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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46年后，洪作胜从几十公里外的家里出发，沿着九曲山路，登上海拔千米的五云山。
在元宵节的细雨中，抵达山顶的上坪坑村时，洪作胜突然扒开枯乱的草丛，58岁的身躯箭步跨上山坡。
他在坡上眺望半山腰，顺着他目光的方向，一片陡峭的枯草覆盖，没有路。洪作胜不发一言，沿着长满青苔的下山石阶，几步一歇下了山。
1989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浙南大雪。洪作胜把父亲的尸骨从他眺望的半山腰挖出来。22年前的埋人坑，被一块山石填埋，洪作胜在其间发现了父亲那双攀山越岭腐烂的鞋底。5天后，爷爷洪春孝去世。
1967年，一场武斗爆发在附近的交背山，记录在案的伤亡人数达三十多。洪云科，洪作胜的父亲，出诊途中，被当作武斗组织的探子杀害，埋在后山腰那个坑里。
46年后，当年的多名行凶者有的悄然离世，苟活者已届高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修订后的几度修正，邱日仁，离乡29年的行凶者之一，一经现身，便招来历史的公诉。
洪家两兄妹在父亲去世后成了孤儿 图/ 赵佳月
1967年5月，瑞安县公安局成立军事管制小组。
5月29日，联站组织农民进县城，与联总的部分人员发生械斗，农民退出县城时，死伤多人。
7月，瑞联站部分人员冲击驻风岙解放军炮营，夺取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并向城内发射数发无引信炮弹。
同月，瑞联总在县城的总部被瑞联站的武斗队包围100多天，至10月初，支左解放军（6515，6517部队先后进驻瑞安）进城后，撤围。
“联站”退守山区期间，于瑞安马屿区交背山上被“联总”围追打败，死10人，伤26人，“联站”不得不退居五云山。
这年12月12日一早，34岁的洪云科作别家中9岁的女儿洪作美，“他说山上有人受伤，还有药费要收。”那天，他穿那个年代里代表勤劳的的青色衣裤，架着他的厚眼镜出了门。洪作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早年母亲已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家中还有同样行医为生的爷爷洪春孝。
父亲两三日不见回，从山上上坪坑村下来卖柴的人告诉洪家，洪云科被“联站”的人杀了。洪春孝闻此讯，卧病几日未起。
洪家生计本不差，但是“文革”一起即被定性为地主，家中田地和房产很快被瓜分。爷爷洪春孝成为两兄妹惟一可依靠的人，“但是爷爷也时常被拉出去批斗，他好像听说谁杀了爸爸，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常常感叹自己没用。”
父亲被害时，洪作胜12岁。
“看着妹妹喝水充饥”，他开始跟着爷爷学起了土医术。洪作胜不识字，写起中医方子来却龙飞凤舞。他在上山行医的过程中渐渐清晰了父亲的死。
十五岁，他记住了两个杀父仇人：洪万青和邱日仁。20岁，他知道还有邻村的孔万德，此后他与这些人见面不打招呼。
在一份写有“最高指示”的稿纸上，有1970年7月29日记录的案件调查报告。
1967年12月12日，洪云科到梅屿乡五云山洞桥村一带行医，顺便收取别人欠他的药费。到陈志明家时，陈家住着“联站”武装人员，遇见欠其1.60元药费的钟刻全。
洪云科问：“阿全伯，阿全伯，你身边钞票有没有。”钟刻全回说：“身边没有，一会到我家给你。你先在这里玩一下吧。”
洪随钟动身回家取钱。洪走出陈志明家十几步，回过头问联站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洪云科这一问，引来联站武装人员怀疑。
联站人员询问与洪同一大队的黄贤富：“这人你知道吗？”黄回：“这人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两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在场的联站武装人员听说是“地主儿”，开始怀疑是联总的探子：“把他抓起来，地主儿子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洪被送到“南线指挥部”，交给瑞安联站头目王光文。
下午三时许，联站马屿区头目林良君到“南线指挥部”领口令，王光文将洪云科交给林：“你带去了解一下看是否有用，听说是探水，地主儿，作风不好。” 林将洪带走后，在马屿区联站驻地，引来一片喊“杀”声。“跳得最高的是洪万青、邱日仁等人。”
晚饭后约六点，林良君喊来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对洪的处理。夏认为自己是干部，支使陈去了解，陈遇见孔万德，孔即称：“这人我怎么不认识呢！他姘头也在我地方。”陈说：“他参加什么组织？”孔：“没有参加哪派组织。”
两人商量着要杀洪云科。为获得更多动力和勇气，他们又喊来洪万青和邱日仁。
邱日仁接过话茬：“干掉干掉，地主儿干掉什么关系，在地方上表现很坏，作风又不好。”洪万青接着说：“地主儿干掉有什么关系。”孔万德也壮了胆：“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作用也不大。”
两小时后，林良君再度出现：“现在群众意见很大，说我们头头在交背山打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探子抓来不杀。据了解解放军有一个师包围我们五云山，随时可能要撤，这个人放在这里不好，是否把他杀掉？”多方再度碰头，再度取得一致。
林说：“用什么东西干掉好呢？”陈说：“用绳子勒死好了，不要浪费子弹，不要暴露目标。”
“带到什么地方勒死好呢？”林问。
“带到西面后半山，那里静，叫起来也听不到。”夏说。
在1970年邱日仁的“摆现场”中，洪万青做好了绳套套在洪云科颈脖上，拉着绳子一头，邱日仁拉着另一头，“是我拉死洪云科后……我和万青将尸体拖到坑边，看见黄方左、孙永却在挖坑……差不多埋好时，我看见孔万德。”
行凶前，邱日仁和洪万青脱掉洪云科的衣裤，邱问洪：“你是探水（子）吗？”邱日仁说，洪并未开口。他们在洪的衣服中搜出一支圆珠笔和现金2.40元。“笔不知掉在何处，现金买香烟大家吃了。”
埋尸体时，邱日仁发现坑挖小了，又从附近村民家借来锄头，将洪云科双腿铲断，“放在坑里时放不下，我把云科脚上敲了三敲，敲得很重”。
多年后，洪作胜到上坪坑村看病，依稀听人们说起：“你父亲被害那年，我们都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
洪云科被害后，洪家含冤默默过着医家生活。第四代“80后”洪万东，已经不再是“土医生”了。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就职于温州医院的消化科，他再也不需要像祖父辈那样跋山涉水出门行医。节假日，从温州回家探望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乡邻都会上门寻医问诊。
46年间，洪万东父母依稀记得，在1985年左右收到过“政府人员送来的两张纸”。不识字的洪家二老并未细问这两张纸意味着什么。
2012年底，洪家又收到两张纸，两周后母亲将纸张交到洪万东手中，这是公安局交给检察院的对邱日仁起诉意见书。
家里没有任何洪云科的遗物，洪万东对爷爷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倒是能从父亲的沉默中感受到一股不断膨胀的力量。
他向父亲了解爷爷的死因，像素日里做医学论文一样上网检索法律知识。洪家没有请律师：“我们了解过邱日仁的情况，他年纪那么大了，也判不了刑。估计钱也赔不了多少，但我父母说要恢复名誉。哪怕邱日仁到我爷爷坟前认个错也好。”
2013年2月18日，邱日仁杀害洪云科一案在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开庭。
被认为双耳失聪的邱日仁在一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只说了两句直面的话：承认杀人是事实；认罪。此外，邱多次称自己肚子疼，喊“听不清楚”。
庭审被作为体现当地法院体恤民情、上门开庭的宣传典型，公之于众。舆论却并未买账，大家自动过滤了“上门”两字，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
这并不是洪云科被害案第一次审查。
最早是1970年左右，这几名涉案的“联站”成员纷纷被抓。上至王光文，下至邱日仁，在纸面上均因涉洪案被审查。
76岁的洪万青回忆，自己在1969年“被军队抓了3年半，林良君也被抓了。因为联站武斗输了”。形势好转，他重回生产大队当大队长。
洪万青并不愿打开尘封记忆，反复重复：“他们交给我绳子，我扔了，然后走了。”此外发生的事情，他都已“不知道了”。
在面对“是否参与杀害”和“如何杀害”的问题时，他双手按住的膝盖抖动起来。
他记得洪云科是洪春孝的儿子，记得林良君是竖起拇指的“头头”，记得“大家你喊走，我喊走，就一起拿着武器出去了”，记得“那时候打死个人跟没事一样”。
曾拉绳子另一头的邱日仁最害怕被拍照。他总是盯着手机镜头喊：“不要拍照！”人们吃力地与他交流，打听他与案件相关的情况，如同律师会见他时那样，他回答最多的是：“听不清楚。”偶尔会“选择性”听到几句。他的侄子记得，1970年代，邱日仁也曾被抓过几个月。之后回村一度重新当过干部。1980年代，他甚至入了党。
这位面临审判的81岁老人，头发和眉毛乌黑，眼神敏捷，显得惊人的年轻。
在1972年中共瑞安县委文件《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中：林良君“拟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万青“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夏成道、陈朝楷、邱日仁等均“免予刑事处分”。这一意见从县委递交到地委后，并无公开材料显示有回音。
1980年代，反思“文革”之风初兴。从1986年6月至1987年7月，瑞安县开始主动复查“文革”中刑事案件的遗留问题。《瑞安县志》中记录当年共审结案件201件，改判案件167件，维持原判31件。
在这股政法风潮中，洪云科一案再一次被提起诉讼。判决结果是：林良君有期徒刑7年；洪万青有期徒刑1年6个月，因此前被抓3年半，当时即已刑满。
邱日仁在此期间被批准逮捕，因其从1984年已“抛子离乡”，家人不知其踪，法律无从追索。
2012年7月18日，酷暑天气，出租车司机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发现一名晕倒的老人。“随身带有两个编织袋，一床被子”。
司机报了警。塘下派出所把他带走，醒来后老人说自己是篁社村的。所属的马屿派出所将其接回村里，老人认出村口那棵170年的古榕树，说自己是雷公山的。 村里来了很多人，老人与他们相互辨认。几个年老的村民斟酌几番，便与他相认。他就是离家三十多年的邱日仁。
洪作胜走在去往父亲被害地的山路上 图/ 赵佳月
这个亲人相认的故事很快占据了《瑞安日报》的版面。邱日仁被认为是从浙江丽水来，村民们觉得他说话夹带福建口音，偶尔会听到他说自己这些年在台湾。
邱日仁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村委给了1000元钱，村民和儿女各自凑钱为他修了一间水泥瓦房。衣衫褴褛的流浪老人被同村人拾掇得精神抖擞。
篁社村村委书记陈碧桂想起：“他不在家这些年，马屿镇派出所几乎每年都会来打听他回来没有。后来我们都觉得大概是死了吧，出去这些年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也有四五年没来问起过了。”
报章这一登，马屿镇派出所自然也发现了多年追踪的“人犯”。
在洪云科所在的梅屿乡马上村，邱日仁并没有《瑞安日报》上那般温情。
洪家人认为，邱日仁是认识洪云科的。“他从篁社到梅屿做进婿，生下一个女儿，就在我们家旁边。然后又到别的村做进婿，生下一个儿子。”
一位与洪云科同龄的杜姓老人回忆，一次洪喊他去祠堂观看当地的“鼓词”表演，他没去，洪去了。洪一去便“碰上邱日仁背着家中妻儿，又和别的女人好了”。洪当场指责了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在邱日仁所在的篁社村，村民都笑称：“他有很多老婆的。”
传言似乎不是空穴来风。瑞安梅屿公社马上革命领导小组曾于1970年5月出具“邱日仁的历史”称：“邱日仁1961年迁入梅屿乡马上村女社员家为进婿……以手工业为业，劳动很少，在这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劳动中，表现坏，派性非常严重，暗地搞谋害群众诡计，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抓住，故此牢记在心，藉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3个月后，梅屿人民公社革委会和马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联合提交“关于邱日仁的情况反映”：“1.邱一贯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他都是手工业为主（弹棉花、做面条），劳动态度极差；2.在我们队里经常吵架，他还经常扬言：谁跟我吵，就干掉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大队杜记浩同志跟他有恩怨，他几次想办法要杀害他，但受到别人的制止，后未成。在我们大队影响极差。我们要求政府依法处理邱。”
1970年6月，邱日仁承认在1962年5月间曾与马上大队一位叫阿奶的有夫之妇“发生四次肉体关系”，其中一次邱日仁送阿奶五毛钱，第四次曾被碰见，在村里落下话柄。
这些村里的陈年旧事，对洪万东来说是陌生的。作为家里的公民代理，要惩罚“世仇”的心并不迫切。尽管开庭当日也一度激愤：“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虽然法律对75岁以上的老人有所姑息，但是情节恶劣的仍可判死刑。”站在那段历史的外头，洪万东显得理性：“我们其实只需要一句道歉。”
在元宵节的细雨中，抵达山顶的上坪坑村时，洪作胜突然扒开枯乱的草丛，58岁的身躯箭步跨上山坡。
他在坡上眺望半山腰，顺着他目光的方向，一片陡峭的枯草覆盖，没有路。洪作胜不发一言，沿着长满青苔的下山石阶，几步一歇下了山。
1989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浙南大雪。洪作胜把父亲的尸骨从他眺望的半山腰挖出来。22年前的埋人坑，被一块山石填埋，洪作胜在其间发现了父亲那双攀山越岭腐烂的鞋底。5天后，爷爷洪春孝去世。
1967年，一场武斗爆发在附近的交背山，记录在案的伤亡人数达三十多。洪云科，洪作胜的父亲，出诊途中，被当作武斗组织的探子杀害，埋在后山腰那个坑里。
46年后，当年的多名行凶者有的悄然离世，苟活者已届高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修订后的几度修正，邱日仁，离乡29年的行凶者之一，一经现身，便招来历史的公诉。
1967年5月，瑞安县公安局成立军事管制小组。
5月29日，联站组织农民进县城，与联总的部分人员发生械斗，农民退出县城时，死伤多人。
7月，瑞联站部分人员冲击驻风岙解放军炮营，夺取数门火炮及一批无引信炮弹。并向城内发射数发无引信炮弹。
同月，瑞联总在县城的总部被瑞联站的武斗队包围100多天，至10月初，支左解放军（6515，6517部队先后进驻瑞安）进城后，撤围。
“联站”退守山区期间，于瑞安马屿区交背山上被“联总”围追打败，死10人，伤26人，“联站”不得不退居五云山。
这年12月12日一早，34岁的洪云科作别家中9岁的女儿洪作美，“他说山上有人受伤，还有药费要收。”那天，他穿那个年代里代表勤劳的的青色衣裤，架着他的厚眼镜出了门。洪作美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早年母亲已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家中还有同样行医为生的爷爷洪春孝。
父亲两三日不见回，从山上上坪坑村下来卖柴的人告诉洪家，洪云科被“联站”的人杀了。洪春孝闻此讯，卧病几日未起。
洪家生计本不差，但是“文革”一起即被定性为地主，家中田地和房产很快被瓜分。爷爷洪春孝成为两兄妹惟一可依靠的人，“但是爷爷也时常被拉出去批斗，他好像听说谁杀了爸爸，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常常感叹自己没用。”
杀人
父亲被害时，洪作胜12岁。
“看着妹妹喝水充饥”，他开始跟着爷爷学起了土医术。洪作胜不识字，写起中医方子来却龙飞凤舞。他在上山行医的过程中渐渐清晰了父亲的死。
十五岁，他记住了两个杀父仇人：洪万青和邱日仁。20岁，他知道还有邻村的孔万德，此后他与这些人见面不打招呼。
在一份写有“最高指示”的稿纸上，有1970年7月29日记录的案件调查报告。
1967年12月12日，洪云科到梅屿乡五云山洞桥村一带行医，顺便收取别人欠他的药费。到陈志明家时，陈家住着“联站”武装人员，遇见欠其1.60元药费的钟刻全。
洪云科问：“阿全伯，阿全伯，你身边钞票有没有。”钟刻全回说：“身边没有，一会到我家给你。你先在这里玩一下吧。”
洪随钟动身回家取钱。洪走出陈志明家十几步，回过头问联站武装人员：“同志，你们联站那时到这里有多少人？”洪云科这一问，引来联站武装人员怀疑。
联站人员询问与洪同一大队的黄贤富：“这人你知道吗？”黄回：“这人是地主儿，作风很坏，没有参加两派组织，他父亲是医伤的。他自己是新学的。”
在场的联站武装人员听说是“地主儿”，开始怀疑是联总的探子：“把他抓起来，地主儿子到这里来问七问八的，一定是探子。”洪被送到“南线指挥部”，交给瑞安联站头目王光文。
下午三时许，联站马屿区头目林良君到“南线指挥部”领口令，王光文将洪云科交给林：“你带去了解一下看是否有用，听说是探水，地主儿，作风不好。” 林将洪带走后，在马屿区联站驻地，引来一片喊“杀”声。“跳得最高的是洪万青、邱日仁等人。”
晚饭后约六点，林良君喊来夏成道、陈朝楷商量对洪的处理。夏认为自己是干部，支使陈去了解，陈遇见孔万德，孔即称：“这人我怎么不认识呢！他姘头也在我地方。”陈说：“他参加什么组织？”孔：“没有参加哪派组织。”
两人商量着要杀洪云科。为获得更多动力和勇气，他们又喊来洪万青和邱日仁。
邱日仁接过话茬：“干掉干掉，地主儿干掉什么关系，在地方上表现很坏，作风又不好。”洪万青接着说：“地主儿干掉有什么关系。”孔万德也壮了胆：“地主儿干掉没有关系，作用也不大。”
两小时后，林良君再度出现：“现在群众意见很大，说我们头头在交背山打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探子抓来不杀。据了解解放军有一个师包围我们五云山，随时可能要撤，这个人放在这里不好，是否把他杀掉？”多方再度碰头，再度取得一致。
林说：“用什么东西干掉好呢？”陈说：“用绳子勒死好了，不要浪费子弹，不要暴露目标。”
“带到什么地方勒死好呢？”林问。
“带到西面后半山，那里静，叫起来也听不到。”夏说。
在1970年邱日仁的“摆现场”中，洪万青做好了绳套套在洪云科颈脖上，拉着绳子一头，邱日仁拉着另一头，“是我拉死洪云科后……我和万青将尸体拖到坑边，看见黄方左、孙永却在挖坑……差不多埋好时，我看见孔万德。”
行凶前，邱日仁和洪万青脱掉洪云科的衣裤，邱问洪：“你是探水（子）吗？”邱日仁说，洪并未开口。他们在洪的衣服中搜出一支圆珠笔和现金2.40元。“笔不知掉在何处，现金买香烟大家吃了。”
埋尸体时，邱日仁发现坑挖小了，又从附近村民家借来锄头，将洪云科双腿铲断，“放在坑里时放不下，我把云科脚上敲了三敲，敲得很重”。
多年后，洪作胜到上坪坑村看病，依稀听人们说起：“你父亲被害那年，我们都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
被诉
洪云科被害后，洪家含冤默默过着医家生活。第四代“80后”洪万东，已经不再是“土医生”了。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就职于温州医院的消化科，他再也不需要像祖父辈那样跋山涉水出门行医。节假日，从温州回家探望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乡邻都会上门寻医问诊。
46年间，洪万东父母依稀记得，在1985年左右收到过“政府人员送来的两张纸”。不识字的洪家二老并未细问这两张纸意味着什么。
2012年底，洪家又收到两张纸，两周后母亲将纸张交到洪万东手中，这是公安局交给检察院的对邱日仁起诉意见书。
家里没有任何洪云科的遗物，洪万东对爷爷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倒是能从父亲的沉默中感受到一股不断膨胀的力量。
他向父亲了解爷爷的死因，像素日里做医学论文一样上网检索法律知识。洪家没有请律师：“我们了解过邱日仁的情况，他年纪那么大了，也判不了刑。估计钱也赔不了多少，但我父母说要恢复名誉。哪怕邱日仁到我爷爷坟前认个错也好。”
2013年2月18日，邱日仁杀害洪云科一案在马屿镇篁社村村委会开庭。
被认为双耳失聪的邱日仁在一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只说了两句直面的话：承认杀人是事实；认罪。此外，邱多次称自己肚子疼，喊“听不清楚”。
庭审被作为体现当地法院体恤民情、上门开庭的宣传典型，公之于众。舆论却并未买账，大家自动过滤了“上门”两字，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
这并不是洪云科被害案第一次审查。
最早是1970年左右，这几名涉案的“联站”成员纷纷被抓。上至王光文，下至邱日仁，在纸面上均因涉洪案被审查。
76岁的洪万青回忆，自己在1969年“被军队抓了3年半，林良君也被抓了。因为联站武斗输了”。形势好转，他重回生产大队当大队长。
洪万青并不愿打开尘封记忆，反复重复：“他们交给我绳子，我扔了，然后走了。”此外发生的事情，他都已“不知道了”。
在面对“是否参与杀害”和“如何杀害”的问题时，他双手按住的膝盖抖动起来。
他记得洪云科是洪春孝的儿子，记得林良君是竖起拇指的“头头”，记得“大家你喊走，我喊走，就一起拿着武器出去了”，记得“那时候打死个人跟没事一样”。
曾拉绳子另一头的邱日仁最害怕被拍照。他总是盯着手机镜头喊：“不要拍照！”人们吃力地与他交流，打听他与案件相关的情况，如同律师会见他时那样，他回答最多的是：“听不清楚。”偶尔会“选择性”听到几句。他的侄子记得，1970年代，邱日仁也曾被抓过几个月。之后回村一度重新当过干部。1980年代，他甚至入了党。
这位面临审判的81岁老人，头发和眉毛乌黑，眼神敏捷，显得惊人的年轻。
在1972年中共瑞安县委文件《关于洪云科被杀案件处理意见报告》中：林良君“拟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洪万青“拟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夏成道、陈朝楷、邱日仁等均“免予刑事处分”。这一意见从县委递交到地委后，并无公开材料显示有回音。
1980年代，反思“文革”之风初兴。从1986年6月至1987年7月，瑞安县开始主动复查“文革”中刑事案件的遗留问题。《瑞安县志》中记录当年共审结案件201件，改判案件167件，维持原判31件。
在这股政法风潮中，洪云科一案再一次被提起诉讼。判决结果是：林良君有期徒刑7年；洪万青有期徒刑1年6个月，因此前被抓3年半，当时即已刑满。
邱日仁在此期间被批准逮捕，因其从1984年已“抛子离乡”，家人不知其踪，法律无从追索。
还乡
2012年7月18日，酷暑天气，出租车司机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发现一名晕倒的老人。“随身带有两个编织袋，一床被子”。
司机报了警。塘下派出所把他带走，醒来后老人说自己是篁社村的。所属的马屿派出所将其接回村里，老人认出村口那棵170年的古榕树，说自己是雷公山的。 村里来了很多人，老人与他们相互辨认。几个年老的村民斟酌几番，便与他相认。他就是离家三十多年的邱日仁。
这个亲人相认的故事很快占据了《瑞安日报》的版面。邱日仁被认为是从浙江丽水来，村民们觉得他说话夹带福建口音，偶尔会听到他说自己这些年在台湾。
邱日仁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村委给了1000元钱，村民和儿女各自凑钱为他修了一间水泥瓦房。衣衫褴褛的流浪老人被同村人拾掇得精神抖擞。
篁社村村委书记陈碧桂想起：“他不在家这些年，马屿镇派出所几乎每年都会来打听他回来没有。后来我们都觉得大概是死了吧，出去这些年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们也有四五年没来问起过了。”
报章这一登，马屿镇派出所自然也发现了多年追踪的“人犯”。
在洪云科所在的梅屿乡马上村，邱日仁并没有《瑞安日报》上那般温情。
洪家人认为，邱日仁是认识洪云科的。“他从篁社到梅屿做进婿，生下一个女儿，就在我们家旁边。然后又到别的村做进婿，生下一个儿子。”
一位与洪云科同龄的杜姓老人回忆，一次洪喊他去祠堂观看当地的“鼓词”表演，他没去，洪去了。洪一去便“碰上邱日仁背着家中妻儿，又和别的女人好了”。洪当场指责了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
在邱日仁所在的篁社村，村民都笑称：“他有很多老婆的。”
传言似乎不是空穴来风。瑞安梅屿公社马上革命领导小组曾于1970年5月出具“邱日仁的历史”称：“邱日仁1961年迁入梅屿乡马上村女社员家为进婿……以手工业为业，劳动很少，在这三年无产阶级文化大劳动中，表现坏，派性非常严重，暗地搞谋害群众诡计，为着自己的姘头问题，给洪云科抓住，故此牢记在心，藉此机会，以公报私仇手法谋杀了洪云科。”
3个月后，梅屿人民公社革委会和马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联合提交“关于邱日仁的情况反映”：“1.邱一贯不愿参加集体劳动，他都是手工业为主（弹棉花、做面条），劳动态度极差；2.在我们队里经常吵架，他还经常扬言：谁跟我吵，就干掉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大队杜记浩同志跟他有恩怨，他几次想办法要杀害他，但受到别人的制止，后未成。在我们大队影响极差。我们要求政府依法处理邱。”
1970年6月，邱日仁承认在1962年5月间曾与马上大队一位叫阿奶的有夫之妇“发生四次肉体关系”，其中一次邱日仁送阿奶五毛钱，第四次曾被碰见，在村里落下话柄。
这些村里的陈年旧事，对洪万东来说是陌生的。作为家里的公民代理，要惩罚“世仇”的心并不迫切。尽管开庭当日也一度激愤：“他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虽然法律对75岁以上的老人有所姑息，但是情节恶劣的仍可判死刑。”站在那段历史的外头，洪万东显得理性：“我们其实只需要一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