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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期“聚焦”的四篇文章中，王祥的文章认为鲁迅与金庸是两个重要坐标，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谱系中，找到网络文学的自身定位和可用资源。王祥不仅选取了独特的角度，且在深度与广度上对当下的网络文学研究做出了示范。此外三篇谈论的是网络文学批评，或者回顾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或者剖析网络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呼吁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均有真知灼见。相对于飞速前行的网络文学创作，网络文学批评难以并驾齐驱，观点往往滞后，鲜能提出前瞻的见解，提供有益的指导。网络文学批评如何跟上创作的步伐？这个问题令批评界焦虑。
在百年中国作家中，鲁迅是知识精英文学的代表，是良知与深思的标志，金庸是大众文学的代表，因为全球亿万读者追捧而“封神”。把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及其文学谱系进行比较研究，把两座灯塔抵近照亮，可以发现，在愿望主题表达、情绪体验、启蒙思想的呈现、创作思维、神话-传奇故事形态再造、人格与情感教育等方面，具有许多饶有意味的异同，可以照亮许多被刻板认知所屏蔽之处。
网络文学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发生发展的，而鲁迅与金庸是两个重要坐标，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谱系中，找到网络文学的自身定位和可用资源。网络文学的兴盛，也为我们重新打量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文学理论的再生提供了一个契机。这种定位寻找与理论再生，攸关网络文学——大众文艺的形态、功能认知和价值评判，应予重视。
一、愿望达成、情感体验效应、启蒙思想表达
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的愿望达成状态与情感体验效应具有显见的区别。
文学创作中，最为普适的创作方法是愿望达成创作方法，无论精英文学还是大众文学，主角的行为与结局通常都会荷载着作者或读者的愿望，并且都会达成这一愿望，从而表达其思想-情感倾向，满足读者的不同情感体验需求。
但是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愿望达成的方式有所不同。大众文学通常是通过主角愿望达成，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愿望；精英文学却可能让作者（读者）的愿望与主角的愿望相分离，乃至用主角的悲剧性结局来实现作者（读者）的愿望，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故事走向与情感调性的不同。
以金庸的《鹿鼎记》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比较，可以清楚地呈现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愿望主题表达的异同。
《鹿鼎记》展现一个底层男性愿望达成的人生进程。主角韦小宝，出生于妓院，其母为不走运的妓女，不知其父为何人，因为意外事件（金手指），主角改变命运，他被“反贼”茅十八带进皇宫，做了假太监，成为最高统治者少年康熙的伙伴，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不断获得权力、财富、美女，在各种权力关系中既如鱼得水也烦恼不断，最后逃离开权力斗争的漩涡，带着七个各有性格特色、各种身份符号的美女老婆和巨额财富，隐居江湖，获得自由，达成普通男人的主要人生愿望。这就成就了大团圆的喜剧调性。
金庸小说的故事形态基本如此，《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神雕侠侣》之杨过，《笑傲江湖》之令狐冲，《天龙八部》之段誉，他们在迭经磨难，艰难修炼和战斗之后，达成武功、爱情、荣誉等等方面的愿望，在愿望达成的过程中，主角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体验各种酸甜苦辣的情绪反应过程，并最终指向人生高潮体验，完成了传奇性故事。读者在金庸小说的故事里体验成长，体验生命力量的增长感，把焦虑和紧张转化为战胜敌人、突破障碍之后的愉悦，引导读者把日常生活中的挫折、沮丧转化为具有情色意味的成功想象，人类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情感（包括各种感觉、情绪、感情）在金庸小说中都能细致、曲折、劲爆地体验，他是体验性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
这种愉悦的成功想象似乎很“通俗”，但这却是人类个体自然的和必需的一种机能，帮助我们战胜现实生活的糟糕处境和负面情绪纠缠，让我们能够长期存活。当人们在自我身份标注为人类个体的时候，就会关切个人基本愿望的达成，就会代入这样的神奇故事主角，体验、认同、融合其中的情感反应过程——人们都期待好运，期待人生愿望圆满达成。即使是一个大学教授（男性），代入韦小宝或者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娶公主的幸运小子，都会体会到一个男人的成功快感。这既不需要感到羞愧也不用感到惊奇，大多数人类个体都需要这样的情感反应过程。韦小宝故事的甜蜜快樂情绪体验，是人生长途跋涉的能量补充剂，如果一个医生对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说，糖是一种会带来糖尿病的食品，那他是一个很不专业的医生。
神话以降的大众文艺，直至中国网络文学，以大团圆故事格局为主，主角的愿望通常都能达成，权力、财富、爱情等闲事尔，长生、成神、改天换地、创造世界，都指日可待，而故事进展总是围绕着个体愿望达成的线索进行的，跟随主角愿望达成的过程演绎故事情节，就是作品构成的主要方式，也是读者跟随主角行动，体验各种情感反应的过程，这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大众文艺的主流故事形态、主流的受众体验情态。
但是当一个大学教授阅读《阿Q正传》这类作品，就会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在情感上与故事主角脱钩，怜悯或者讥讽地看着阿Q，看着这个角色在追求自身愿望达成的过程中，走向失败和自我否定：想要与吴妈困觉，被呵斥，性欲受到严重挫折；想要发财，终于不能得逞；想要在他的社会里获得尊重，然而总是受到同侪嘲笑；阿Q想要革命，获取权力，改善地位，然而革命者们不带他玩；阴差阳错被捉，签字画押，想画一个圆却画成了一个瓜子；判了死刑，去法场之际想要唱一句得劲的戏文，扮演一回英雄好汉，却发不出像样的声音。
阿Q很努力了，但是一个男人的常规人生愿望，没有一样是能够达成的。而正是因为阿Q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否定性人生结局，使得读者意识到自己与阿Q的不同，人们通常不会代入这样的否定性角色，而是有距离地审视阿Q的行为与情绪反应，也许善于自省的读者会发现自己也具有阿Q精神——但通常不是为了认同，而是为了拒绝与摒弃。
在阿Q追求愿望达成而走向全面失败的过程中，在阿Q精神的展示过程中，作者与读者（自我身份标定为有思想的现代人）的愿望却实现了，否定阿Q，或否定追求愿望达成而失败的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就是为国民性改造的主张增添证据，并且强化了自我身份标定，激发了我们的智力优越感与愉悦体验。 我们正是通过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否定和拒斥，建构了另一种思想认知和情绪反应，我们能够自我审视，能够直面焦虑和沮丧，目光冷厉而坚定，努力脱离低能与失败人格，超越自我局限，到达自我完善，获得另一种把沮丧、焦虑转为为愉悦想象的能力，这是我们获得精神进化的另一种途径，我们因此能够清醒理智地认清现实与幻想的差距，认清人类实际存在的短处，能够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环境，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个更文明、更安全、更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社会。
阿Q与韦小宝都是底层社会中的最底层男性角色，但是在不同的故事形态中，却经历了完全相反的经历，引起读者相反的情感反应。两类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自我身份认同，在代入韦小宝时，我们是普通男性；在俯视阿Q时，我们是思想者。
那么在我们的精神建构过程中，鲁迅式的精英文学与金庸式的大众文学是彼此冲突的吗？需要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显然不是。执着于非此即彼或者一定要分出高下的思维倾向，假如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那就可能是因为对我们人类的需要和能力，对我们人类的运行机制还不够了解——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东西，并且总是在创造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可以运用自组织理论，去理解把握人类精神世界的这种种运行态势：在人类精神世界这个自组织的系统中，可以运行很多不同乃至相互矛盾冲突的心理模式子系统，其相互矛盾之处恰好能够协同解决不同的精神问题。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都是我们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不同社会层面、不同身心部位、不同情感频道的需要。我们能够进入韦小宝大功告成的喜悦体验中，时隔不久就进入对阿Q的俯视拒斥的精神姿态，这两种心理需求的满足都是自我实现的，我们会自发寻求金庸式大众小说的阅读体验，激发想象成功-体验愉悦-自我肯定的心理体验模式，以补偿生命中必需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缺失的各种高潮体验，激励生命的成长，也会自发寻求鲁迅式精英小说的阅读体验，激发拒斥失败-审视-自我超拔的心理模式，以自我改变、自我完善。而鲁迅与金庸正是因为在各自的情感——认知谱系中做到了极致，所以成为各自谱系的代表人物，成为构造人类精神世界的两类不同的筑梦师。
可以说，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的比较性呈现，对我们理解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谱系各自特征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的现代性启蒙思想是在其愿望达成与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表达的，他们的作品情绪调性不同，药味不同，但是治病救人的药用价值是一样的。鲁迅与金庸一个也不能少。
在中国这个构建现代国家的百年中，中国作家都会面对现代性启蒙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回答，是构成其作品经典性因素之一，也是理解中国百年作家的钥匙之一。
现代性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其核心是自由、平等理念，这是现代人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型始终不够彻底，始终受到某些压制和干扰。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启蒙路线，一是国家主义启蒙，强调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强大需要个体的无条件服从。国家主义叙事倾向于权力崇拜，认同丛林法则价值观。二是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启蒙，强调国民应该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明晓自身权利与责任，个人的成长是国家强大的基石，自由主义者更希望通过国民性改良，达成现代文明社会①。这两种启蒙实践相互对抗，彼此交织，在整个中国百年文学中，在后起的中国网络文学中，都留下了重重的痕迹。
对于鲁迅来说，现代性启蒙的基础工作就是治疗芸芸众生的奴性，通过展示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的愿望达成的失败，通过对阿Q精神的拒斥，塑造新一代国民的独立人格——树人。五四作家对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抱着激烈批评的态度，在鲁迅笔下，儒教纲常就是吃人，就是让人下跪的国民精神系统程序。鲁迅在《呐喊》与《彷徨》中，把 “故乡”塑造成儒教统治下的老中国的象征，生活在“鲁镇”与“未庄”的众生，除了举人、秀才等类社会主宰，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都是匍匐在地的生物，缺少主体性，人生愿望落空，只能靠精神胜利法或者迷信来求得心安。现代青年应该通过对这些人物、对精神胜利法的拒斥，得以觉醒，自我实现为现代性启蒙者。
人们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称作启蒙作家，应该不会有疑义，而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些“通俗小说家”对于现代性启蒙的重要貢献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在“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中，追求自由平等、人生独立自主，是主要人物樊家树、冷清秋等人的行为驱动力，他们最终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歌舞江山》《情海归帆》《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作品中，众多人物都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们追求超越自我、完善现代性人格，趋向“高尚”精神，其实领先着几个文学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代入主角，在正面情绪的体验中，经历现代性觉醒历程——作品引导着读者，像主角一样追求“进步”。
金庸小说在现代性思想启蒙意图与小说艺术的结合方面，解决了许多思想表达的难题，让读者在进入主要人物的愿望达成过程，在融合人物的情感体验过程中，积极而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思想主张。
金庸标举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旗帜，向来为人称道，然而金庸并不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人物爱国，是因为自己想爱国，是出于朴素正义观的指引，并不认同国家-朝廷权力体制，郭靖号令群豪，守护襄阳数十载，是官府搭台，郭靖唱戏；杨过、令狐冲更是对官府与江湖组织的等级秩序毫不在意。金庸在多部作品中反对思想控制，反对人身依附，嘲笑伪君子，嘲笑权力狂魔，他在武侠世界中，在郭靖、令狐冲、段誉、虚竹等人的行为中，呈现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警惕权力之恶的现代性态度。
在他的《笑傲江湖》中，塑造了集权人物的各种形态，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相似而不同，他们都因为迷恋权力与力量而人格扭曲，但是外在性格表现各有不同，作品揭示了权力腐化人性的不同过程，也展现了主角令狐冲及其盟友们为自由而战的艰难历程。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自由平等理念得以集中表达，却没有这种思想表达的叙事控制带来的情节停滞感，情节发展非常流畅合理，情绪体验跌宕起伏，而令狐冲不断走向胜利，获得爱情，获得江湖群豪的拥戴，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的艰难历程，最终以甜美感受收场，使得读者自然站在作者立场这一边。 金庸小说弘扬“侠义精神”，首先是师徒、师兄弟情义，这与武侠故事范式有关，常规而言，师父有仁爱，徒弟有孝心，兄弟有友爱，这是江湖门派得以存在的伦理根基，这与儒家的社会伦理有相通之处，是家庭伦理的拟态。而天下武林还有道义共识，违背江湖道义之恶人，会受到天下武林人士攻伐。人们能够在武林门派的爱与保护中获得归属感，在江湖道义的秩序中获得安全感，因此金庸小说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民间组织伦理的信心，强化了人类社会用侠义-道义精神进行自组织、与国家主义强制性秩序相抗衡的一种信心。这也可以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上虽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社会微观组织中，仍然是具有感召力的。
但金庸小说并不赞成任何门派、任何江湖组织对成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社会组织与个人权利各有边界，在令狐冲等人身上，个人生命的权力与尊严，远远超过门派规矩和江湖信条，杨过为了追求爱情，与“姑姑”小龙女结为终身伴侣，更是突破专制礼教大防，目中无任何门派规矩，为了达成所愿，可与一切阻碍的势力搏斗到底。
金庸小说是关于武功-力量的故事，却反对丛林法则，正面人物通常是反对武士针对普通人施展武功的，作品以人道主义与侠义伦理，制衡修炼-战斗故事的力量宣泄欲望，任何攫取他人生命力量以强大自身的修炼都会受到惩罚，如在《笑傲江湖》中设定，修炼“吸星大法”这种邪功者，吸取他人的真气以强大自身，将会被吸入体内的异种真气害死害残废。与此相比，今天网络文学许多大神们的作品信奉丛林法则，主角吸纳其他生命的力量以强大自身，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于吃人，直接吞噬人类以自肥者也不少见，仅此一条，金庸小说还将是他们需要长久仰望的伦理高山。
同时，金庸还是把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平衡得很好的作家，比五四一代作家做得好。金庸小说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宣扬民族主义，既有中华民族范围内各民族平等的意识，也有沟通世界文化的开放意识。金庸把人的朴素正义观、传统文化中的侠义和逍遥观念，与现代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在武侠世界里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理念的衔接，开掘了一条通道。
而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理念的种种拮抗不合，在很长时间内，都还将令许多中国作家感到纠结难解，金庸小说的经验将会具有长久的启发意义。
二、神话-传奇故事的思维特征、形态与功能
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谱系，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资源，在二十世纪神话-传奇文学传统复归潮流中，有着各自的贡献。我们要把他们放在神话-传奇文艺谱系和世界近现代文学潮流中观看，激活他们的作品中可能被忽视的神话-传奇基因，以真正理解他们的创作，也借机理清神话与文艺的血脉联系，揭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种同构共振关系。
创造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想象世界，是神话以降的文艺传统。人类从神话开始，构造了许多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形成一个主要在人类想象-体验活动中存在的知识谱系，与基于逻辑实证的科学知识体系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都对现实世界的塑造产生了影响，两者在人类历史中各有发展线索，各有丰硕成果。
这些想象-体验知识谱系包括神话，宗教，巫术，古代文学，近现代东西方神秘主义文学，某些现代大众文学与影视剧等等文化类型，它们虽然外在形态有别，但具有相同的核心观念，即宇宙中存在着某些超自然力，它们通过一定渠道、方法和仪式创造了世界，并作用于现存世界。而神、仙、灵、鬼、怪、魔、巫师、术士、侠客等等角色，掌握并使用着这种超自然力，他们是超自然力的具象化或对象化，其中神又是超自然力的最高体现，依此发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就是神话思维，神话又是这些想象-体验知识的代表形态。
神话反映了人类追求长生、战胜死亡恐惧、掌握巨大力量、突破现实障碍以最大化实现自身愿望的渴求，也反映了人类用伦理信念规范管理自身欲望、建立人间秩序的精神需要。宗教总是以神（一神或者多神）的意志阐释世界、规范世界，而现代文学艺术可能并不想以神灵-超自然力来解释世界，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以神话想象为人类提供更为丰沛的情感体验，以神话思维激发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启发我们发现自然世界的更多可能性，促进人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世界。
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科学思维与神话思维实际上是可以并行的，是相互冲突又彼此支撑的两个精神子系统，一起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动力。在两者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没有必要的，沒有人能够做到，让大脑中只存在其中的一种思维。上古人类在制造青铜器和弓箭时，必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以及物理化学知识，而在想象、讲述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故事时，又具有神话思维。今天的欧美科学家白天在实验室工作，自然具有科学思维，晚上陪伴孩子去看《哈利·波特》，周末去教堂参加活动，也能让神灵思维浸漫自己。中国科学家也同样能够与神话思维的幻想文艺身心融合。人类的大脑皮层足够宽阔，足以放下更多的思维程序，而思维程序越多，就越能进化出更多身心机能。在现代环境中，两者调整了各自的适用场景，有时，科学的归于科学，神话的归于神话；有时，两者又会不由自主地相斥相吸，两种思维协同运作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古代社会。
神话的故事形态表现为在超现实的世界中，神仙等类主角以超自然力解决问题，突破障碍，战胜敌人，创造不凡事迹，为世界制定规则的故事——神话就是神的故事。如华夏上古神话、印度神话、希腊神话、圣经神话、北欧神话，其基本形态都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为人类艺术的主要源头，是宗教的叙事内核，也是文学的基本范式。
古代传奇故事通常具有神话背景，主角在有现实感的世界（神灵有可能出现其中），依据特殊的好运、禀赋、能力，创造出人间罕见的事迹，传奇故事与神话的不同，在于传奇具有显著的人间性，主角可能具有超自然力，或者来历不凡，但不是神，而是人类形态，传奇可以归结为神奇人物在人间的不凡事迹。
具有神话背景的传奇是明清小说主要故事形态，也是文艺复兴之前与之后一段时间的欧洲文学的主流故事形态，晚清民国年间的部分武侠小说也是如此。即使是被某些人看作是现实主义杰作的《红楼梦》，也是这样有神话背景的传奇故事：不擅长打架的贾宝玉，具有不凡来历，其本体是青埂峰下一块顽石，他降临温柔富贵乡，以一个富贵闲人的身份去体验贵族生活，他作为大观园中唯一的男性，在脂粉堆里厮混多时，与美丽的姐妹们交换了温情体贴，在人间留下了后代，达成所愿之后，回归大荒。不管《红楼梦》呈现日常生活景象多么有现实真切感，故事整体都是在追求神奇效果。 而在现代传奇故事中，主要人物是凡人，主角的经历充满巧合、奇遇或奇特经历，可能有超自然力显现，也可能并未出现掌握超自然力的角色，故事情节发展按照主角（或者作者）愿望达成的方向前进，其他人物按照主角（或者作者）的愿望而運转，这就使得故事难以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情理去阐释，这其中也隐含着神话思维：有一种凌驾于人物之上的力量在操纵人物行为，这种力量是对超自然力的模仿，如同神仙在摆弄人类角色，并且撇除这个因素，作品就不成立。这是超现实性质被小心隐蔽起来的神奇故事，是现代小说中的常见故事形态。
神话思维主导的幻想性文艺作品，究竟有什么功能呢？为何人类无法告别神话——传奇故事传统？
人类远离真实世界，精神难以安稳，人类没有幻想世界，精神难以飞扬。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但恰恰因为神话-传奇的“世界”、故事与人物是超现实的，神奇的，这些故事才更为令人迷恋，因为我们在进入这些故事的时候，甩开了真实世界的体验羁绊，更容易得到完整的情感体验，像神那样创造世界，得到超越现实的愿望达成的激情想象与体验，神奇故事给我们强烈的快感体验。
同时，人类的猎奇机制在发挥作用：掌握新鲜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极为重要，所以新奇的信息会令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这是巧夺天工的人类生命体，在以快感机制推动我们去积极捕捉、处理、加工新鲜信息。而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神奇的幻想世界，更容易令我们有新鲜感，我们的生命体会自动捕捉文艺作品中神奇性场景、神奇力量显现、神奇角色的运动、神奇的情节变幻，强烈的特异的富有意义的信息流，激发我们的快感机制的运作，从而强化我们收集处理信息的机能。总有某些文艺作品会满足我们的猎奇心，满足我们猎奇愿望的作品，我们就感到有趣，没有神奇性，就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大众文艺，最容易有神奇效果的就是超现实的神话-传奇故事。
那些具有现实生活原型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反映了生活面貌而被作者与读者重视的吗？不是，是因为它不同寻常的神奇性，才引起普遍关注的。新闻传播的关键要素亦复如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才会被广泛传播，因为足够奇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写实文学吸引读者的策略是什么？是呈现像生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情节吗？不是，是把神奇性因素包裹在日常生活的面皮里，伪装成生活本身，或者是用叙事招数把日常生活讲述得具有新奇性——否则，读者稀少。
人类的这些生命需要，推动着神话的发生发展，推动着大众文艺进化出各种神奇故事形态，以丰富的想象-体验知识信息，弥补平淡庸常的现实生活状态造成的快感缺憾与信息缺憾，促使人类感觉、情绪、感情机制不断得到激励，使个体生命更为饱满，更有主体性和创造性。满足这些根深蒂固的人类需要的神奇作品，就会受到人类的强烈欢迎，这就是提供神奇想象的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与中国网络文学即将席卷全球的主要秘诀。
同时，神话-传奇故事中的幻想虽然在人类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人类努力的目标却不断在靠近这些幻想，因为这些幻想承载了人们的永恒的深切期望，神话的内在精神结构就是人类愿望的结构，人类愿望自然会投射到现实社会的构造之中，许多人类社会组织、国家意识形态和科技设想，是以神话为蓝本构建的。如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的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巨型纪念碑，从古埃及的方尖碑（太阳神崇拜载体）到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美国精神的载体），都体现了对“创世神”的美化、崇高化的增魅行为（增加其魅力，以强化其吸引力、感召力），体现了国家精神力量源泉、政权合法性与个体的关系。人们可能生活在神话之中，按照神话模式行事却不自知，那是因为习惯它的存在了，也因为神话的力量比一般人的感知要强大，强大到让你以为那是客观事实而非幻想，而一个社会的主导性神话-幻想体系，会采取一切手段强化社会成员的信念：那不是幻想，那就是真实的世界或者本质真实的显影。
幻想是生活的设计师，幻想是创造的助推剂，我们必须保全和养育我们的幻想能力，幻想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宝贵机能，任何人都不应该狂妄地要改造人类的基本机能。如果因为大众文艺总是充满神奇性幻想而嫌弃大众文艺的话，那就嫌弃我们人类自己吧。
从人类走出非洲，到有记载的两河文明，至互联网时代，人类的幻想，造就了神话-传奇文艺连绵不绝的传统，我们不知道人类创造神话-传奇故事的全部原因、全部底蕴，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热爱神话-传奇世界的创造。
文艺复兴以来，如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科学理性思维的支配下，神话-传奇叙事传统受到抑制，世界文学的主流逐渐向人间性的写实主义文学演变，至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文学主流。写实文学试图按照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则来构成作品，试图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或历史趋势，形成了一种不断靠近现实生活的文学传统。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维对神话-宗教思维进行了挤压，或者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对世界进行了“祛魅”，人们趋向于理智，“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②。
在现代人类生活中，许多事物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无法计算的事物始终很多，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也许不能计算的事物会变得更多。人们很难忘记神话-传奇文艺传统的好处，整个人类文明都与神话传统具有血缘关系，拒绝神话思维就丧失了精神发展的许多可能性。
二十世纪，欧美社会对“祛魅”潮流的反思更为确切，试图建构新的神话-人文宗教精神来为人类的安身立命服务，这个事态人们称之为神话-宗教的返魅或复魅，而文学起到了重新接纳神话传统的灵媒作用。现代人恰恰如同“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并且在文艺作品中创作出更多“魔法”。 我认为神话-宗教-巫术-神奇文艺被强化的魅惑力源于人的需要。
在人类文明史上，从前、现在、将来，人们都会随时为某个事物增魅，这根源于人类的一种机能：当人们需要某个事物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时，就會在心理活动中高估这个事物的价值，美化其形态，赋予其充沛的精神意义，使得人类甘愿付出更多代价，以动员身心力量去体验它、掌握它、得到它，将生命情感与之结合，如愿以偿就会感到幸福，愿望不能达成就会感到痛苦。比如爱情的对象，婚姻的仪式，都是人们随时会为之增魅的事物，因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或根本愿望，会诱发人类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美化，高估其意义，甘愿受之诱惑，从中得到激情体验，把爱情婚姻关系神圣化，不如此，人类男女就不能甘心承受繁衍后代的沉重责任，人类种群就难以繁衍。为爱情祛魅，让它变得可确切计算，不是可取的生存繁衍后代的策略。
增魅在人类精神活动中扮演着化妆师、动员师和安慰师的作用，当社会群体一致认为某个事物极其重要，就会通过社会组织力量赋予其特殊的魅力，阐释其社会文化价值，固化其社会仪式，作为一项精神传统传至后代，并通过社会动员、社会仪式，令社会成员对某个事物进行富有意义富有高潮感受的体验，对其意义与价值确信为真，也只有社会成员普遍地确信为真，成为信仰或者类似于信仰的真理、公理，这个被增魅的事物才能真正起到作用。神话、宗教、国家组织、艺术、科学都是这样被反复增魅的事物，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鲁迅与金庸都是因为契合人类需要而曾经被增魅。
对于个体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的作用和情感距离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被增魅之物互相之间可能构成竞争关系，所以针对某个事物的增魅（或如人们所说的赋魅）、祛魅和复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可以把文学史看成是一个不断为某些作家作品增魅、祛魅与复魅的过程。
因此，祛魅潮流是难以真正扫荡神话-宗教-神奇文艺的，因为它们有用。
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流行之时，神秘主义倾向的小说（如霍桑、爱伦·坡作品）、戏剧（如奥尼尔、易卜生作品）、诗歌（如华兹华斯、叶芝、波德莱尔作品）也在继续发展，与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超自然力保持了沟通。到二十世纪初，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精英文学）和托尔金的《魔戒》（大众文学）为标志，神话-传奇叙事传统开始复兴，逐渐回到了世界文学主潮之中，并与写实主义文学的成果相结合，产生新的文学形态。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以现实关怀、历史使命感与神话思维相结合，呈现为传奇故事形态。
文艺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应该要求文艺作品主角就一定是凡人，神话-传奇故事同样是为人类服务的，并且起到了写实文学不能达成的作用。当代世界，人们对于神话传统回归文艺、介入生活安之若素。人类还在创造新的神话故事，今天的好莱坞电影、美剧、英剧、日本动漫和中国网络文学的实践证明，人类既有创造神话的欲望又有创造神话的能力。但是神话理论与文艺理论对此还没有恰当的解释，某些著作仍然固执地认为，神话只是原始部落社会的产物，而对当代人类的实践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
在人类实践中，文艺创作在观念、题材、创作方法与策略、故事情节、世界与角色等等方面，任何创新，任何奇特效果，终将受到欢迎和赞许，并影响后来者的创作，如果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对新奇的创作没有解释力了，那就是文艺理论需要创新了。我们看到，现代文艺理论对这种种神奇文艺现象，缺少解释力，却有许多文艺理论从业者，借助于某些政治和科学知识，放大自己的权力，傲慢地贬低人类自身需求及其派生的文艺。他们的知识储备与思维程序，无法真正解释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网络文学的成功，但是用来吐口水确实是够用了。
三、鲁迅与金庸：中国作家的神话-传奇之路
虽然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学潮流并不同步，但是趋势曲线相似。中国现代精英文学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明清小说的神话-传奇故事形态亦被抑制，被新文学人士认为是旧文学，用明清小说的传奇故事构成方法写作，被视为“通俗文学”。
由于现代文学的“新观念”光芒万丈，人们容易忽略一个显著的事实，很多“新文学”作品有着传奇故事的形态，因为有着西方文学的衣着打扮，而不被看作是旧文学。鲁迅小说就是如此。
鲁迅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却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思维、神话思维，故事与角色构造具有很浓烈的非现实意味，呈现出戏剧化和风俗化的倾向，而这正是传奇故事的重要的形态特征。
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未庄，是一个象征着古老中国精神世界的“世界设定”，这里的人们按照传奇故事的形态-功能的要求说话办事，显示出神奇性，他们没有机会像浙江乡下人那样生产和生活（类似茅盾小说那样），没有机会展现江南文化底蕴和风采（类似金庸小说那样）。他的人物相信来生、相信神灵，始终在神话-宗教精神的支配下行动，他们的世界是按照神话思维来运转的。
鲁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基本秩序当然是否定的，并且期望他们更换一套精神秩序。然而这绝不能说明，鲁迅小说的创作思想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等同。阿Q这个角色是按照现实生活、现实人物的行为逻辑在行动吗？显然不是，他的一系列行为如撩吴妈和小尼姑，斗小D王胡，要革命，到被捉去审判，为画一个像样的圆而努力，上法场想唱一句像样的戏文，也只是喊出一句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如是等等行为，都具有传奇故事的精神背景，具有舞台喜剧丑角的表演范式，也只有在喜剧的范式里，其神奇性才合理，才具有艺术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等角色的奇异的行为，都是在固执地按照作者意图，呈现着某种特殊的性格或特殊的人格特征，他们不是令人向往的、愉悦的、给人以正面情绪体验的传奇角色，可以说是反向的传奇故事角色形态。金庸笔下的郭靖、杨过、令狐冲、段誉、韦小宝的故事是迭经惊险的幸运传奇；阿Q、孔乙己、祥林嫂的故事是永远倒霉，永远失败的厄运传奇。幸运传奇与厄运传奇，都不是日常生活的情态。 鲁迅创作后期更是有意识地恢复神话-传奇的文学传统，改造中国神话与民间传奇故事，如《故事新编》中的《补天》《铸剑》等等，鲁迅赋予其一种冷色幽默的个人风格，激发一种脱离凡俗的创造性，塑造一种坚忍不拔壮怀激烈的人物性格，這些故事的主角不是人间凡人，而是凡人的人格榜样。这与《呐喊》与《彷徨》中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等等精神麻木的人物，构成强烈的对照。
而这与乔伊斯等人的神话再造的手段很合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把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与现实世界爱尔兰人的凡人生活进行对照性呈现，用希腊神话的英雄人物气概映射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精神猥琐，审视、批判民族的国民性格，这种写法，也正是鲁迅小说的写法，如果把《故事新编》与《呐喊》和《彷徨》放在一起观看，像乔伊斯为精神祖先而骄傲，为现实世界的爱尔兰民族感到忧愁、难堪一样，鲁迅是在为华夏祖先感到骄傲，为现世中国民众而忧思、愤怒不安。
所以，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锋之一，开启了一个启蒙主义的新文学的传统，但同时也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实践着古老的神话-传奇文学传统，对华夏神话进行了创新性再造，可以说，鲁迅小说处于多重文学传统的交汇之中。
鲁迅并不孤立，现代中国作家中，还有许多作家在个人信仰领域和艺术创作领域，迷恋神话思维和神秘主义文学观，如郁达夫、俞平伯、许地山在作品中描述了佛教体验所激发的个人感悟，沈从文在作品中渲染湘西巫灵的吞云吐雾，闻一多、冯友兰、徐志摩、李金发等人对西方神秘主义文学倍加推崇，强调精神灵性的发展，强调美的超现实因素，主张文艺向神话传统靠近，如是等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精神的重要一极。
同时，现代作家又普遍认为，在国家建构与社会治理领域应该信奉民主与科学，他们在创作思维上也经常处于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混搭状态。这也许是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矛盾，但却又是正常的人类精神现象。只是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作家，更容易与西方学说、西方神话传统对接，而留学日本和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作家，更容易与华夏上古神话、佛道神话传统对接。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当代文学再次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为参照系，再次同构共振，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兴盛，激活了中国作家大脑中的神话思维区域，许多人把神话思维、民间崇信物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如韩少功在《爸爸爸》等作品中，推崇上古神奇浪漫的楚巫文化，却用象征性人物把近世与现世的愚昧粗陋的民间生活，以审丑的态度呈现出来，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审视，与鲁迅、乔伊斯创作倾向相仿佛；马原在《冈底斯诱惑》《虚构》等作品中，对西藏高原的神秘想象与表现，令人对精神高原顿生向往之心；残雪《黄泥街》《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苍老的浮云》等作品的迷幻与神秘气质，令人向女巫文化进行想象与问询；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青云衣》等作品，呈现了超自然力在鄂西地域的晕染景象，人们可以看到扁舟“豌豆角”“花树”等等象征之物，在神话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来回摆渡，在中国腹地，为世界文化地理增添了神奇的绿色地带；陈忠实《白鹿原》之“朱夫子”与“白嘉轩”的圣人气质，还是具有非人间性的，儒家代表人物作为崇信对象，如同孔庙中的塑像，自有其神秘之处；而贾平凹把中国传统神话-传奇文化从山野和民间挖掘出来，赋予其神秘、浪漫的魅惑之力，其笔下主角如《废都》中的庄之蝶，带有通灵的颓废的传统名仕气派；阎连科笔下“耙耧山区系列小说”，《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等作品，是原始神话、深山寓言与时代精神的碰撞，“耙耧山”的魔幻与现实世界的疯狂构成超现实的复调。这些作家文化态度不同，但是其作品都在重返神话-传奇传统，并在神话资源再造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独创性。
最接近鲁迅小说内在精神的，把神话-传奇故事传统与国民精神审视结合起来，把幻想-喜悦体验与焦虑-超越体验结合起来的，着力揭示人性深度的，则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小说，如《红高粱》把野性武勇的充满酒神气质的“我”爷爷那一茬人，与现实世界被精神阉割的老实巴交的父兄一辈进行对照，与乔伊斯、与鲁迅的国民精神审视相通。
而莫言在《檀香刑》中，展现了杀人者、被杀者和观众一起合作上演的刑罚-牺牲大戏，把血腥刑罚变为狂欢的人间奇迹，而其背后是启蒙与神话双重传统。其主角之一孙丙，是这场富有激情和民间宗教精神的悲喜剧的受难者，也是导演兼主演。他是一名地方戏演员，在义和团运动年间，因为杀死“德国鬼子”事件被当政者判处死刑——但需要被折磨五天才能死去，以警示乡民。他渴望得到好评，积极配合着针对他的程序复杂的示众酷刑，在观众的注视中始终表现良好，而他确实从整个刑罚-牺牲仪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尊敬。他的精神世界混杂了侠义与牺牲精神、创造历史与自我实现的欲望，与坚忍的秉性，呈现出独特的“孙丙精神”。
施刑示众是政治，但牺牲是神话。在这种刑罚-牺牲仪式中，刽子手一方也在配合牺牲者的表演，承认他具有某种精神权利，牺牲者有权表演自己想定的角色，有权享受喝彩，刽子手一方并未堵住他的嘴。这种“牺牲”前好好表演一番，成为一种传播久远的人间传奇，显然，阿Q想要表演却没能成功的那种好汉故事，就与此接近。
这种牺牲大剧，内在范式是一种遍及世界各地的民间宗教仪式，可以把阿Q和孙丙的表演与弗雷泽在《金枝》中多次描述的，世界各地的民间宗教仪式中，杀死神的替代者的仪式进行比较。
在这些杀神仪式中，经过某些程序选择出来的牺牲者，被好好供养了一番，得到足够的尊敬，得到刻意安排的爱情，然后抖擞精神去扮演神灵，同时人们磨刀霍霍，人们载歌载舞，与神秘力量媾和，经过漫长的宗教仪式，把演神者-牺牲者慢慢杀死，他的血肉被传布到足够多的土地，然后人们就可以期待本地区风调雨顺和丰收。这种死亡仪式上的表演与观看，类似于吃人血馒头治病的巫灵思维，是某种麻木的民族性的表现吗？未必，这种表演与观看仪式，从牺牲者的血肉中汲取生命能量或道德品质，是至今还在花样翻新的，遍及人类各地的精神现象，可以把它看作是人性深处的某种“原始神性”的表现。 在人类文明史上，牺牲与启蒙向来是相互连接的，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意识形态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体现为信众领取圣餐，以饼与葡萄酒象征耶稣基督的血肉，信众分食耶稣的血肉，以纪念他为大众而死，等他回来，也是为了得到他的滋养，与他的生命融合，以强化信仰。在欧美、苏联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启蒙的激情戏剧中，展现启蒙者、奉献者甘愿牺牲的刑场就义仪式，牺牲者精神不断升华，形象高大完美，而刽子手一方在精神上节节败退，彰显其丑陋和必将失败的命运，牺牲者手捧国家象征物，用热血浇灌国土以开出希望之花，促使国民觉醒，决心为理想为国家做出奉献牺牲，如是等等，其内在范式都是神话传统的牺牲仪式。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金庸一代武侠作家在大众文艺领域恢复了神话-传奇传统，又吸收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新派武侠小说，并在八十年代以后进入内地，掀起阅读浪潮，引起了内地大众文学的复苏，为后来网络文学的起步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等等作家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中，世界上没有神仙，但是人物可以经过修炼而具有神通或超自然力，这条修炼路上，奔跑着我们想要成为的人物，但是这条路并不通向现实世界，他们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世界中。这些武侠小说是人间传奇故事，其中贯穿着超自然力并以超自然力解决问题，因而仍然是神话的直系后裔。
金庸“武侠世界”的时空可以是真实的历史时空，如《射雕英雄传》之南宋，《天龙八部》之北宋，也可以是架空的历史舞台，如《笑傲江湖》中不明朝代的古代时空，但那都只是为武侠人物实现自身愿望而设定的世界，故事情节中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计较真伪的，考证金庸小说的历史真实性，是一件很可笑的行为；其神出鬼没的武功，如降龙十八掌，吸星大法，葵花宝典，都是一种力量想象，而不是可以现实复制的武术；少林、武当、峨眉、昆仑等等门派势力的创设，主要来自想象，是武侠世界的基本元素，用以构成敌-我-友不同人物关系。
金庸武侠故事的核心构成是人类经过修炼可以获得超自然力，并用超自然力达成人生目标。他创造了许多掌握着超自然力的有神性的人物，如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任盈盈、萧峰、段誉这些俊秀主角，如黄药师、周伯通、洪七公、风清扬等等导师型传奇人物，都是神性与人性融合而成的人物，是住在人间的，低于神仙而高于凡人的、创造着人间奇迹的大侠。
金庸创造的自由的神性的武侠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对立而平衡的关系，犹如我们头顶两个相互对立交叉的房梁。我们笑傲江湖，可以发狠爽一把就死，也不要苟且偷生。之后，面带笑容，回到现实世界，继续工作与生活。同时，金庸世界里侠义对抗邪恶，并且最终侠义获胜，亦使我们精神秩序安稳，增厚了我们的良知土壤。
互联网时代到来，中国网络文学全面继承发展了大众文艺的神话-传奇传统，而金庸小说是最直接的精神指引之一，网络文学中的主角们，在这条武侠小说开创的修炼——掌握超自然力——战斗的道路上狂奔。
在现当代文学包括武侠小说中，神仙鬼怪、超自然力只是投下了影子，或者附体于人物，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却很少正面出场，而且创作者们对这些影子将信将疑，想要又怕。而在网络文学中，不仅古代神话、明清小说中的神仙鬼怪的传统角色正面登场，而且诞生了许多新的神灵，创造了大量的人类新神话，可与好莱坞电影创造的新神话相媲美。创作者们很多是受过系统科学思维训练的理工科毕业生，不用担心他们缺少科学思维，他们创造的非人类角色存在于一个神话世界，它增厚了人类的精神国土，增强了人类的想象力，满足了生命需要，却与现实世界并无直接冲突。
中国百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回归神话-传奇传统之路，佐证了神话-传奇故事形态，是一个植根于人类基本精神需求的想象传统，一个时代的文学有可能离开它一会，但是神话基因的后裔终归会回来的。网络文学标志着神话-传奇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全面回归，这是一个趋势性潮流，并不是少数人的癔症。当代中国作家包括网络作家的神奇精神谱系，既显示了民族文化的特性，也深受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同构共振的，说明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网络文学及其产业链条中的大众文艺的“神仙鬼怪当家、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令你感到担忧、不适，那只是因为你对人类生命运行机制和大众文艺传统不够了解而已。中国网络文学不这样做，其他国家地区的大众文艺如好莱坞电影、美剧、英剧、日本动漫也会这样做，它们一直在这样做，一并构成了当代世界大众文艺的神话-传奇品性，中国网络文学只是后起的学习者和竞争者——不要为网络文学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否则就是在帮它的竞争者开路。
四、人格与情感教育教科书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通过文学进行情感教育，让人懂得爱，精神趋向于高尚，以养成完美的人格，是一些作家自觉的创作意图。卢梭、雨果、福楼拜、托尔斯泰、梅里美、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部分作品对此都有贡献。
但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对情感教育不是很在乎，为爱情“增魅”更是他们鄙视的。在巴尔扎克、乔伊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茅盾、曹禺、萨特、加缪、马尔克斯等等作家笔下，很容易找到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的思辨成果、文学观念的创新以及现代性情绪表达：焦虑、荒诞、疯狂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带着精神疾病的男女，有对“资产阶级爱情虚偽性”的揭露，爱情婚姻的社会问题等等，却较少有正面情绪体验的爱情故事。在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村上春树、杜拉等“情绪作家”的作品中，读者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物，体验某种倾向的情感，而爱情魅力的展示与体验，爱情的信仰意识，也明显不够。
这是不是一种缺憾呢？
我们以自组织理念来看待人类的文学行为，可以体会到文学与社会文化其他领域一样，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而发展起来的。人类依靠男欢女爱繁衍后代，所以需要人类对男女爱情抱有信仰之心、喜悦之心。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对爱情的表达、歌颂与赞美，正是人类在自发地为爱情增魅，强化男欢女爱为基础的爱情信仰，从而强化对男欢女爱繁殖后代方式的信仰。 今天人类面临的最有威胁性的问题，已经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关注的那些传统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而是人类在不远的未来能否存在的问题。
几十年来，全球发达社会、城市化的地区，迅速进入低生育状态，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世代交替的水平，这些社会已经不可能持续发展，而某些封闭性宗教控制的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却维持着强劲的生育意愿，人口暴增。不管你是否愿意，这将根本改变世界文明结构。
同时，随着智能机器人与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按照现代人类的生命观和前述世界文明结构的压力，人们将会用科技手段取代男欢女爱繁衍后代，以造就更为强大的人类，并把人类从繁殖后代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动能和目的，人类终将失去男欢女爱的能力，造成人类基因的不可逆的永久变异，最终，人类后代将不再是人类，而是某种不可知的生物，他们的智慧与体能可能比人类强得多，但是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人类没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人类自身吗？人们应该醒悟了。
现代文化（科技的与人文的）对男欢女爱的解构性表达太多了，让人类相信男欢女爱只是生理需求而已，并且可以与生育无关，爱情只是一些生理行为加上男女特定时期的错觉，而文艺作品揭示爱情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人格问题、女权问题，无形中是在为爱情“祛魅”，爱情变得不那么神圣，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某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屠杀爱情的刽子手。
爱情对于人类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要，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鼓励生育，必须加强爱情信仰亲情信仰，以及相关联的人文意识，使人类热衷于生育、照顾、教育后代，对婚配、繁育后代产生使命感、神圣感。
我们要把对男欢女爱的抑制性文化扭转为更明确地、欢欣地歌颂男欢女爱、歌颂爱情的文化。爱情与亲情的信仰，主要是通过体验性的情感活动来增强的，而文艺天然地具有情感体验的功能，具有为爱情“增魅”的功能，因此，我们要把文学中的爱情体验和爱情教育提升到更高位置。
今天，我们要重建中国文学中的情感教科书体系。
在中国的百年文学中，民国年间的中国青年，是在“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刘云若等等作品中，当代华人，是在金庸、琼瑶等等作品中，学习爱情、友情的体验与表达方式，学习处理情感与伦理关系的。这是我们应该把张恨水、刘云若、金庸、琼瑶等等作家的作品标定为大众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的重要原因——对于文学，“通俗”是一种毫无存在必要的贬义词。他们的作品容易接受，阅读感受倾向于甜美，带来更多积极情绪，他们的创作显著地为人类的爱情增魅，是我们紧缺的而又被正统文学理论忽视的情感体验资源。
张恨水、刘云若等人的小说教导着几代人谈恋爱，张恨水《啼笑因缘》的主角樊家树与沈凤喜（民间艺人）、何丽娜（富家女）、关秀姑（侠女）之间，彼此欣赏，其情感交往各有妙处，既有“红楼梦”式的温情体贴之意，也有现代文艺中的浪漫情愫，给予读者丰富的情感体验。《金粉世家》的女主角冷清秋与金燕西恋爱，走进“红楼梦”中贾府式的豪门——“金总理”家，体验了中西合璧、古今混杂的现代豪门生活，却坚持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成为自己情感的主人，是浑浊的欲望潮流中的一股清流。张恨水的作品始终关注着男女情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教导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做出情感选择，爱我所爱，又保持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在民国青年的心中，有着樊家树与冷清秋这样的恋爱榜样。
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有着艳丽的书名，但表达的是生命激情与道德完善的混合主题。主角林白萍意外目睹了妻子芷华与自己的好友之间的私情，主动成全他们的感情而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芷华在痛悔中千里寻夫，渴望用忏悔和善良弥补自己的过失。林白萍不断体验生命激情，但是为了曾经爱过和正在爱的人，一再做出牺牲以成全对方。这样的恋人故事是浪漫唯美的，滋味杂陈却又具有高尚庄严的伦理基调，需要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这是民国年间“西洋小说”“西洋戏剧”“西洋电影”培育出来的精神贵族的情感倾向，它与捉奸在床的明清艳情警世小说不同，那通向窘困、惩罚与复仇，与欲望解放、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当代小说也不同，那通向欲壑难填的兴奋与疲惫，《红杏出墙记》这种始自私情，而通向伦理超拔的情感伦理剧，在整个百年文学中都是稀缺品种，是情感教育的适用教材。
对于当代华人男性青年，特别是青年作家们，影响最大的情感教科书就是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第一主题当然是武士的成长与侠义精神的发育，但人们并不能够从中学会武功，却可以从中学习爱情，每一本金庸小说都有着鲜明的爱情主题，爱情常常成为人物的主要行为动机，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体验爱情也是读者追寻金庸小说的主要原因。大众的人生中可能很少体验到情感高潮，甚至没有高潮，但是进入金庸作品，可以体验各种到达极致的情感高潮。
在金庸大多数小说中，作者都弘扬着大众文艺的主流情感伦理倾向，主要人物常常是痴情者，他们热诚而专一的情感故事，强化了我们对爱情的信念。他们是大侠，但这些人物又是人间性的，具有普通人类的欲望，个个性格鲜明生动、与众不同，我们对这些人物产生认同感，是我们代入的对象、迷恋的对象、欣赏的对象，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或者是我们的情感对象，这些人物的人格与性格特质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参与了我们的自我塑造，可以说金庸小说是最成功的情感与人格教科书。
在《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與黄蓉的恋爱关系中，郭靖表现出憨厚、忠诚、专一的品行，是传统的好男人好丈夫的形象，而黄蓉既聪慧、机智百变，又忠诚专一，矢志不渝地利用一切资源和机遇扶持郭靖成长。其他人物如黄蓉之父黄药师，风华绝代，武功高绝，却痴情如铁，妻子死去，终生感念妻子情义而不再娶。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位高权重，美貌女子唾手可得，却一生挚爱包惜弱，只有这一位王妃。
《神雕侠侣》中因为遭受挫折而性格偏激的杨过，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情者小龙女，被其柔情治愈，二人为了在一起，排除万难，迭经挫折，而不改其志，终于成为一对艳羡天下的“神雕侠侣”，而痴情者郭襄为了寻找自幼爱慕的杨过，走遍天下，最后爱情无望，到峨眉创立门派，终身不嫁。 比较而言，《笑傲江湖》主角令狐冲面临更多的情感困境，为我们提供了复杂局面下的情感体验。令狐冲爱恋师傅岳不群的女儿、小师妹岳灵珊，但师妹情有所属，喜欢着师弟林平之。岳不群为权力、力量欲望所诱惑，修炼神功葵花宝典而品行恶化，不断陷害令狐冲，给令狐冲带来巨大的心理磨难。秉性旷达的令狐冲陷入对师妹的爱恋不能自拔，岳灵珊死去，他还遵守对师妹的诺言，照顾着情敌林平之，令狐冲在这种种情感磨难中，决不放弃自我，坚守侠义本心，相信爱情，不断自我超越，成为江湖群豪信服的大侠。完美女性任盈盈爱上了令狐冲，给予他百般的关爱和呵护，体恤他对小师妹的情感，种种温暖，令人对人性，对爱情的期待没有落空，增强了我们对爱情的信心。
金庸爱情故事的体验性很强，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高潮感，经历强烈而真切的高潮体验，人们就会信仰其情感为真。那些情感高潮情节又常常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带着一种丰沛的生命力量，撞击着人们的生命体验。如《天龙八部》中萧峰为了救活重伤的痴情的阿朱，前往聚贤庄寻医，明知道自己契丹人身份已经暴露，会遭遇群雄围攻，却毅然前往，与昔日好友们逐个痛饮一碗烈酒，与友情告别，放手厮杀，而萧峰与阿朱的情义是这一段高潮段落的内核，是这场复杂人性表演中最亮的颜色，萧峰的豪情与柔情相互映照，大侠本色得以充分表现。
《天龙八部》最终的高潮戏，是在爱情、家国情感与复杂的江湖关系相互冲突中展开的，对于武侠小说读者构成了强烈的裹挟力量。萧峰不愿意率领契丹大军南征大宋，被辽帝囚禁，中原群豪救出了萧峰，却在雁门关外被辽国大军包围，萧峰身为契丹人高官，为了救助中原群豪脱困，劫持结义兄长辽国皇帝，让其发誓终生不得南侵大宋。事后，萧峰折箭自杀，痴爱萧峰的阿紫（阿朱之妹），抠下自己的眼睛，还给献给她眼睛的游坦之，抱着萧峰的遗体，跳下悬崖，此处高潮体验的核心亦是侠义与痴情的融汇，而且更加诉诸人们的身体刺激，用肉体痛楚与死亡，直击人们的生命体验。这样的情感高潮符合人们的期待，阿紫的爱欲足够强烈而持久，宁可死也要达成所愿——阿紫抱着萧峰跳入深渊，实现了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的夙愿，这正是对爱情信念的极致强化。
金庸小说的爱情故事写尽了人情人性的多样性，在痴情而不可得逞的伤心人中，就有着不同层次、不同色彩的形态，有痴情而自守情操的苦恋人，如苦恋令狐冲的仪琳小师妹（《笑傲江湖》），守护陈圆圆数十载的大侠胡逸之（《鹿鼎记》），也有因情变而性格怪异狠毒的李莫愁（《神雕侠侣》），还有心性变坏的游坦之，爱恋阿紫入骨，对阿紫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天龙八部》），这些人物只是配角，乃至于是反派，然而却因为情根深种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佐证了爱情之伟力。
痴情与纯情是一种浅薄吗？爱情信徒不知道人性的真相吗？不，金庸小说的痴情与纯情，强化了人们的爱情信仰，是明知人性真伪而宁可为爱情陶醉，并且帮助人们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对象增魅移情，这正是金庸小说的美德所在。
金庸小说深化了大众文艺的传统情感伦理准则，除了对狡猾的韦小宝的结局，金庸无力予以惩戒，其他人物在爱情中的表现，都予以了伦理安置，强烈、鲜明、层次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赏罚分明”的伦理安置，构成了金庸作品经典性重要一维。
如在《天龙八部》中，好人有好报，段誉、虚竹等人因为痴情、善良而得到好运，情圣事迹被人们传颂。而作恶者最终会被惩戒，比如阿紫最终抠下眼睛，跳下深渊，既是一种殉情之举，让萧峰走时不寂寞，让我们对萧峰的死多了一点心理慰藉，同时这也是一种大众文艺伦理惩戒的常规手段——用肉体痛楚和死亡惩戒阿紫曾经的劣迹斑斑，读者阅读至此，有着切肤之痛，既同情、感佩于阿紫的深情，也会把情感体验与伦理认知整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混杂着欣快的悲伤与感动。
浪子班头段正淳也受到了惩罚——他四处留情，与诸多美貌情人生下了女儿们，王语嫣、木婉清等等，纷纷与他的王位继承人，同样风流的儿子段誉，结下情缘，看起来将会发生乱伦惨剧，相关人等应被命运惩罚，但是段誉的母亲临终之时，却向段誉坦白，他不是段正淳的亲生儿子，不妨把恋人都娶了——对于风流浪荡子的最大惩罚，就是儿子与继承人不是亲生的。而段誉那个生父却是在段氏皇位争夺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皇叔，皇叔的儿子将会登上皇位，这同样是一种情感与伦理的平衡手段，亦是金庸小说伦理表达的创造性所在。
金庸小说在情感领域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鲜有对手，为我们留下了爱情表达、情感与伦理困境处置的充足经验，宜学而用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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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3）成果]
王祥，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术专著《网络文学创作原理》系高校教材和文学网站培训教材
本期“聚焦”的四篇文章中，王祥的文章认为鲁迅与金庸是两个重要坐标，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谱系中，找到网络文学的自身定位和可用资源。王祥不仅选取了独特的角度，且在深度与广度上对当下的网络文学研究做出了示范。此外三篇谈论的是网络文学批评，或者回顾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或者剖析网络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呼吁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均有真知灼见。相对于飞速前行的网络文学创作，网络文学批评难以并驾齐驱，观点往往滞后，鲜能提出前瞻的见解，提供有益的指导。网络文学批评如何跟上创作的步伐？这个问题令批评界焦虑。
在百年中国作家中，鲁迅是知识精英文学的代表，是良知与深思的标志，金庸是大众文学的代表，因为全球亿万读者追捧而“封神”。把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及其文学谱系进行比较研究，把两座灯塔抵近照亮，可以发现，在愿望主题表达、情绪体验、启蒙思想的呈现、创作思维、神话-传奇故事形态再造、人格与情感教育等方面，具有许多饶有意味的异同，可以照亮许多被刻板认知所屏蔽之处。
网络文学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发生发展的，而鲁迅与金庸是两个重要坐标，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谱系中，找到网络文学的自身定位和可用资源。网络文学的兴盛，也为我们重新打量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文学理论的再生提供了一个契机。这种定位寻找与理论再生，攸关网络文学——大众文艺的形态、功能认知和价值评判，应予重视。
一、愿望达成、情感体验效应、启蒙思想表达
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的愿望达成状态与情感体验效应具有显见的区别。
文学创作中，最为普适的创作方法是愿望达成创作方法，无论精英文学还是大众文学，主角的行为与结局通常都会荷载着作者或读者的愿望，并且都会达成这一愿望，从而表达其思想-情感倾向，满足读者的不同情感体验需求。
但是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愿望达成的方式有所不同。大众文学通常是通过主角愿望达成，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愿望；精英文学却可能让作者（读者）的愿望与主角的愿望相分离，乃至用主角的悲剧性结局来实现作者（读者）的愿望，这就决定了作品的故事走向与情感调性的不同。
以金庸的《鹿鼎记》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比较，可以清楚地呈现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愿望主题表达的异同。
《鹿鼎记》展现一个底层男性愿望达成的人生进程。主角韦小宝，出生于妓院，其母为不走运的妓女，不知其父为何人，因为意外事件（金手指），主角改变命运，他被“反贼”茅十八带进皇宫，做了假太监，成为最高统治者少年康熙的伙伴，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不断获得权力、财富、美女，在各种权力关系中既如鱼得水也烦恼不断，最后逃离开权力斗争的漩涡，带着七个各有性格特色、各种身份符号的美女老婆和巨额财富，隐居江湖，获得自由，达成普通男人的主要人生愿望。这就成就了大团圆的喜剧调性。
金庸小说的故事形态基本如此，《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神雕侠侣》之杨过，《笑傲江湖》之令狐冲，《天龙八部》之段誉，他们在迭经磨难，艰难修炼和战斗之后，达成武功、爱情、荣誉等等方面的愿望，在愿望达成的过程中，主角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体验各种酸甜苦辣的情绪反应过程，并最终指向人生高潮体验，完成了传奇性故事。读者在金庸小说的故事里体验成长，体验生命力量的增长感，把焦虑和紧张转化为战胜敌人、突破障碍之后的愉悦，引导读者把日常生活中的挫折、沮丧转化为具有情色意味的成功想象，人类生命中不能缺少的情感（包括各种感觉、情绪、感情）在金庸小说中都能细致、曲折、劲爆地体验，他是体验性最好的中国当代作家。
这种愉悦的成功想象似乎很“通俗”，但这却是人类个体自然的和必需的一种机能，帮助我们战胜现实生活的糟糕处境和负面情绪纠缠，让我们能够长期存活。当人们在自我身份标注为人类个体的时候，就会关切个人基本愿望的达成，就会代入这样的神奇故事主角，体验、认同、融合其中的情感反应过程——人们都期待好运，期待人生愿望圆满达成。即使是一个大学教授（男性），代入韦小宝或者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娶公主的幸运小子，都会体会到一个男人的成功快感。这既不需要感到羞愧也不用感到惊奇，大多数人类个体都需要这样的情感反应过程。韦小宝故事的甜蜜快樂情绪体验，是人生长途跋涉的能量补充剂，如果一个医生对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说，糖是一种会带来糖尿病的食品，那他是一个很不专业的医生。
神话以降的大众文艺，直至中国网络文学，以大团圆故事格局为主，主角的愿望通常都能达成，权力、财富、爱情等闲事尔，长生、成神、改天换地、创造世界，都指日可待，而故事进展总是围绕着个体愿望达成的线索进行的，跟随主角愿望达成的过程演绎故事情节，就是作品构成的主要方式，也是读者跟随主角行动，体验各种情感反应的过程，这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大众文艺的主流故事形态、主流的受众体验情态。
但是当一个大学教授阅读《阿Q正传》这类作品，就会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在情感上与故事主角脱钩，怜悯或者讥讽地看着阿Q，看着这个角色在追求自身愿望达成的过程中，走向失败和自我否定：想要与吴妈困觉，被呵斥，性欲受到严重挫折；想要发财，终于不能得逞；想要在他的社会里获得尊重，然而总是受到同侪嘲笑；阿Q想要革命，获取权力，改善地位，然而革命者们不带他玩；阴差阳错被捉，签字画押，想画一个圆却画成了一个瓜子；判了死刑，去法场之际想要唱一句得劲的戏文，扮演一回英雄好汉，却发不出像样的声音。
阿Q很努力了，但是一个男人的常规人生愿望，没有一样是能够达成的。而正是因为阿Q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否定性人生结局，使得读者意识到自己与阿Q的不同，人们通常不会代入这样的否定性角色，而是有距离地审视阿Q的行为与情绪反应，也许善于自省的读者会发现自己也具有阿Q精神——但通常不是为了认同，而是为了拒绝与摒弃。
在阿Q追求愿望达成而走向全面失败的过程中，在阿Q精神的展示过程中，作者与读者（自我身份标定为有思想的现代人）的愿望却实现了，否定阿Q，或否定追求愿望达成而失败的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就是为国民性改造的主张增添证据，并且强化了自我身份标定，激发了我们的智力优越感与愉悦体验。 我们正是通过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否定和拒斥，建构了另一种思想认知和情绪反应，我们能够自我审视，能够直面焦虑和沮丧，目光冷厉而坚定，努力脱离低能与失败人格，超越自我局限，到达自我完善，获得另一种把沮丧、焦虑转为为愉悦想象的能力，这是我们获得精神进化的另一种途径，我们因此能够清醒理智地认清现实与幻想的差距，认清人类实际存在的短处，能够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环境，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一个更文明、更安全、更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社会。
阿Q与韦小宝都是底层社会中的最底层男性角色，但是在不同的故事形态中，却经历了完全相反的经历，引起读者相反的情感反应。两类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自我身份认同，在代入韦小宝时，我们是普通男性；在俯视阿Q时，我们是思想者。
那么在我们的精神建构过程中，鲁迅式的精英文学与金庸式的大众文学是彼此冲突的吗？需要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显然不是。执着于非此即彼或者一定要分出高下的思维倾向，假如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那就可能是因为对我们人类的需要和能力，对我们人类的运行机制还不够了解——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东西，并且总是在创造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可以运用自组织理论，去理解把握人类精神世界的这种种运行态势：在人类精神世界这个自组织的系统中，可以运行很多不同乃至相互矛盾冲突的心理模式子系统，其相互矛盾之处恰好能够协同解决不同的精神问题。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都是我们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不同社会层面、不同身心部位、不同情感频道的需要。我们能够进入韦小宝大功告成的喜悦体验中，时隔不久就进入对阿Q的俯视拒斥的精神姿态，这两种心理需求的满足都是自我实现的，我们会自发寻求金庸式大众小说的阅读体验，激发想象成功-体验愉悦-自我肯定的心理体验模式，以补偿生命中必需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缺失的各种高潮体验，激励生命的成长，也会自发寻求鲁迅式精英小说的阅读体验，激发拒斥失败-审视-自我超拔的心理模式，以自我改变、自我完善。而鲁迅与金庸正是因为在各自的情感——认知谱系中做到了极致，所以成为各自谱系的代表人物，成为构造人类精神世界的两类不同的筑梦师。
可以说，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的比较性呈现，对我们理解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谱系各自特征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的现代性启蒙思想是在其愿望达成与情感体验的基础上表达的，他们的作品情绪调性不同，药味不同，但是治病救人的药用价值是一样的。鲁迅与金庸一个也不能少。
在中国这个构建现代国家的百年中，中国作家都会面对现代性启蒙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回答，是构成其作品经典性因素之一，也是理解中国百年作家的钥匙之一。
现代性是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其核心是自由、平等理念，这是现代人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型始终不够彻底，始终受到某些压制和干扰。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启蒙路线，一是国家主义启蒙，强调国家至高无上，国家的强大需要个体的无条件服从。国家主义叙事倾向于权力崇拜，认同丛林法则价值观。二是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启蒙，强调国民应该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明晓自身权利与责任，个人的成长是国家强大的基石，自由主义者更希望通过国民性改良，达成现代文明社会①。这两种启蒙实践相互对抗，彼此交织，在整个中国百年文学中，在后起的中国网络文学中，都留下了重重的痕迹。
对于鲁迅来说，现代性启蒙的基础工作就是治疗芸芸众生的奴性，通过展示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的愿望达成的失败，通过对阿Q精神的拒斥，塑造新一代国民的独立人格——树人。五四作家对于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抱着激烈批评的态度，在鲁迅笔下，儒教纲常就是吃人，就是让人下跪的国民精神系统程序。鲁迅在《呐喊》与《彷徨》中，把 “故乡”塑造成儒教统治下的老中国的象征，生活在“鲁镇”与“未庄”的众生，除了举人、秀才等类社会主宰，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都是匍匐在地的生物，缺少主体性，人生愿望落空，只能靠精神胜利法或者迷信来求得心安。现代青年应该通过对这些人物、对精神胜利法的拒斥，得以觉醒，自我实现为现代性启蒙者。
人们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称作启蒙作家，应该不会有疑义，而百年中国文学中的一些“通俗小说家”对于现代性启蒙的重要貢献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在“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中，追求自由平等、人生独立自主，是主要人物樊家树、冷清秋等人的行为驱动力，他们最终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歌舞江山》《情海归帆》《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作品中，众多人物都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们追求超越自我、完善现代性人格，趋向“高尚”精神，其实领先着几个文学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代入主角，在正面情绪的体验中，经历现代性觉醒历程——作品引导着读者，像主角一样追求“进步”。
金庸小说在现代性思想启蒙意图与小说艺术的结合方面，解决了许多思想表达的难题，让读者在进入主要人物的愿望达成过程，在融合人物的情感体验过程中，积极而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思想主张。
金庸标举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旗帜，向来为人称道，然而金庸并不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人物爱国，是因为自己想爱国，是出于朴素正义观的指引，并不认同国家-朝廷权力体制，郭靖号令群豪，守护襄阳数十载，是官府搭台，郭靖唱戏；杨过、令狐冲更是对官府与江湖组织的等级秩序毫不在意。金庸在多部作品中反对思想控制，反对人身依附，嘲笑伪君子，嘲笑权力狂魔，他在武侠世界中，在郭靖、令狐冲、段誉、虚竹等人的行为中，呈现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警惕权力之恶的现代性态度。
在他的《笑傲江湖》中，塑造了集权人物的各种形态，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相似而不同，他们都因为迷恋权力与力量而人格扭曲，但是外在性格表现各有不同，作品揭示了权力腐化人性的不同过程，也展现了主角令狐冲及其盟友们为自由而战的艰难历程。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自由平等理念得以集中表达，却没有这种思想表达的叙事控制带来的情节停滞感，情节发展非常流畅合理，情绪体验跌宕起伏，而令狐冲不断走向胜利，获得爱情，获得江湖群豪的拥戴，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的艰难历程，最终以甜美感受收场，使得读者自然站在作者立场这一边。 金庸小说弘扬“侠义精神”，首先是师徒、师兄弟情义，这与武侠故事范式有关，常规而言，师父有仁爱，徒弟有孝心，兄弟有友爱，这是江湖门派得以存在的伦理根基，这与儒家的社会伦理有相通之处，是家庭伦理的拟态。而天下武林还有道义共识，违背江湖道义之恶人，会受到天下武林人士攻伐。人们能够在武林门派的爱与保护中获得归属感，在江湖道义的秩序中获得安全感，因此金庸小说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民间组织伦理的信心，强化了人类社会用侠义-道义精神进行自组织、与国家主义强制性秩序相抗衡的一种信心。这也可以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上虽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社会微观组织中，仍然是具有感召力的。
但金庸小说并不赞成任何门派、任何江湖组织对成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社会组织与个人权利各有边界，在令狐冲等人身上，个人生命的权力与尊严，远远超过门派规矩和江湖信条，杨过为了追求爱情，与“姑姑”小龙女结为终身伴侣，更是突破专制礼教大防，目中无任何门派规矩，为了达成所愿，可与一切阻碍的势力搏斗到底。
金庸小说是关于武功-力量的故事，却反对丛林法则，正面人物通常是反对武士针对普通人施展武功的，作品以人道主义与侠义伦理，制衡修炼-战斗故事的力量宣泄欲望，任何攫取他人生命力量以强大自身的修炼都会受到惩罚，如在《笑傲江湖》中设定，修炼“吸星大法”这种邪功者，吸取他人的真气以强大自身，将会被吸入体内的异种真气害死害残废。与此相比，今天网络文学许多大神们的作品信奉丛林法则，主角吸纳其他生命的力量以强大自身，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于吃人，直接吞噬人类以自肥者也不少见，仅此一条，金庸小说还将是他们需要长久仰望的伦理高山。
同时，金庸还是把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平衡得很好的作家，比五四一代作家做得好。金庸小说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宣扬民族主义，既有中华民族范围内各民族平等的意识，也有沟通世界文化的开放意识。金庸把人的朴素正义观、传统文化中的侠义和逍遥观念，与现代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在武侠世界里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理念的衔接，开掘了一条通道。
而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身份认同与现代性理念的种种拮抗不合，在很长时间内，都还将令许多中国作家感到纠结难解，金庸小说的经验将会具有长久的启发意义。
二、神话-传奇故事的思维特征、形态与功能
鲁迅小说与金庸小说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学谱系，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资源，在二十世纪神话-传奇文学传统复归潮流中，有着各自的贡献。我们要把他们放在神话-传奇文艺谱系和世界近现代文学潮流中观看，激活他们的作品中可能被忽视的神话-传奇基因，以真正理解他们的创作，也借机理清神话与文艺的血脉联系，揭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种同构共振关系。
创造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想象世界，是神话以降的文艺传统。人类从神话开始，构造了许多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形成一个主要在人类想象-体验活动中存在的知识谱系，与基于逻辑实证的科学知识体系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都对现实世界的塑造产生了影响，两者在人类历史中各有发展线索，各有丰硕成果。
这些想象-体验知识谱系包括神话，宗教，巫术，古代文学，近现代东西方神秘主义文学，某些现代大众文学与影视剧等等文化类型，它们虽然外在形态有别，但具有相同的核心观念，即宇宙中存在着某些超自然力，它们通过一定渠道、方法和仪式创造了世界，并作用于现存世界。而神、仙、灵、鬼、怪、魔、巫师、术士、侠客等等角色，掌握并使用着这种超自然力，他们是超自然力的具象化或对象化，其中神又是超自然力的最高体现，依此发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就是神话思维，神话又是这些想象-体验知识的代表形态。
神话反映了人类追求长生、战胜死亡恐惧、掌握巨大力量、突破现实障碍以最大化实现自身愿望的渴求，也反映了人类用伦理信念规范管理自身欲望、建立人间秩序的精神需要。宗教总是以神（一神或者多神）的意志阐释世界、规范世界，而现代文学艺术可能并不想以神灵-超自然力来解释世界，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以神话想象为人类提供更为丰沛的情感体验，以神话思维激发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启发我们发现自然世界的更多可能性，促进人类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世界。
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科学思维与神话思维实际上是可以并行的，是相互冲突又彼此支撑的两个精神子系统，一起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动力。在两者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没有必要的，沒有人能够做到，让大脑中只存在其中的一种思维。上古人类在制造青铜器和弓箭时，必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以及物理化学知识，而在想象、讲述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故事时，又具有神话思维。今天的欧美科学家白天在实验室工作，自然具有科学思维，晚上陪伴孩子去看《哈利·波特》，周末去教堂参加活动，也能让神灵思维浸漫自己。中国科学家也同样能够与神话思维的幻想文艺身心融合。人类的大脑皮层足够宽阔，足以放下更多的思维程序，而思维程序越多，就越能进化出更多身心机能。在现代环境中，两者调整了各自的适用场景，有时，科学的归于科学，神话的归于神话；有时，两者又会不由自主地相斥相吸，两种思维协同运作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古代社会。
神话的故事形态表现为在超现实的世界中，神仙等类主角以超自然力解决问题，突破障碍，战胜敌人，创造不凡事迹，为世界制定规则的故事——神话就是神的故事。如华夏上古神话、印度神话、希腊神话、圣经神话、北欧神话，其基本形态都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为人类艺术的主要源头，是宗教的叙事内核，也是文学的基本范式。
古代传奇故事通常具有神话背景，主角在有现实感的世界（神灵有可能出现其中），依据特殊的好运、禀赋、能力，创造出人间罕见的事迹，传奇故事与神话的不同，在于传奇具有显著的人间性，主角可能具有超自然力，或者来历不凡，但不是神，而是人类形态，传奇可以归结为神奇人物在人间的不凡事迹。
具有神话背景的传奇是明清小说主要故事形态，也是文艺复兴之前与之后一段时间的欧洲文学的主流故事形态，晚清民国年间的部分武侠小说也是如此。即使是被某些人看作是现实主义杰作的《红楼梦》，也是这样有神话背景的传奇故事：不擅长打架的贾宝玉，具有不凡来历，其本体是青埂峰下一块顽石，他降临温柔富贵乡，以一个富贵闲人的身份去体验贵族生活，他作为大观园中唯一的男性，在脂粉堆里厮混多时，与美丽的姐妹们交换了温情体贴，在人间留下了后代，达成所愿之后，回归大荒。不管《红楼梦》呈现日常生活景象多么有现实真切感，故事整体都是在追求神奇效果。 而在现代传奇故事中，主要人物是凡人，主角的经历充满巧合、奇遇或奇特经历，可能有超自然力显现，也可能并未出现掌握超自然力的角色，故事情节发展按照主角（或者作者）愿望达成的方向前进，其他人物按照主角（或者作者）的愿望而運转，这就使得故事难以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情理去阐释，这其中也隐含着神话思维：有一种凌驾于人物之上的力量在操纵人物行为，这种力量是对超自然力的模仿，如同神仙在摆弄人类角色，并且撇除这个因素，作品就不成立。这是超现实性质被小心隐蔽起来的神奇故事，是现代小说中的常见故事形态。
神话思维主导的幻想性文艺作品，究竟有什么功能呢？为何人类无法告别神话——传奇故事传统？
人类远离真实世界，精神难以安稳，人类没有幻想世界，精神难以飞扬。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但恰恰因为神话-传奇的“世界”、故事与人物是超现实的，神奇的，这些故事才更为令人迷恋，因为我们在进入这些故事的时候，甩开了真实世界的体验羁绊，更容易得到完整的情感体验，像神那样创造世界，得到超越现实的愿望达成的激情想象与体验，神奇故事给我们强烈的快感体验。
同时，人类的猎奇机制在发挥作用：掌握新鲜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极为重要，所以新奇的信息会令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这是巧夺天工的人类生命体，在以快感机制推动我们去积极捕捉、处理、加工新鲜信息。而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神奇的幻想世界，更容易令我们有新鲜感，我们的生命体会自动捕捉文艺作品中神奇性场景、神奇力量显现、神奇角色的运动、神奇的情节变幻，强烈的特异的富有意义的信息流，激发我们的快感机制的运作，从而强化我们收集处理信息的机能。总有某些文艺作品会满足我们的猎奇心，满足我们猎奇愿望的作品，我们就感到有趣，没有神奇性，就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大众文艺，最容易有神奇效果的就是超现实的神话-传奇故事。
那些具有现实生活原型的文学作品，是因为反映了生活面貌而被作者与读者重视的吗？不是，是因为它不同寻常的神奇性，才引起普遍关注的。新闻传播的关键要素亦复如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才会被广泛传播，因为足够奇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写实文学吸引读者的策略是什么？是呈现像生活一样平凡而真实的情节吗？不是，是把神奇性因素包裹在日常生活的面皮里，伪装成生活本身，或者是用叙事招数把日常生活讲述得具有新奇性——否则，读者稀少。
人类的这些生命需要，推动着神话的发生发展，推动着大众文艺进化出各种神奇故事形态，以丰富的想象-体验知识信息，弥补平淡庸常的现实生活状态造成的快感缺憾与信息缺憾，促使人类感觉、情绪、感情机制不断得到激励，使个体生命更为饱满，更有主体性和创造性。满足这些根深蒂固的人类需要的神奇作品，就会受到人类的强烈欢迎，这就是提供神奇想象的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与中国网络文学即将席卷全球的主要秘诀。
同时，神话-传奇故事中的幻想虽然在人类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人类努力的目标却不断在靠近这些幻想，因为这些幻想承载了人们的永恒的深切期望，神话的内在精神结构就是人类愿望的结构，人类愿望自然会投射到现实社会的构造之中，许多人类社会组织、国家意识形态和科技设想，是以神话为蓝本构建的。如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的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巨型纪念碑，从古埃及的方尖碑（太阳神崇拜载体）到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美国精神的载体），都体现了对“创世神”的美化、崇高化的增魅行为（增加其魅力，以强化其吸引力、感召力），体现了国家精神力量源泉、政权合法性与个体的关系。人们可能生活在神话之中，按照神话模式行事却不自知，那是因为习惯它的存在了，也因为神话的力量比一般人的感知要强大，强大到让你以为那是客观事实而非幻想，而一个社会的主导性神话-幻想体系，会采取一切手段强化社会成员的信念：那不是幻想，那就是真实的世界或者本质真实的显影。
幻想是生活的设计师，幻想是创造的助推剂，我们必须保全和养育我们的幻想能力，幻想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来的宝贵机能，任何人都不应该狂妄地要改造人类的基本机能。如果因为大众文艺总是充满神奇性幻想而嫌弃大众文艺的话，那就嫌弃我们人类自己吧。
从人类走出非洲，到有记载的两河文明，至互联网时代，人类的幻想，造就了神话-传奇文艺连绵不绝的传统，我们不知道人类创造神话-传奇故事的全部原因、全部底蕴，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热爱神话-传奇世界的创造。
文艺复兴以来，如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科学理性思维的支配下，神话-传奇叙事传统受到抑制，世界文学的主流逐渐向人间性的写实主义文学演变，至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文学主流。写实文学试图按照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则来构成作品，试图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或历史趋势，形成了一种不断靠近现实生活的文学传统。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维对神话-宗教思维进行了挤压，或者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对世界进行了“祛魅”，人们趋向于理智，“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②。
在现代人类生活中，许多事物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无法计算的事物始终很多，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也许不能计算的事物会变得更多。人们很难忘记神话-传奇文艺传统的好处，整个人类文明都与神话传统具有血缘关系，拒绝神话思维就丧失了精神发展的许多可能性。
二十世纪，欧美社会对“祛魅”潮流的反思更为确切，试图建构新的神话-人文宗教精神来为人类的安身立命服务，这个事态人们称之为神话-宗教的返魅或复魅，而文学起到了重新接纳神话传统的灵媒作用。现代人恰恰如同“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并且在文艺作品中创作出更多“魔法”。 我认为神话-宗教-巫术-神奇文艺被强化的魅惑力源于人的需要。
在人类文明史上，从前、现在、将来，人们都会随时为某个事物增魅，这根源于人类的一种机能：当人们需要某个事物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时，就會在心理活动中高估这个事物的价值，美化其形态，赋予其充沛的精神意义，使得人类甘愿付出更多代价，以动员身心力量去体验它、掌握它、得到它，将生命情感与之结合，如愿以偿就会感到幸福，愿望不能达成就会感到痛苦。比如爱情的对象，婚姻的仪式，都是人们随时会为之增魅的事物，因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或根本愿望，会诱发人类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美化，高估其意义，甘愿受之诱惑，从中得到激情体验，把爱情婚姻关系神圣化，不如此，人类男女就不能甘心承受繁衍后代的沉重责任，人类种群就难以繁衍。为爱情祛魅，让它变得可确切计算，不是可取的生存繁衍后代的策略。
增魅在人类精神活动中扮演着化妆师、动员师和安慰师的作用，当社会群体一致认为某个事物极其重要，就会通过社会组织力量赋予其特殊的魅力，阐释其社会文化价值，固化其社会仪式，作为一项精神传统传至后代，并通过社会动员、社会仪式，令社会成员对某个事物进行富有意义富有高潮感受的体验，对其意义与价值确信为真，也只有社会成员普遍地确信为真，成为信仰或者类似于信仰的真理、公理，这个被增魅的事物才能真正起到作用。神话、宗教、国家组织、艺术、科学都是这样被反复增魅的事物，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鲁迅与金庸都是因为契合人类需要而曾经被增魅。
对于个体和人类社会，某个事物的作用和情感距离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被增魅之物互相之间可能构成竞争关系，所以针对某个事物的增魅（或如人们所说的赋魅）、祛魅和复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可以把文学史看成是一个不断为某些作家作品增魅、祛魅与复魅的过程。
因此，祛魅潮流是难以真正扫荡神话-宗教-神奇文艺的，因为它们有用。
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流行之时，神秘主义倾向的小说（如霍桑、爱伦·坡作品）、戏剧（如奥尼尔、易卜生作品）、诗歌（如华兹华斯、叶芝、波德莱尔作品）也在继续发展，与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超自然力保持了沟通。到二十世纪初，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精英文学）和托尔金的《魔戒》（大众文学）为标志，神话-传奇叙事传统开始复兴，逐渐回到了世界文学主潮之中，并与写实主义文学的成果相结合，产生新的文学形态。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以现实关怀、历史使命感与神话思维相结合，呈现为传奇故事形态。
文艺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应该要求文艺作品主角就一定是凡人，神话-传奇故事同样是为人类服务的，并且起到了写实文学不能达成的作用。当代世界，人们对于神话传统回归文艺、介入生活安之若素。人类还在创造新的神话故事，今天的好莱坞电影、美剧、英剧、日本动漫和中国网络文学的实践证明，人类既有创造神话的欲望又有创造神话的能力。但是神话理论与文艺理论对此还没有恰当的解释，某些著作仍然固执地认为，神话只是原始部落社会的产物，而对当代人类的实践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
在人类实践中，文艺创作在观念、题材、创作方法与策略、故事情节、世界与角色等等方面，任何创新，任何奇特效果，终将受到欢迎和赞许，并影响后来者的创作，如果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对新奇的创作没有解释力了，那就是文艺理论需要创新了。我们看到，现代文艺理论对这种种神奇文艺现象，缺少解释力，却有许多文艺理论从业者，借助于某些政治和科学知识，放大自己的权力，傲慢地贬低人类自身需求及其派生的文艺。他们的知识储备与思维程序，无法真正解释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网络文学的成功，但是用来吐口水确实是够用了。
三、鲁迅与金庸：中国作家的神话-传奇之路
虽然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学潮流并不同步，但是趋势曲线相似。中国现代精英文学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明清小说的神话-传奇故事形态亦被抑制，被新文学人士认为是旧文学，用明清小说的传奇故事构成方法写作，被视为“通俗文学”。
由于现代文学的“新观念”光芒万丈，人们容易忽略一个显著的事实，很多“新文学”作品有着传奇故事的形态，因为有着西方文学的衣着打扮，而不被看作是旧文学。鲁迅小说就是如此。
鲁迅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却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思维、神话思维，故事与角色构造具有很浓烈的非现实意味，呈现出戏剧化和风俗化的倾向，而这正是传奇故事的重要的形态特征。
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未庄，是一个象征着古老中国精神世界的“世界设定”，这里的人们按照传奇故事的形态-功能的要求说话办事，显示出神奇性，他们没有机会像浙江乡下人那样生产和生活（类似茅盾小说那样），没有机会展现江南文化底蕴和风采（类似金庸小说那样）。他的人物相信来生、相信神灵，始终在神话-宗教精神的支配下行动，他们的世界是按照神话思维来运转的。
鲁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基本秩序当然是否定的，并且期望他们更换一套精神秩序。然而这绝不能说明，鲁迅小说的创作思想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等同。阿Q这个角色是按照现实生活、现实人物的行为逻辑在行动吗？显然不是，他的一系列行为如撩吴妈和小尼姑，斗小D王胡，要革命，到被捉去审判，为画一个像样的圆而努力，上法场想唱一句像样的戏文，也只是喊出一句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如是等等行为，都具有传奇故事的精神背景，具有舞台喜剧丑角的表演范式，也只有在喜剧的范式里，其神奇性才合理，才具有艺术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等角色的奇异的行为，都是在固执地按照作者意图，呈现着某种特殊的性格或特殊的人格特征，他们不是令人向往的、愉悦的、给人以正面情绪体验的传奇角色，可以说是反向的传奇故事角色形态。金庸笔下的郭靖、杨过、令狐冲、段誉、韦小宝的故事是迭经惊险的幸运传奇；阿Q、孔乙己、祥林嫂的故事是永远倒霉，永远失败的厄运传奇。幸运传奇与厄运传奇，都不是日常生活的情态。 鲁迅创作后期更是有意识地恢复神话-传奇的文学传统，改造中国神话与民间传奇故事，如《故事新编》中的《补天》《铸剑》等等，鲁迅赋予其一种冷色幽默的个人风格，激发一种脱离凡俗的创造性，塑造一种坚忍不拔壮怀激烈的人物性格，這些故事的主角不是人间凡人，而是凡人的人格榜样。这与《呐喊》与《彷徨》中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等等精神麻木的人物，构成强烈的对照。
而这与乔伊斯等人的神话再造的手段很合拍。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把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与现实世界爱尔兰人的凡人生活进行对照性呈现，用希腊神话的英雄人物气概映射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精神猥琐，审视、批判民族的国民性格，这种写法，也正是鲁迅小说的写法，如果把《故事新编》与《呐喊》和《彷徨》放在一起观看，像乔伊斯为精神祖先而骄傲，为现实世界的爱尔兰民族感到忧愁、难堪一样，鲁迅是在为华夏祖先感到骄傲，为现世中国民众而忧思、愤怒不安。
所以，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锋之一，开启了一个启蒙主义的新文学的传统，但同时也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实践着古老的神话-传奇文学传统，对华夏神话进行了创新性再造，可以说，鲁迅小说处于多重文学传统的交汇之中。
鲁迅并不孤立，现代中国作家中，还有许多作家在个人信仰领域和艺术创作领域，迷恋神话思维和神秘主义文学观，如郁达夫、俞平伯、许地山在作品中描述了佛教体验所激发的个人感悟，沈从文在作品中渲染湘西巫灵的吞云吐雾，闻一多、冯友兰、徐志摩、李金发等人对西方神秘主义文学倍加推崇，强调精神灵性的发展，强调美的超现实因素，主张文艺向神话传统靠近，如是等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精神的重要一极。
同时，现代作家又普遍认为，在国家建构与社会治理领域应该信奉民主与科学，他们在创作思维上也经常处于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的混搭状态。这也许是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矛盾，但却又是正常的人类精神现象。只是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作家，更容易与西方学说、西方神话传统对接，而留学日本和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作家，更容易与华夏上古神话、佛道神话传统对接。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当代文学再次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为参照系，再次同构共振，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兴盛，激活了中国作家大脑中的神话思维区域，许多人把神话思维、民间崇信物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如韩少功在《爸爸爸》等作品中，推崇上古神奇浪漫的楚巫文化，却用象征性人物把近世与现世的愚昧粗陋的民间生活，以审丑的态度呈现出来，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审视，与鲁迅、乔伊斯创作倾向相仿佛；马原在《冈底斯诱惑》《虚构》等作品中，对西藏高原的神秘想象与表现，令人对精神高原顿生向往之心；残雪《黄泥街》《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苍老的浮云》等作品的迷幻与神秘气质，令人向女巫文化进行想象与问询；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青云衣》等作品，呈现了超自然力在鄂西地域的晕染景象，人们可以看到扁舟“豌豆角”“花树”等等象征之物，在神话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来回摆渡，在中国腹地，为世界文化地理增添了神奇的绿色地带；陈忠实《白鹿原》之“朱夫子”与“白嘉轩”的圣人气质，还是具有非人间性的，儒家代表人物作为崇信对象，如同孔庙中的塑像，自有其神秘之处；而贾平凹把中国传统神话-传奇文化从山野和民间挖掘出来，赋予其神秘、浪漫的魅惑之力，其笔下主角如《废都》中的庄之蝶，带有通灵的颓废的传统名仕气派；阎连科笔下“耙耧山区系列小说”，《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等作品，是原始神话、深山寓言与时代精神的碰撞，“耙耧山”的魔幻与现实世界的疯狂构成超现实的复调。这些作家文化态度不同，但是其作品都在重返神话-传奇传统，并在神话资源再造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独创性。
最接近鲁迅小说内在精神的，把神话-传奇故事传统与国民精神审视结合起来，把幻想-喜悦体验与焦虑-超越体验结合起来的，着力揭示人性深度的，则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小说，如《红高粱》把野性武勇的充满酒神气质的“我”爷爷那一茬人，与现实世界被精神阉割的老实巴交的父兄一辈进行对照，与乔伊斯、与鲁迅的国民精神审视相通。
而莫言在《檀香刑》中，展现了杀人者、被杀者和观众一起合作上演的刑罚-牺牲大戏，把血腥刑罚变为狂欢的人间奇迹，而其背后是启蒙与神话双重传统。其主角之一孙丙，是这场富有激情和民间宗教精神的悲喜剧的受难者，也是导演兼主演。他是一名地方戏演员，在义和团运动年间，因为杀死“德国鬼子”事件被当政者判处死刑——但需要被折磨五天才能死去，以警示乡民。他渴望得到好评，积极配合着针对他的程序复杂的示众酷刑，在观众的注视中始终表现良好，而他确实从整个刑罚-牺牲仪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尊敬。他的精神世界混杂了侠义与牺牲精神、创造历史与自我实现的欲望，与坚忍的秉性，呈现出独特的“孙丙精神”。
施刑示众是政治，但牺牲是神话。在这种刑罚-牺牲仪式中，刽子手一方也在配合牺牲者的表演，承认他具有某种精神权利，牺牲者有权表演自己想定的角色，有权享受喝彩，刽子手一方并未堵住他的嘴。这种“牺牲”前好好表演一番，成为一种传播久远的人间传奇，显然，阿Q想要表演却没能成功的那种好汉故事，就与此接近。
这种牺牲大剧，内在范式是一种遍及世界各地的民间宗教仪式，可以把阿Q和孙丙的表演与弗雷泽在《金枝》中多次描述的，世界各地的民间宗教仪式中，杀死神的替代者的仪式进行比较。
在这些杀神仪式中，经过某些程序选择出来的牺牲者，被好好供养了一番，得到足够的尊敬，得到刻意安排的爱情，然后抖擞精神去扮演神灵，同时人们磨刀霍霍，人们载歌载舞，与神秘力量媾和，经过漫长的宗教仪式，把演神者-牺牲者慢慢杀死，他的血肉被传布到足够多的土地，然后人们就可以期待本地区风调雨顺和丰收。这种死亡仪式上的表演与观看，类似于吃人血馒头治病的巫灵思维，是某种麻木的民族性的表现吗？未必，这种表演与观看仪式，从牺牲者的血肉中汲取生命能量或道德品质，是至今还在花样翻新的，遍及人类各地的精神现象，可以把它看作是人性深处的某种“原始神性”的表现。 在人类文明史上，牺牲与启蒙向来是相互连接的，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意识形态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体现为信众领取圣餐，以饼与葡萄酒象征耶稣基督的血肉，信众分食耶稣的血肉，以纪念他为大众而死，等他回来，也是为了得到他的滋养，与他的生命融合，以强化信仰。在欧美、苏联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启蒙的激情戏剧中，展现启蒙者、奉献者甘愿牺牲的刑场就义仪式，牺牲者精神不断升华，形象高大完美，而刽子手一方在精神上节节败退，彰显其丑陋和必将失败的命运，牺牲者手捧国家象征物，用热血浇灌国土以开出希望之花，促使国民觉醒，决心为理想为国家做出奉献牺牲，如是等等，其内在范式都是神话传统的牺牲仪式。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金庸一代武侠作家在大众文艺领域恢复了神话-传奇传统，又吸收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新派武侠小说，并在八十年代以后进入内地，掀起阅读浪潮，引起了内地大众文学的复苏，为后来网络文学的起步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金庸、古龙、梁羽生等等作家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中，世界上没有神仙，但是人物可以经过修炼而具有神通或超自然力，这条修炼路上，奔跑着我们想要成为的人物，但是这条路并不通向现实世界，他们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世界中。这些武侠小说是人间传奇故事，其中贯穿着超自然力并以超自然力解决问题，因而仍然是神话的直系后裔。
金庸“武侠世界”的时空可以是真实的历史时空，如《射雕英雄传》之南宋，《天龙八部》之北宋，也可以是架空的历史舞台，如《笑傲江湖》中不明朝代的古代时空，但那都只是为武侠人物实现自身愿望而设定的世界，故事情节中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计较真伪的，考证金庸小说的历史真实性，是一件很可笑的行为；其神出鬼没的武功，如降龙十八掌，吸星大法，葵花宝典，都是一种力量想象，而不是可以现实复制的武术；少林、武当、峨眉、昆仑等等门派势力的创设，主要来自想象，是武侠世界的基本元素，用以构成敌-我-友不同人物关系。
金庸武侠故事的核心构成是人类经过修炼可以获得超自然力，并用超自然力达成人生目标。他创造了许多掌握着超自然力的有神性的人物，如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任盈盈、萧峰、段誉这些俊秀主角，如黄药师、周伯通、洪七公、风清扬等等导师型传奇人物，都是神性与人性融合而成的人物，是住在人间的，低于神仙而高于凡人的、创造着人间奇迹的大侠。
金庸创造的自由的神性的武侠世界，与现实世界构成对立而平衡的关系，犹如我们头顶两个相互对立交叉的房梁。我们笑傲江湖，可以发狠爽一把就死，也不要苟且偷生。之后，面带笑容，回到现实世界，继续工作与生活。同时，金庸世界里侠义对抗邪恶，并且最终侠义获胜，亦使我们精神秩序安稳，增厚了我们的良知土壤。
互联网时代到来，中国网络文学全面继承发展了大众文艺的神话-传奇传统，而金庸小说是最直接的精神指引之一，网络文学中的主角们，在这条武侠小说开创的修炼——掌握超自然力——战斗的道路上狂奔。
在现当代文学包括武侠小说中，神仙鬼怪、超自然力只是投下了影子，或者附体于人物，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却很少正面出场，而且创作者们对这些影子将信将疑，想要又怕。而在网络文学中，不仅古代神话、明清小说中的神仙鬼怪的传统角色正面登场，而且诞生了许多新的神灵，创造了大量的人类新神话，可与好莱坞电影创造的新神话相媲美。创作者们很多是受过系统科学思维训练的理工科毕业生，不用担心他们缺少科学思维，他们创造的非人类角色存在于一个神话世界，它增厚了人类的精神国土，增强了人类的想象力，满足了生命需要，却与现实世界并无直接冲突。
中国百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回归神话-传奇传统之路，佐证了神话-传奇故事形态，是一个植根于人类基本精神需求的想象传统，一个时代的文学有可能离开它一会，但是神话基因的后裔终归会回来的。网络文学标志着神话-传奇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全面回归，这是一个趋势性潮流，并不是少数人的癔症。当代中国作家包括网络作家的神奇精神谱系，既显示了民族文化的特性，也深受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同构共振的，说明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网络文学及其产业链条中的大众文艺的“神仙鬼怪当家、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令你感到担忧、不适，那只是因为你对人类生命运行机制和大众文艺传统不够了解而已。中国网络文学不这样做，其他国家地区的大众文艺如好莱坞电影、美剧、英剧、日本动漫也会这样做，它们一直在这样做，一并构成了当代世界大众文艺的神话-传奇品性，中国网络文学只是后起的学习者和竞争者——不要为网络文学的正常发展设置障碍，否则就是在帮它的竞争者开路。
四、人格与情感教育教科书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通过文学进行情感教育，让人懂得爱，精神趋向于高尚，以养成完美的人格，是一些作家自觉的创作意图。卢梭、雨果、福楼拜、托尔斯泰、梅里美、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作家的部分作品对此都有贡献。
但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对情感教育不是很在乎，为爱情“增魅”更是他们鄙视的。在巴尔扎克、乔伊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茅盾、曹禺、萨特、加缪、马尔克斯等等作家笔下，很容易找到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的思辨成果、文学观念的创新以及现代性情绪表达：焦虑、荒诞、疯狂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带着精神疾病的男女，有对“资产阶级爱情虚偽性”的揭露，爱情婚姻的社会问题等等，却较少有正面情绪体验的爱情故事。在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村上春树、杜拉等“情绪作家”的作品中，读者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人物，体验某种倾向的情感，而爱情魅力的展示与体验，爱情的信仰意识，也明显不够。
这是不是一种缺憾呢？
我们以自组织理念来看待人类的文学行为，可以体会到文学与社会文化其他领域一样，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而发展起来的。人类依靠男欢女爱繁衍后代，所以需要人类对男女爱情抱有信仰之心、喜悦之心。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对爱情的表达、歌颂与赞美，正是人类在自发地为爱情增魅，强化男欢女爱为基础的爱情信仰，从而强化对男欢女爱繁殖后代方式的信仰。 今天人类面临的最有威胁性的问题，已经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关注的那些传统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而是人类在不远的未来能否存在的问题。
几十年来，全球发达社会、城市化的地区，迅速进入低生育状态，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世代交替的水平，这些社会已经不可能持续发展，而某些封闭性宗教控制的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却维持着强劲的生育意愿，人口暴增。不管你是否愿意，这将根本改变世界文明结构。
同时，随着智能机器人与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按照现代人类的生命观和前述世界文明结构的压力，人们将会用科技手段取代男欢女爱繁衍后代，以造就更为强大的人类，并把人类从繁殖后代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但是失去了繁衍后代的动能和目的，人类终将失去男欢女爱的能力，造成人类基因的不可逆的永久变异，最终，人类后代将不再是人类，而是某种不可知的生物，他们的智慧与体能可能比人类强得多，但是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而来的人类没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人类自身吗？人们应该醒悟了。
现代文化（科技的与人文的）对男欢女爱的解构性表达太多了，让人类相信男欢女爱只是生理需求而已，并且可以与生育无关，爱情只是一些生理行为加上男女特定时期的错觉，而文艺作品揭示爱情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人格问题、女权问题，无形中是在为爱情“祛魅”，爱情变得不那么神圣，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某些种类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屠杀爱情的刽子手。
爱情对于人类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要，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鼓励生育，必须加强爱情信仰亲情信仰，以及相关联的人文意识，使人类热衷于生育、照顾、教育后代，对婚配、繁育后代产生使命感、神圣感。
我们要把对男欢女爱的抑制性文化扭转为更明确地、欢欣地歌颂男欢女爱、歌颂爱情的文化。爱情与亲情的信仰，主要是通过体验性的情感活动来增强的，而文艺天然地具有情感体验的功能，具有为爱情“增魅”的功能，因此，我们要把文学中的爱情体验和爱情教育提升到更高位置。
今天，我们要重建中国文学中的情感教科书体系。
在中国的百年文学中，民国年间的中国青年，是在“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刘云若等等作品中，当代华人，是在金庸、琼瑶等等作品中，学习爱情、友情的体验与表达方式，学习处理情感与伦理关系的。这是我们应该把张恨水、刘云若、金庸、琼瑶等等作家的作品标定为大众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的重要原因——对于文学，“通俗”是一种毫无存在必要的贬义词。他们的作品容易接受，阅读感受倾向于甜美，带来更多积极情绪，他们的创作显著地为人类的爱情增魅，是我们紧缺的而又被正统文学理论忽视的情感体验资源。
张恨水、刘云若等人的小说教导着几代人谈恋爱，张恨水《啼笑因缘》的主角樊家树与沈凤喜（民间艺人）、何丽娜（富家女）、关秀姑（侠女）之间，彼此欣赏，其情感交往各有妙处，既有“红楼梦”式的温情体贴之意，也有现代文艺中的浪漫情愫，给予读者丰富的情感体验。《金粉世家》的女主角冷清秋与金燕西恋爱，走进“红楼梦”中贾府式的豪门——“金总理”家，体验了中西合璧、古今混杂的现代豪门生活，却坚持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成为自己情感的主人，是浑浊的欲望潮流中的一股清流。张恨水的作品始终关注着男女情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教导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做出情感选择，爱我所爱，又保持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在民国青年的心中，有着樊家树与冷清秋这样的恋爱榜样。
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有着艳丽的书名，但表达的是生命激情与道德完善的混合主题。主角林白萍意外目睹了妻子芷华与自己的好友之间的私情，主动成全他们的感情而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芷华在痛悔中千里寻夫，渴望用忏悔和善良弥补自己的过失。林白萍不断体验生命激情，但是为了曾经爱过和正在爱的人，一再做出牺牲以成全对方。这样的恋人故事是浪漫唯美的，滋味杂陈却又具有高尚庄严的伦理基调，需要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支撑，这是民国年间“西洋小说”“西洋戏剧”“西洋电影”培育出来的精神贵族的情感倾向，它与捉奸在床的明清艳情警世小说不同，那通向窘困、惩罚与复仇，与欲望解放、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当代小说也不同，那通向欲壑难填的兴奋与疲惫，《红杏出墙记》这种始自私情，而通向伦理超拔的情感伦理剧，在整个百年文学中都是稀缺品种，是情感教育的适用教材。
对于当代华人男性青年，特别是青年作家们，影响最大的情感教科书就是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第一主题当然是武士的成长与侠义精神的发育，但人们并不能够从中学会武功，却可以从中学习爱情，每一本金庸小说都有着鲜明的爱情主题，爱情常常成为人物的主要行为动机，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体验爱情也是读者追寻金庸小说的主要原因。大众的人生中可能很少体验到情感高潮，甚至没有高潮，但是进入金庸作品，可以体验各种到达极致的情感高潮。
在金庸大多数小说中，作者都弘扬着大众文艺的主流情感伦理倾向，主要人物常常是痴情者，他们热诚而专一的情感故事，强化了我们对爱情的信念。他们是大侠，但这些人物又是人间性的，具有普通人类的欲望，个个性格鲜明生动、与众不同，我们对这些人物产生认同感，是我们代入的对象、迷恋的对象、欣赏的对象，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或者是我们的情感对象，这些人物的人格与性格特质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参与了我们的自我塑造，可以说金庸小说是最成功的情感与人格教科书。
在《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與黄蓉的恋爱关系中，郭靖表现出憨厚、忠诚、专一的品行，是传统的好男人好丈夫的形象，而黄蓉既聪慧、机智百变，又忠诚专一，矢志不渝地利用一切资源和机遇扶持郭靖成长。其他人物如黄蓉之父黄药师，风华绝代，武功高绝，却痴情如铁，妻子死去，终生感念妻子情义而不再娶。金国王爷完颜洪烈，位高权重，美貌女子唾手可得，却一生挚爱包惜弱，只有这一位王妃。
《神雕侠侣》中因为遭受挫折而性格偏激的杨过，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情者小龙女，被其柔情治愈，二人为了在一起，排除万难，迭经挫折，而不改其志，终于成为一对艳羡天下的“神雕侠侣”，而痴情者郭襄为了寻找自幼爱慕的杨过，走遍天下，最后爱情无望，到峨眉创立门派，终身不嫁。 比较而言，《笑傲江湖》主角令狐冲面临更多的情感困境，为我们提供了复杂局面下的情感体验。令狐冲爱恋师傅岳不群的女儿、小师妹岳灵珊，但师妹情有所属，喜欢着师弟林平之。岳不群为权力、力量欲望所诱惑，修炼神功葵花宝典而品行恶化，不断陷害令狐冲，给令狐冲带来巨大的心理磨难。秉性旷达的令狐冲陷入对师妹的爱恋不能自拔，岳灵珊死去，他还遵守对师妹的诺言，照顾着情敌林平之，令狐冲在这种种情感磨难中，决不放弃自我，坚守侠义本心，相信爱情，不断自我超越，成为江湖群豪信服的大侠。完美女性任盈盈爱上了令狐冲，给予他百般的关爱和呵护，体恤他对小师妹的情感，种种温暖，令人对人性，对爱情的期待没有落空，增强了我们对爱情的信心。
金庸爱情故事的体验性很强，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高潮感，经历强烈而真切的高潮体验，人们就会信仰其情感为真。那些情感高潮情节又常常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开的，带着一种丰沛的生命力量，撞击着人们的生命体验。如《天龙八部》中萧峰为了救活重伤的痴情的阿朱，前往聚贤庄寻医，明知道自己契丹人身份已经暴露，会遭遇群雄围攻，却毅然前往，与昔日好友们逐个痛饮一碗烈酒，与友情告别，放手厮杀，而萧峰与阿朱的情义是这一段高潮段落的内核，是这场复杂人性表演中最亮的颜色，萧峰的豪情与柔情相互映照，大侠本色得以充分表现。
《天龙八部》最终的高潮戏，是在爱情、家国情感与复杂的江湖关系相互冲突中展开的，对于武侠小说读者构成了强烈的裹挟力量。萧峰不愿意率领契丹大军南征大宋，被辽帝囚禁，中原群豪救出了萧峰，却在雁门关外被辽国大军包围，萧峰身为契丹人高官，为了救助中原群豪脱困，劫持结义兄长辽国皇帝，让其发誓终生不得南侵大宋。事后，萧峰折箭自杀，痴爱萧峰的阿紫（阿朱之妹），抠下自己的眼睛，还给献给她眼睛的游坦之，抱着萧峰的遗体，跳下悬崖，此处高潮体验的核心亦是侠义与痴情的融汇，而且更加诉诸人们的身体刺激，用肉体痛楚与死亡，直击人们的生命体验。这样的情感高潮符合人们的期待，阿紫的爱欲足够强烈而持久，宁可死也要达成所愿——阿紫抱着萧峰跳入深渊，实现了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的夙愿，这正是对爱情信念的极致强化。
金庸小说的爱情故事写尽了人情人性的多样性，在痴情而不可得逞的伤心人中，就有着不同层次、不同色彩的形态，有痴情而自守情操的苦恋人，如苦恋令狐冲的仪琳小师妹（《笑傲江湖》），守护陈圆圆数十载的大侠胡逸之（《鹿鼎记》），也有因情变而性格怪异狠毒的李莫愁（《神雕侠侣》），还有心性变坏的游坦之，爱恋阿紫入骨，对阿紫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天龙八部》），这些人物只是配角，乃至于是反派，然而却因为情根深种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佐证了爱情之伟力。
痴情与纯情是一种浅薄吗？爱情信徒不知道人性的真相吗？不，金庸小说的痴情与纯情，强化了人们的爱情信仰，是明知人性真伪而宁可为爱情陶醉，并且帮助人们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对象增魅移情，这正是金庸小说的美德所在。
金庸小说深化了大众文艺的传统情感伦理准则，除了对狡猾的韦小宝的结局，金庸无力予以惩戒，其他人物在爱情中的表现，都予以了伦理安置，强烈、鲜明、层次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赏罚分明”的伦理安置，构成了金庸作品经典性重要一维。
如在《天龙八部》中，好人有好报，段誉、虚竹等人因为痴情、善良而得到好运，情圣事迹被人们传颂。而作恶者最终会被惩戒，比如阿紫最终抠下眼睛，跳下深渊，既是一种殉情之举，让萧峰走时不寂寞，让我们对萧峰的死多了一点心理慰藉，同时这也是一种大众文艺伦理惩戒的常规手段——用肉体痛楚和死亡惩戒阿紫曾经的劣迹斑斑，读者阅读至此，有着切肤之痛，既同情、感佩于阿紫的深情，也会把情感体验与伦理认知整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混杂着欣快的悲伤与感动。
浪子班头段正淳也受到了惩罚——他四处留情，与诸多美貌情人生下了女儿们，王语嫣、木婉清等等，纷纷与他的王位继承人，同样风流的儿子段誉，结下情缘，看起来将会发生乱伦惨剧，相关人等应被命运惩罚，但是段誉的母亲临终之时，却向段誉坦白，他不是段正淳的亲生儿子，不妨把恋人都娶了——对于风流浪荡子的最大惩罚，就是儿子与继承人不是亲生的。而段誉那个生父却是在段氏皇位争夺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皇叔，皇叔的儿子将会登上皇位，这同样是一种情感与伦理的平衡手段，亦是金庸小说伦理表达的创造性所在。
金庸小说在情感领域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鲜有对手，为我们留下了爱情表达、情感与伦理困境处置的充足经验，宜学而用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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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3）成果]
王祥，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术专著《网络文学创作原理》系高校教材和文学网站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