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就诗作的数量而言，始终生活在贫病交困和鸦片阴影下的柯勒律治无法与华兹华斯、罗伯特·骚塞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相提并论，但这并未妨碍他显影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巨匠和主要代表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联袂威廉·华兹华斯发表的《抒情歌谣集》被举世公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奠基之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收录在《抒情歌谣集》中的《忽必烈汗》《古舟子咏》《克里斯塔贝尔》等富有哥特式想象力、不乏象征和隐喻的诗作，已成为诗歌史上的不朽经典，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就诗作的数量而言，始终生活在贫病交困和鸦片阴影下的柯勒律治无法与华兹华斯、罗伯特·骚塞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相提并论，但这并未妨碍他显影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一如批评家斯托普福德·布鲁克所言：“柯勒律治的全部美妙诗篇可以装订在20页中，但必须全部用纯金。”
　　然而，柯勒律治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出色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其散见于《文学生涯》（又译《文学传记》）、文学讲座和往来信件的诗学思想，全面阐释了他的诗歌批评主张。柯勒律治坚信“如果某个批评家宣布并努力去建立作为一般诗歌基础的某些原则，那我认为，这种探求是公正而有哲理性的”。在积极构建浪漫主义诗歌原则的同时，他明确主张客观而有意义的文学批评必须始自诗歌批评的体系化，而且这种体系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便有了他那独树一帜的以想象理论为核心的诗学思想，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英国甚至整个欧洲文学理论从模仿说到表现说的发展。
　　作为柯勒律治诗学思想核心的想象理论，主要关涉诗歌的定义、想象的作用、想象与幻想的区分，以及想象的表达方式等内容。受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影响，柯勒律治在承认艺术模仿自然的同时，反对复制式的或者临摹式的模仿，主张诗“具有一种介于思想与事物之间的性质”，或者“思想的形象化了的语言，而又不同于自然，由于其各个部分是统一于一个思想或者概念中的”。所以，诗歌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诗歌一如生命体，其中的各部分既不可或缺，又互为存在条件，它们通过一种内在生成的统一力量，最终形成主观与客观、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对立统一于其间的诗歌这一整体。
　　柯勒律治认为，这种能够统一主观与客观、物与我的力量，只可能是由“意志和理解力所发动的”想象的力量。想象的力量能够使相反的、不协调的品质平衡与和谐起来，所以，想象力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其创造性；它能够作为“一种善于综合的神奇力量”，化各种对立因素为一致，让它们有机地融合为一，从而促成诗歌的有机性和整体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象力认知，柯勒律治认识到了区分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不加区分的想象与幻想的必要；为此，他首先在康德、谢林等人的主体性理论的启发下，把想象分为了两种。第一位的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动力，是无限的‘我存在’中的永恒的創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而第二位的想象则是“第一位想象的回声”，它借助“溶化、分解、分散”对事物进行再创造，尽力实现理想化和统一化。这样一来，柯勒律治不但确立了想象的内涵与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诗歌的有机整体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所以，一如艾布拉姆斯等评论家所指出的，柯勒律治的想象可谓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有机想象，大大丰富了英国的美学思想。
　　在具体讨论想象与幻想的区别时，柯勒律治指出：“想象和幻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才能。”与作为一种“活力与原动力”、能够通过“溶化、分解、分散”进行再创造的想象不同，幻想“就是一种回忆模式，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而已，它与我们称之为‘选择’的那种意志实践混杂在一起，并且被它修改”。所以，幻想不过是诗歌的服饰而已，而想象则是诗歌的灵魂，“这灵魂无所不在，它存在于万物之中，让万物化成一个优美而智慧的整体”。
　　不难理解，柯勒律治的这般褒想象、贬幻想，引发了批评家的议论，褒贬不一，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正是柯勒律治诗学思想中最具个人色彩之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构成了他判断诗人和诗作高下的依据。正是基于结合激情、想象、精神的衡量标准，柯勒律治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抑或说诗才无人可及的天才诗人，而好友华兹华斯则不是，因为他主张诗歌的源泉是激情。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