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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能认真贯彻这一政策的错误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小生产者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另一个是“左”倾思想的影响。然而,王震却能够坦然宣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犯过错误。的确,王震是中国共产党内出名的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的楷模。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他关爱、照顾和保护的科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教育家数不胜数。为此,人们由衷地尊崇、赞誉他是知识分子的“保护神”和贴心人。他那一则则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用人故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爱惜人才
王震出身贫寒,自幼嗜好读书,但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小学和私塾,后因家境贫穷而被迫辍学,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加热爱知识、勤学不辍,并特别厚爱优待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他更加认识到知识的重要,知识分子的难得。他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还要求部下发奋读书,并且特别喜欢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竭尽全力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广大知识分子也把他当作良师和益友,数学家华罗庚、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曾称赞王震说: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那就好啊!
在战争年代,王震在指挥的部队里,极力吸收知识分子入伍。1937年抗战开始后,王震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还在一二○师师部磨蹭着不走,贺龙师长便问王震还有什么事,王震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胡子,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1万2千人马,还嫌少?”王震乐呵呵地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嘛!”于是,在贺龙的批准下,一些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加入了三五九旅。
王震还从师部调来了郭小川、赵安博、刘亚生等几位同志,他们都具有大学学历和专门特长。郭小川、刘亚生任王震的秘书,赵安博做对敌工作。王震求才似渴,为此,三五九旅曾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后即委以恰当的职务。王震所率的这支部队是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出了名的。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征南下。在这支南征的队伍中,有不少作家和学者,如作家周立波、化学家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等。由于他们缺乏行军经验,王震对他们倍加照顾。陈康白当时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经过汾河冰滩时,带的骡子不慎滑倒,骡子驮的是他心爱的书籍和仪器。为了抓紧时间行军,他不得不放弃骡子,自己和饲养员一起抱着书追赶上了部队。王震对陈康白的这种战斗精神十分赞赏,赋诗一首:“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杆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战争的实践,更使王震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他常说:“人啊,总得有点子才啊!没得才算么子人哩!”这也是他评价人的一个标准。长期以来,他对能成才的人竭力培养,对于已成才的人倍加珍视。古人说的“求才若渴,见贤思齐”这八个字,王震是当之无愧的。
在解放战争中,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在解放西北城市武功后,王震亲自去城里的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两所高校和师生见面,向学生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着大学生们。他一讲完话就被学生们围住问这问那,当场就有人表示要报名参军。会后几天,有200多名教师和大学生报名参加了部队。在解放陕西宝鸡虢镇时,王震了解到镇上有个名叫刘明寰的人,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热电专业,还开办了一家纺织厂。王震亲去拜访,三顾茅庐,解除刘明寰的顾虑,动员他出来工作。刘明寰深受感动,参加了解放军,被王震任命为第一兵团军工部长。对此,有些工农干部不服气,在背后说怪话。王震知道后,对这些干部说:“你们都是近视眼!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兰州解放以后,王震又派刘明寰担任第一兵团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和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器材和资料。刘明寰不负王震对他的重望,勤勉工作,用自己的才智,做出了一番成绩。
1949年9月,王震挥师北上,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他在新疆招贤纳士,广聘人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像磁铁一样,在身边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王震还亲自前往上海请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帮忙,从上海请来了资本家兼炼钢专家余铭钰、轧钢专家顾乃义、纺织专家应寿纪,并招收了一些炼钢技术人员和纺织技术人员。王震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克服重重困难,使新疆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了十几个工业项目,包括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等,同时培养出新一代的建设者。
敢于用人
用人要讲公道,凭实绩,唯才是用,不能讲亲情,不能以自我划线,一定要破门户,搞五湖四海。王震长期处在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不但擅长广聚人才,更善于放手使用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他的身边,各种人才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工作,可以放开手脚施展才华。新疆刚解放时,有一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平常工作中由于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被信任。王震却大胆地从这些人里面挑选人才,待之以诚,给以信任。他重用被关押的煤炭专家王恒升任煤炭开发总指挥,就是一个例子。新疆刚解放时,因为没有技术人员,所以境内虽然有很多煤矿,却开采不出来,而新疆的冬天滴水成冰,老百姓没煤取暖。王震正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个叫王恒升的地质学家因为“里通外国罪”被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王恒升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曾留学瑞士,原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地质研究所所长。王震亲自前往监狱与王恒升做了一次长谈。从谈话中,王震了解到王恒升的所谓的“里通外国罪” 不仅是不成立的,而且他还救过3名共产党员。于是,王震立即致电周恩来,大意是新疆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王恒升既然是历史问题,那么能否赦免,尽快出来工作。周恩来第二天就回复了:完全同意王震的意见。不久,王震就派车把王恒升从监狱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请教,请他为新疆的建设尽力。王恒升提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开掘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不仅同意他的建议,还和他一道实地勘测,并决定立即动工。在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大会上,王震当众宣布:“王恒升任六道湾煤矿总指挥!”当总指挥的红色袖标戴在王恒升的胳膊上时,这个昔日的阶下囚泣不成声。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后,王震亲自坐镇,全体官兵齐心协力,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煤矿就出煤了!
王震对知识分子一直十分尊敬,因而交结了许多知识分子朋友。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王震千方百计给予保护,著名作家丁玲、著名诗人艾青等,都是被王震安排到自己管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去的。
虽然王震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但总是以谦和之心对待知识分子。每当有知识分子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亲自到门口恭候,走时又亲到门口相送,尊敬和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王震一连几日寝食不安,长吁短叹,郁郁寡欢,深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大数学家和自己的挚友而悲痛万分。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老一辈革命家王震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责任编辑:黄锐锋)
爱惜人才
王震出身贫寒,自幼嗜好读书,但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小学和私塾,后因家境贫穷而被迫辍学,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加热爱知识、勤学不辍,并特别厚爱优待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他更加认识到知识的重要,知识分子的难得。他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还要求部下发奋读书,并且特别喜欢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竭尽全力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广大知识分子也把他当作良师和益友,数学家华罗庚、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曾称赞王震说:知识分子不怕“王胡子”,那就好啊!
在战争年代,王震在指挥的部队里,极力吸收知识分子入伍。1937年抗战开始后,王震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还在一二○师师部磨蹭着不走,贺龙师长便问王震还有什么事,王震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胡子,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1万2千人马,还嫌少?”王震乐呵呵地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嘛!”于是,在贺龙的批准下,一些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加入了三五九旅。
王震还从师部调来了郭小川、赵安博、刘亚生等几位同志,他们都具有大学学历和专门特长。郭小川、刘亚生任王震的秘书,赵安博做对敌工作。王震求才似渴,为此,三五九旅曾立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时间后即委以恰当的职务。王震所率的这支部队是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出了名的。
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征南下。在这支南征的队伍中,有不少作家和学者,如作家周立波、化学家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等。由于他们缺乏行军经验,王震对他们倍加照顾。陈康白当时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经过汾河冰滩时,带的骡子不慎滑倒,骡子驮的是他心爱的书籍和仪器。为了抓紧时间行军,他不得不放弃骡子,自己和饲养员一起抱着书追赶上了部队。王震对陈康白的这种战斗精神十分赞赏,赋诗一首:“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杆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战争的实践,更使王震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他常说:“人啊,总得有点子才啊!没得才算么子人哩!”这也是他评价人的一个标准。长期以来,他对能成才的人竭力培养,对于已成才的人倍加珍视。古人说的“求才若渴,见贤思齐”这八个字,王震是当之无愧的。
在解放战争中,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在解放西北城市武功后,王震亲自去城里的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两所高校和师生见面,向学生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生动的语言和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着大学生们。他一讲完话就被学生们围住问这问那,当场就有人表示要报名参军。会后几天,有200多名教师和大学生报名参加了部队。在解放陕西宝鸡虢镇时,王震了解到镇上有个名叫刘明寰的人,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热电专业,还开办了一家纺织厂。王震亲去拜访,三顾茅庐,解除刘明寰的顾虑,动员他出来工作。刘明寰深受感动,参加了解放军,被王震任命为第一兵团军工部长。对此,有些工农干部不服气,在背后说怪话。王震知道后,对这些干部说:“你们都是近视眼!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兰州解放以后,王震又派刘明寰担任第一兵团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和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器材和资料。刘明寰不负王震对他的重望,勤勉工作,用自己的才智,做出了一番成绩。
1949年9月,王震挥师北上,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他在新疆招贤纳士,广聘人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像磁铁一样,在身边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王震还亲自前往上海请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帮忙,从上海请来了资本家兼炼钢专家余铭钰、轧钢专家顾乃义、纺织专家应寿纪,并招收了一些炼钢技术人员和纺织技术人员。王震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克服重重困难,使新疆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了十几个工业项目,包括七一棉纺厂、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水泥厂、八一面粉厂等,同时培养出新一代的建设者。
敢于用人
用人要讲公道,凭实绩,唯才是用,不能讲亲情,不能以自我划线,一定要破门户,搞五湖四海。王震长期处在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不但擅长广聚人才,更善于放手使用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他的身边,各种人才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工作,可以放开手脚施展才华。新疆刚解放时,有一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平常工作中由于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被信任。王震却大胆地从这些人里面挑选人才,待之以诚,给以信任。他重用被关押的煤炭专家王恒升任煤炭开发总指挥,就是一个例子。新疆刚解放时,因为没有技术人员,所以境内虽然有很多煤矿,却开采不出来,而新疆的冬天滴水成冰,老百姓没煤取暖。王震正为此事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个叫王恒升的地质学家因为“里通外国罪”被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王恒升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学生,曾留学瑞士,原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地质研究所所长。王震亲自前往监狱与王恒升做了一次长谈。从谈话中,王震了解到王恒升的所谓的“里通外国罪” 不仅是不成立的,而且他还救过3名共产党员。于是,王震立即致电周恩来,大意是新疆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王恒升既然是历史问题,那么能否赦免,尽快出来工作。周恩来第二天就回复了:完全同意王震的意见。不久,王震就派车把王恒升从监狱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请教,请他为新疆的建设尽力。王恒升提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开掘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不仅同意他的建议,还和他一道实地勘测,并决定立即动工。在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大会上,王震当众宣布:“王恒升任六道湾煤矿总指挥!”当总指挥的红色袖标戴在王恒升的胳膊上时,这个昔日的阶下囚泣不成声。六道湾露天煤矿开工后,王震亲自坐镇,全体官兵齐心协力,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煤矿就出煤了!
王震对知识分子一直十分尊敬,因而交结了许多知识分子朋友。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王震千方百计给予保护,著名作家丁玲、著名诗人艾青等,都是被王震安排到自己管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去的。
虽然王震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但总是以谦和之心对待知识分子。每当有知识分子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亲自到门口恭候,走时又亲到门口相送,尊敬和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王震一连几日寝食不安,长吁短叹,郁郁寡欢,深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大数学家和自己的挚友而悲痛万分。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老一辈革命家王震给我们做出了典范。
(责任编辑:黄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