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学反映着思想的变革，生态文学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社会对生态理念的关注与认可。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二十一世纪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联，中西结合的生态思想、政治体制的大方向引导使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有了肥沃的土壤。从生态文学的概念认定，中西生态思想的合流以及这思想合流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影响，分析中国生态文学生发的内在动力，对于发挥生态文学的文学史与社会意义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生态文学;天人合一;诗意栖居;思想源流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1]“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2]文学向来与环境脱不了干系。至于生态文学，由于工业革命的地域性分布的东西差异，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方面西方是走在前面的。1962年《寂静的春天》让瑞秋·卡森成为“多嘴的女人”的同时也让西方人们“不得不看见”世界生态的悄然恶变;1975年，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歌《人，诗意的栖居》进行了哲学升华，认为“只有用仁爱的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人便有了诗意的本性，那么人将人性地栖居于此大地上”[3]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的频出让国人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生态，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一方面是作家对生态关注的文学表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学共振的结果。
一、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发与源流
基于对生态文学所阐发的理念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视，部分学者怀抱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其中一方面体现在学界对“文学生态关注”这一现象的概念总结上。
就目前来说，除去生态文学这一相对普遍性的称谓来说，还有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公害文学、自然写作等概念也颇为常见。就以上这些命名而言，其中“公害文学”在日本比较通用，“自然书写”则常见于美国学者的笔下，“环境文学”则来源于德国，自然写作多见于台湾文坛。在我国学人笔下，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则较常见。环境文学在中国的命名来源于作家高桦，其于1984年《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上提出来，她认识到中国实际与日本、英国等的不同，认为环境文学不仅要揭露破坏环境的人和事，而且要歌颂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人和事。 “绿色文学”的提法有童庆炳等，他强调人与自然相处中的生命意识，绿色文学就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的文学。
生态文学是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定义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考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4]王诺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是通过对比分析来诠释的，其中便是对环境文学的否定。刘文良对王诺观点的解释恰如其分，“王诺认为环境文学这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观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5]
就当前来看，生态文学相对于其他称谓，有更广泛的认可度。孙燕华在《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这本书中，就比较认可王诺的看法，认为其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以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并且将大陆相关的生态抒写称之为“大陆生态文学”。为了加强概念的准确性与研究的方便，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统一使用生态文学，就如台湾“自然写作”这一称谓的形成过程一样，大陆的这一文类现象已逐渐获得一致的称谓，中国的生态文学研究将走的更远。
二、“天人合一”中的生命守望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天”的解释其中就有“天是指广大自然。”关于“合一”，张岱年认为，“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6]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当今生态的积极启示便是——“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7]把哲学考量融入现实生活，那么“天人合一”便给与了生态文学所立足的根基即人与自然谐和以古典认可。
“天人合一”思想自发生特别是在当代，大部分时间只在国人的精神底层游荡，却在潜意识之中支配着国人对环境的良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文学不仅在体裁上逐步完善，在数量上也越来越可观。比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于坚的长诗《哀滇池》，姜戎的《狼图腾》等等都颇受关注。不可否认，种种关注以及健全完善生态文学的学术操作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价值方面，有些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论述和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钱穆在晚年所强调的，“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等等，前辈的这些思想在中青年学者中也有所阐发。如方克立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在这种天人观指导下，我们的先哲提出了许多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生态智慧，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8]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为我国生态文学的生发提供了精神底蕴。
三、“诗意栖居”的现实努力
生态哲学思想是生态文学诞生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背景。]前人的哲学智慧为生态文学的生发提供了哲学依据，但若从深层面考量支配生态文学的思想水源，恐怕并不仅仅应该停步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思想源流的一部分水源是来自西方的“诗意的栖居”。正是精神上的共鸣使“天人合一”和“诗意的栖居”得以合流，形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主流。
如何使人的本质按其本然状态显露出来并使人的生存获得其原初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海德格尔共同关注的问题。“诗意的栖居”是出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之手的诗行，乔纳森·贝特则从真正的生态学的角度提升了它的价值，“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属感，一种人从属于大地，……与大自然共存的感觉。”并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向人们阐释了获得这种归属感的前提，即“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9] “诗意的栖居”是一种生态理想，是作家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追求天人谐和的浪漫情怀的抒发。 生态文学的产生是作家对工业革命背景下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变异的自觉反思，海德格尔曾提到，现代技术“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0]正是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现代困境的凸显才让“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们的生存追求，而生态文学的出现便是这种追求的审美表述。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用满怀诗意的笔触抒写了鄂温克族人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诗意共存。王晓明曾经试图用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生态文学的实践已经走在了路上：生态文学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诗意的栖居，并将反作用于社会。
结语：
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过程是需要积累，需要酝酿，需要触发的。从其诞生的思想层面考量，正是一代代学人立足现实，对传统进行解读，对西学进行借鉴的同时催生了这一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现实条件的触发、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文学史的必然走向，给予生态文学的发生以外在动力。但学界对其概念廓清的过程、“天人合一”与“诗意栖居”思想合流的过程是生态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不可替代的内在动力。
注释：
[1]孙燕华. 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1）：3.
[2][法]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
[3]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M]. tr.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Collons. 1975年版。
[4]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11.
[5]刘文良. 近年来生态文学研究述评[J]. 贵州社会科学. 2006（1）.
[6][7]张岱年.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1）.
[8]方可立.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4）.
[9]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58一260.
[1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 孙周兴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1996：932—933.
【关键词】：生态文学;天人合一;诗意栖居;思想源流
“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1]“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2]文学向来与环境脱不了干系。至于生态文学，由于工业革命的地域性分布的东西差异，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方面西方是走在前面的。1962年《寂静的春天》让瑞秋·卡森成为“多嘴的女人”的同时也让西方人们“不得不看见”世界生态的悄然恶变;1975年，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歌《人，诗意的栖居》进行了哲学升华，认为“只有用仁爱的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人便有了诗意的本性，那么人将人性地栖居于此大地上”[3]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的频出让国人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生态，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一方面是作家对生态关注的文学表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学共振的结果。
一、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发与源流
基于对生态文学所阐发的理念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重视，部分学者怀抱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其中一方面体现在学界对“文学生态关注”这一现象的概念总结上。
就目前来说，除去生态文学这一相对普遍性的称谓来说，还有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公害文学、自然写作等概念也颇为常见。就以上这些命名而言，其中“公害文学”在日本比较通用，“自然书写”则常见于美国学者的笔下，“环境文学”则来源于德国，自然写作多见于台湾文坛。在我国学人笔下，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则较常见。环境文学在中国的命名来源于作家高桦，其于1984年《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上提出来，她认识到中国实际与日本、英国等的不同，认为环境文学不仅要揭露破坏环境的人和事，而且要歌颂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人和事。 “绿色文学”的提法有童庆炳等，他强调人与自然相处中的生命意识，绿色文学就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的文学。
生态文学是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定义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考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4]王诺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是通过对比分析来诠释的，其中便是对环境文学的否定。刘文良对王诺观点的解释恰如其分，“王诺认为环境文学这一术语的最大问题在于隐藏在它下面的思想，它的逻辑起点不是生态整体观或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5]
就当前来看，生态文学相对于其他称谓，有更广泛的认可度。孙燕华在《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这本书中，就比较认可王诺的看法，认为其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以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并且将大陆相关的生态抒写称之为“大陆生态文学”。为了加强概念的准确性与研究的方便，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统一使用生态文学，就如台湾“自然写作”这一称谓的形成过程一样，大陆的这一文类现象已逐渐获得一致的称谓，中国的生态文学研究将走的更远。
二、“天人合一”中的生命守望
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天”的解释其中就有“天是指广大自然。”关于“合一”，张岱年认为，“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6]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当今生态的积极启示便是——“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7]把哲学考量融入现实生活，那么“天人合一”便给与了生态文学所立足的根基即人与自然谐和以古典认可。
“天人合一”思想自发生特别是在当代，大部分时间只在国人的精神底层游荡，却在潜意识之中支配着国人对环境的良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文学不仅在体裁上逐步完善，在数量上也越来越可观。比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于坚的长诗《哀滇池》，姜戎的《狼图腾》等等都颇受关注。不可否认，种种关注以及健全完善生态文学的学术操作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价值方面，有些学者已经对此有所论述和强调。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钱穆在晚年所强调的，“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等等，前辈的这些思想在中青年学者中也有所阐发。如方克立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在这种天人观指导下，我们的先哲提出了许多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生态智慧，对于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着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不无启发意义。”[8]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为我国生态文学的生发提供了精神底蕴。
三、“诗意栖居”的现实努力
生态哲学思想是生态文学诞生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背景。]前人的哲学智慧为生态文学的生发提供了哲学依据，但若从深层面考量支配生态文学的思想水源，恐怕并不仅仅应该停步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思想源流的一部分水源是来自西方的“诗意的栖居”。正是精神上的共鸣使“天人合一”和“诗意的栖居”得以合流，形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主流。
如何使人的本质按其本然状态显露出来并使人的生存获得其原初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海德格尔共同关注的问题。“诗意的栖居”是出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之手的诗行，乔纳森·贝特则从真正的生态学的角度提升了它的价值，“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属感，一种人从属于大地，……与大自然共存的感觉。”并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向人们阐释了获得这种归属感的前提，即“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9] “诗意的栖居”是一种生态理想，是作家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追求天人谐和的浪漫情怀的抒发。 生态文学的产生是作家对工业革命背景下环境以及人的精神变异的自觉反思，海德格尔曾提到，现代技术“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0]正是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现代困境的凸显才让“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们的生存追求，而生态文学的出现便是这种追求的审美表述。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用满怀诗意的笔触抒写了鄂温克族人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诗意共存。王晓明曾经试图用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生态文学的实践已经走在了路上：生态文学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诗意的栖居，并将反作用于社会。
结语：
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过程是需要积累，需要酝酿，需要触发的。从其诞生的思想层面考量，正是一代代学人立足现实，对传统进行解读，对西学进行借鉴的同时催生了这一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现实条件的触发、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文学史的必然走向，给予生态文学的发生以外在动力。但学界对其概念廓清的过程、“天人合一”与“诗意栖居”思想合流的过程是生态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不可替代的内在动力。
注释：
[1]孙燕华. 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1）：3.
[2][法]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
[3]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M]. tr.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Collons. 1975年版。
[4]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11.
[5]刘文良. 近年来生态文学研究述评[J]. 贵州社会科学. 2006（1）.
[6][7]张岱年.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1）.
[8]方可立.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4）.
[9]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58一260.
[10]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 孙周兴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1996：93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