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文章明白地警示我们,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
　　
　　“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实上我们贯彻积极政府的理念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不过,积极政府理念也像一把双刃剑,如过了头,可能降低了市场的功能,挤压了社会的空间,对私权保护泛力等。”
　　以上言论,出自一篇署名“慧昌”的官方视角的文章《透视宜黄事件》。跟宜黄事件本身一样,文章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它被称为一篇发布“强盗逻辑”的“檄文”,其中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被命名为“最牛官语”。
　　但笔者觉得,这是官方对民间使用的难得一见的“礼貌”文本。长期以来,官方不需要跟民间有平等的沟通,官员在做官以前,既没有向公众演讲政治主张的训练,做官以后,也没有向公众解释公共政策的必要,只是到了公众可以借助网络向官场喊话,强大的话语场使基层官员感觉到压力,才肯放下身段,练习民间会话。当然,这种压力是间接的,主要是害怕上级怪罪他们惹了麻烦,从而危及官运前程。同时,这个文本也不乏向上级撒娇的成分。
　　这篇雄文有异于通常官方对付公众的浅薄无文。它结合宜黄事件和本地现实,头头是道地阐述了强权和独裁的“别无选择”。在诱导公众、谴责媒体和记者的时候,采用的是暗示的笔法:“包括记者在内的围绕在钟家周围的一些人,也许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也未必个个都是充满了正义的善人。这些人是不是造成钟家悲剧背后的另一只推手?他们除了‘扶弱抑强’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点目的?”它甚至还提到“西方60年代所谓的……‘新新闻主义’。”这就比已成传统官方用语的“别有用心论”要得体多了。
　　然而,强盗逻辑是无法粉饰的。它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辩证法”:“过高和过低估计农民的觉悟都是不对的,都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他老人家不是也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它这样看待“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法律并非一用就灵……幸亏中国的法律没有完全执行,否则农村就要被搞死了!”而“坦诚”得可怕的是,它对“中国政府的性质”的把握:“从根本上,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这样的官方逻辑明白地警示我们,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他们不是无知从而无畏,却是修成了一套颠覆法律和常理的强权理论!
　　这些官员是如此藐视他们治下的草民的权利,以致认为他们不具备权利主体资格,不配跟政府谈判:“被高涨的地价和房价吊足了胃口的农民,做梦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在这种情况,要政府与被拆迁户就补尝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难以(于)上青天……”假如不小心谈上了,便“貌似占据道德制高点,实则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最终,“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个人的长运(远)利益也受到损害。”
　　所以,只能由官员来代表这些可怜的人们,确定他们的长远利益之所在。这就叫“强拆,无奈的选择”,“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每一个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而未来的“宿命”是:“只要地方要發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和未来。这就是“强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就是新一代官员。这些官员们有一些文化,晓得一点西方理论,但他们的文化和理论却支持强权。宜黄事件贡献的这个文本,定位了当今地方官员的人文面貌。它警告我们随时面临着新的危险:“强拆依然要进行下去”的另一面,就是人们依然要反抗,无论是以自杀式或其他方式。
　　这样的对峙是没有出路的。保护私有财产是人性的本能,人的本能是无法消灭的,消除危险的第一步,必须是“政府的本能”率先撤退,官员们的野蛮理论尽早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