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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席瓦斯通(Roger Silverstone)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编译：陆 阳(Aglaia Lu Yang)
在新的传媒时代，新的传媒方式正以其在信息交流方面的资源优势，而成为我们进行全球性联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传媒内容需要引起重视。我们对传媒的传统看法正面临着挑战。
规范不仅只是政府及传媒企业所关注的事情，也是一种专业化、商业化及产业化的方针实践。传媒尽管存在着不完善，但还是应当建立负责任的传媒，而一种负责任的传媒文化的建立完全基于对新传媒方式精通而又有批判精神的大众群体。
各种规范理论很少解释为什么要规范。我们从公共利益、竞争机制、知识产权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一个从谨慎负责的管理中受益的世界。而最佳的规范进程是基于对实证理论有了解并且接受的那些人而言的，他们是推动存在的受益者。传媒提供文化空间，媒体力量的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具有地理环境及社会意义。文化环境的规范如同我们规范自然环境一样，均出自我们的自身利益，还有很多未被涉及的棘手问题影响传媒的发展和规范。但可以肯定地说，传媒作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
一、 传媒大众化
但今天这种大众是哪些人呢？他们被各类新老传媒的影响状况如何呢？我们的传媒通过哪些渠道使我们建立起联系？传媒通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缩短了邻里与国家、自然与商业及文化环境的距离，而成为全球大众、参与者和行动者呢？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体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能力。他强烈主张媒体是我们自身延伸的说法。传媒创建并坚持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共享文化。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通联的速度和范围日趋多样化。传媒把世界展现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使传媒更加大众化、产业化。
传媒尽管看起来千篇一律，但仍然非常重要，它有一种令人难以完全拒绝的力量，因为，我们总相信会有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随着图像、声音、叙述和消息传播的日常化，页面上或屏幕上的表现与个人的看法一致与否、认同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去，人们对此的控制能力迅速减弱了。于是最初的原动力是对内容作规范尝试，但这种焦虑和规范的尝试却使传媒更为强大。
然而就在努力去控制引导说明规范的特定内容时，孩子们的父母却为私人文化及家庭道德空间而奋斗，宣传者、广告商、电视节目制作商都非常明白这是一场传媒控制权的斗争。同时，家长们也明白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也在为他们的孩子上网的时间而争执，这是广泛的斗争，跨越了年龄与性别、政治与家庭。
因此，竞争政策是一种与个人安全和家庭道德利益攸关的需要深思熟虑的私人问题。
随后，传媒规范就从个人变成了公共事务。争夺这些环境下的表述权对于解释可知与未知、有价与无价、正确与谬误非常必要，在这些规范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
二、 传媒责任
作为大众，我们要负起责任，在我们同他人交往中负起责任。
但这种愿望已经被一个世纪以来引领我们个人化的电子媒介所侵蚀。20世纪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缺少关爱、缺少联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明显疏远，在发达富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更是如此。
这些社会毋庸置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通联全球化即帝国时代后再次激活了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高度依存的格局，一个巨大而又不平衡的物理环境，一个政治空间不再为人所关注，社会文化的空间缩小到电话听筒上来。
在这种条件下，规范成了行政问题，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上，秩序和责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外政策的趋同有赖于一种积极参与实践的大众理念。然而有些人远离了这种进程，这样的规范实际上容易产生决定上的偏差。不熟悉情况使我们要么在陌生面前得出观点，要么陷入其中无法辨别，我们要对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产生认知，这类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
三、恰当距离
新传媒的时空性质，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方面经常存在模糊之处。
我认为距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地理的，更是一个社会范畴，一种相互联系的道德范畴。距离的克服不仅需要技术来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距离。这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包括了对其他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负责和关心，以及使对方了解。是一种近而不近，远而不远的的状态。
传媒一直履行着创造恰当距离的职责，它们至少有能力做到这点。在世界大事报道中，新闻的制作，对过去的描述，公共数字下隐私的疑问，对日常生活的探查，林林总总，都是解决熟悉与陌生的必要方式，传媒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仍有可取之处。
一方面，同别人一样置身媒体之中，你会看上去苍白，并且远离同情与关怀，无能为力。这就是技术制造的距离的习惯，行政机构围绕这些技术建立起来，增强了这种分离和疏远的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距离上的非道德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充满了冲突，但从未离我们远去。
既是相互熟悉但仍会有隔阂发生，我们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完全迥异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互共享、共知。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呈现在纪录片和广告中的印象，这种文化上的新帝国主义表现了距离的非道德的一面，即拒绝接受不同，不承认另外的价值观，这就是自身的非道德现象。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共性和个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丧失了掌握人类共享的可能。距离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如果创建了不适当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用适当距离为目标去进行规范，以修补我们与其他文化交流上的不足。
用适当距离的观念对待争执，近来互联网被看作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个错误带来的接触上的封闭，最终导致相互责任上出现混淆。
随着公共与私人、个人与社会的趋同，尝试参与适应距离，作为一个分界点，会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大众需要一种道德进程来适应规范后的世界。
四、结 论
媒体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所关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周而复始、旧话新说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看一本书意味着对文字诠释的能力：即能阅读、能理解、能欣赏，它要求掌握并能运用一定的复杂技巧，在广播时代，这种理解认知能力则相对简单些，而电视的简单闲逸则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诱惑，这种大众媒介的强有力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们的普及程度，而在于它们回避了复杂认知技巧的使用，这并不是认知技巧也没有必要存在。然而事实上，大众媒介确实在破坏和淡化这种认知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说因特网的使用有它自身的技巧和能力的要求，但是这些已经是变异后的认知能力。因特网的使用，事实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要求，而不是认识能力的体现。
无论是在新旧媒体时代，对于媒体认知能力的关注都非常的少，人们很少认为这种认知能力是一个很关键的、大众性的行为，人们很少批判，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公众对于媒体规则的轻率行为，人们很少关注建立一个道德准则的可行性。
我建议用适当距离来应对这种不足。适应距离是一种道德感，是介于相邻和距离之间被理解、关心和注重的措施。我们知道只有互相经常性的参与批判表达，我们才能相互了解。
这种参与对保持我们与邻里、亲属、陌生人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
迄今为止，媒体可以让我们保持警觉。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承认由媒体所引发的思索的力量。尽管我们自身可以交流，但是如果传媒不表达什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媒体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逐渐并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思考。
再现事物的道德准绳应从再现新老传媒影像和故事效果中，从讨论中得出令人瞩目的客观概念。
规则不只是成果，另一方面是传媒的动力、产品和消费的不足，其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同理，媒体的责任不应仅仅建立在观众和财产的基础之上，观众和用户的兴趣所在、大众权利和义务强制了规范的进程。我们当然要对我们自己负责，但也应对其他人负起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调节自己的个性。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编译：陆 阳(Aglaia Lu Yang)
在新的传媒时代，新的传媒方式正以其在信息交流方面的资源优势，而成为我们进行全球性联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传媒内容需要引起重视。我们对传媒的传统看法正面临着挑战。
规范不仅只是政府及传媒企业所关注的事情，也是一种专业化、商业化及产业化的方针实践。传媒尽管存在着不完善，但还是应当建立负责任的传媒，而一种负责任的传媒文化的建立完全基于对新传媒方式精通而又有批判精神的大众群体。
各种规范理论很少解释为什么要规范。我们从公共利益、竞争机制、知识产权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一个从谨慎负责的管理中受益的世界。而最佳的规范进程是基于对实证理论有了解并且接受的那些人而言的，他们是推动存在的受益者。传媒提供文化空间，媒体力量的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具有地理环境及社会意义。文化环境的规范如同我们规范自然环境一样，均出自我们的自身利益，还有很多未被涉及的棘手问题影响传媒的发展和规范。但可以肯定地说，传媒作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
一、 传媒大众化
但今天这种大众是哪些人呢？他们被各类新老传媒的影响状况如何呢？我们的传媒通过哪些渠道使我们建立起联系？传媒通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缩短了邻里与国家、自然与商业及文化环境的距离，而成为全球大众、参与者和行动者呢？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体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能力。他强烈主张媒体是我们自身延伸的说法。传媒创建并坚持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共享文化。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通联的速度和范围日趋多样化。传媒把世界展现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使传媒更加大众化、产业化。
传媒尽管看起来千篇一律，但仍然非常重要，它有一种令人难以完全拒绝的力量，因为，我们总相信会有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随着图像、声音、叙述和消息传播的日常化，页面上或屏幕上的表现与个人的看法一致与否、认同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去，人们对此的控制能力迅速减弱了。于是最初的原动力是对内容作规范尝试，但这种焦虑和规范的尝试却使传媒更为强大。
然而就在努力去控制引导说明规范的特定内容时，孩子们的父母却为私人文化及家庭道德空间而奋斗，宣传者、广告商、电视节目制作商都非常明白这是一场传媒控制权的斗争。同时，家长们也明白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也在为他们的孩子上网的时间而争执，这是广泛的斗争，跨越了年龄与性别、政治与家庭。
因此，竞争政策是一种与个人安全和家庭道德利益攸关的需要深思熟虑的私人问题。
随后，传媒规范就从个人变成了公共事务。争夺这些环境下的表述权对于解释可知与未知、有价与无价、正确与谬误非常必要，在这些规范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
二、 传媒责任
作为大众，我们要负起责任，在我们同他人交往中负起责任。
但这种愿望已经被一个世纪以来引领我们个人化的电子媒介所侵蚀。20世纪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缺少关爱、缺少联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明显疏远，在发达富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更是如此。
这些社会毋庸置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通联全球化即帝国时代后再次激活了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高度依存的格局，一个巨大而又不平衡的物理环境，一个政治空间不再为人所关注，社会文化的空间缩小到电话听筒上来。
在这种条件下，规范成了行政问题，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上，秩序和责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外政策的趋同有赖于一种积极参与实践的大众理念。然而有些人远离了这种进程，这样的规范实际上容易产生决定上的偏差。不熟悉情况使我们要么在陌生面前得出观点，要么陷入其中无法辨别，我们要对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产生认知，这类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
三、恰当距离
新传媒的时空性质，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方面经常存在模糊之处。
我认为距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地理的，更是一个社会范畴，一种相互联系的道德范畴。距离的克服不仅需要技术来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距离。这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包括了对其他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负责和关心，以及使对方了解。是一种近而不近，远而不远的的状态。
传媒一直履行着创造恰当距离的职责，它们至少有能力做到这点。在世界大事报道中，新闻的制作，对过去的描述，公共数字下隐私的疑问，对日常生活的探查，林林总总，都是解决熟悉与陌生的必要方式，传媒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仍有可取之处。
一方面，同别人一样置身媒体之中，你会看上去苍白，并且远离同情与关怀，无能为力。这就是技术制造的距离的习惯，行政机构围绕这些技术建立起来，增强了这种分离和疏远的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距离上的非道德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充满了冲突，但从未离我们远去。
既是相互熟悉但仍会有隔阂发生，我们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完全迥异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互共享、共知。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呈现在纪录片和广告中的印象，这种文化上的新帝国主义表现了距离的非道德的一面，即拒绝接受不同，不承认另外的价值观，这就是自身的非道德现象。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共性和个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丧失了掌握人类共享的可能。距离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如果创建了不适当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用适当距离为目标去进行规范，以修补我们与其他文化交流上的不足。
用适当距离的观念对待争执，近来互联网被看作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个错误带来的接触上的封闭，最终导致相互责任上出现混淆。
随着公共与私人、个人与社会的趋同，尝试参与适应距离，作为一个分界点，会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大众需要一种道德进程来适应规范后的世界。
四、结 论
媒体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所关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周而复始、旧话新说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看一本书意味着对文字诠释的能力：即能阅读、能理解、能欣赏，它要求掌握并能运用一定的复杂技巧，在广播时代，这种理解认知能力则相对简单些，而电视的简单闲逸则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诱惑，这种大众媒介的强有力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们的普及程度，而在于它们回避了复杂认知技巧的使用，这并不是认知技巧也没有必要存在。然而事实上，大众媒介确实在破坏和淡化这种认知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说因特网的使用有它自身的技巧和能力的要求，但是这些已经是变异后的认知能力。因特网的使用，事实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要求，而不是认识能力的体现。
无论是在新旧媒体时代，对于媒体认知能力的关注都非常的少，人们很少认为这种认知能力是一个很关键的、大众性的行为，人们很少批判，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公众对于媒体规则的轻率行为，人们很少关注建立一个道德准则的可行性。
我建议用适当距离来应对这种不足。适应距离是一种道德感，是介于相邻和距离之间被理解、关心和注重的措施。我们知道只有互相经常性的参与批判表达，我们才能相互了解。
这种参与对保持我们与邻里、亲属、陌生人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
迄今为止，媒体可以让我们保持警觉。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承认由媒体所引发的思索的力量。尽管我们自身可以交流，但是如果传媒不表达什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媒体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逐渐并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思考。
再现事物的道德准绳应从再现新老传媒影像和故事效果中，从讨论中得出令人瞩目的客观概念。
规则不只是成果，另一方面是传媒的动力、产品和消费的不足，其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同理，媒体的责任不应仅仅建立在观众和财产的基础之上，观众和用户的兴趣所在、大众权利和义务强制了规范的进程。我们当然要对我们自己负责，但也应对其他人负起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调节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