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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上午，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荣获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合影留念。颁奖仪式结束后，面对殊荣，于敏淡定而谦逊地说：“这个奖更应该属于我们的集体，没有同事们，我个人是难以取得今天这样成就的！”寥寥数语，尽显大家风范。
寒门之子发奋苦读，业精于勤学有所成
于敏1926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归属天津市）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度日。于敏自幼聪慧，深受父母喜爱，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家庭生活比较贫寒，父母还是想法设法筹钱将他送进了学校，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于敏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自上学开始学习便非常用功，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于敏读书的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年少的于敏心中常常感到透骨的疼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用知识救国，绝不能让日本恶魔永远在我们的家园里横行霸道！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于敏进入高中后，学习更加刻苦，门门功课第一，全校闻名。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上学不久，于敏发现：工科老师教学的重点主要放在教学生如何实际操作上，理论知识讲的相对较少。这种状况让于敏有些苦恼，因为自上学起，他一直喜欢理论探寻，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两年后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开始了理论物理的学习。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自内心的喜欢让于敏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赢得了老师们的欣赏，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读书期间，于敏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外，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图书馆里常常是闭馆那一刻最后离开的学生之一，久而久之同学们送给他一个“老夫子”的雅号。
1949年，于敏顺利完成本科学业考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遂教授，后来张教授身体欠安，于敏又在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指导下学习。经两位教授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1951年于敏伴随着新中国初生的朝阳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不久，在两位导师的赞扬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知道了于敏，经过一番了解，慧眼识才的二人果断将他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刚成立一年，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与彭桓武任副所长，正需要有才干的年轻科研人员，从此于敏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人生。
进入研究所后，于敏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领导交给的课题不仅能圆满完成，还在一些问题上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独到之处。于敏迅速在同期入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中脱颖而出，受到领导和前辈科学家青睐。1957年，以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领域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钱三强安排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和学术交流。交流中于敏的专业学识与才华给朝永振一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于敏从未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时，十分惊讶。访问结束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对于敏大加赞赏，称他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国之需我之责，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国家高层领导决定：我国开始探索、研究氢弹理论。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还在研制中，之所要启动氢弹研制，是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其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提前研究，就可以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快速研制出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一场大雪后的北京，银装素裹。正在忙碌的于敏，突然接到时任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通知，钱三强要找他谈话。于敏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简单寒暄几句后，钱三强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国要开始氢弹研制，经组织研究，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由你任副组长，领导并参与氢弹原理研究，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钱三强的话让于敏有些意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但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毫不犹疑地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好任务！”就这样，年轻的于敏踏上了氢弹研制之路。很快，在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的领导下，以于敏等为主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
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能查到的国外资料很少，国内也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研究工作几乎由零开始。于敏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努力，在艰难中不断探索。于是他拼命学习相关理论，千方百计搜集国外信息。研究工作需要大量极为复杂的计算，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时间安排给原子弹研制的计算，面对这种现状，于敏急中生智，想了个土办法：带领全组成员，每人手拿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忙碌，同事们看他太累，纷纷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为了国家需要，我个人累点没关系，不算啥！”那种急国家所急的心态溢于言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久，一份份浸满智慧与心血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炉，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被攻克，经过4年的努力，于敏和他带领的科研人员们对氢弹原理有了基本而深刻的认识，为氢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于敏曾经的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院士生前回忆说：“于敏研究氢弹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不辱使命力克难关，氢弹“爆炸”世界瞩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轰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听取国家计委有关问题汇报时提出：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示：氢弹的理论研究要放在核研究首位。不久，于敏和科研小组成员一起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 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氢弹研究增加了动力，也创造了条件。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开始攻坚。当时计算机性能不是很稳定，使用时间又很宝贵，于敏便每天泡在计算机房里，一摞摞计算数据出来后，他便伏案、有时甚至趴在地上认真查看，仔细分析结果，分析不完，就带回宿舍稍事休息，继续琢磨。从0到9，这10个阿拉伯数字在很多人眼里是十分枯燥的，但在于敏眼里却像战场上奔腾的千军万马，他俨然是一位在演算纸上指挥这“千军万马”的将军，夜以继日地在浩如烟海的数字中计算、推演，寻找最佳方案，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别人从计算结果中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抽丝剥茧般一分析，就成了活知识。几经努力，于敏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面的重要课题，带领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方案出来后，经各方面专家认真讨论和完善，这份方案被确定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几个月后的1966年12月28日即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大西北罗布泊，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预定空投区。随着指挥员一声铿锵有力的“起爆”命令，机舱打开，一颗氢弹带着降落伞跃出飞机急速下落。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湛蓝的天空上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红色烟尘急剧翻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渐渐的，火球上方出现了草帽状云团，与地面卷起的尘柱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设在距离爆炸中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融化、700米处的轻型坦克完全破坏、近3公里处的一辆重约54吨的火车推出18米……很快，爆炸当量计算出来——330万吨。当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面对氢弹爆炸成功，于敏流下热泪，这泪水既有激动又有喜悦，同时无数个日夜的辛劳也伴随着泪水流逝而去。
我国氢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研究时间的纪录。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3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3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堪称奇迹。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访华，与于敏会面时，对他十分钦佩，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氢弹之父”。西方通常习惯将科研领域中理论突破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某某之父”，可于敏对“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却不喜欢，他认为这种称法不科学，他不无风趣地说：“氢弹研制是一个大科学系统，需要诸多学科、各方面力量全面配合才能成功，我只是起了一定作用而已，氢弹总不能有好多个‘父亲’吧” ！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回到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继续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探索、前行。十年动乱结束，国家科技发展迎来春天，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上世纪80年代，于敏和邓稼先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向党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后来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院士、王大珩院士共同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
几十年来，于敏在科研上成就斐然，他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中央军委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如今，于敏虽然从科研一线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关注着世界核武器发展的最新动向。最近他指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丧失了威慑能力，就退会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保持我们的威慑力。可谓言辞凿凿，意义深远……
于敏耄耋之年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抒怀》，诗曰：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这首诗无疑是他真实情怀的写照，写出了一位科学巨匠的谦逊之心和拳拳爱国之情。面对这样一位宁静致远的老人，我们充满了敬佩。于敏先生，高山仰止！
寒门之子发奋苦读，业精于勤学有所成
于敏1926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归属天津市）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度日。于敏自幼聪慧，深受父母喜爱，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家庭生活比较贫寒，父母还是想法设法筹钱将他送进了学校，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于敏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自上学开始学习便非常用功，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于敏读书的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年少的于敏心中常常感到透骨的疼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用知识救国，绝不能让日本恶魔永远在我们的家园里横行霸道！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于敏进入高中后，学习更加刻苦，门门功课第一，全校闻名。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上学不久，于敏发现：工科老师教学的重点主要放在教学生如何实际操作上，理论知识讲的相对较少。这种状况让于敏有些苦恼，因为自上学起，他一直喜欢理论探寻，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两年后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开始了理论物理的学习。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自内心的喜欢让于敏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赢得了老师们的欣赏，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读书期间，于敏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外，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图书馆里常常是闭馆那一刻最后离开的学生之一，久而久之同学们送给他一个“老夫子”的雅号。
1949年，于敏顺利完成本科学业考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遂教授，后来张教授身体欠安，于敏又在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指导下学习。经两位教授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1951年于敏伴随着新中国初生的朝阳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不久，在两位导师的赞扬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知道了于敏，经过一番了解，慧眼识才的二人果断将他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刚成立一年，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与彭桓武任副所长，正需要有才干的年轻科研人员，从此于敏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人生。
进入研究所后，于敏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领导交给的课题不仅能圆满完成，还在一些问题上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独到之处。于敏迅速在同期入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中脱颖而出，受到领导和前辈科学家青睐。1957年，以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领域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钱三强安排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和学术交流。交流中于敏的专业学识与才华给朝永振一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于敏从未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时，十分惊讶。访问结束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对于敏大加赞赏，称他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国之需我之责，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国家高层领导决定：我国开始探索、研究氢弹理论。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还在研制中，之所要启动氢弹研制，是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其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提前研究，就可以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快速研制出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一场大雪后的北京，银装素裹。正在忙碌的于敏，突然接到时任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通知，钱三强要找他谈话。于敏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简单寒暄几句后，钱三强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国要开始氢弹研制，经组织研究，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由你任副组长，领导并参与氢弹原理研究，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钱三强的话让于敏有些意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但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毫不犹疑地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好任务！”就这样，年轻的于敏踏上了氢弹研制之路。很快，在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的领导下，以于敏等为主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
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能查到的国外资料很少，国内也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研究工作几乎由零开始。于敏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努力，在艰难中不断探索。于是他拼命学习相关理论，千方百计搜集国外信息。研究工作需要大量极为复杂的计算，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时间安排给原子弹研制的计算，面对这种现状，于敏急中生智，想了个土办法：带领全组成员，每人手拿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忙碌，同事们看他太累，纷纷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为了国家需要，我个人累点没关系，不算啥！”那种急国家所急的心态溢于言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久，一份份浸满智慧与心血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炉，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被攻克，经过4年的努力，于敏和他带领的科研人员们对氢弹原理有了基本而深刻的认识，为氢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于敏曾经的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院士生前回忆说：“于敏研究氢弹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不辱使命力克难关，氢弹“爆炸”世界瞩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轰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听取国家计委有关问题汇报时提出：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示：氢弹的理论研究要放在核研究首位。不久，于敏和科研小组成员一起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 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氢弹研究增加了动力，也创造了条件。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开始攻坚。当时计算机性能不是很稳定，使用时间又很宝贵，于敏便每天泡在计算机房里，一摞摞计算数据出来后，他便伏案、有时甚至趴在地上认真查看，仔细分析结果，分析不完，就带回宿舍稍事休息，继续琢磨。从0到9，这10个阿拉伯数字在很多人眼里是十分枯燥的，但在于敏眼里却像战场上奔腾的千军万马，他俨然是一位在演算纸上指挥这“千军万马”的将军，夜以继日地在浩如烟海的数字中计算、推演，寻找最佳方案，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别人从计算结果中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抽丝剥茧般一分析，就成了活知识。几经努力，于敏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面的重要课题，带领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方案出来后，经各方面专家认真讨论和完善，这份方案被确定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几个月后的1966年12月28日即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1967年6月17日8时，大西北罗布泊，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预定空投区。随着指挥员一声铿锵有力的“起爆”命令，机舱打开，一颗氢弹带着降落伞跃出飞机急速下落。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湛蓝的天空上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红色烟尘急剧翻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渐渐的，火球上方出现了草帽状云团，与地面卷起的尘柱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设在距离爆炸中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融化、700米处的轻型坦克完全破坏、近3公里处的一辆重约54吨的火车推出18米……很快，爆炸当量计算出来——330万吨。当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面对氢弹爆炸成功，于敏流下热泪，这泪水既有激动又有喜悦，同时无数个日夜的辛劳也伴随着泪水流逝而去。
我国氢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研究时间的纪录。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3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3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堪称奇迹。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访华，与于敏会面时，对他十分钦佩，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氢弹之父”。西方通常习惯将科研领域中理论突破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某某之父”，可于敏对“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却不喜欢，他认为这种称法不科学，他不无风趣地说：“氢弹研制是一个大科学系统，需要诸多学科、各方面力量全面配合才能成功，我只是起了一定作用而已，氢弹总不能有好多个‘父亲’吧” ！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回到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继续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探索、前行。十年动乱结束，国家科技发展迎来春天，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上世纪80年代，于敏和邓稼先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向党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后来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院士、王大珩院士共同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
几十年来，于敏在科研上成就斐然，他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中央军委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如今，于敏虽然从科研一线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关注着世界核武器发展的最新动向。最近他指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丧失了威慑能力，就退会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保持我们的威慑力。可谓言辞凿凿，意义深远……
于敏耄耋之年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抒怀》，诗曰：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这首诗无疑是他真实情怀的写照，写出了一位科学巨匠的谦逊之心和拳拳爱国之情。面对这样一位宁静致远的老人，我们充满了敬佩。于敏先生，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