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毒品定义的审视与重构——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其列管为视角

来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uhuwuya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现行的毒品定义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为核心,以此建构我国的毒品管制体系,开展禁毒执法、戒毒康复、宣传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在应对当前国际上逐渐发展蔓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输入压力时,现行的毒品定义无法涵盖全部的毒品种类及品种,随着国际毒情形势持续恶化和西方国家禁毒政策的摇摆,对我国禁毒工作造成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构毒品定义,从定义中确定麻醉药品和其他物质两类管制对象,区别对待,分类管理,建立二元毒品管制体系,保障麻醉药品科学、规范、合理使用的同时,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等其他物质的管控,确保我国毒品管制体系具有更大的系统弹性,为科学开展禁毒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他文献
德国魏玛宪法具有二重性.宪法确定共和体制、议会总理制、总统制、中央集权制、公民基本权利等都是德国历史上的首次.在宪法中规定社会保障权、权利与义务一致原则,标志着现代宪法的开端.复杂的政体设计、规定守护宪法制度、授权总统紧急状态权是魏玛宪法的重大缺陷.魏玛宪法的先天不足、自身矛盾性,以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导致由民主制度走向了反民主.魏玛宪法二重性的主要原因:长期积淀形成的国家主义;立宪和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反民主的力量;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失衡,没有权威捍卫宪法.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作用之发挥有赖于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干预体系.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适用状况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发现各国普遍追求少年司法体制的独立性,不同的少年司法体制各有其优劣.我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预存在行政干预措施有效性不足、刑事司法干预有“重刑主义”倾向以及干预体系内部管辖范围划分不当等问题.但我国长期以来坚持兼顾教育与惩罚的混合干预模式较为合理,能够对构建层级式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干预体系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当前,可以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立
历史上治安体系的形成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明清时期社会的基层治安体系构建呈现出政府主体宽松化、社会化的演进过程.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依托于地方社会与区域特色,动态构建为官府里甲和地方乡约二元主体互为“表里”形式的双轨治安体系.中国传统社会治安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多元化、社会化的规律体现.在结合区域社会特点这一客观前提下,该构建过程同样能为现今的治安管理工作提供相应借鉴.
不少学者认为控制下交付需要与某些强制侦查措施捆绑使用,进而推断出控制下交付属于强制侦查措施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错误.在侦查实践中,控制下交付往往与某些强制侦查措施交叉、混合使用,这并不影响控制下交付的独立性.日本法学界将控制下交付划归任意侦查的观点违反了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日本控制下交付的立法实践背道而驰,也背离了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关于控制下交付的立法义务,更忽视了控制下交付的巨大风险,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与矛盾.所以要在反对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界分理论适用于控制下交付的同时,贯彻“公权力必须依法行使”的观
除养殖水产品和畜禽外,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在法律上属于野生动物.刑法主要以资源保护、财产保护、市场秩序保护及公共卫生保护等模式对此类动物进行保护.从行刑协调角度看,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受刑法保护,既受收购、运输、利用等相关前置行政管制规范制约,也受到双轨制管理模式及名录制度的深刻影响.现行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制度与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法存在一定的抵触,应做调整.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在两栖爬行类动物人工种群保护方面可能发生竞合,使同一行为受到截然不同的刑法评价.建议最高立法及司法机关对此类人工繁育动物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节日,是中国共产党表达革命主张、诠释革命策略的重要途径.党对“五一”节的纪念,提高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责任意识,实现了最广泛的阶级联合,加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尽管纪念活动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破坏,纪念活动也存在流于形式、节日不能持久等问题,但作为革命动员的“五一”节,对于激励各阶级、阶层投身革命、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引领作用.
作为长期以来犯罪治理中的“顽疾重症”,地域性犯罪治理成为当前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L县是公安部重点关注的地域性电信网络诈骗源头地之一.L县地域性犯罪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个体社会适应困难而产生的抗争行为,其参与犯罪是权衡犯罪成本与收益后的“理性”选择,在构建犯罪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从犯罪个体逐渐形成地域性犯罪群体.在宏观层面上,L县地域性犯罪是社会失范的表征,具体表现在经济分化、价值异化与权威弱化等方面.由此可见,正是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困境”滋生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地域性犯罪问题.基于此,地域性
移动支付的高速发展和扫码支付方式的普及,催生了聚合支付.聚合支付是第三方支付应用的拓展,具有从业门槛低、便捷、灵活等优势.聚合支付企业是收单外包机构的一种,为各家收单机构提供支付通道整合服务,但不得从事资金结算等支付核心业务.在多种原因驱使下,部分聚合支付平台发生角色异化,突破法律定位,形成资金“二清”和非结算通道两种非法应用模式,对支付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为防范聚合支付非法应用带来的巨大风险,应从行政、刑事、行业三个维度完善治理,多手段配合,多路径推进,促使聚合支付行业回归健康
破解警务机制难题,大力推进警务机制和勤务制度改革创新,加快构建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现代警务体系是当前公安机关警务改革的着力点.应通过分析警务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梳理其“传统警务—专业化警务—合成化警务—智慧型警务”的演进逻辑,探寻解决改革现实困境的路径,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持.我国现代警务发展逐步经历了从职业化、正规化到专业化、智慧化的转变,在以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优化组织内部资源、提升警务实战能力为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着力缓解改革进程中战略谋划不足、理论准备不敷、数据共享不畅、工作思路保
为了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社区警务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使用场域理论分析某社区警务现代化的多维场域形态及特征.在具体路径上,理性物理场域的科技融合应基于其固有结构和因素,并且注重人民的情感和体验;感性虚拟场域样态优化既要选择合适的虚拟场域,又要不断地深化选择的虚拟场域;活性泛在场域的价值载体既要以共同价值观调节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又要以共同价值观适应现代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