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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准备退休，大多数人不是中产阶级，积蓄不多，房子不大。但知足常乐，不与自己过不去，也不与人家过不去。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们出生于50年代的人，从懂事起，就被长辈们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懂事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是幸运的。
我们被长辈们告知，从时间来说，我们有幸逃脱了“三座大山压在头上”的岁月；从空间来说，我们并不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那般悲惨，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童年稍稍有些无忧无虑的味道，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云总是很白，公园里花红柳绿，来往人们都有着当家作主的自豪与喜悦。
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最好，但大家都差不多，努力工作，吃饱穿暖，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近前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都是既定的。至于人生态度，像马克思的“在科学之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光阴而后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些句子，我们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并深信不疑。
我们阅读《小朋友》杂志和《少年时代》杂志，参加少年宫的合唱队，以及书法、美术、数学兴趣小组，有一张免费的图书卡，每周出少先队的墙报，兴趣爱好广泛而正当。我们很纯洁，很无邪，几乎接触不到坏的东西，包括坏书、坏歌、坏电影，当然地，爱憎分明，健康成长。
我们中的不少人，第一次感到忧虑是因为家庭出身。我们是唱着“我们要拥护共青团，准备着参加共青团”的歌儿成长的，因此当进入少年，几乎不假思索地递了入团申请书。可是我们入团很难，我们以为团组织考验我们，拼命地做好事，但还是入不了团。
有一天，在学校操场一角，有团干部找自己谈话，才恍然大悟。我们原来以为新社会没有坏人了，不知道父母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中，除了工人和贫下中农，其他学生啊、职员啊、小业主啊，都难保有“污点”，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不用说了，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被告知，要入团，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
而我们那时所处年龄段，正好是今天的花季、豆蔻，但也是所谓的逆反期啊。我们没有美丽的“花季、豆蔻”，倒有了内容实在的“逆反”。与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家庭，变成一件时髦的事情。
接着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了。“文革”的学生领袖和红卫兵干将，大多是出生于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相差几岁，也许是他们多读了几年书，也许是他们已经接纳过来宜某位师长的人生启蒙，他们可比我们成熟得多了。而我们这些“50年代”，包括“老三届”的初中生以及当时整一代“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无论大辩论、大串联、造反、抄家、领袖接见，还是迁户口支农支边，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都只是跟屁虫而已。从来没有或是很少有人想过我们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我们的下乡倒是要比40年代出生的兄长们幸运多了顺利多了，因为我们是有“护身符”的。我们是带着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去的，谁敢不“欢迎他们去”？尽管后来知识青年，尤其是支边的知识青年也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至少，我们下乡不是被当作遣送去改造的坏人看待的。
我认为，出生于50年代的人的最大的群体特征，是知识的亏欠，甚至是常识的亏欠。中断的学业就像一个大窟窿，永远也无法弥补。
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至少初中是毕了业的，而那时的初中毕业生底子相当扎实，数理化的基本常识都通了，古今中外名著也已有所涉猎。在北大荒的漫长冬季里，那些老高中生在烧暖的炕上整本整本地讲述《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小几岁的我们听得如痴如狂。
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
“老三届”初中生以及后面的“新二届’初中生，如果上面有哥哥姐姐的，就多少占了点便宜，爱学习有脑子的人可以拿哥姐的课本来翻翻，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就可以一举中榜。但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或者说没那个脑子，浑浑噩噩就把青春挥洒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1957年出生的人，算起来“文革”开始时她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这位穿着打扮颇讲究品牌的女士（我讲出来你不要笑话我们50年代人），居然不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是绕着谁转的。“真的。”她满心委屈地说，“可是谁也没有告诉过我啊，我怎么会知道呢？”那年她32岁，她的女儿3岁，女儿再长几岁，大概就会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的转法了。
知道自己没文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接受“再教育”后又回头接受“再教育”，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通过高考成了真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上了所谓“五大”，即所谓“业大、夜大、电大、函大、职大”，而且多数人在拿到一纸大专文凭时已年过而立，已为人父母。当这样的文凭被用人单位认可，不由得感激涕零。
“五大”通常是在夜间授课。我们把小儿女交给父母，上了一天班后，匆匆赶往教室，往往是开课不到半小时，鼾声此起彼伏。
该学的也都学了一遍，复习考试我们极其刻苦认真。我亲眼看见我的邻居把小卡片挂在水龙头上方，一边做家务一边背题目。学得再苦，我们是不会作弊的，也不会造假文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让我们从来也不会朝那方面想，更何况，我们是真想学习。
只是亏欠的大窟窿永远也无法补上，十多岁学习和三十多岁学习，过程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好不容易应聘到一些需要高学历的岗位，紧赶慢赶，似乎终于赶上了时代的节拍，才发现，与前人（“文革”前大学生）比，我们差了许多，与后人比，我们差得更多。
我们这代人的婚姻，见到过一个调查，质量比较一般，稳定性倒不错。因为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户口尚在农村，有的为生存而婚嫁，有的为解决户口而婚嫁，更多的就这么耽搁下来。都有那么个信念，成家立业，不立业怎么成家？等返城，一个个都已成了大龄。七姑八舅、同事邻居都来牵线，看着差不多就是了。因此结婚普遍较晚，但也因此而比较珍惜。再说，一开始就没有过多的浪漫期待，也就不存在太多失望。如此群体性的婚姻难状况，也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这代人有个优点，心态比较好，通俗说，就是不“作”的。如今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准备退休，大多数人不是中产阶级，积蓄不多，房子不大。但知足常乐，不与自己过不去，也不与人家过不去。
看看四周，生于80年代的人处于花样年华却常常郁闷，生于70年代的人即使处处领先仍然压力很大，生于60年代的人忙忙碌碌充满忧患，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把许多事情，都已经看懂了，看淡了。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们出生于50年代的人，从懂事起，就被长辈们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懂事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是幸运的。
我们被长辈们告知，从时间来说，我们有幸逃脱了“三座大山压在头上”的岁月；从空间来说，我们并不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那般悲惨，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童年稍稍有些无忧无虑的味道，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云总是很白，公园里花红柳绿，来往人们都有着当家作主的自豪与喜悦。
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最好，但大家都差不多，努力工作，吃饱穿暖，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近前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都是既定的。至于人生态度，像马克思的“在科学之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光阴而后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些句子，我们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并深信不疑。
我们阅读《小朋友》杂志和《少年时代》杂志，参加少年宫的合唱队，以及书法、美术、数学兴趣小组，有一张免费的图书卡，每周出少先队的墙报，兴趣爱好广泛而正当。我们很纯洁，很无邪，几乎接触不到坏的东西，包括坏书、坏歌、坏电影，当然地，爱憎分明，健康成长。
我们中的不少人，第一次感到忧虑是因为家庭出身。我们是唱着“我们要拥护共青团，准备着参加共青团”的歌儿成长的，因此当进入少年，几乎不假思索地递了入团申请书。可是我们入团很难，我们以为团组织考验我们，拼命地做好事，但还是入不了团。
有一天，在学校操场一角，有团干部找自己谈话，才恍然大悟。我们原来以为新社会没有坏人了，不知道父母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中，除了工人和贫下中农，其他学生啊、职员啊、小业主啊，都难保有“污点”，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不用说了，都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被告知，要入团，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
而我们那时所处年龄段，正好是今天的花季、豆蔻，但也是所谓的逆反期啊。我们没有美丽的“花季、豆蔻”，倒有了内容实在的“逆反”。与家庭划清界限，背叛家庭，变成一件时髦的事情。
接着就是“文革”和上山下乡了。“文革”的学生领袖和红卫兵干将，大多是出生于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相差几岁，也许是他们多读了几年书，也许是他们已经接纳过来宜某位师长的人生启蒙，他们可比我们成熟得多了。而我们这些“50年代”，包括“老三届”的初中生以及当时整一代“停课闹革命”的小学生，无论大辩论、大串联、造反、抄家、领袖接见，还是迁户口支农支边，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都只是跟屁虫而已。从来没有或是很少有人想过我们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我们的下乡倒是要比40年代出生的兄长们幸运多了顺利多了，因为我们是有“护身符”的。我们是带着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去的，谁敢不“欢迎他们去”？尽管后来知识青年，尤其是支边的知识青年也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至少，我们下乡不是被当作遣送去改造的坏人看待的。
我认为，出生于50年代的人的最大的群体特征，是知识的亏欠，甚至是常识的亏欠。中断的学业就像一个大窟窿，永远也无法弥补。
40年代末的“老三届”的高中生，至少初中是毕了业的，而那时的初中毕业生底子相当扎实，数理化的基本常识都通了，古今中外名著也已有所涉猎。在北大荒的漫长冬季里，那些老高中生在烧暖的炕上整本整本地讲述《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小几岁的我们听得如痴如狂。
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
“老三届”初中生以及后面的“新二届’初中生，如果上面有哥哥姐姐的，就多少占了点便宜，爱学习有脑子的人可以拿哥姐的课本来翻翻，后来恢复高考制度时就可以一举中榜。但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或者说没那个脑子，浑浑噩噩就把青春挥洒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1957年出生的人，算起来“文革”开始时她是二年级的小学生。这位穿着打扮颇讲究品牌的女士（我讲出来你不要笑话我们50年代人），居然不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是绕着谁转的。“真的。”她满心委屈地说，“可是谁也没有告诉过我啊，我怎么会知道呢？”那年她32岁，她的女儿3岁，女儿再长几岁，大概就会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的转法了。
知道自己没文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接受“再教育”后又回头接受“再教育”，除了为数不多的人通过高考成了真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上了所谓“五大”，即所谓“业大、夜大、电大、函大、职大”，而且多数人在拿到一纸大专文凭时已年过而立，已为人父母。当这样的文凭被用人单位认可，不由得感激涕零。
“五大”通常是在夜间授课。我们把小儿女交给父母，上了一天班后，匆匆赶往教室，往往是开课不到半小时，鼾声此起彼伏。
该学的也都学了一遍，复习考试我们极其刻苦认真。我亲眼看见我的邻居把小卡片挂在水龙头上方，一边做家务一边背题目。学得再苦，我们是不会作弊的，也不会造假文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让我们从来也不会朝那方面想，更何况，我们是真想学习。
只是亏欠的大窟窿永远也无法补上，十多岁学习和三十多岁学习，过程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好不容易应聘到一些需要高学历的岗位，紧赶慢赶，似乎终于赶上了时代的节拍，才发现，与前人（“文革”前大学生）比，我们差了许多，与后人比，我们差得更多。
我们这代人的婚姻，见到过一个调查，质量比较一般，稳定性倒不错。因为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户口尚在农村，有的为生存而婚嫁，有的为解决户口而婚嫁，更多的就这么耽搁下来。都有那么个信念，成家立业，不立业怎么成家？等返城，一个个都已成了大龄。七姑八舅、同事邻居都来牵线，看着差不多就是了。因此结婚普遍较晚，但也因此而比较珍惜。再说，一开始就没有过多的浪漫期待，也就不存在太多失望。如此群体性的婚姻难状况，也真的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这代人有个优点，心态比较好，通俗说，就是不“作”的。如今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正准备退休，大多数人不是中产阶级，积蓄不多，房子不大。但知足常乐，不与自己过不去，也不与人家过不去。
看看四周，生于80年代的人处于花样年华却常常郁闷，生于70年代的人即使处处领先仍然压力很大，生于60年代的人忙忙碌碌充满忧患，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把许多事情，都已经看懂了，看淡了。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