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说,“只有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最近的张悟本和李一道长,应该对什么是裸泳有深刻体会。如果请他们来讲一讲退潮的过程以及突然光溜溜地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感觉,估计会比他们讲养生更受社会关注。
　　个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从早期的胡万林到最近的“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再到“食疗专家”张悟本、李一道长等,神医神道大行其是,社会一次次受骗。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跳出单个的事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生产出一个接一个的神医神道?否则,社会总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每个事件都只留下了一地鸡毛。
　　可怕的是,神医神道的神,不在于他们的医术有多神,而在于他们有客观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养生需求的不断增长。
　　应当说,养生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要的社会需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的日子总体上越来越好了,在摆脱了吃穿等基本困扰后,开始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我们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百姓日子的好转。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每100元支出中,分别有57.5元和67.7元的支出用于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到了2000年,分别只有39.4元和47.1元用于衣食问题;而到了2009年,这一支出进一步下降到36.5元和41元。这意味着,百姓有更多的财力用于改善生活质量。
　　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追逐养生知识,热衷于养生运动,无可厚非。这也是社会公共需求结构变化的客观结果。养生的本质,无非就是了解日常保健知识、改善公共卫生。养生热,反映了人们对日常保健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的渴求。
　　为养生热推波助澜的另一个因素是老年人的不断增长。一般来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重视养生,更加重视日常保健和公共卫生。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社会养生需求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但是,需求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神医神道就能大行其是。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需求比我国更强烈,但这种近乎邪教式的养生热却颇为罕见。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中医因素、文化因素等。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张悟本和李一道长等生存的现实基础,就在于我国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严重短缺。在日常保健方面,居民保健知识严重匮乏,科学的保健方式方法普及率极低;国民保健甚至没有纳入到卫生部门的工作范畴内。在基本医疗上,“看病贵、看病难”相当普遍。相比于1991-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达到8.3%和5.5%的增长速度,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医疗的费用增长速度达到13.6%。农民戏称,“进一次医院相当于送一头猪”。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当市场供给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一定会有其他形式的市场供给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黑市。我们同样可以把养生看做一个市场,在市场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一定会有神医神道这种黑市的存在。说穿了,神医神道们生存的空间,就是政府提供的日常保健知识和公共医疗卫生产品严重不到位。这个不到位,是造神运动的体制根源。
　　神医神道借各种名义传授所谓养生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普通百姓对养生知识的渴求。更重要的是,居民渴望通过“大师”“点化”的一些简单便捷的理论强身健体,以免走高成本的看病求医之路。神医神道们开出的药方,针对性很强。尤其是在初期,对普通百姓而言,服这些药方的费用远低于醫院的医疗保健费用。只是随着人们的热捧,一些药方的费用才逐步攀升。
　　毫无疑问,需要打击神医神道。但问题是怎么打击?最次的方法是,仅限于个案打击,高调查处,高调处理。但甚少反思,或者误找原因,归于所谓“价值扭曲”、“信仰危机”、“媒体无良”等。走这种路,治标不治本。最优的方法,是改良神医神道生存的土壤,改革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客观地说,如果科学的日常保健知识匮乏与公共医疗产品短缺的格局不尽快转变,还会有更多的神医神道出来。倒下一个张悟本,还有王悟本、孙悟本站起来;倒下一个李一,还有李二、李三站起来。
　　那么,要铲除滋生神医神道的土壤,推进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各级政府、尤其是卫生部门在传播科学的日常保健知识,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产品供给方面的责任,就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提供并普及科学的日常保健知识,包括食疗等。这些工作不能仅由一些神医神道以及以推销产品为目的的医疗机构来做。否则,神医神道们使用的一些违背常识的手段,还会蛊惑更多的人。为此,要把神医神道们占领的保健知识传播领域重新夺回来。国民保健知识的普及,需要伴随居民受教育的全过程。要鼓励并且支持专业的中医、西医、民族医学等方面的专家,走出专业的大门,利用社区平台,面向社会开办各种居民免费讲座。
　　另一方面,要把更有效地提供公共医疗卫生作为重点,真正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要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把医院真正改造成以公益性为首要目标的机构;把社区医院建成集保健、预防、小病治疗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