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这个问题最终要依靠通过农民教育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解决。由于农村总体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农民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农民的人文素养和科技文化素质相对不高，加之农民接触面较窄且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情况，给农民教育带来一定困难。本文拟结合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理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强化农民教育的针对性，从而促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问题。
　　
　　人际传播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方式，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在大众传媒还不是很发达的农村地区，人际传播是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各地农村，往往会有一个或多个自发的人际传播的“舆论场”，这个场有的是村行政中心或是村里某一空旷的广场开阔地，或者是几家商店、小卖部的门口空地。饭后或农闲，村民会自发地到这里纳凉、聊天、交流信息、印证传闻等。
　　同时，由于农民得到的信息量相对有限，而且农民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对信息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就需要农村中素质较高者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二次作用，即传播学的“意见领袖”作用。在农村有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知识分子、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这些人可以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一词是拉扎斯费尔德于1955年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美国俄亥俄州开展的一项有关总统选举行为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即人际传播的作用比大众传播的作用更大。具体地说，就是受众中有两种人：一种人频繁地接触媒介，关心政治，已决定把选票投给谁；还有一种人则相反。于是，前一种人影响后一种人，前者叫“意见领袖”，后者叫“追随者”。拉氏理论被称为“二段流程”理论。
　　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舆论场”是指人际传播中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指出构成舆论场的三个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一般情况下，同一空间的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程度较强，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
　　当前，培育农民教育的舆论场，一是要有阵地。由于财政投人不足，我国用于文化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并且文化投人偏重于城市，农村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增拨经费建立农村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与舆论主阵地。结合我国的现实和特色，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应多种传播方式并行。譬如，通过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农村党员教育”等工程，广泛开展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分类培训、示范引导、收集发布信息等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致富本领和驾驭市场的经济能力。二是要有思路。要通过采取人际传播的互动措施，使农民教育的“舆论场”加速形成。譬如，乡、村两级党政领导带头下村、下组宣讲“三农”政策：农工办、司法局、卫生局、计生办等涉农部门要安排专家到农村讲课，派发宣传资料到农户：民警、户警应把农民教育内容变为各项具体指标，并开展上门宣讲活动。要充分发挥村民调解会、治保会、移风易俗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县乡政府要邀请部分农民参与农业政策的制定。总之，要全方位地利用人际传播的互动方式，力求形成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强大“舆论场”。
　　培育农民教育中的“意见领袖”。当前，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多和乡村公路的普及，村民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有助于活跃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活跃，必将带来信息沟通的灵便。从而有助于农民生产、生活中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加强农民问的合作。但是由于农民教育中对人际传播的重视不够，忽视了农民“意见领袖”的作用，导致人际传播大多是农民间的自觉和自发的传播，人际传播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加之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单个农民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成本无疑会很巨大，这就需要培养农村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农民教育中无疑会起到政府相关部门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农村中，意见领袖交际广泛，文化水平普遍高于所在的农民群体平均水平，拥有相对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党的农村政策了解得早，理解得深。在与周围农民的相处中，可以积极传播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对有关政策产生疑惑时，他们能把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体会，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进行解释，即对政策信息进行二次解读。在傳播效果上更能深人人心。因而，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意识地培养、扶植农村中的意见领袖，引导和鼓励他们在农民教育中发挥作用。要培养他们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做好信息传播的双向沟通作用。同时，要充分肯定意见领袖的贡献，为他们树立威信，要通过在媒体上开辟专栏等方式，扩大农村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
　　目前，做好农村意见领袖培养工作，除了培养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致富大户等群体外，应当更注重对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农民工大多是农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同时也是农村中最具有变革传统生活方式的那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受到了城市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熏陶，农民工返乡后作为农村的“意见领袖”更具有吸引力。返乡后的农民积累的技能和经验，对于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返乡后的农民工“文化反哺”可促使所在的乡村获得城市文明的启蒙，促进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革。再者，由于他们的人际传播，促使一批批农村青年勇敢地走出乡村到都市创业，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较高的学识素养，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工作以后，往往被别人高看一眼。成为基层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因而更容易充当农村意见领袖。当然，大学生“村官”也有不熟悉农村情况等局限。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应多鼓励他们积极向基层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鼓励他们联系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学习党的农村政策、法规以及村风民俗，学习科技、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要求他们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科技信息的咨询服务和帮助，让他们在农民教育中大显身手。
　　大众传播在农村是大有潜力的。在农民现代化、教育农民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韦尔伯·施拉姆把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概括如下：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对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媒介种类的多元和媒介新闻、媒介内容的增多对于这些地区人们的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大众传播拥有范围广 泛的受众，其影响面之广、影响力之大、传播信息之快，也是其他任何传播形式无法比拟和取代的。同时，大众传播也是最简便、最有直接效果的传播，相对于以文件、会议等形式为主的组织传播，其传播形式和手段更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大众传播在寓教于乐中也产生着农民教育的特殊功效。
　　克服大众传播对农宣传的边缘化倾向。近年来，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农村等被大众传播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信息传播的源头来看，我国专门传播农业信息的大众传媒比较少。据统计，“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而农业期刊仅187种；报纸2000余家，而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服务(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4％”。从信息传播者自身的角度来说，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主流媒体，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还是网络等，基本上都面向城市，把城市“白领”作为主要受众。媒体从业人员大都视线上移，深受都市文化影响。有的不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有的不了解农村受众。往往从城市本位的视角出发，在信息传播中高高在上、俯视农村。其原因在于“经济杠杆”。美国学者斯麦兹概括为“受众商品说”。他指出：“就媒介市场而言。经济关系中的2／8原则可以被置换为这样的表述：拥有80％购买力的那20％的消费者获得了媒介80％的注意力和80％的信息资源；拥有20％购买力的那80％的消费者获得了媒介20％的注意力和那20％的信息资源。”由于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占人口较小比例的城市大众在信息传播中享有绝对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却处于被动地位。
　　作为农村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我国应当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上，使农民等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信息传播和分享权，消除城乡信息资源的二元分割体制。为此，应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的对农信息传播新机制。首先，是资金上的支持。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分流于媒体用于对农传播的资金不够。据2005年中央财政预算决算显示，当年的实际支出中。文体广播事业经费是72.53亿元，而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是8775亿元，文体广播事业经费约占总支出的0.83％，分流于媒体用于公共事务的已经很少了，用于对农传播的专项资金则更少。其次，是政策和人才的支持。政府要出台对农传播媒体的各种激励政策，鼓励媒体吸收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要因地制宜，组建专门的对农服务媒体，以满足各地农民群众的信息和娱乐需求以及受教育需求。
　　大众传播要关注“三农”，贴近农民，拒绝虚假新闻。据方晓红2000年在苏南的调查，农民经常接触的三大媒体的排序是电视、报纸、广播，稳定受众分别为84.8％、62％、35.9％，农民看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娱乐消遣。闵阳2005年在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水平较低的陕南24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几乎每天都看电视的占83.7％，从来不看报纸的占60.1％，从来不听广播的占57.3％。以上数据，反映出农村受众对大众传媒存在着较低的信任度和较高的接触率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对媒体的宣传持不信任态度；通过媒体宣传的广告，不断有假种子、假农药等坑农害农的事情发生，甚至有假新闻的出现等，使农民对媒体存在戒备心理。有的农民甚至说：“报纸、电视上哪儿有真事?”另一方面，农民又离不开大众媒体。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从媒体上了解到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传播源，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群众对虚假及低俗新闻的严重不满，希望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及提供更多服务之心理需求。
　　为此，大众传媒要密切关注“三农”，从平民视角、使用平民的语言，减少农民对信息的接收难度，要报道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农村的真实情况，以引起社会其他阶层对农民群體的关注和接受。同时，大众媒体要避免虚假广告以及迎合部分受众的低俗内容，树立传媒公信力。拉近同农民受众的距离。大众传媒要想取得良好的农民教育的效果，必须认真研究新闻与宣传的规律，处理好新闻传播与宣传思想的关系。大众传播在农民教育中要想做到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农民，必须保证农民频繁接触大众传媒的相关信息，提供适宜他们接受的传播环境，同时考虑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及文化、生活等各种实际需要，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不同影响因素，选择农民群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信息内容，并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只有这样，大众传播才能取得更好的农民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