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话说贞观十八年（644年）春天，唐太宗闻到了春风中荡漾的柔和味道，一时心血来潮，召集了朝廷三品以上官员在宫城里开了一个大party，酒至三巡菜过五味，太宗借着酒劲儿，开始了他的书法表演。
唐太宗可能学习过善于书写飞白书的东汉书法家蔡邕的笔法，笔墨纸砚伺候之后，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当然飞白纵横，群臣观摩，无不喝彩。太宗甚为得意，开口说道：“今儿真高兴，这幅作品，谁能抢到谁就拿走！”闻听太宗此言，一位名叫刘洎的人可能是喝高了，只见他冲在众人最前头，一跃而起蹿上李世民的龙榻，抢下了太宗的书法作品。这个举动把当场的人都看蒙了，天啊！你丫真是不要命啊，皇帝的床榻你敢上，长了几个脑袋？刘洎也发现了自己的冒失，酒一下子吓醒了。正在感到不妙之际，唐太宗却跟没事儿一样，哈哈一笑，宣布这个游戏的获胜者就是刘洎，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为太宗点赞。
唐太宗非常有文化自信，更善于用书法这种文化载体开展政治教育活动，他把先贤的一些治国方略、名言以及一些政治语录，抄写下来装裱成屏风，在朝堂上展览。群臣在欣赏书法的同时，也深化学习了唐太宗的治国理念，起到了书法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效。唐太宗用开明的态度治理国家，用文艺的手段吸引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而他对书法的狂热爱好，也构建了唐朝初年最强大的书法朋友圈。
唐初的书法人物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组合最为光芒四射，后人归纳他们为初唐书法界的“四大天王”。四人中欧阳询岁数最大，长相奇丑，唐代人挖苦他的长相，说他长得像个瘦猴子，有一篇虚构作品还糟践欧阳询，说他的母亲误闯森林偶遇一猴，回来生下了欧阳询。甚至连长孙无忌都拿欧阳询的猴子脸开玩笑，遭到欧阳询的当场强烈反驳。当时唐太宗也在现场，说明欧阳询性格刚正，维护尊严，不畏权贵，就像他写的字一样，应了我们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的那句话。说欧阳询是猴子的后代，这并不可信，贬损他的外貌，也没有影响他在书坛的崇高地位。唐太宗还是对其书法十分认同，曾拿欧阳询书法当作国礼送给外国使节，但具体到政治厚待等方面，就要比虞世南、褚遂良差很多。或许因为欧阳询在李世民没有成为皇帝之前，是李建成政治集团的拥护者，是李世民的政治对立面，李世民上台后没有问罪欧阳询，心胸已算宽阔了。
相比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则是太宗的宠臣。虞世南给唐太宗当过书法老师。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唐太宗写了一个“戬”字，当写到右侧“戈“的时候，犹豫多时，因为这个戈勾他一直写不好。停下笔，想来想去，还得找虞世南，于是宣虞世南上朝议事。虞世南以为皇上遇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大事，急三火四地跑来，得知皇上竟是跟他探讨书法，心里想皇上真是掉进了书法大坑，沉迷不能自拔啊！但圣意不敢违抗，就奉命把戈勾给补上了。恰好魏征有军国大事求见，唐太宗却让魏征先看他写的字，魏征也不留情面地指出其中关键所在：“仰观圣作，唯‘戬’字戈法逼真世南。”这个故事突出了魏征敢于直言的形象和虞世南厚道随和、有学问、懂政治的人物特征，为此，虞世南给唐太宗的印象特别好。589 年“德艺双馨”的虞老师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唐太宗恸哭：“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带动大家一起学习。贞观元年，在唐太宗的主持下，官方最高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开设了书法课程，虞世南、欧阳询是核心的两位书法教授，二十四名弟子都是在京重要官员的子弟。除了在校开设书法课之外，唐太宗还将书法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明订“楷法遒美”为科举选士标准之一。
弘文馆里，虞、欧两位老先生只是教授，而统筹馆务的“馆主”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就是被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誉为“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的褚遂良。因褚遂良做过河南郡公，后人曾称之为“褚河南”。褚遂良二十岁结识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任褚遂良为秘书郎，官居六品，品级不高，但却是陪王伴驾。虞世南死后，经魏征推荐，太宗召令侍书。魏征也是摸透了唐太宗喜欢王羲之书法的底细，在举荐褚遂良的时候有意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对褚遂良评价中肯，又正中李世民下怀，于是，在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成了李世民谈论书法的不二人选。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和长孙无忌聊到褚遂良，说：“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可见唐太宗李世民眼里，褚遂良多么小鸟依人，是何等受宠！
大书法家褚遂良是唐人尚法潮流中的一面关键旗帜，褚遂良将前人的瘦长字形压扁成了方块形，为中国汉字书写之美贡献出了方整之美。中国人写方块字就是从唐代开始的。褚遂良深得太宗信任，把弘文馆大小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开放内府藏书，尤其是王羲之真迹，任其观摩，很快褚遂良便成了唐朝最权威的王羲之书法鉴定专家。
唐太宗热爱王羲之，几近疯狂，观李世民的行书，自然会想到王羲之。可以这样说，李世民是王羲之的铁杆粉丝，王羲之是一个书法界的超级大明星，大唐皇帝李世民就是一个疯狂追星族，房玄龄等人编修《晋书》，李世民亲自作王羲之传论，其中一段说：“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手摹之，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王羲之传论》）用“尽善尽美”来形容偶像，可见膜拜到何等地步！王羲之就是李世民书法世界里的全部，而且这个世界并没有给别人留下什么位置。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伟大的造神运动。他要把王羲之推上神坛。
也只有李世民有这样的能力和财力，才能把王羲之抬到“书圣”的历史高度。在不惜重金发动群众大规模征集散落民间的王羲之作品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了一部以王羲之手札为主的尺牍作品集，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七帖》，全帖由二十八封信件组成，是一组王羲之写给友人书信合辑。《十七帖》古味盎然，是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关键性作品，浓缩了王羲之草书作品之精华，是后世书法家学习草书不可缺少的经典法帖。
《十七帖》末尾有一段话：“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弘文馆“馆主”褚遂良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担当了编辑整理《十七帖》的重任，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部书法合集后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敕”字，古代的“敕”字，是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敕令”即“皇帝下的命令”。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签字，说明褚遂良主持的这个文化工程已经得到了唐太宗的充分认可。所以，当李世民要做另外一件与书法有关的大事情的時候，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褚遂良。 李世民被视为古代皇帝的标杆性人物，又是唐代最大的文化事业的赞助人，这给宋徽宗、乾隆这些后来当皇帝的打了个样。李世民在书法领域身体力行，爱作秀、肯花钱，估计当代的书法家一定想穿越到开元盛世，在菊花古剑和酒的陪伴之下，刷刷点点写上几笔，立刻被圣上赏赐个大官也不是没有机会。当然，在唐太宗面前，别整金文大篆之类的，那肯定不能入太宗之眼，尽量写二王体系的行书，写的时候潇洒一点儿，略来一点儿飞白，那就更好了。
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在李世民尊崇王羲之的大环境下，得二王笔意创自己面目的，在唐太宗用行书写碑之后，虞、褚把行书入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后世典范。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都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经典作品。而这一切都因为有一个对王羲之书法喜欢的发疯的君主。公元649年，这个对王羲之“死了都要爱”的太宗皇帝驾崩，并把王羲之最著名的《兰亭序》真迹带入坟墓。关于唐太宗和《兰亭序》的故事，稍后还要详说，在此先埋下一个线头。
先说一个坚韧又执著的和尚的故事。
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到贞观二十二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玄奘法师完成了从西天取经到把经文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玄奘请唐太宗李世民为经文作序，李世民很高兴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篇洋洋洒洒千言的雄文记述了玄奘法师光耀千古的伟大功绩，太宗便想请他最信任的大书法家褚遂良写成碑文，刊刻于石标榜千古。褚遂良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接这个大活儿，褚遂良说：“臣字卑微，不足以担此千古书写重任！”
这时候，弘福寺的一个叫怀仁的沙弥提供了一条解决方案，就是采取集字的方式把王羲之行草书的字集成一碑。这个建议几乎说到唐太宗的心坎里了，他最欣赏的就是王羲之的字，那么，还有比请“王羲之”书写这篇文章更好的事吗？于是，唐太宗全力配合怀仁，把内府所藏王羲之的作品，统统供给怀仁集字用。怀仁用了二十五年时间，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玄奘逝世八年后，怀仁终于完成了这个大唐时代的伟大的文化工程。此时，唐太宗已经去世二十四年。
不考虑其文化意義以及这部书法合集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就说一个人用二十五年时间去完成一件事，其疯狂的执著行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就足以令人敬佩。这个怀仁在工作中一定把玄奘西天取经的执著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精神当作灯塔，指引自己前行的方向。于是，二十五年的时间，在王羲之最庞大的书法字库中，集合了1902个字，组成了一部保留了王羲之字法的基本骨架，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精气神的传世名品，此碑流传至今，可谓光耀千年。当然如果没有唐代最大的文化赞助者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疯狂的喜爱，也不会有这部伟大的杰作的诞生。
《大唐三藏圣教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该碑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朱温攻下长安，《大唐三藏圣教序》散落于长安郊野，至北宋初期，才被移到京兆城中的孔庙，碑体在关中大地震中断裂，后被修复，留有一道斜痕，1996年此碑被国家定为国宝级文物。
可能对李世民和玄奘来说都有一点遗憾，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块碑文的落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对中国书法之影响可谓巨大，它像一本王羲之书法小字典，在取法二王的书法传统中，可以想见它的伟大性和实用性。明王士祯说，“《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模楷……极备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王士祯的评说肯定了《圣教序》，同时也提到了王羲之更为有名的一部伟大作品《兰亭序》。实际上，李世民对王羲之爱得疯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才是让他梦绕魂牵所在。
公元649年，在位二十三年的唐太宗与世长辞，临终之际，召见太子李治，要求用《兰亭序》陪葬，《太平广记》中记录了这个故事，太子李治被召入宫中，李世民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
这个故事中李世民抓住李治的“诚孝”这个软肋，意思就是，我要是死了，兰亭序不做陪葬，就是大大的不孝。李治自然不敢背上不孝的罪名，唐太宗死后，就把《兰亭序》装在玉匣内作为陪葬品埋入昭陵，自此“天下第一行书”与李世民一同长眠地下。
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如何得到《兰亭序》真迹的故事，后人演绎的则更加精彩，为了得到《兰亭序》李世民真是煞费苦心、机关算尽，在书法史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永和九年，就是公元353年，东晋时代，司马家的政权，门阀的天下，曾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说明王氏家族势力有多大，王羲之就是王氏族人，生来就是富贵之身。永和九年春天，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请司徒谢安以及王羲之的几个儿子在内的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这个地方文化雅集，饮酒赋诗，一觞一咏，诗文结成一集，大家推举王羲之为这部诗集写一序言，王羲之趁着酒兴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刷刷点点写下了这幅千古名篇。王羲之去世后，《兰亭序》就成了王羲之家族传家宝，隋朝的时候，传到智永禅师的手里。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小草书法上很有成绩，写了很多本《千字文》。智永禅师死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兰亭序》都下落不明。
李世民不惜重金在民间广泛搜寻王羲之真迹，数量达到三千多件，但唯独缺少的就是《兰亭序》。没得到的才是最想得到的，李世民做梦都想得到《兰亭序》，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打探到了智永弟子吴兴永欣寺的老和尚辩才，各方信息显示《兰亭序》极有可能就在辩才手中。唐太宗以讲授经文的名义命人把辩才请到京城，在老和尚给皇帝讲佛经之时，李世民突然询问辩才《兰亭序》的下落，据说李世民前前后后问了三次，但无论怎么问，老和尚只说不清楚。唐太宗一看不能来硬的，只能智取，在房玄龄的推荐下，一个卧底出现了。
在李世民与《兰亭序》患相思病一筹莫展的时候，房玄龄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并打保票说，萧翼年轻能干，头脑灵活，足智多谋且熟悉南方人生活习惯，派他去肯定行。
萧翼没有推辞，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让他带几件王羲之的小型书法作品。李世民欣然应允，萧翼就奔向永欣寺。 一天，老和尚辩才发现寺院里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止谈吐不俗，便留下喝茶聊天，两人讲经说史，诗词歌赋，相谈甚欢。几个回合下来，成了忘年交，甚至相见恨晚。萧翼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说自己有几幅王羲之的字，不知道是不是真迹，想请大师鉴定一下。然后拿出那几幅王羲之的作品，辩才展开细看，给了萧翼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很快又说了一句，但不是最上乘的作品，和我的比差远了！
萧翼一看机会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欲擒故纵地说，我听说王羲之最好的书法都被收藏到了宫里。大师怎么会有，而且还是珍品？
辩才一看萧翼怀疑的眼神，便站起身来，爬到房梁，取下一个锦盒，从里面取出一卷书作给萧翼展阅。萧翼一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不就是《兰亭序》吗？不仅惊呼：“《兰亭序》，这就是传说中的《兰亭序》？大师怎么会有？”
辩才微笑道：“我师智永禅师，是琅琊王氏右将军第七世孙，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他见我喜爱书法，圆寂前就留给了我。你看看他和王羲之的其他作品有什么区别？”
萧翼说，“天下第一行书果然名不虚传，不激不励，风规自远。”
上述这段，是笔者根据唐代一位叫何延之的作家写的一篇名为《蘭亭记》的传奇故事加了一些文学想象改写的。何延之的故事中，萧翼看完辩才的《兰亭序》，立刻拿出了圣旨，表明了皇帝特使的身份，就把《兰亭序》带走了，老和尚辩才因为受到萧翼的欺骗，气得当场晕倒。此后一年，因为觉得愧对智永禅师，撒手西去了。
关于这个故事除了文字版的《兰亭记》，还有图画版的《萧翼赚兰亭序图》，将唐太宗安排萧翼骗取《兰亭序》的故事进行了逼真的情景再现。传说绘制这幅画作的画家是阎立本。
李世民用萧翼智取《兰亭序》，不，应该是骗取，但无论是智取还是骗取，最终得到了这件珍宝，自然十分高兴，也十分迷恋。才有了前文提到的死了都要把它带走的几近变态的执念。
李世民为什么如此疯狂喜爱《兰亭序》呢？大概原因如下，首先《兰亭序》是一篇好文章，好文章配好书法完全符合唐朝人李世民对魏晋风度的合理化想象。第二，在书法的表现力上，《兰亭序》骨肉丰满且清丽不俗，有别于《圣教序》的骨感劲爽，更符合唐朝人肥美的审美取向。第三，《兰亭序》是一件大型的书法作品，唐以前很少有大型的书法作品，物以稀为贵，况且唐朝人喜欢把大型作品经典化。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之后，便命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的学士冯承素进行临摹，后世将欧阳询的石刻本称为《定武本》，明代文徵明说，“世传《兰亭》刻石，唯《定武本》为妙”。墨迹本中冯承素摹本因为卷首有神龙印章，神龙就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因此称之神龙本，神龙本因将原作笔墨表现得十分真切，为历代摹本中最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临摹原作的“下一等真迹”，千年之后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国宝了。
实际上，关于《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作品，还存在质疑，但这些在李世民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权力把王羲之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坐稳了“书圣”的位子。而且通过文化的教化作用，有效地用书法为治国理政服务，所以，也可以说李世民对书法的痴迷，有组织地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让书法在唐朝建立了至极的法度。从唐代往后的岁月，大多数书法家都在尊唐法前行，而另一些书法家也总是在想方设法地突破唐法，正是因为有前赴后继的探索者，才让中国的书法史更加生动精彩。
作者简介：梁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马迭尔旅馆的枪声》《补丁》、短篇小说集《马戏团的秘密》。
唐太宗可能学习过善于书写飞白书的东汉书法家蔡邕的笔法，笔墨纸砚伺候之后，写了一幅书法作品，当然飞白纵横，群臣观摩，无不喝彩。太宗甚为得意，开口说道：“今儿真高兴，这幅作品，谁能抢到谁就拿走！”闻听太宗此言，一位名叫刘洎的人可能是喝高了，只见他冲在众人最前头，一跃而起蹿上李世民的龙榻，抢下了太宗的书法作品。这个举动把当场的人都看蒙了，天啊！你丫真是不要命啊，皇帝的床榻你敢上，长了几个脑袋？刘洎也发现了自己的冒失，酒一下子吓醒了。正在感到不妙之际，唐太宗却跟没事儿一样，哈哈一笑，宣布这个游戏的获胜者就是刘洎，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纷纷为太宗点赞。
唐太宗非常有文化自信，更善于用书法这种文化载体开展政治教育活动，他把先贤的一些治国方略、名言以及一些政治语录，抄写下来装裱成屏风，在朝堂上展览。群臣在欣赏书法的同时，也深化学习了唐太宗的治国理念，起到了书法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效。唐太宗用开明的态度治理国家，用文艺的手段吸引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而他对书法的狂热爱好，也构建了唐朝初年最强大的书法朋友圈。
唐初的书法人物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组合最为光芒四射，后人归纳他们为初唐书法界的“四大天王”。四人中欧阳询岁数最大，长相奇丑，唐代人挖苦他的长相，说他长得像个瘦猴子，有一篇虚构作品还糟践欧阳询，说他的母亲误闯森林偶遇一猴，回来生下了欧阳询。甚至连长孙无忌都拿欧阳询的猴子脸开玩笑，遭到欧阳询的当场强烈反驳。当时唐太宗也在现场，说明欧阳询性格刚正，维护尊严，不畏权贵，就像他写的字一样，应了我们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的那句话。说欧阳询是猴子的后代，这并不可信，贬损他的外貌，也没有影响他在书坛的崇高地位。唐太宗还是对其书法十分认同，曾拿欧阳询书法当作国礼送给外国使节，但具体到政治厚待等方面，就要比虞世南、褚遂良差很多。或许因为欧阳询在李世民没有成为皇帝之前，是李建成政治集团的拥护者，是李世民的政治对立面，李世民上台后没有问罪欧阳询，心胸已算宽阔了。
相比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则是太宗的宠臣。虞世南给唐太宗当过书法老师。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唐太宗写了一个“戬”字，当写到右侧“戈“的时候，犹豫多时，因为这个戈勾他一直写不好。停下笔，想来想去，还得找虞世南，于是宣虞世南上朝议事。虞世南以为皇上遇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大事，急三火四地跑来，得知皇上竟是跟他探讨书法，心里想皇上真是掉进了书法大坑，沉迷不能自拔啊！但圣意不敢违抗，就奉命把戈勾给补上了。恰好魏征有军国大事求见，唐太宗却让魏征先看他写的字，魏征也不留情面地指出其中关键所在：“仰观圣作，唯‘戬’字戈法逼真世南。”这个故事突出了魏征敢于直言的形象和虞世南厚道随和、有学问、懂政治的人物特征，为此，虞世南给唐太宗的印象特别好。589 年“德艺双馨”的虞老师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唐太宗恸哭：“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带动大家一起学习。贞观元年，在唐太宗的主持下，官方最高的教育机构弘文馆开设了书法课程，虞世南、欧阳询是核心的两位书法教授，二十四名弟子都是在京重要官员的子弟。除了在校开设书法课之外，唐太宗还将书法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明订“楷法遒美”为科举选士标准之一。
弘文馆里，虞、欧两位老先生只是教授，而统筹馆务的“馆主”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就是被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誉为“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的褚遂良。因褚遂良做过河南郡公，后人曾称之为“褚河南”。褚遂良二十岁结识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任褚遂良为秘书郎，官居六品，品级不高，但却是陪王伴驾。虞世南死后，经魏征推荐，太宗召令侍书。魏征也是摸透了唐太宗喜欢王羲之书法的底细，在举荐褚遂良的时候有意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对褚遂良评价中肯，又正中李世民下怀，于是，在虞世南之后，褚遂良成了李世民谈论书法的不二人选。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和长孙无忌聊到褚遂良，说：“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可见唐太宗李世民眼里，褚遂良多么小鸟依人，是何等受宠！
大书法家褚遂良是唐人尚法潮流中的一面关键旗帜，褚遂良将前人的瘦长字形压扁成了方块形，为中国汉字书写之美贡献出了方整之美。中国人写方块字就是从唐代开始的。褚遂良深得太宗信任，把弘文馆大小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开放内府藏书，尤其是王羲之真迹，任其观摩，很快褚遂良便成了唐朝最权威的王羲之书法鉴定专家。
唐太宗热爱王羲之，几近疯狂，观李世民的行书，自然会想到王羲之。可以这样说，李世民是王羲之的铁杆粉丝，王羲之是一个书法界的超级大明星，大唐皇帝李世民就是一个疯狂追星族，房玄龄等人编修《晋书》，李世民亲自作王羲之传论，其中一段说：“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手摹之，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王羲之传论》）用“尽善尽美”来形容偶像，可见膜拜到何等地步！王羲之就是李世民书法世界里的全部，而且这个世界并没有给别人留下什么位置。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伟大的造神运动。他要把王羲之推上神坛。
也只有李世民有这样的能力和财力，才能把王羲之抬到“书圣”的历史高度。在不惜重金发动群众大规模征集散落民间的王羲之作品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了一部以王羲之手札为主的尺牍作品集，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七帖》，全帖由二十八封信件组成，是一组王羲之写给友人书信合辑。《十七帖》古味盎然，是章草向今草过渡的关键性作品，浓缩了王羲之草书作品之精华，是后世书法家学习草书不可缺少的经典法帖。
《十七帖》末尾有一段话：“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弘文馆“馆主”褚遂良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担当了编辑整理《十七帖》的重任，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部书法合集后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敕”字，古代的“敕”字，是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敕令”即“皇帝下的命令”。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签字，说明褚遂良主持的这个文化工程已经得到了唐太宗的充分认可。所以，当李世民要做另外一件与书法有关的大事情的時候，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褚遂良。 李世民被视为古代皇帝的标杆性人物，又是唐代最大的文化事业的赞助人，这给宋徽宗、乾隆这些后来当皇帝的打了个样。李世民在书法领域身体力行，爱作秀、肯花钱，估计当代的书法家一定想穿越到开元盛世，在菊花古剑和酒的陪伴之下，刷刷点点写上几笔，立刻被圣上赏赐个大官也不是没有机会。当然，在唐太宗面前，别整金文大篆之类的，那肯定不能入太宗之眼，尽量写二王体系的行书，写的时候潇洒一点儿，略来一点儿飞白，那就更好了。
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在李世民尊崇王羲之的大环境下，得二王笔意创自己面目的，在唐太宗用行书写碑之后，虞、褚把行书入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后世典范。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都成为后人学习书法的经典作品。而这一切都因为有一个对王羲之书法喜欢的发疯的君主。公元649年，这个对王羲之“死了都要爱”的太宗皇帝驾崩，并把王羲之最著名的《兰亭序》真迹带入坟墓。关于唐太宗和《兰亭序》的故事，稍后还要详说，在此先埋下一个线头。
先说一个坚韧又执著的和尚的故事。
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到贞观二十二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玄奘法师完成了从西天取经到把经文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工作。玄奘请唐太宗李世民为经文作序，李世民很高兴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篇洋洋洒洒千言的雄文记述了玄奘法师光耀千古的伟大功绩，太宗便想请他最信任的大书法家褚遂良写成碑文，刊刻于石标榜千古。褚遂良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接这个大活儿，褚遂良说：“臣字卑微，不足以担此千古书写重任！”
这时候，弘福寺的一个叫怀仁的沙弥提供了一条解决方案，就是采取集字的方式把王羲之行草书的字集成一碑。这个建议几乎说到唐太宗的心坎里了，他最欣赏的就是王羲之的字，那么，还有比请“王羲之”书写这篇文章更好的事吗？于是，唐太宗全力配合怀仁，把内府所藏王羲之的作品，统统供给怀仁集字用。怀仁用了二十五年时间，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玄奘逝世八年后，怀仁终于完成了这个大唐时代的伟大的文化工程。此时，唐太宗已经去世二十四年。
不考虑其文化意義以及这部书法合集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就说一个人用二十五年时间去完成一件事，其疯狂的执著行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就足以令人敬佩。这个怀仁在工作中一定把玄奘西天取经的执著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精神当作灯塔，指引自己前行的方向。于是，二十五年的时间，在王羲之最庞大的书法字库中，集合了1902个字，组成了一部保留了王羲之字法的基本骨架，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精气神的传世名品，此碑流传至今，可谓光耀千年。当然如果没有唐代最大的文化赞助者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疯狂的喜爱，也不会有这部伟大的杰作的诞生。
《大唐三藏圣教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该碑原立于长安修德坊弘福寺，唐末朱温攻下长安，《大唐三藏圣教序》散落于长安郊野，至北宋初期，才被移到京兆城中的孔庙，碑体在关中大地震中断裂，后被修复，留有一道斜痕，1996年此碑被国家定为国宝级文物。
可能对李世民和玄奘来说都有一点遗憾，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块碑文的落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对中国书法之影响可谓巨大，它像一本王羲之书法小字典，在取法二王的书法传统中，可以想见它的伟大性和实用性。明王士祯说，“《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模楷……极备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王士祯的评说肯定了《圣教序》，同时也提到了王羲之更为有名的一部伟大作品《兰亭序》。实际上，李世民对王羲之爱得疯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才是让他梦绕魂牵所在。
公元649年，在位二十三年的唐太宗与世长辞，临终之际，召见太子李治，要求用《兰亭序》陪葬，《太平广记》中记录了这个故事，太子李治被召入宫中，李世民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
这个故事中李世民抓住李治的“诚孝”这个软肋，意思就是，我要是死了，兰亭序不做陪葬，就是大大的不孝。李治自然不敢背上不孝的罪名，唐太宗死后，就把《兰亭序》装在玉匣内作为陪葬品埋入昭陵，自此“天下第一行书”与李世民一同长眠地下。
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如何得到《兰亭序》真迹的故事，后人演绎的则更加精彩，为了得到《兰亭序》李世民真是煞费苦心、机关算尽，在书法史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永和九年，就是公元353年，东晋时代，司马家的政权，门阀的天下，曾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说明王氏家族势力有多大，王羲之就是王氏族人，生来就是富贵之身。永和九年春天，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请司徒谢安以及王羲之的几个儿子在内的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这个地方文化雅集，饮酒赋诗，一觞一咏，诗文结成一集，大家推举王羲之为这部诗集写一序言，王羲之趁着酒兴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刷刷点点写下了这幅千古名篇。王羲之去世后，《兰亭序》就成了王羲之家族传家宝，隋朝的时候，传到智永禅师的手里。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小草书法上很有成绩，写了很多本《千字文》。智永禅师死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兰亭序》都下落不明。
李世民不惜重金在民间广泛搜寻王羲之真迹，数量达到三千多件，但唯独缺少的就是《兰亭序》。没得到的才是最想得到的，李世民做梦都想得到《兰亭序》，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打探到了智永弟子吴兴永欣寺的老和尚辩才，各方信息显示《兰亭序》极有可能就在辩才手中。唐太宗以讲授经文的名义命人把辩才请到京城，在老和尚给皇帝讲佛经之时，李世民突然询问辩才《兰亭序》的下落，据说李世民前前后后问了三次，但无论怎么问，老和尚只说不清楚。唐太宗一看不能来硬的，只能智取，在房玄龄的推荐下，一个卧底出现了。
在李世民与《兰亭序》患相思病一筹莫展的时候，房玄龄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并打保票说，萧翼年轻能干，头脑灵活，足智多谋且熟悉南方人生活习惯，派他去肯定行。
萧翼没有推辞，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让他带几件王羲之的小型书法作品。李世民欣然应允，萧翼就奔向永欣寺。 一天，老和尚辩才发现寺院里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止谈吐不俗，便留下喝茶聊天，两人讲经说史，诗词歌赋，相谈甚欢。几个回合下来，成了忘年交，甚至相见恨晚。萧翼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说自己有几幅王羲之的字，不知道是不是真迹，想请大师鉴定一下。然后拿出那几幅王羲之的作品，辩才展开细看，给了萧翼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很快又说了一句，但不是最上乘的作品，和我的比差远了！
萧翼一看机会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欲擒故纵地说，我听说王羲之最好的书法都被收藏到了宫里。大师怎么会有，而且还是珍品？
辩才一看萧翼怀疑的眼神，便站起身来，爬到房梁，取下一个锦盒，从里面取出一卷书作给萧翼展阅。萧翼一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不就是《兰亭序》吗？不仅惊呼：“《兰亭序》，这就是传说中的《兰亭序》？大师怎么会有？”
辩才微笑道：“我师智永禅师，是琅琊王氏右将军第七世孙，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他见我喜爱书法，圆寂前就留给了我。你看看他和王羲之的其他作品有什么区别？”
萧翼说，“天下第一行书果然名不虚传，不激不励，风规自远。”
上述这段，是笔者根据唐代一位叫何延之的作家写的一篇名为《蘭亭记》的传奇故事加了一些文学想象改写的。何延之的故事中，萧翼看完辩才的《兰亭序》，立刻拿出了圣旨，表明了皇帝特使的身份，就把《兰亭序》带走了，老和尚辩才因为受到萧翼的欺骗，气得当场晕倒。此后一年，因为觉得愧对智永禅师，撒手西去了。
关于这个故事除了文字版的《兰亭记》，还有图画版的《萧翼赚兰亭序图》，将唐太宗安排萧翼骗取《兰亭序》的故事进行了逼真的情景再现。传说绘制这幅画作的画家是阎立本。
李世民用萧翼智取《兰亭序》，不，应该是骗取，但无论是智取还是骗取，最终得到了这件珍宝，自然十分高兴，也十分迷恋。才有了前文提到的死了都要把它带走的几近变态的执念。
李世民为什么如此疯狂喜爱《兰亭序》呢？大概原因如下，首先《兰亭序》是一篇好文章，好文章配好书法完全符合唐朝人李世民对魏晋风度的合理化想象。第二，在书法的表现力上，《兰亭序》骨肉丰满且清丽不俗，有别于《圣教序》的骨感劲爽，更符合唐朝人肥美的审美取向。第三，《兰亭序》是一件大型的书法作品，唐以前很少有大型的书法作品，物以稀为贵，况且唐朝人喜欢把大型作品经典化。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之后，便命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的学士冯承素进行临摹，后世将欧阳询的石刻本称为《定武本》，明代文徵明说，“世传《兰亭》刻石，唯《定武本》为妙”。墨迹本中冯承素摹本因为卷首有神龙印章，神龙就是唐中宗李显的年号，因此称之神龙本，神龙本因将原作笔墨表现得十分真切，为历代摹本中最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些临摹原作的“下一等真迹”，千年之后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国宝了。
实际上，关于《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的作品，还存在质疑，但这些在李世民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权力把王羲之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坐稳了“书圣”的位子。而且通过文化的教化作用，有效地用书法为治国理政服务，所以，也可以说李世民对书法的痴迷，有组织地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让书法在唐朝建立了至极的法度。从唐代往后的岁月，大多数书法家都在尊唐法前行，而另一些书法家也总是在想方设法地突破唐法，正是因为有前赴后继的探索者，才让中国的书法史更加生动精彩。
作者简介：梁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马迭尔旅馆的枪声》《补丁》、短篇小说集《马戏团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