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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年近75岁的男子，以满腹深情写下的一些文字，是赠予她的生日礼物，而这个她，就是我的太太。太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我富有还是贫穷，她都是要陪伴我一辈子的女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啊，我们的恋情应该说并无太多传奇。但愿你看了我们的故事，会感到温馨，且嘴角不时地漾起微笑，这就够了。
我和我太太的恋爱如同千万普通百姓一样，是经人介绍认识开始的。比起一见钟情，好像少了许多浪漫，但也是一种缘分使然，且可靠性和温暖并不亚于那精彩如小说一般的婚姻。
1971年，一位亲友应我的请求送来3张黑白照片，作为相亲的开始。相片上的女孩子挺清秀的样子，有一种学生气的美丽，这让我很有好感。又听说，她为人是少有的干净和清纯，甚至有点趋于封建了——走在外头目不斜视，冷冷的，谁也不理睬。我不由暗中欣喜，好极了，这合我的心意。
第一次约会，是在大上海电影院看《白毛女》。在耀眼的霓虹灯下，她如约而至（当然由亲友陪着）。我只看了她一眼，还是侧面，已有惊为天人或者说惊为天仙之感。我赶紧收回我的视线，不好意思再看。电影情节是熟悉的，但那天等于没看。结束后，我单独送她回家，不免有一些交谈。她好像有意愿找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男生。那天，她最后不冷不热地抛给我一句话：“你觉得有必要再聊一聊，也可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第二次约会。
我这个人自己不怎么样，对别人却十分挑剔，因此和我做朋友实在很难。当她从照片上“走”下来，本以为她会显露出她的不完美，但这个女孩儿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她比照片上还要有吸引力。坦白地说，我没有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一个晚上，我从一堆施工用的小石头堆后面跃出，轻轻地叫了她一声：“小杨。”她好像吓了一跳。她后来说：“你怎么好像孙大圣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她对我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雄赳赳、气昂昂，像一个解放军（也对，我刚从泰州解放军农场“改造”回来）。
她是一个影迷、戏迷，她迷越剧，还迷沪剧，我立马觉得彼此亲近了许多。除了配音，之前我还陷在评弹、沪剧艺术里不能自拔。那个年轻的袁派唱腔的首创者袁滨忠，我视之为100年才能出来一个的好嗓子。我是停留在想象阶段，顶多在广播里收听节目，而她不但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出，还在散场之后，到演员的必经之路上，与一大帮粉丝一起，试图一睹其生活中的风采。
一想到那个场景，我就不禁发笑，因为她那时候才读初中。她还提到，她大哥有时会带她去书场听书，哇，满场子的“遗老遗少”都惊讶地向她行注目礼，好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得，我和她至少在醉心于艺术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因此，以后逛街不愁会出现什么尴尬的冷场了。但让我深感对不住的是，直到这时，我依然在做配音的白日梦，早早晚晚在校园里混，前途未卜，希望渺茫。她是冒着风险，来到我身边陪我做梦。
怀着含含糊糊的希望，或是所谓在上戏当老师的错觉，1972年春节，我们结婚了。是上天保佑吧，也是托我贤妻的福，1972年，学院领导突然宣布，所有滞留在学院里的学员，一律实行再分配，又适逢上譯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于是我逮住这个天大的机会，在表演老师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在做了12年配音梦之后，终于圆了梦，成为一名配音演员，有了一份我此生最喜欢也最适合做的工作。我的心里充满幸福感，我的太太因为把她的人生之梦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因此充满了幸福感。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1月，之后，什么收入偏低、无名无利以及跑5年龙套等状况，我是都不放在心上的了。
就在这一年的2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这令我大喜过望。
回想我踏进上译厂以及成名前后的岁月，对于我太太给我的支持，我真诚地在心里说：“辛苦你了，有你真好。”事实上，因我做事一向过分投入，每接到一个角色，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懈于再过问其他事，细小的家务当然更不管了。为了做好工作，骑车背台词也曾被大卡车撞飞；中午怕嗓子充血，不吃午饭亦是常有之事。我整天恍恍惚惚如梦游一般，这就苦了我的太太。真难以想象过去的一天又一天，她是怎么过来的。对付一日三餐，抚养、辅导小孩（5年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除此之外，她还要上班，而她从前是大小姐，连手绢都是家人洗的。一切需从头学起，而我的妈妈又特别能干，要求也就特别严格，所以我太太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她婚后是能省则省，跟从前读书时判若两人。但我看她一点也不抱怨，有事则是默默地忍着。特别对不住她的是，她两次生孩子，我都怕影响工作，不好意思请假，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却未能陪在她身边，致使她独自一人对着头顶白白的天花板发呆……
相亲相爱10年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份事业上的名声，给我太太的脸上带来光彩，我是深感欣慰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她对我的好，我一直在心底埋着要报答她的心愿，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而我的太太比我要沉得住气，她不张扬、不炫耀，更满足于把听我配音作为自己的最大享受，这是她的家教所致。
而令我得意更多的，是我们的儿子生得少见的好看、少见的可爱。我那时还处于跑龙套阶段，不太忙，于是有一回兴致上来了，一早就把儿子抱到译制厂演员候场室。就像在我太太的亲友、同学、同事中一样，同样引起了轰动。有同事说：“希望这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像邱岳峰老师，干脆一把把他抱走，去马路对面的杂货店给他买巧克力。”的确，我和我太太都是凡夫俗子，有了以上这些补偿，心里挺满足的。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有快乐也有酸楚。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70岁，我的太太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不过也接近70岁了。自然，各种老年性疾病纷纷冒出来，所幸我们俩身上的“零件”基本上还都在，又有一个与众不同、招人怜爱的小外孙，今年还会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出生。
现在，我和我太太都已退休多年，没闲着，也非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除了非常乐意地辛苦着——带小外孙，我还有我的一些社会工作，她则有她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份家务。生活还是这样充实。
这把年纪了，闲暇时，我爱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不免会怀着无限感慨，对过去多加回顾和总结。彼此的优缺点，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我这个人缺点一抓一大把，诸如孤僻、固执、偏激、兴趣单一，是一个干巴巴且挺乏味的男士。而我简直找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缺点。跟我恰恰相反，她虽不是能说会道的人，但人缘极好，大家都喜欢和她交朋友，因而形成好些朋友圈，自己再有不悦，也容易被冲淡。
我欣赏她对生活浓浓的情趣，还有向往读书的那种劲头。可惜，因为“文革”，她一心向往上医学院的梦破灭了。后来孩子们大了些，她又重燃出去上学进修的念头，却因我的冷淡而被扼杀。后来她听说有老年大学声乐班在招生，一周仅半天，她就非去不可了。我趁机动员她报烹饪班，她听了几乎要跳起来，我赶忙说：“报唱歌，报唱歌。”
现在我知道她还有两个心愿。首先她有驾车的瘾，考驾照居然也是一次通过，以她65岁高龄，一举拿下驾照，让她的教练脸上好生光彩。拿到驾照，她喜滋滋地开始研究买哪款车了，被我和儿女拦住：“这把年龄，别做‘马路杀手’啦，孩子们有事儿没事儿都能载着我们出去，就够了！”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家里能再出一名演员，因为下一代再无人从事声音艺术对我们来说颇为可惜。
最近，我和我太太经常聊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她常常叮嘱我：“要当心身体，我们彼此都要当心身体。”是啊，人生虽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们俩亦可以经常获得一份好的心情。
我们知足。
是啊，我们的恋情应该说并无太多传奇。但愿你看了我们的故事，会感到温馨，且嘴角不时地漾起微笑，这就够了。
我和我太太的恋爱如同千万普通百姓一样，是经人介绍认识开始的。比起一见钟情，好像少了许多浪漫，但也是一种缘分使然，且可靠性和温暖并不亚于那精彩如小说一般的婚姻。
1971年，一位亲友应我的请求送来3张黑白照片，作为相亲的开始。相片上的女孩子挺清秀的样子，有一种学生气的美丽，这让我很有好感。又听说，她为人是少有的干净和清纯，甚至有点趋于封建了——走在外头目不斜视，冷冷的，谁也不理睬。我不由暗中欣喜，好极了，这合我的心意。
第一次约会，是在大上海电影院看《白毛女》。在耀眼的霓虹灯下，她如约而至（当然由亲友陪着）。我只看了她一眼，还是侧面，已有惊为天人或者说惊为天仙之感。我赶紧收回我的视线，不好意思再看。电影情节是熟悉的，但那天等于没看。结束后，我单独送她回家，不免有一些交谈。她好像有意愿找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男生。那天，她最后不冷不热地抛给我一句话：“你觉得有必要再聊一聊，也可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第二次约会。
我这个人自己不怎么样，对别人却十分挑剔，因此和我做朋友实在很难。当她从照片上“走”下来，本以为她会显露出她的不完美，但这个女孩儿和我想象中的大不一样，她比照片上还要有吸引力。坦白地说，我没有失望。
第二次见面，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一个晚上，我从一堆施工用的小石头堆后面跃出，轻轻地叫了她一声：“小杨。”她好像吓了一跳。她后来说：“你怎么好像孙大圣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她对我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我雄赳赳、气昂昂，像一个解放军（也对，我刚从泰州解放军农场“改造”回来）。
她是一个影迷、戏迷，她迷越剧，还迷沪剧，我立马觉得彼此亲近了许多。除了配音，之前我还陷在评弹、沪剧艺术里不能自拔。那个年轻的袁派唱腔的首创者袁滨忠，我视之为100年才能出来一个的好嗓子。我是停留在想象阶段，顶多在广播里收听节目，而她不但去现场看了他的演出，还在散场之后，到演员的必经之路上，与一大帮粉丝一起，试图一睹其生活中的风采。
一想到那个场景，我就不禁发笑，因为她那时候才读初中。她还提到，她大哥有时会带她去书场听书，哇，满场子的“遗老遗少”都惊讶地向她行注目礼，好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得，我和她至少在醉心于艺术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因此，以后逛街不愁会出现什么尴尬的冷场了。但让我深感对不住的是，直到这时，我依然在做配音的白日梦，早早晚晚在校园里混，前途未卜，希望渺茫。她是冒着风险，来到我身边陪我做梦。
怀着含含糊糊的希望，或是所谓在上戏当老师的错觉，1972年春节，我们结婚了。是上天保佑吧，也是托我贤妻的福，1972年，学院领导突然宣布，所有滞留在学院里的学员，一律实行再分配，又适逢上譯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于是我逮住这个天大的机会，在表演老师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在做了12年配音梦之后，终于圆了梦，成为一名配音演员，有了一份我此生最喜欢也最适合做的工作。我的心里充满幸福感，我的太太因为把她的人生之梦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因此充满了幸福感。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1月，之后，什么收入偏低、无名无利以及跑5年龙套等状况，我是都不放在心上的了。
就在这一年的2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这令我大喜过望。
回想我踏进上译厂以及成名前后的岁月，对于我太太给我的支持，我真诚地在心里说：“辛苦你了，有你真好。”事实上，因我做事一向过分投入，每接到一个角色，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懈于再过问其他事，细小的家务当然更不管了。为了做好工作，骑车背台词也曾被大卡车撞飞；中午怕嗓子充血，不吃午饭亦是常有之事。我整天恍恍惚惚如梦游一般，这就苦了我的太太。真难以想象过去的一天又一天，她是怎么过来的。对付一日三餐，抚养、辅导小孩（5年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除此之外，她还要上班，而她从前是大小姐，连手绢都是家人洗的。一切需从头学起，而我的妈妈又特别能干，要求也就特别严格，所以我太太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她婚后是能省则省，跟从前读书时判若两人。但我看她一点也不抱怨，有事则是默默地忍着。特别对不住她的是，她两次生孩子，我都怕影响工作，不好意思请假，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却未能陪在她身边，致使她独自一人对着头顶白白的天花板发呆……
相亲相爱10年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份事业上的名声，给我太太的脸上带来光彩，我是深感欣慰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她对我的好，我一直在心底埋着要报答她的心愿，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而我的太太比我要沉得住气，她不张扬、不炫耀，更满足于把听我配音作为自己的最大享受，这是她的家教所致。
而令我得意更多的，是我们的儿子生得少见的好看、少见的可爱。我那时还处于跑龙套阶段，不太忙，于是有一回兴致上来了，一早就把儿子抱到译制厂演员候场室。就像在我太太的亲友、同学、同事中一样，同样引起了轰动。有同事说：“希望这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像邱岳峰老师，干脆一把把他抱走，去马路对面的杂货店给他买巧克力。”的确，我和我太太都是凡夫俗子，有了以上这些补偿，心里挺满足的。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有快乐也有酸楚。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70岁，我的太太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不过也接近70岁了。自然，各种老年性疾病纷纷冒出来，所幸我们俩身上的“零件”基本上还都在，又有一个与众不同、招人怜爱的小外孙，今年还会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出生。
现在，我和我太太都已退休多年，没闲着，也非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除了非常乐意地辛苦着——带小外孙，我还有我的一些社会工作，她则有她的朋友圈，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份家务。生活还是这样充实。
这把年纪了，闲暇时，我爱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不免会怀着无限感慨，对过去多加回顾和总结。彼此的优缺点，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我这个人缺点一抓一大把，诸如孤僻、固执、偏激、兴趣单一，是一个干巴巴且挺乏味的男士。而我简直找不出她有什么明显的缺点。跟我恰恰相反，她虽不是能说会道的人，但人缘极好，大家都喜欢和她交朋友，因而形成好些朋友圈，自己再有不悦，也容易被冲淡。
我欣赏她对生活浓浓的情趣，还有向往读书的那种劲头。可惜，因为“文革”，她一心向往上医学院的梦破灭了。后来孩子们大了些，她又重燃出去上学进修的念头，却因我的冷淡而被扼杀。后来她听说有老年大学声乐班在招生，一周仅半天，她就非去不可了。我趁机动员她报烹饪班，她听了几乎要跳起来，我赶忙说：“报唱歌，报唱歌。”
现在我知道她还有两个心愿。首先她有驾车的瘾，考驾照居然也是一次通过，以她65岁高龄，一举拿下驾照，让她的教练脸上好生光彩。拿到驾照，她喜滋滋地开始研究买哪款车了，被我和儿女拦住：“这把年龄，别做‘马路杀手’啦，孩子们有事儿没事儿都能载着我们出去，就够了！”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家里能再出一名演员，因为下一代再无人从事声音艺术对我们来说颇为可惜。
最近，我和我太太经常聊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她常常叮嘱我：“要当心身体，我们彼此都要当心身体。”是啊，人生虽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我们俩亦可以经常获得一份好的心情。
我们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