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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传》是男性之书，但其中的女性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根据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当时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
本文试图从水浒女性的出身、结局和基本品性三个方面入手，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在生活技能、享受教育、经济独立、婚姻严肃性、乱世生命权等几个方面的窘迫，进而对现代女性形成某些警醒意义。
关键词：《水浒传》 底层女性;宋元时期;生活技能;经济独立
《水浒传》，主要叙写男儿事。读完《水浒传》，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等男儿形象跃然纸上。大约为了更好地衬托这些男子的英雄气概，《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则失色很多。对此，后世读者展开了各种探讨，认为作者对女性“颇不同情”（梁实秋语）。但我以为，从中正好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底层女性的基本生存状态。
《水浒传》作者，目前普遍认为是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和施耐庵。该巨著由其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主要叙写宋朝末年梁山好汉反抗欺压、走向壮大、然后招安、最后失败的宏大故事。从作者时代、作品内容和创作规律来看，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明显带有宋元时期特定阶层女性的主要特点。所以，本文试图从水浒女性的出身、结局和基本品性三个方面入手，来探究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在生活技能、享受教育、经济独立、婚姻严肃性、乱世生命权等几个方面的窘境，进而对现代女性形成某些警醒意义。
一、《水浒传》女性分类
《水浒传》既然叙写水泊梁山之事，那么书中的女性以梁山为界，可简单分为梁山上的女将和梁山下的女人两大类。
梁山上的女将有三人，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而是梁山下的女人，家喻户晓的该有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林娘子等。另外，“计啜西门庆”的王婆、差一点被许配给武松的玉兰、醉打唐牛儿的阎婆、撒泼耍横结果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差点害死卢俊义的贾氏、为梁山和道君皇帝牵线的名妓李师师等，也是《水浒传》中令人过目不忘的女性形象。就算是王进母亲、李逵母亲、雷横母亲等人，在作品中也有不得不存在的价值。
二《水浒传》女性基本共性
1、出身低微
纵观水浒女子，虽然皮囊各不相同，但内里基本一致——出身低微。金翠莲“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得，“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阎婆惜一家“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连阎公“害时疫死了”，都“无钱津送”;潘金莲原是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使女;玉兰是张都监家的养娘;白秀英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李师师直接就是烟花女子;潘巧云的父亲“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就去开了“屠宰作坊”;孙二娘父亲“专一剪径”，她自己和张青成婚后，在十字坡“盖些草屋，卖酒为生”，暗地里药杀过往客商做人肉包子卖;顾大嫂在登州“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又开赌”，算当时较低等的“商”。扈三娘的父亲倒是扈家庄的庄主，但扈家庄依附祝家庄存活，而且随着祝、扈两庄的破灭，扈三娘很快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王婆是“开茶坊”的;雷横母亲，从她骂白秀英的言语里可知定是长期混迹市井之人……只有一个林娘子，父亲倒是教头出身，看起来不算底层。但在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估计也难以归入士大夫一层。还有一个徐宁娘子，文中看起来生活较优渥，但没有提到其出身。——由此可以认定《水浒传》女性总体都是底层女性。这和梁山男儿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形成鲜明对比。
2、结局悲惨
细数水浒女子的结局，也有共通之处——大都不得善终。梁山女将除了顾大嫂，孙、扈二人全都战死疆场。梁山下的女子，金翠莲安心做赵员外的外室，公孙胜之母被儿子颐养天年，大概算善终。其他人大抵都没有这么好的福气了。王进母亲跟着儿子流落江湖，阎婆死了丈夫和女儿，王婆被处以剐刑;李师师一日为妓终身为妓，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玉兰人等更是青春早亡。
梁山男儿当然也有很多战死沙场或死于计谋，但相对而言，这些女性死得更冤。活着的，日子也不如男性潇洒自在。
3、品性不讨喜
《水浒传》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是红杏出墙的蕩妇;林娘子是红颜薄命的真实写照;孙二娘、顾大嫂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人婆;扈三娘是徒有其表的“哑美人”;王婆是拉皮条的老货外加出毒计的恶妇……而水浒男儿，或血性刚烈、快意恩仇;或武艺高强、万夫莫敌;或嫉恶如仇、率性不羁;或重情重义、“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或“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却也曾义薄云天……相对而言，水浒男儿的个性比女儿更讨喜一些。
再细看水浒女性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年方一十八岁”的阎婆惜、“二十余岁”的潘金莲，到青春不再的妇人孙二娘、顾大嫂到准备“棺材本”的王婆，另外还有命丧虎口的李逵母亲、隐遁远去的王进母亲等，我们发现，作者在不经意间将底层女性一生的境况都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而对于梁山男儿，作者则仅仅是展示了他们生命中“最灿烂”的一段。就算最后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都是年老寿终，作者也是一笔带过。读者无法从作者的文字中，直接看到这些男子生命老去的境况。古人有诗，“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水浒女性的不讨喜，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三、由《水浒传》女性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大体生存状态
《水浒传》叙写北宋末年事，又在宋末《大宋宣和遗事》基础上加工而成，按理其中展示的女性形象该是北宋末年的女性形象。但是罗贯中、施耐庵却是元末明初之人，其在话本之上又对作品进行了自己的创作，生活环境或思想局限对其的影响，一定会在作品里有或多或少的投影。所以，纵观《水浒传》女性，可以让人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的大体生存状态。
1、宋元底层女性的生活技能较单调，难以享受专业化教育
根据《哈佛中国史》第四卷的记录，有宋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之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士大夫“求婚的最佳人选”，“她的父母要让她读文阅史、填词作文，使之善于谈吐，精于女红。”而“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婚礼过后，大多数家庭不是很在乎新婚女子的古典修养或理想化的自然本性……大家更关心她的理家才干。她要懂得如何好好持家……养育子女，养蚕缫丝，纺织丝布，刺绣和缝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时的富家女掌握的技能非常丰富。而她们要掌握如此多技能的前提是，家境富裕。 我们纵观水浒女性，可以发现她们的生活技能普遍较单调。而且，她们的技能往往来源于父辈的免费传授，而缺少正规、系统的专业化教育。
金翠莲是“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阎婆惜的父亲“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自小教得她那女儿也会唱诸般耍令”;潘金莲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却做得一手好针线”; 白秀英跟着父亲出外“打踅”，“歌舞吹弹，普天下服侍看官”。玉兰“颇有些聪明伶俐，善知音律，极能针指”; 孙二娘的父亲“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孙二娘“全学得他父亲本事”;扈三娘“使得一口日月双刀，马上工夫得法”;林娘子、徐宁娘子和潘巧云有什么技能，作者没有明确写道……我们纵观这些女性，发现梁山女将自然是善于作战;而梁山下的女人，除了会唱曲就只会针线了。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技能显得非常单调。
2、宋元底层女性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前文，我们探讨了水浒女性生活技能单调、难以享受专业化教育这个问题，由此发现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凭借自己的技能很难实现经济独立。
会唱曲的金翠莲、阎婆惜和白秀英，自然是靠这个技能行走江湖。但是金翠莲因无力偿还郑屠“虚钱实契”的典身钱而在酒楼哭泣;阎婆惜直接是死了父亲都无钱安葬;白秀英为了讨要雷横的赏钱，争执中被雷横打死。——而且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某个男人的外室。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外室是不受保护和保障的，生活如何全在男人的一念之间。若是她们能自己实现经济独立，想来是不愿过这样的生活的。
会做针线的玉兰和潘金莲，以她们的技能在当时可以去大户人家做一个绣娘之类的女使，但是，主家能让她依附多久，不得而知。——潘金莲和玉兰一开始就是大户的女使。而若是找不到主家，那么她们的这种技能也就无法转化成直接的经济收益，对其经济独立几乎毫无用处。
最后，孙二娘、顾大嫂、李师师等寥寥几人大概能算得上是实现了经济独立，但这几个人的赚钱手段是一般人能掌握的吗？
所以宋元底层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非常困难。
3、宋元底层女性的婚配较草率，不够严肃
既然当时的底层女性难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经济独立，婚姻对她们就更显重要。
根据《哈佛中国史》第四卷的记载， 在宋代，婚礼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件，不仅仅是婚礼当天有各种严谨的步骤，最要紧是从开始说媒到最后礼成，有一系列非常繁复的程序。但是，我们看水浒人物的婚配，尤其是那些女性配婚，却显得非常的草率。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潘金莲和扈三娘的婚姻。潘金莲“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只是去告主人婆”，“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三寸丁谷树皮”。
宋江三打祝家庄，李逵“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乡民百姓，自把祝家庄村坊拆做白地”。宋江第一天得胜回山，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次日又作席面，宋江做主，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妇。”不说扈三娘容貌、武艺皆在王英之上，便是祝家庄庄毁人亡一事，也算是和梁山诸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了。但宋江却因为“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王英）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捉了扈三娘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步。
还有花荣的妹妹。宋江施计，要断秦明退路。便派人假扮秦明，火烧数百人家。秦明认为宋江“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却说：“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惠，宋江情愿主婚，与总管为室”。“次日，……要花荣把妹子嫁与秦明。”
……
古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适龄的年轻男女只是婚姻棋局中的卒子”，但“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男女双方家庭都把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看水浒女性的婚配，完全如同儿戏，非常草率。在水浒男子眼中，女子不过是个物品。既然是个物品，那婚配之事，自然轮不到这个物品自己来思量、选择。
4、末世时期，底层女性的生命权受到极大威胁。
古代由于生产力的问题，成年男女是非常珍贵的。法律对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自然有严格的限定。——宋江、武松、杨雄等，每一个好汉杀了人之后都要投奔梁山，就是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即便如此，生逢乱世，底层女性的生命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被武大捉奸，于是药鸩武大郎。东窗事发，武松为兄报仇。“那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潘金莲药鸩武大郎肯定是不对的，谋杀罪被判死刑也是應当的，但必须是专业职能部门来定刑、行刑吧。如书中所叙，被受害人家属私下杀死，生命也太潦草了吧。
就算潘金莲是“罪有应得”，那潘巧云和她的丫头总罪不至死吧。潘巧云和海闍黎偷情，被杨雄兄弟石秀发现。石秀先杀了海闍黎，后设计骗潘巧云上翠屏山。“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挂在松树上”。潘巧云的侍女迎儿也因知情不报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潘巧云婚内出轨，迎儿听命帮衬，无疑是令人唾弃的，可是因为这样就被人用残忍手段杀死，明显是古代男人不把女儿性命当人命看。杨雄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因这个行为，被人称赞是“做个好男子”。
除此之外，《水浒传》还有很多无辜丢了性命的女子：鸳鸯楼下的玉兰、都监夫人、两个女使、三两个仆妇，被李逵杀了的刘太公女儿，被宋江设计杀了的秦明妻小，黄文炳家中的女眷 ……她们都不过是碰巧在场，就枉送了卿卿性命。可见在末世时期，底层女性的生命受到了极大威胁。古人云，“宁为太平犬，莫为离乱人”，就是这个道理。
四、现实意义
纵观《水浒传》女性故事，作为后人，除了为她们的生命悲歌哀叹，更要紧是“以人为镜”，明自己之得失。
安定的社会、平等的人权和健全的法制是生命得以绚烂绽放的大环境;专业的学校教育是一个人掌握生活技能、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人实现经济独立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独立则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婚姻一事不仅关乎女性一生的幸福，而且最能体现女性的精神独立，必须慎重对待。
当下中国女性已经远离了《水浒传》女性的悲惨命运，但放眼世界，还有很多女性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珍惜当下，为他人尽一份绵薄之力，创一个更美的世界。
参考文献
[1]《水浒传》，罗贯中、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4月北京第2版
[2]《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主编，[德]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邵君安校，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
[3]《<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发布：中国性别差距扩大，但在女性政治领导力方面有所进步》 世界经济论坛 2018年12月19
本文试图从水浒女性的出身、结局和基本品性三个方面入手，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在生活技能、享受教育、经济独立、婚姻严肃性、乱世生命权等几个方面的窘迫，进而对现代女性形成某些警醒意义。
关键词：《水浒传》 底层女性;宋元时期;生活技能;经济独立
《水浒传》，主要叙写男儿事。读完《水浒传》，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等男儿形象跃然纸上。大约为了更好地衬托这些男子的英雄气概，《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则失色很多。对此，后世读者展开了各种探讨，认为作者对女性“颇不同情”（梁实秋语）。但我以为，从中正好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底层女性的基本生存状态。
《水浒传》作者，目前普遍认为是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和施耐庵。该巨著由其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主要叙写宋朝末年梁山好汉反抗欺压、走向壮大、然后招安、最后失败的宏大故事。从作者时代、作品内容和创作规律来看，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明显带有宋元时期特定阶层女性的主要特点。所以，本文试图从水浒女性的出身、结局和基本品性三个方面入手，来探究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在生活技能、享受教育、经济独立、婚姻严肃性、乱世生命权等几个方面的窘境，进而对现代女性形成某些警醒意义。
一、《水浒传》女性分类
《水浒传》既然叙写水泊梁山之事，那么书中的女性以梁山为界，可简单分为梁山上的女将和梁山下的女人两大类。
梁山上的女将有三人，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而是梁山下的女人，家喻户晓的该有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林娘子等。另外，“计啜西门庆”的王婆、差一点被许配给武松的玉兰、醉打唐牛儿的阎婆、撒泼耍横结果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差点害死卢俊义的贾氏、为梁山和道君皇帝牵线的名妓李师师等，也是《水浒传》中令人过目不忘的女性形象。就算是王进母亲、李逵母亲、雷横母亲等人，在作品中也有不得不存在的价值。
二《水浒传》女性基本共性
1、出身低微
纵观水浒女子，虽然皮囊各不相同，但内里基本一致——出身低微。金翠莲“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得，“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阎婆惜一家“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连阎公“害时疫死了”，都“无钱津送”;潘金莲原是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使女;玉兰是张都监家的养娘;白秀英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李师师直接就是烟花女子;潘巧云的父亲“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就去开了“屠宰作坊”;孙二娘父亲“专一剪径”，她自己和张青成婚后，在十字坡“盖些草屋，卖酒为生”，暗地里药杀过往客商做人肉包子卖;顾大嫂在登州“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又开赌”，算当时较低等的“商”。扈三娘的父亲倒是扈家庄的庄主，但扈家庄依附祝家庄存活，而且随着祝、扈两庄的破灭，扈三娘很快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王婆是“开茶坊”的;雷横母亲，从她骂白秀英的言语里可知定是长期混迹市井之人……只有一个林娘子，父亲倒是教头出身，看起来不算底层。但在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估计也难以归入士大夫一层。还有一个徐宁娘子，文中看起来生活较优渥，但没有提到其出身。——由此可以认定《水浒传》女性总体都是底层女性。这和梁山男儿来自各个不同的阶层形成鲜明对比。
2、结局悲惨
细数水浒女子的结局，也有共通之处——大都不得善终。梁山女将除了顾大嫂，孙、扈二人全都战死疆场。梁山下的女子，金翠莲安心做赵员外的外室，公孙胜之母被儿子颐养天年，大概算善终。其他人大抵都没有这么好的福气了。王进母亲跟着儿子流落江湖，阎婆死了丈夫和女儿，王婆被处以剐刑;李师师一日为妓终身为妓，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白秀英、玉兰人等更是青春早亡。
梁山男儿当然也有很多战死沙场或死于计谋，但相对而言，这些女性死得更冤。活着的，日子也不如男性潇洒自在。
3、品性不讨喜
《水浒传》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是红杏出墙的蕩妇;林娘子是红颜薄命的真实写照;孙二娘、顾大嫂是披着女性外衣的男人婆;扈三娘是徒有其表的“哑美人”;王婆是拉皮条的老货外加出毒计的恶妇……而水浒男儿，或血性刚烈、快意恩仇;或武艺高强、万夫莫敌;或嫉恶如仇、率性不羁;或重情重义、“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或“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却也曾义薄云天……相对而言，水浒男儿的个性比女儿更讨喜一些。
再细看水浒女性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年方一十八岁”的阎婆惜、“二十余岁”的潘金莲，到青春不再的妇人孙二娘、顾大嫂到准备“棺材本”的王婆，另外还有命丧虎口的李逵母亲、隐遁远去的王进母亲等，我们发现，作者在不经意间将底层女性一生的境况都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而对于梁山男儿，作者则仅仅是展示了他们生命中“最灿烂”的一段。就算最后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都是年老寿终，作者也是一笔带过。读者无法从作者的文字中，直接看到这些男子生命老去的境况。古人有诗，“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水浒女性的不讨喜，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三、由《水浒传》女性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大体生存状态
《水浒传》叙写北宋末年事，又在宋末《大宋宣和遗事》基础上加工而成，按理其中展示的女性形象该是北宋末年的女性形象。但是罗贯中、施耐庵却是元末明初之人，其在话本之上又对作品进行了自己的创作，生活环境或思想局限对其的影响，一定会在作品里有或多或少的投影。所以，纵观《水浒传》女性，可以让人一窥宋元时期底层女性的大体生存状态。
1、宋元底层女性的生活技能较单调，难以享受专业化教育
根据《哈佛中国史》第四卷的记录，有宋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之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士大夫“求婚的最佳人选”，“她的父母要让她读文阅史、填词作文，使之善于谈吐，精于女红。”而“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婚礼过后，大多数家庭不是很在乎新婚女子的古典修养或理想化的自然本性……大家更关心她的理家才干。她要懂得如何好好持家……养育子女，养蚕缫丝，纺织丝布，刺绣和缝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时的富家女掌握的技能非常丰富。而她们要掌握如此多技能的前提是，家境富裕。 我们纵观水浒女性，可以发现她们的生活技能普遍较单调。而且，她们的技能往往来源于父辈的免费传授，而缺少正规、系统的专业化教育。
金翠莲是“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阎婆惜的父亲“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自小教得她那女儿也会唱诸般耍令”;潘金莲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却做得一手好针线”; 白秀英跟着父亲出外“打踅”，“歌舞吹弹，普天下服侍看官”。玉兰“颇有些聪明伶俐，善知音律，极能针指”; 孙二娘的父亲“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孙二娘“全学得他父亲本事”;扈三娘“使得一口日月双刀，马上工夫得法”;林娘子、徐宁娘子和潘巧云有什么技能，作者没有明确写道……我们纵观这些女性，发现梁山女将自然是善于作战;而梁山下的女人，除了会唱曲就只会针线了。总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技能显得非常单调。
2、宋元底层女性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前文，我们探讨了水浒女性生活技能单调、难以享受专业化教育这个问题，由此发现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就是这些女性凭借自己的技能很难实现经济独立。
会唱曲的金翠莲、阎婆惜和白秀英，自然是靠这个技能行走江湖。但是金翠莲因无力偿还郑屠“虚钱实契”的典身钱而在酒楼哭泣;阎婆惜直接是死了父亲都无钱安葬;白秀英为了讨要雷横的赏钱，争执中被雷横打死。——而且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某个男人的外室。按照当时的宗法制度，外室是不受保护和保障的，生活如何全在男人的一念之间。若是她们能自己实现经济独立，想来是不愿过这样的生活的。
会做针线的玉兰和潘金莲，以她们的技能在当时可以去大户人家做一个绣娘之类的女使，但是，主家能让她依附多久，不得而知。——潘金莲和玉兰一开始就是大户的女使。而若是找不到主家，那么她们的这种技能也就无法转化成直接的经济收益，对其经济独立几乎毫无用处。
最后，孙二娘、顾大嫂、李师师等寥寥几人大概能算得上是实现了经济独立，但这几个人的赚钱手段是一般人能掌握的吗？
所以宋元底层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非常困难。
3、宋元底层女性的婚配较草率，不够严肃
既然当时的底层女性难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经济独立，婚姻对她们就更显重要。
根据《哈佛中国史》第四卷的记载， 在宋代，婚礼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件，不仅仅是婚礼当天有各种严谨的步骤，最要紧是从开始说媒到最后礼成，有一系列非常繁复的程序。但是，我们看水浒人物的婚配，尤其是那些女性配婚，却显得非常的草率。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潘金莲和扈三娘的婚姻。潘金莲“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只是去告主人婆”，“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三寸丁谷树皮”。
宋江三打祝家庄，李逵“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乡民百姓，自把祝家庄村坊拆做白地”。宋江第一天得胜回山，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次日又作席面，宋江做主，一丈青与王矮虎作配，结为夫妇。”不说扈三娘容貌、武艺皆在王英之上，便是祝家庄庄毁人亡一事，也算是和梁山诸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了。但宋江却因为“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王英）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捉了扈三娘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步。
还有花荣的妹妹。宋江施计，要断秦明退路。便派人假扮秦明，火烧数百人家。秦明认为宋江“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却说：“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惠，宋江情愿主婚，与总管为室”。“次日，……要花荣把妹子嫁与秦明。”
……
古人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适龄的年轻男女只是婚姻棋局中的卒子”，但“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男女双方家庭都把婚姻视为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看水浒女性的婚配，完全如同儿戏，非常草率。在水浒男子眼中，女子不过是个物品。既然是个物品，那婚配之事，自然轮不到这个物品自己来思量、选择。
4、末世时期，底层女性的生命权受到极大威胁。
古代由于生产力的问题，成年男女是非常珍贵的。法律对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自然有严格的限定。——宋江、武松、杨雄等，每一个好汉杀了人之后都要投奔梁山，就是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即便如此，生逢乱世，底层女性的生命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潘金莲，和西门庆偷情被武大捉奸，于是药鸩武大郎。东窗事发，武松为兄报仇。“那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潘金莲药鸩武大郎肯定是不对的，谋杀罪被判死刑也是應当的，但必须是专业职能部门来定刑、行刑吧。如书中所叙，被受害人家属私下杀死，生命也太潦草了吧。
就算潘金莲是“罪有应得”，那潘巧云和她的丫头总罪不至死吧。潘巧云和海闍黎偷情，被杨雄兄弟石秀发现。石秀先杀了海闍黎，后设计骗潘巧云上翠屏山。“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挂在松树上”。潘巧云的侍女迎儿也因知情不报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潘巧云婚内出轨，迎儿听命帮衬，无疑是令人唾弃的，可是因为这样就被人用残忍手段杀死，明显是古代男人不把女儿性命当人命看。杨雄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因这个行为，被人称赞是“做个好男子”。
除此之外，《水浒传》还有很多无辜丢了性命的女子：鸳鸯楼下的玉兰、都监夫人、两个女使、三两个仆妇，被李逵杀了的刘太公女儿，被宋江设计杀了的秦明妻小，黄文炳家中的女眷 ……她们都不过是碰巧在场，就枉送了卿卿性命。可见在末世时期，底层女性的生命受到了极大威胁。古人云，“宁为太平犬，莫为离乱人”，就是这个道理。
四、现实意义
纵观《水浒传》女性故事，作为后人，除了为她们的生命悲歌哀叹，更要紧是“以人为镜”，明自己之得失。
安定的社会、平等的人权和健全的法制是生命得以绚烂绽放的大环境;专业的学校教育是一个人掌握生活技能、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人实现经济独立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独立则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婚姻一事不仅关乎女性一生的幸福，而且最能体现女性的精神独立，必须慎重对待。
当下中国女性已经远离了《水浒传》女性的悲惨命运，但放眼世界，还有很多女性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珍惜当下，为他人尽一份绵薄之力，创一个更美的世界。
参考文献
[1]《水浒传》，罗贯中、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4月北京第2版
[2]《哈佛中国史0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加]卜正民主编，[德]迪特·库恩著，李文锋译，邵君安校，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
[3]《<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发布：中国性别差距扩大，但在女性政治领导力方面有所进步》 世界经济论坛 2018年12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