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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议政共绘改革宏图，凝心聚力同创复兴伟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3月3日至12日在京召开。肩负着光荣与梦想、责任与使命，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齐聚一堂，为改革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商国是。9天的时间里，2000多位政协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力量。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春风拂面，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让人们充满期待。人民大会堂前，委员们被各路记者团团围住，从空气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到深化改革、城镇化、反腐倡廉……国计民生，聚焦着民意。而委员们履职尽责，不负人民的重托，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聚焦“市场”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此进行了热议。
“什么叫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列一张‘负面清单’，先规定不允许做的事情，而其他不在列的都可以做，这当然会给企业发展提供比过去宽阔许多的平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全国政协委员陈德铭卸任商务部部长已整整一年，但这次他谈得最多、也最愿意谈的还是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原来的审批制更能及时反映市场信号和企业的效率。我们国家正往这个方向上靠，这是很好的现象。”陈德铭说。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大小来衡量，是不准确的，不应当说“小政府大市场”，我们应当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市场的效率在哪里？政府可以做市场也可以做的，应当让市场来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应当做到‘非禁即可’。”厉以宁进一步强调，“那政府做什么呢？政府去做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像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与厉以宁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过去一年的改革中，他尤为看重的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网”，“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群众消费、创业的后顾之忧，就算有人真的遇到困难，掉下来了，还有一个安全网兜着他。”范小建再三强调，“这些，也同样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实践表明，凡是政企不分、过度依赖政策扶持的企业，最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凡是自主经营，完成市场化的企业，基本没有产能过剩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在提案中表示。
“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许多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非市场因素，促成了产能过剩。”孙太利分析认为，一些地方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扭曲了投资行为，是产能过剩问题多年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对违规审批项目有效的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长期以来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监管不到位，相关规则、秩序相对滞后，一些企业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了市场竞争，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
“毫无疑问，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过度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和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在提案中如是说。
“政府过度干预具有不科学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市场就越发挥不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李钺锋认为，市场的问题最终要由市场来解决，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化解产能过剩所产生的体制性矛盾的必由之路。
如何让领先的科技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资本，关键是要解决科技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郭跃进认为，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说了算”。技术领先，却被束之高阁；专利一堆，无缘真金白银。分析这些科研与市场脱节的现象，郭跃进委员认为，主要还是因为科研成果通往市场的道路不太畅通。据调查，目前科研成果处置权、定价权、分配权掌握在管理部门，科研成果研发者必须通过层层审批才能看到成果带来的效益。
郭跃进认为：应重新界定权利，所有权是国家的，收益权是研发团队和学校、科研机构享有，处置权也是这两个机构享有。必须有这样的观念，有产权制度的创新，才谈得上整个体系的改革。“市场机制不是虚的，它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讲。我们提出来市场形成的价格是由买方和卖方的谈判中形成的。既然处置权给学校，那么应由学校和科研团队共同商量底价，再以这个价格去谈判挂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市场监管应当以法治监管为主，而不是行政监管为主，要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清理、修改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不符的相关法律制度。
谈及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迟福林说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力缺乏法治规范，过多、过滥干预市场。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有利于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入手完善法治框架，可以走出一条建设法治中国的有效路径。为此，他建议，尽快出台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行动方案，以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清理、修改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不符的相关法律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经济司法体制，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格局。
反腐成为热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作风问题抓起，以上示下，率先垂范，发挥了表率作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党政干部的禁令性要求、政策，如禁止公车私用，反对大吃大喝、大操大办。现在反观过去一年来的成效，部分高档酒楼面临转行或停业，高档烟酒普遍降价，机关单位接待费用大幅下降，不正之风得到了遏制。 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21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其中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3名正部级官员，多名高官“落马”表明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2014年开年以来，反腐持续高压推进，有分析称今年反腐力度与规模可能比去年更大。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说，矿产资源的开采因其特殊的专业门槛，只有一些专业的国有企业才能持有探矿权和采矿权，但有的国有企业却利用自己独享的权利暗箱操作、滋生腐败。
董大胜说，有一家国有企业将自己手里拥有的探矿权，以一两千万元的低价拍卖给了一家民营企业，“严重背离矿产资源的实际价值”。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家国企又以几亿元的价格把已经卖出的探矿权买了回来。“这一卖一买的过程中，就蕴含了腐败，必定有人从中牟利，但这种腐败行为极其隐蔽。”董大胜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这一年来，反腐是党和政府下力气最大的事情之一，也是社会最受关注的事情之一。反腐为这场改革开了个好头。”
尽管反腐在去年交出一张写满数字的答卷，但有评论担心，这种自上而下、带有一定“运动式”和“指示性”色彩的反腐，能否持续下去？“我们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特定的对象，那目的可能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铲除、杜绝腐败，保证公权力依法行使，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的话，那就要深入到制度反腐。”蒋洪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邢吉华看来，反腐不仅能为改革破局，而且能为改革赢得机会。“反腐败工作对改革有促进作用，案件出现后，触动高层和社会反思：这个权力设置到底合不合适？很多改革就是这么‘倒逼’出来的。”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反腐败建立完善的制度至关重要。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内部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没有人核查，也不公开，还是在暗箱操作，腐败要在阳光下才能消除。
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谈及遏制腐败时表示，转变政府职能，是减少权力寻租、反对腐败的需要，建议把反腐与机构改革相结合，让“权力入笼”。
“反腐败，就是要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是明确责任——该管的你好好管，不该管的没你事”。
王执礼还以去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中“负面清单”加以说明，“所谓负面清单，简单来说，就是由原先告诉你可以做什么，变成告诉你不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些，其他都能做。”王执礼认为，类似的改革，不仅大幅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也能压缩行政成本。
“举个例子，现在提倡网上办公、政务公开，老百姓很多事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解决，这不仅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同时也让原先卡在那些位置的所谓‘审批单位’失去了不小的寻租空间，于国于民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王执礼说。
“说到反腐，大家首先会想到一种人——裸官。”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直接点出了腐败的“七寸”。“裸官总给人感觉有猫腻，会‘裸而又贪、先裸后逃’。”刘晓庄颇有些激动地说，这些裸官将财产、家人都转移到国外，兜里揣着护照、机票，随时准备“跑路”。
他认为，在反腐风暴最为猛烈的去年，中共中央特别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增加了“裸官不得提拔”的内容，“这无疑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大进步”。刘晓庄认为，裸官更严重的危害在于，丧失了人心向背。“人们会联想，这些长期受党教育、得到党的恩惠提拔的人都将子女送到海外，那我们是不是也该走？他们在这儿捞名捞利，差不多就去海外逍遥了，我们的事业还能指望他们来竭诚奉献吗？还能指望他们和人民一起共命运吗？”
刘晓庄建议，对裸官的行政职务一撤到底，对其家庭资产一晒到底，对其违法行为一查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对后来的‘准裸官’们起到威慑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酒店协会副会长王宁透露，八项规定出台后，全国75%的五星级酒店营业额下滑20%～30%，一些酒店甚至提出主动“降星”。五星级酒店的“尴尬”也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数字里：去年地方公务接待费用下降了26%。
在审议最高检报告时，一些委员指出，要从制度设计上、加大反腐败决心和力度上努力啃下“追逃”这块硬骨头。同时，应多管齐下加强对“问题官员”监管，从制度上扎紧防止官员外逃的篱笆。此外，还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深度合作，建立贪官的引渡回国机制。有人建议，用缺席审判制度来阻击“失踪”官员。通过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可以明确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对于公约所涵盖的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被请求国没收后，应给予请求国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甚至返还请求国，利于挽回国家损失。
向雾霾宣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前夕，2月20日至26日北京出现连续严重雾霾天气。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在会上，政协委员们热议“雾霾”话题。
“谁不希望蓝天啊。”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面对代表和委员们的指责非常郁闷，“可中国30年的发展，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汽车每年增加2000万辆，煤炭每年两个亿两个亿往上增，咱们的水泥占了世界的2/3。”
“去年中国的能源包含煤炭和天然气消耗，算下来是3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6亿吨，怎么不污染呢？”针对近期的雾霾天气，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接受采访时说，煤炭业的现状是生产在西部，消耗在东部。长江沿线，平均每30公里一个电厂，从镇江到南京，10公里就有一个，运煤、存煤都有污染，对水、地下土地污染不比空气轻，东部地区的污染比西部高十几倍。
“我经常来往于美国和中国，美国经济很发达，但是它的空气和水都很清新。美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非常注意环保的问题。而中国显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加强环保上有疏忽。现在，中国的空气、水甚至土壤都发生问题了，我非常担心土地的一些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全国政协委员王晓玉告诉记者，“我建议政府要因势利导，引导中小型企业转型，控制和消减化肥和农药的生产量。” “中国相对来说，治理起来会比较难。”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说，中国的能源禀赋70%是煤炭，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这在短时间内很难减少。“如果我说我们要30年，老百姓会感到很失望；如果我说只要三五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认为，人在地球上生存，首先要有好的环境、空气和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保护，“现在治理，首先应该要治人心。”
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黄信阳表示，强调自然，就是强调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的，始终在自然而然、不自而然的状态中和谐有序、周而复始的运行。“所以，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无休止追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城市的爆炸性发展等急功近利的做法，都应该降下来，至少不能把留给子孙后代的好处都透支了。”
黄信阳说，只有崇尚简单生活，转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控制大量垃圾的形成。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有的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我建议转变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比例，以清洁能源为主。”全国政协委员刘振亚说，“据我测算，如果以2013年为底数，清洁能源使用年均增长12%，2015年，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将超过50%。”刘振亚说，“我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大风电、大核电、大水电，集中生产并用特高压输送到内地。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电。”
“目前还有很多人强调雾霾是气候因素造成的，认为只要有风，就不会有雾霾。这种认识没有抓住根本。”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认为，雾霾的形成有气候和地形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根本问题还是污染排放过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在极端气象条件下，汽车污染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
“解决雾霾问题，根本出路仍在管住人、减少排放。”高吉喜说，“这关系到人类生存，要全民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
窗外春风拂面，玉兰花开，窗内协商民主，建议广泛。广大政协委员们以自己的学识和调研成果开好会、履好职，充分展示着人民政协这一制度的优越性。2000多名委员在这9天的时间里，与亿万人民一道唱响了改革发展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春风拂面，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热情让人们充满期待。人民大会堂前，委员们被各路记者团团围住，从空气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到深化改革、城镇化、反腐倡廉……国计民生，聚焦着民意。而委员们履职尽责，不负人民的重托，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聚焦“市场”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在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此进行了热议。
“什么叫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列一张‘负面清单’，先规定不允许做的事情，而其他不在列的都可以做，这当然会给企业发展提供比过去宽阔许多的平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全国政协委员陈德铭卸任商务部部长已整整一年，但这次他谈得最多、也最愿意谈的还是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原来的审批制更能及时反映市场信号和企业的效率。我们国家正往这个方向上靠，这是很好的现象。”陈德铭说。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大小来衡量，是不准确的，不应当说“小政府大市场”，我们应当强调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市场的效率在哪里？政府可以做市场也可以做的，应当让市场来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应当做到‘非禁即可’。”厉以宁进一步强调，“那政府做什么呢？政府去做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像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与厉以宁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过去一年的改革中，他尤为看重的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网”，“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群众消费、创业的后顾之忧，就算有人真的遇到困难，掉下来了，还有一个安全网兜着他。”范小建再三强调，“这些，也同样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社会实践表明，凡是政企不分、过度依赖政策扶持的企业，最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凡是自主经营，完成市场化的企业，基本没有产能过剩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在提案中表示。
“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许多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非市场因素，促成了产能过剩。”孙太利分析认为，一些地方的体制机制不完善，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扭曲了投资行为，是产能过剩问题多年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对违规审批项目有效的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长期以来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监管不到位，相关规则、秩序相对滞后，一些企业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了市场竞争，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
“毫无疑问，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过度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和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在提案中如是说。
“政府过度干预具有不科学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市场就越发挥不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李钺锋认为，市场的问题最终要由市场来解决，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化解产能过剩所产生的体制性矛盾的必由之路。
如何让领先的科技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资本，关键是要解决科技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郭跃进认为，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在科技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说了算”。技术领先，却被束之高阁；专利一堆，无缘真金白银。分析这些科研与市场脱节的现象，郭跃进委员认为，主要还是因为科研成果通往市场的道路不太畅通。据调查，目前科研成果处置权、定价权、分配权掌握在管理部门，科研成果研发者必须通过层层审批才能看到成果带来的效益。
郭跃进认为：应重新界定权利，所有权是国家的，收益权是研发团队和学校、科研机构享有，处置权也是这两个机构享有。必须有这样的观念，有产权制度的创新，才谈得上整个体系的改革。“市场机制不是虚的，它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讲。我们提出来市场形成的价格是由买方和卖方的谈判中形成的。既然处置权给学校，那么应由学校和科研团队共同商量底价，再以这个价格去谈判挂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市场监管应当以法治监管为主，而不是行政监管为主，要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清理、修改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不符的相关法律制度。
谈及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迟福林说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理顺，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力缺乏法治规范，过多、过滥干预市场。加快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有利于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入手完善法治框架，可以走出一条建设法治中国的有效路径。为此，他建议，尽快出台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行动方案，以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清理、修改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不符的相关法律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经济司法体制，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新格局。
反腐成为热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作风问题抓起，以上示下，率先垂范，发挥了表率作用。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党政干部的禁令性要求、政策，如禁止公车私用，反对大吃大喝、大操大办。现在反观过去一年来的成效，部分高档酒楼面临转行或停业，高档烟酒普遍降价，机关单位接待费用大幅下降，不正之风得到了遏制。 中共十八大以来，已有21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其中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3名正部级官员，多名高官“落马”表明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2014年开年以来，反腐持续高压推进，有分析称今年反腐力度与规模可能比去年更大。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说，矿产资源的开采因其特殊的专业门槛，只有一些专业的国有企业才能持有探矿权和采矿权，但有的国有企业却利用自己独享的权利暗箱操作、滋生腐败。
董大胜说，有一家国有企业将自己手里拥有的探矿权，以一两千万元的低价拍卖给了一家民营企业，“严重背离矿产资源的实际价值”。但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家国企又以几亿元的价格把已经卖出的探矿权买了回来。“这一卖一买的过程中，就蕴含了腐败，必定有人从中牟利，但这种腐败行为极其隐蔽。”董大胜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这一年来，反腐是党和政府下力气最大的事情之一，也是社会最受关注的事情之一。反腐为这场改革开了个好头。”
尽管反腐在去年交出一张写满数字的答卷，但有评论担心，这种自上而下、带有一定“运动式”和“指示性”色彩的反腐，能否持续下去？“我们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特定的对象，那目的可能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铲除、杜绝腐败，保证公权力依法行使，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的话，那就要深入到制度反腐。”蒋洪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邢吉华看来，反腐不仅能为改革破局，而且能为改革赢得机会。“反腐败工作对改革有促进作用，案件出现后，触动高层和社会反思：这个权力设置到底合不合适？很多改革就是这么‘倒逼’出来的。”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俞金尧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反腐败建立完善的制度至关重要。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内部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没有人核查，也不公开，还是在暗箱操作，腐败要在阳光下才能消除。
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谈及遏制腐败时表示，转变政府职能，是减少权力寻租、反对腐败的需要，建议把反腐与机构改革相结合，让“权力入笼”。
“反腐败，就是要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是明确责任——该管的你好好管，不该管的没你事”。
王执礼还以去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中“负面清单”加以说明，“所谓负面清单，简单来说，就是由原先告诉你可以做什么，变成告诉你不可以做什么，除了这些，其他都能做。”王执礼认为，类似的改革，不仅大幅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也能压缩行政成本。
“举个例子，现在提倡网上办公、政务公开，老百姓很多事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解决，这不仅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同时也让原先卡在那些位置的所谓‘审批单位’失去了不小的寻租空间，于国于民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王执礼说。
“说到反腐，大家首先会想到一种人——裸官。”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直接点出了腐败的“七寸”。“裸官总给人感觉有猫腻，会‘裸而又贪、先裸后逃’。”刘晓庄颇有些激动地说，这些裸官将财产、家人都转移到国外，兜里揣着护照、机票，随时准备“跑路”。
他认为，在反腐风暴最为猛烈的去年，中共中央特别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增加了“裸官不得提拔”的内容，“这无疑是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大进步”。刘晓庄认为，裸官更严重的危害在于，丧失了人心向背。“人们会联想，这些长期受党教育、得到党的恩惠提拔的人都将子女送到海外，那我们是不是也该走？他们在这儿捞名捞利，差不多就去海外逍遥了，我们的事业还能指望他们来竭诚奉献吗？还能指望他们和人民一起共命运吗？”
刘晓庄建议，对裸官的行政职务一撤到底，对其家庭资产一晒到底，对其违法行为一查到底，“唯有如此，才能对后来的‘准裸官’们起到威慑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酒店协会副会长王宁透露，八项规定出台后，全国75%的五星级酒店营业额下滑20%～30%，一些酒店甚至提出主动“降星”。五星级酒店的“尴尬”也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数字里：去年地方公务接待费用下降了26%。
在审议最高检报告时，一些委员指出，要从制度设计上、加大反腐败决心和力度上努力啃下“追逃”这块硬骨头。同时，应多管齐下加强对“问题官员”监管，从制度上扎紧防止官员外逃的篱笆。此外，还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深度合作，建立贪官的引渡回国机制。有人建议，用缺席审判制度来阻击“失踪”官员。通过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可以明确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对于公约所涵盖的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被请求国没收后，应给予请求国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甚至返还请求国，利于挽回国家损失。
向雾霾宣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召开前夕，2月20日至26日北京出现连续严重雾霾天气。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在会上，政协委员们热议“雾霾”话题。
“谁不希望蓝天啊。”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面对代表和委员们的指责非常郁闷，“可中国30年的发展，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汽车每年增加2000万辆，煤炭每年两个亿两个亿往上增，咱们的水泥占了世界的2/3。”
“去年中国的能源包含煤炭和天然气消耗，算下来是3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6亿吨，怎么不污染呢？”针对近期的雾霾天气，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接受采访时说，煤炭业的现状是生产在西部，消耗在东部。长江沿线，平均每30公里一个电厂，从镇江到南京，10公里就有一个，运煤、存煤都有污染，对水、地下土地污染不比空气轻，东部地区的污染比西部高十几倍。
“我经常来往于美国和中国，美国经济很发达，但是它的空气和水都很清新。美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非常注意环保的问题。而中国显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加强环保上有疏忽。现在，中国的空气、水甚至土壤都发生问题了，我非常担心土地的一些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全国政协委员王晓玉告诉记者，“我建议政府要因势利导，引导中小型企业转型，控制和消减化肥和农药的生产量。” “中国相对来说，治理起来会比较难。”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说，中国的能源禀赋70%是煤炭，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这在短时间内很难减少。“如果我说我们要30年，老百姓会感到很失望；如果我说只要三五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认为，人在地球上生存，首先要有好的环境、空气和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保护，“现在治理，首先应该要治人心。”
在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黄信阳表示，强调自然，就是强调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的，始终在自然而然、不自而然的状态中和谐有序、周而复始的运行。“所以，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无休止追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城市的爆炸性发展等急功近利的做法，都应该降下来，至少不能把留给子孙后代的好处都透支了。”
黄信阳说，只有崇尚简单生活，转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控制大量垃圾的形成。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说，有的说是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遥遥无期。
“我建议转变能源结构，降低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比例，以清洁能源为主。”全国政协委员刘振亚说，“据我测算，如果以2013年为底数，清洁能源使用年均增长12%，2015年，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将超过50%。”刘振亚说，“我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大风电、大核电、大水电，集中生产并用特高压输送到内地。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来的是清洁电。”
“目前还有很多人强调雾霾是气候因素造成的，认为只要有风，就不会有雾霾。这种认识没有抓住根本。”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认为，雾霾的形成有气候和地形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根本问题还是污染排放过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容量。在极端气象条件下，汽车污染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
“解决雾霾问题，根本出路仍在管住人、减少排放。”高吉喜说，“这关系到人类生存，要全民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
窗外春风拂面，玉兰花开，窗内协商民主，建议广泛。广大政协委员们以自己的学识和调研成果开好会、履好职，充分展示着人民政协这一制度的优越性。2000多名委员在这9天的时间里，与亿万人民一道唱响了改革发展的“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