之类，随目对镜不爽毫发，闻者不惜出重价相购。"还说他"著《镜史》一卷行于世。今市坊依法制造，各处行之。乾嘉时有褚三山者，亦以善制者"。孙云球和褚三山堪称江南眼镜业的肇始者，此后这个行业在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和杭州等大城市兴起，镜片的材质由玻璃发展到水晶；品种由老花镜发展到与平光镜、近视镜并存，且可"随目对镜"；系戴方式也由夹鼻式和系带式发展为便于摘戴的双腿挂耳式。产量和质量也大大地提高，并超过了进口品。随着眼镜的普及，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眼镜的影子。袁枚（1716-1797）在其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卷九《蒋太史》一则中，即写其好友蒋士铨的故事，文中写道："蒋太史士铨官中书时，居京师贾家胡同。一日遇一人……视之，本房老师冯静山先生也，急前拱揖。冯披羊皮袍，卸眼镜。"道光中，文康的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四回写到主人公安骥入贡院参加乡试的情景，看见发卷子的御史戴着眼镜，拿着红笔点名分发考试卷。又见一个在旗的监生向前查问名单时，"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来……那御史果然觑着近视眼给他查出来，看了看，便拿在手里"。从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眼镜的情景来看，显然在乾嘉以后，眼镜在中国已经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