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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一九九一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至少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小。随后，他在刘遵义教授等学者关于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的经济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曾经惹得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是功力的体现。克鲁格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特别关心。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很是风行一时。
近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以下简称《良知》），除了著作的主题以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思考，也悠然浮上心头。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变得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按照克鲁格曼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这其中除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以外，还包括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包括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样从两头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例如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叫嚷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打击和瓦解工会。右转的结果，使得随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让极少数人受惠，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结果贫富差距急遽扩大。在这个过程里面，共和党以金钱和“黑手党那样的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还尖锐地指出，以当今的共和党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虽然他们有本事从来不那么说。
面对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学家必须给出说明。可是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之熏陶，总是从技术和经济方面寻找原因。例如说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蓝领工作的重要性下降，使薪酬对于学历变得非常敏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上述周期论用于描述从初级阶段到中产阶级化的过程，如果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拿来说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反而扩大，却实在没有说服力。至少，包括技术进步论和周期论在内，都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克鲁格曼强调，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的和比较和谐的美国。制度方面，包括比较高的税率和讲究覆盖的社会福利，还有工会的适当地位。规范方面，例如“老板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太大将不利于士气”的社会共识。其他发达国家恰恰都在这些方面做得比美国好。说到底，现在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四十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三百六十七倍，扩大了将近九倍。
贫富不均和政治两极化之间，孰因孰果？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是经济决定政治，但是克鲁格曼说，他“已经愈来愈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制度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
克鲁格曼批评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理念之熏陶，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具体到政治经济孰因孰果的问题，我国学人更加需要觉悟的是，我们曾经长期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条的熏陶。我也是经历了一些思想碰撞，才慢慢有了这个感悟。
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天在白宫办公厅回访时，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的一句仿佛题外的话，曾经给我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说，“你们的经济学认为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是这样看”。也许他比较了解过去我们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唯物主义长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我心里有点不服气的是，他应该知道，面向世界的中国学者，已经很少会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教条束缚了。
可是在二○○二年，我读到杨小凯教授的文章《我的见证》，文章是讲他皈依宗教的过程。也许因为我和杨小凯教授一样，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并且从中得到许多很有意义的启发。
文章的一个细节是，杨小凯教授说起教友对他们的那种“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关爱，让他“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读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把教友的关爱说成是“无缘无故的爱”。在我看来，这是有缘有故的呀，出自他们的爱心啊。后来，我才悟到，我国学者头脑里多半已经不自觉的经济决定意识的理念，更多地不是因为修过宣讲“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或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源自领袖说的：“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我想，小凯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有纯粹出于爱心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但是按照上述的语用，这种纯粹出于爱心的爱，却是“无缘无故的爱”。
不清楚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否知道“无缘无故的爱”的说法，但是他比较正面提出的，是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的理念。对此倒应该承认，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我们多半都可以随口而出，虽然我们未必就相信它。所以，对于克鲁格曼的《良知》，我们也算是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读者。
按照夏征农主编的一九九九年版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二年第四次印刷），“经济基础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考研辅导材料上，则会更进一步明确：“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
我猜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来自苏俄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说法，反映了领袖的浪漫主义发挥。是不是这样，盼读者和专家指教。这不等于说他反对经济决定论。除了“无缘无故的爱”，他还写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像还容忍左右发挥出“富则修”的命题。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
我并不完全认同克鲁格曼的所有看法。首先是这些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只惠及“极少数人”？我的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学生，就觉得最近十几年收入提高得很快，但是他们似乎不属于那“极少数人”。还有就是欧洲那些福利国家的情况是否就那么好。事实上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例如《良知》几处把法国作为和美国的对比，可是法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去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不过，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两点并不那么直接，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倒是觉得，社会分配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当前，我国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重问题。所以克鲁格曼的分析，应该能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相当时间以来，“小政府”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说法，但是究竟应该“小”在哪里，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市场是个近视眼，趋利避害见能耐。”为了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政府不能不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能不管教育平等和社会保障。致力教育平等方面，最近开始有一些动作，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看来却还是举步维艰。至于社会再分配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具体措施。
对于市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越“小”越好，不要建关设卡，扭曲资源的社会配置。市场无能为力的地方，政府却责无旁贷。所谓市场难以做好的事情，除了国防和外交，我看主要就是教育公平和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安居问题也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现在我国，不但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了，而且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出这样的转变，以期实现期许的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要注意克鲁格曼写作《良知》的社会环境。就干预市场机制的运作而言，美国政府已经很“小”，我们的政府却还是很“大”。就社会福利的覆盖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克鲁格曼批评过“小政府”理念，就浪漫到还要我们的政府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大”。
如果按照克鲁格曼所言，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策，在尊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从现在就开始。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
近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以下简称《良知》），除了著作的主题以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思考，也悠然浮上心头。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变得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按照克鲁格曼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这其中除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以外，还包括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包括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样从两头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例如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叫嚷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打击和瓦解工会。右转的结果，使得随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让极少数人受惠，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结果贫富差距急遽扩大。在这个过程里面，共和党以金钱和“黑手党那样的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还尖锐地指出，以当今的共和党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虽然他们有本事从来不那么说。
面对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经济学家必须给出说明。可是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之熏陶，总是从技术和经济方面寻找原因。例如说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蓝领工作的重要性下降，使薪酬对于学历变得非常敏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上述周期论用于描述从初级阶段到中产阶级化的过程，如果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拿来说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反而扩大，却实在没有说服力。至少，包括技术进步论和周期论在内，都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克鲁格曼强调，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的和比较和谐的美国。制度方面，包括比较高的税率和讲究覆盖的社会福利，还有工会的适当地位。规范方面，例如“老板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太大将不利于士气”的社会共识。其他发达国家恰恰都在这些方面做得比美国好。说到底，现在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四十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三百六十七倍，扩大了将近九倍。
贫富不均和政治两极化之间，孰因孰果？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是经济决定政治，但是克鲁格曼说，他“已经愈来愈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制度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
克鲁格曼批评美国经济学家饱受“无形之手”理念之熏陶，这个容易理解。但是具体到政治经济孰因孰果的问题，我国学人更加需要觉悟的是，我们曾经长期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信条的熏陶。我也是经历了一些思想碰撞，才慢慢有了这个感悟。
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天在白宫办公厅回访时，作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他的一句仿佛题外的话，曾经给我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说，“你们的经济学认为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我们却不是这样看”。也许他比较了解过去我们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唯物主义长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我心里有点不服气的是，他应该知道，面向世界的中国学者，已经很少会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教条束缚了。
可是在二○○二年，我读到杨小凯教授的文章《我的见证》，文章是讲他皈依宗教的过程。也许因为我和杨小凯教授一样，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并且从中得到许多很有意义的启发。
文章的一个细节是，杨小凯教授说起教友对他们的那种“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关爱，让他“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读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把教友的关爱说成是“无缘无故的爱”。在我看来，这是有缘有故的呀，出自他们的爱心啊。后来，我才悟到，我国学者头脑里多半已经不自觉的经济决定意识的理念，更多地不是因为修过宣讲“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或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源自领袖说的：“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我想，小凯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有纯粹出于爱心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但是按照上述的语用，这种纯粹出于爱心的爱，却是“无缘无故的爱”。
不清楚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否知道“无缘无故的爱”的说法，但是他比较正面提出的，是经济状况决定意识形态的理念。对此倒应该承认，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我们多半都可以随口而出，虽然我们未必就相信它。所以，对于克鲁格曼的《良知》，我们也算是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读者。
按照夏征农主编的一九九九年版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二年第四次印刷），“经济基础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考研辅导材料上，则会更进一步明确：“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
我猜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言，来自苏俄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说法，反映了领袖的浪漫主义发挥。是不是这样，盼读者和专家指教。这不等于说他反对经济决定论。除了“无缘无故的爱”，他还写过“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像还容忍左右发挥出“富则修”的命题。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
我并不完全认同克鲁格曼的所有看法。首先是这些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只惠及“极少数人”？我的一些在美国工作的学生，就觉得最近十几年收入提高得很快，但是他们似乎不属于那“极少数人”。还有就是欧洲那些福利国家的情况是否就那么好。事实上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例如《良知》几处把法国作为和美国的对比，可是法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去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不过，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两点并不那么直接，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倒是觉得，社会分配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当前，我国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严重问题。所以克鲁格曼的分析，应该能够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相当时间以来，“小政府”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说法，但是究竟应该“小”在哪里，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市场是个近视眼，趋利避害见能耐。”为了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政府不能不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能不管教育平等和社会保障。致力教育平等方面，最近开始有一些动作，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看来却还是举步维艰。至于社会再分配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具体措施。
对于市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越“小”越好，不要建关设卡，扭曲资源的社会配置。市场无能为力的地方，政府却责无旁贷。所谓市场难以做好的事情，除了国防和外交，我看主要就是教育公平和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安居问题也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现在我国，不但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了，而且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已经提高了许多。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出这样的转变，以期实现期许的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要注意克鲁格曼写作《良知》的社会环境。就干预市场机制的运作而言，美国政府已经很“小”，我们的政府却还是很“大”。就社会福利的覆盖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克鲁格曼批评过“小政府”理念，就浪漫到还要我们的政府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大”。
如果按照克鲁格曼所言，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策，在尊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从现在就开始。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