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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革命根据地曾活跃着一批中共县委书记，如王谦、王大任、仝玉一、李友九、池必卿、范铭、赵雨亭、贾俊、高尔华、高扬文、陶鲁笳等，均因出生于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而自豪地以“十月革命生人”相勉励。他们百炼成钢矢志不渝，用奋斗的一生诠释并寄语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十月革命生人”是这样一群高度的政治自觉者：他们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结合在一起，将个人生命融入革命事业，以“生而知之”的自信表达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担当。
他们是时代的同行者。“十月革命生人”共同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路径：童蒙岁月，耳闻目睹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小学毕业那一年，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民族灾难日益加重，开始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学岁月，深切感受并认清了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热切向往以革命斗争改变现实社会;1935年，18岁的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成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的主力军。
他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多出身于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家庭或至少也是贫苦农家独宠的“读书苗子”。如，仝玉一是省城富商的千金小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铭贤中学。这是国民政府大财阀孔祥熙办的一所专科学校，时有孔祥熙任人唯“贤”之说——即铭贤中学毕业生都能安排到国家财政金融部门工作。仝玉一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父亲为她设计的富贵前程，选择了革命的人生道路。赵雨亭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6岁丧母，14岁丧父，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五。他回忆：“因父有遗言，要让我们兄弟一人读书，将来在社会上干事，免被有势者欺侮。父言不得违，这便成了我在旧社会，在一个农民家庭里，能够高小毕业后，继续读初中，后又升入高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无论贫富，他们在青少年时代都得以在领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上学读书见世面，多数从高专学校毕业或大学肄业，有着远远高于同龄人的平均基础学历。在剧烈的社会斗争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中，他们接受了科学和民主思想，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受到了盛行的以苏俄文学为媒介的左翼思想影响。
他們是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先锋战士。这些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知识青年在学生时代普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继而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冠之年的他们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从城市走向了广阔的农村，投笔从戎自觉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锻炼成长为民族的也是阶级的先锋战士。
“十月革命生人”又是这样一群同生共长、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时代的召唤下，从五湖四海聚首在太行山上，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锻炼成长为中共县委书记，其年龄正是同一时代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数，构成了一支引人瞩目的干部方队。经过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和学习，而立之年的他们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文武兼备的领导，在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中，他们又奔向祖国各地组成经略一方的党政领导班子。
历经磨难，或牺牲成仁，或建功立业，“十月革命生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者，为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了解他们的百年奋斗史，记取他们的百年祝福辞，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砥砺奋进，是一种极大的教益和勉励。
来自红土地的李友九，是这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信仰的。他出生于福建厦门，父亲在丹麦人开办的大北电报公司当高级职员，不菲的薪金足以维持家庭的小康生活，使得李友九兄弟姐妹都能早早入学读书，并且在生活和学习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洋人。第一次叩击他心灵的社会事件是“五卅运动”的爆发。1925年，8岁的李友九在上学路上看到了抗议日本工头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宣传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都记忆犹新：“大孩子们关于中国人每人尿一泡都可以淹没日本的教育、抵制日货，也有很深的印象。不过，我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民，并没有什么恶感。”
李友九
11岁时就已经小学毕业的李友九考入了英华中学，在英国人的教会学校里读书6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读到了《莫斯科印象记》《社会主义论战》等书籍，加之左翼文学作品的影响，他朦胧中感觉到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世界大同，那是人类最好的理想社会。
1930年前后，尽管厦门发生了共产党劫狱等震动全国的大事件，近距离地见识到了为着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形象，李友九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但这时的他基本上还是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励精图治给人民办点好事。“但是看来看去，国民党并没有做半点事情，对帝国主义还是照旧的奴颜婢膝……在国内只顾着打内战，毫无一点建设。记得上了中学头一次看报，头一条消息就是蒋介石和张发奎打仗。”李友九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不抵抗，使我对国民党从失望转为愤恨，而把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记得父亲曾经和朋友说，红军来了并不可怕，‘共产’？我们无产可共;‘共妻’是瞎说，实际是‘共栖’，还省得租房子。”李友九曾几次登山眺望，盼着割据在闽西苏区的红军队伍能打到厦门来。
踟蹰在人生和信仰的十字路口，李友九饱受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时，头顶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主任兼《厦门日报》主编桂冠的姐夫，给聪颖慧达的小舅子指出了一套富贵前程——要李友九到杭州警官学校去，那里有熟人，一进校门即可成中统CC系红人。然而，“国民党”是李友九抹掉的第一个选项，志向坚定地要做一个“理工男”，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厦门大学物理系，18岁时又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准备着以科学报效国家。 真正引起李友九思想上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民族存亡的责任感逼迫着我放弃过去的志向。要放弃已经形成了好几年的志向，自然难免有一些彷徨。特别是有了一些年青人的关于将来的计划和幻想——这一切都只好割爱了。此外，国民党不肯抗日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要抗日就必须跟随共产党，而我对于共产党还了解得不够多，因此，这一段时间我既没有出去做抗日宣传，也没有和某些同学一样去读书，而是整天到图书馆翻阅中外有关政治的各种书刊。在厦大时我曾借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十分弄通。不过，越看越觉得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办事，毫无私心的，是真正伟大的。”
熟练掌握多门外国语的“理工男”李友九，最终在清华园里关闭了所有缙绅富贵的选项，认定了共产主义。1936年5月，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李友九来到了山西，十年浴血奋战在太行山上。
赵雨亭出生于太行山区平定县一个贫农家庭。赵家祖上只有破窑一孔，破房两间，山坡地四五亩，靠给人打短工、缝衣做饭过活，甚至曾以乞怜讨饭为生。到了赵雨亭父母一代，由于勤劳简朴、苦学手艺，生活稍有改善，然而，又遭村中有势力的大户欺侮，竟致一孔新窑起而复拆不得修竣，遂发愿立誓：家中再穷也要培养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在社会上干事，成材“顶门户”，以免遭受有权势者的欺侮。
在6个儿女中，排行老五的赵雨亭被父母筛选为家中唯一的“读书苗子”，被赋予了振兴家运的使命。赵雨亭7岁入本村小学，然而，学习并不上进。因为村中教员是个老秀才，只讲些孔孟之道、封建礼教之类的东西，赵雨亭听不进去，自然是经常逃学。两年后，学校来了新教员，开始联系社会现实讲新文化知识了，赵雨亭和同学们初步受到了民族民主爱国思想教育。从小不信鬼神的他，在高小时参加过砸古庙神像和抵制日货的反封建迷信、反帝国主义欺侮的斗争，在中学时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旧校长的斗争等活动。这时的赵雨亭，虽被村里人说成是“不懂事的孩子”，但他的学习成绩却是全年级最好的，每年两次考试，每次平均分数都在99分以上，始终保持第一名，出身士绅家庭的几个同学争也争不过他。赵雨亭回忆说：“我这时的學习努力并不是因为我已具备了民主反帝的思想，而主要仍是由于从小受父亲‘苦学成名’为家庭‘顶门户’的思想支配。我在这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还有一定的盲目性，不是完全的自觉。”
赵雨亭
在村里读小学，在县城读初中，这时，父母相继去世。1935年，18岁的赵雨亭到北平考入中华中学读高中。虽有父母的遗言遗训，然而，供养赵雨亭上学的哥哥们却有心无力。这时，穷窘的生活逼迫着赵雨亭不得不更多地观察社会现实，考虑个人前途。然而，“我在北平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欺侮和压迫的许多具体事实，不仅东北三省早被日本占领，绥东、冀东，直至通县等地区也为日军汉奸所控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腐败无能，屈辱求荣，一再妥协、退让。在这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邹韬奋、杜重远同志创办的宣传抗日救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从苦闷中看到了希望之光。在这些惨痛事实和进步书刊的激励和启示下，并在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增强了我的民族反帝思想和对当时反动政府的不满情绪。从此，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积极地参加爱国反帝斗争和民族民主革命，才是我的真正出路，才有光明前途。”1937年1月，由中华中学教师、秘密共产党员张连奎介绍，赵雨亭加入了民先队。
卢沟桥事变后，赵雨亭中断了在北平的学业，返回太行山家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说：“我的入党动机主要是认为共产党抗日坚决，能为穷人谋福利。我在组织上虽然已经入党，但在思想上还未真正入党。1938年8月，党组织介绍我到晋南干校政治班学习。学习结业后，晋中特委调我到平东县任自卫中队教导员工作，后到区委工作。1939年5月，又由党组织介绍我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这两次学习，对我的教育极深，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也极大。在学习班，我进一步学习了党纲党章、党员读本，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大众哲学》《论持久战》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经过学习，使我对阶级、阶级剥削、阶级斗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了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增强了我的革命信心，初步确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高尔华来自黑土地，从名字就能看出她受高尔基作品影响的程度。然而，她有自己更多的寄意，“高尔华”就是要“高我中华”，矢志于振兴中华的奋斗理想。
高尔华原名高桂兰，出生于辽宁法库县秀水河子镇，是家中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在国破家亡的切身感受下，她开始接受了革命的启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小学毕业的她随母亲流亡到关内，投奔到在河北安平县当县长的大哥家中生活。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她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中学读书。受正在读大学的三哥、共产党员高鸿羽的影响，她阅读了当时一些进步报刊书籍，如《世界知识》 《大众哲学》 《唯物史观》 《辩证唯物主义》 《萌芽》 《北斗》等，尤其喜爱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因此，高桂兰觉得自己的名字不过是取《红楼梦》中“兰桂齐芳”之意，太封建世俗了。她决定为自己改名，一则是因为喜爱高尔基的作品，二则是想表达自己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威望和地位做一个革命者的决心，便改为响亮的高尔华。
在人们都称她是“高尔基的妹妹”的鼓励下，她思想进步很快，写作了许多联系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抗日救亡主题的文章。她积极投身于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共青团，后经党组织介绍来到山西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第十一连（女兵连），接受了严格的军政训练。1937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 高鸿羽记述了1937年5月他从北平来太原的情形：“当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馆。半夜里，阎锡山的军警来盘问我，我只说来找失散的妹妹高尔华。他们听说我是高尔华的哥哥，都很惊奇地说，他们都认识高尔华。当时党交给妹妹的一项任务，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幕话剧（街头劇），她在太原街头到处演出，由于演得逼真感人，很多人都认识她。查夜的军警就是看了妹妹的演出才认识她的。他们告诉了我妹妹的住址，我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军政干部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旧址），我们兄妹又重逢了。一年不见，妹妹长高了。她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军装，系着绑腿，束着腰带，英姿飒爽，颇有军人风度。”
在太原，高鸿羽看到了高尔华的风采。高尔华在时事政治讲演大会主席台上作了长时间的讲演。高尔华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列举了日寇的种种暴行和东北三省人民在日伪统治奴役下的悲惨遭遇，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她的讲演说理透彻，深入浅出，特别是控诉日寇侵华暴行时，多是她1932年夏回家乡的亲见亲闻，还有我提供的一些具体事例，真实可信，加之她叙述时声泪俱下，充满感情，颇有感染力，打动了所有的听众。”“有一次，我们开会总结示威游行的情况，布置下一步任务，她在会上发言，讲得头头是道，记忆力好，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大家都很听她的指挥，分头负责工作。”“她不甘落后，勇于上进，经常对同志们说：‘你们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同样能做到！’所以，同志们都挺佩服她，亲切地称她是‘假小子’”。
1937年10月，高尔华担任中共祁县县委书记。她利用牺盟会特派员身份，组织讲演团、秧歌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她曾在祁县城火神庙前召开了几千人的各界抗日救国动员大会，在动员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勇敢地参加抗战。她带有鼓动性的演讲使主席台上的旧县长坐立不安，整个会场自始至终群情激昂，口号不断，许多听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深入工厂，针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采取个别联系、家庭访问形式，成立起工人夜校，团结了大批工人，发展了400多名牺盟会会员，并在会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太原失陷前夕，祁县县委组织起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编为晋中游击队第六支队），高尔华担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参加了八路军。
当时的战地报纸曾刊登了一篇《山西的“李红光”》的通讯，详尽介绍了高尔华英勇抗日的事迹，称赞她就像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英雄李红光，是当代的“花木兰”。1940年12月后，她先后担任路东办事处组织部长、晋冀豫边区妇女救国总会组织部长等职。1942年，高尔华进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年5月25日在反“扫荡”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山西祁县人民至今仍传诵着歌谣：“高尔华，高尔华，为了抗日走天涯，挎着手枪骑大马，女中英豪数着她。”
大时代的先锋队员
“十月革命生人”是这样一群高度的政治自觉者：他们把自己的出生年月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结合在一起，将个人生命融入革命事业，以“生而知之”的自信表达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担当。
他们是时代的同行者。“十月革命生人”共同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路径：童蒙岁月，耳闻目睹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小学毕业那一年，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民族灾难日益加重，开始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学岁月，深切感受并认清了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热切向往以革命斗争改变现实社会;1935年，18岁的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成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的主力军。
他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多出身于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家庭或至少也是贫苦农家独宠的“读书苗子”。如，仝玉一是省城富商的千金小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赫赫有名的铭贤中学。这是国民政府大财阀孔祥熙办的一所专科学校，时有孔祥熙任人唯“贤”之说——即铭贤中学毕业生都能安排到国家财政金融部门工作。仝玉一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父亲为她设计的富贵前程，选择了革命的人生道路。赵雨亭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6岁丧母，14岁丧父，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五。他回忆：“因父有遗言，要让我们兄弟一人读书，将来在社会上干事，免被有势者欺侮。父言不得违，这便成了我在旧社会，在一个农民家庭里，能够高小毕业后，继续读初中，后又升入高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无论贫富，他们在青少年时代都得以在领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上学读书见世面，多数从高专学校毕业或大学肄业，有着远远高于同龄人的平均基础学历。在剧烈的社会斗争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中，他们接受了科学和民主思想，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受到了盛行的以苏俄文学为媒介的左翼思想影响。
他們是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先锋战士。这些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知识青年在学生时代普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继而加入共青团、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冠之年的他们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从城市走向了广阔的农村，投笔从戎自觉地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锻炼成长为民族的也是阶级的先锋战士。
“十月革命生人”又是这样一群同生共长、同甘共苦、不离不弃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时代的召唤下，从五湖四海聚首在太行山上，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锻炼成长为中共县委书记，其年龄正是同一时代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数，构成了一支引人瞩目的干部方队。经过在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和学习，而立之年的他们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文武兼备的领导，在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中，他们又奔向祖国各地组成经略一方的党政领导班子。
历经磨难，或牺牲成仁，或建功立业，“十月革命生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者，为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了解他们的百年奋斗史，记取他们的百年祝福辞，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砥砺奋进，是一种极大的教益和勉励。
红土地的“理工男”
来自红土地的李友九，是这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信仰的。他出生于福建厦门，父亲在丹麦人开办的大北电报公司当高级职员，不菲的薪金足以维持家庭的小康生活，使得李友九兄弟姐妹都能早早入学读书，并且在生活和学习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洋人。第一次叩击他心灵的社会事件是“五卅运动”的爆发。1925年，8岁的李友九在上学路上看到了抗议日本工头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宣传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都记忆犹新：“大孩子们关于中国人每人尿一泡都可以淹没日本的教育、抵制日货，也有很深的印象。不过，我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民，并没有什么恶感。”
11岁时就已经小学毕业的李友九考入了英华中学，在英国人的教会学校里读书6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读到了《莫斯科印象记》《社会主义论战》等书籍，加之左翼文学作品的影响，他朦胧中感觉到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世界大同，那是人类最好的理想社会。
1930年前后，尽管厦门发生了共产党劫狱等震动全国的大事件，近距离地见识到了为着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形象，李友九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但这时的他基本上还是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励精图治给人民办点好事。“但是看来看去，国民党并没有做半点事情，对帝国主义还是照旧的奴颜婢膝……在国内只顾着打内战，毫无一点建设。记得上了中学头一次看报，头一条消息就是蒋介石和张发奎打仗。”李友九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不抵抗，使我对国民党从失望转为愤恨，而把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记得父亲曾经和朋友说，红军来了并不可怕，‘共产’？我们无产可共;‘共妻’是瞎说，实际是‘共栖’，还省得租房子。”李友九曾几次登山眺望，盼着割据在闽西苏区的红军队伍能打到厦门来。
踟蹰在人生和信仰的十字路口，李友九饱受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时，头顶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主任兼《厦门日报》主编桂冠的姐夫，给聪颖慧达的小舅子指出了一套富贵前程——要李友九到杭州警官学校去，那里有熟人，一进校门即可成中统CC系红人。然而，“国民党”是李友九抹掉的第一个选项，志向坚定地要做一个“理工男”，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厦门大学物理系，18岁时又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准备着以科学报效国家。 真正引起李友九思想上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民族存亡的责任感逼迫着我放弃过去的志向。要放弃已经形成了好几年的志向，自然难免有一些彷徨。特别是有了一些年青人的关于将来的计划和幻想——这一切都只好割爱了。此外，国民党不肯抗日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要抗日就必须跟随共产党，而我对于共产党还了解得不够多，因此，这一段时间我既没有出去做抗日宣传，也没有和某些同学一样去读书，而是整天到图书馆翻阅中外有关政治的各种书刊。在厦大时我曾借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十分弄通。不过，越看越觉得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办事，毫无私心的，是真正伟大的。”
熟练掌握多门外国语的“理工男”李友九，最终在清华园里关闭了所有缙绅富贵的选项，认定了共产主义。1936年5月，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李友九来到了山西，十年浴血奋战在太行山上。
黄土地的“读书苗”
赵雨亭出生于太行山区平定县一个贫农家庭。赵家祖上只有破窑一孔，破房两间，山坡地四五亩，靠给人打短工、缝衣做饭过活，甚至曾以乞怜讨饭为生。到了赵雨亭父母一代，由于勤劳简朴、苦学手艺，生活稍有改善，然而，又遭村中有势力的大户欺侮，竟致一孔新窑起而复拆不得修竣，遂发愿立誓：家中再穷也要培养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在社会上干事，成材“顶门户”，以免遭受有权势者的欺侮。
在6个儿女中，排行老五的赵雨亭被父母筛选为家中唯一的“读书苗子”，被赋予了振兴家运的使命。赵雨亭7岁入本村小学，然而，学习并不上进。因为村中教员是个老秀才，只讲些孔孟之道、封建礼教之类的东西，赵雨亭听不进去，自然是经常逃学。两年后，学校来了新教员，开始联系社会现实讲新文化知识了，赵雨亭和同学们初步受到了民族民主爱国思想教育。从小不信鬼神的他，在高小时参加过砸古庙神像和抵制日货的反封建迷信、反帝国主义欺侮的斗争，在中学时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旧校长的斗争等活动。这时的赵雨亭，虽被村里人说成是“不懂事的孩子”，但他的学习成绩却是全年级最好的，每年两次考试，每次平均分数都在99分以上，始终保持第一名，出身士绅家庭的几个同学争也争不过他。赵雨亭回忆说：“我这时的學习努力并不是因为我已具备了民主反帝的思想，而主要仍是由于从小受父亲‘苦学成名’为家庭‘顶门户’的思想支配。我在这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还有一定的盲目性，不是完全的自觉。”
在村里读小学，在县城读初中，这时，父母相继去世。1935年，18岁的赵雨亭到北平考入中华中学读高中。虽有父母的遗言遗训，然而，供养赵雨亭上学的哥哥们却有心无力。这时，穷窘的生活逼迫着赵雨亭不得不更多地观察社会现实，考虑个人前途。然而，“我在北平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欺侮和压迫的许多具体事实，不仅东北三省早被日本占领，绥东、冀东，直至通县等地区也为日军汉奸所控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腐败无能，屈辱求荣，一再妥协、退让。在这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邹韬奋、杜重远同志创办的宣传抗日救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从苦闷中看到了希望之光。在这些惨痛事实和进步书刊的激励和启示下，并在一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增强了我的民族反帝思想和对当时反动政府的不满情绪。从此，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积极地参加爱国反帝斗争和民族民主革命，才是我的真正出路，才有光明前途。”1937年1月，由中华中学教师、秘密共产党员张连奎介绍，赵雨亭加入了民先队。
卢沟桥事变后，赵雨亭中断了在北平的学业，返回太行山家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说：“我的入党动机主要是认为共产党抗日坚决，能为穷人谋福利。我在组织上虽然已经入党，但在思想上还未真正入党。1938年8月，党组织介绍我到晋南干校政治班学习。学习结业后，晋中特委调我到平东县任自卫中队教导员工作，后到区委工作。1939年5月，又由党组织介绍我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这两次学习，对我的教育极深，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也极大。在学习班，我进一步学习了党纲党章、党员读本，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大众哲学》《论持久战》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经过学习，使我对阶级、阶级剥削、阶级斗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了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增强了我的革命信心，初步确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黑土地的“花木兰”
高尔华来自黑土地，从名字就能看出她受高尔基作品影响的程度。然而，她有自己更多的寄意，“高尔华”就是要“高我中华”，矢志于振兴中华的奋斗理想。
高尔华原名高桂兰，出生于辽宁法库县秀水河子镇，是家中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在国破家亡的切身感受下，她开始接受了革命的启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小学毕业的她随母亲流亡到关内，投奔到在河北安平县当县长的大哥家中生活。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她考入设在北平的东北中学读书。受正在读大学的三哥、共产党员高鸿羽的影响，她阅读了当时一些进步报刊书籍，如《世界知识》 《大众哲学》 《唯物史观》 《辩证唯物主义》 《萌芽》 《北斗》等，尤其喜爱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因此，高桂兰觉得自己的名字不过是取《红楼梦》中“兰桂齐芳”之意，太封建世俗了。她决定为自己改名，一则是因为喜爱高尔基的作品，二则是想表达自己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威望和地位做一个革命者的决心，便改为响亮的高尔华。
在人们都称她是“高尔基的妹妹”的鼓励下，她思想进步很快，写作了许多联系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抗日救亡主题的文章。她积极投身于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共青团，后经党组织介绍来到山西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第十一连（女兵连），接受了严格的军政训练。1937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 高鸿羽记述了1937年5月他从北平来太原的情形：“当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馆。半夜里，阎锡山的军警来盘问我，我只说来找失散的妹妹高尔华。他们听说我是高尔华的哥哥，都很惊奇地说，他们都认识高尔华。当时党交给妹妹的一项任务，是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幕话剧（街头劇），她在太原街头到处演出，由于演得逼真感人，很多人都认识她。查夜的军警就是看了妹妹的演出才认识她的。他们告诉了我妹妹的住址，我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军政干部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旧址），我们兄妹又重逢了。一年不见，妹妹长高了。她中等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军装，系着绑腿，束着腰带，英姿飒爽，颇有军人风度。”
在太原，高鸿羽看到了高尔华的风采。高尔华在时事政治讲演大会主席台上作了长时间的讲演。高尔华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列举了日寇的种种暴行和东北三省人民在日伪统治奴役下的悲惨遭遇，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她的讲演说理透彻，深入浅出，特别是控诉日寇侵华暴行时，多是她1932年夏回家乡的亲见亲闻，还有我提供的一些具体事例，真实可信，加之她叙述时声泪俱下，充满感情，颇有感染力，打动了所有的听众。”“有一次，我们开会总结示威游行的情况，布置下一步任务，她在会上发言，讲得头头是道，记忆力好，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大家都很听她的指挥，分头负责工作。”“她不甘落后，勇于上进，经常对同志们说：‘你们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同样能做到！’所以，同志们都挺佩服她，亲切地称她是‘假小子’”。
1937年10月，高尔华担任中共祁县县委书记。她利用牺盟会特派员身份，组织讲演团、秧歌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她曾在祁县城火神庙前召开了几千人的各界抗日救国动员大会，在动员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勇敢地参加抗战。她带有鼓动性的演讲使主席台上的旧县长坐立不安，整个会场自始至终群情激昂，口号不断，许多听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深入工厂，针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采取个别联系、家庭访问形式，成立起工人夜校，团结了大批工人，发展了400多名牺盟会会员，并在会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太原失陷前夕，祁县县委组织起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改编为晋中游击队第六支队），高尔华担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参加了八路军。
当时的战地报纸曾刊登了一篇《山西的“李红光”》的通讯，详尽介绍了高尔华英勇抗日的事迹，称赞她就像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英雄李红光，是当代的“花木兰”。1940年12月后，她先后担任路东办事处组织部长、晋冀豫边区妇女救国总会组织部长等职。1942年，高尔华进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年5月25日在反“扫荡”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山西祁县人民至今仍传诵着歌谣：“高尔华，高尔华，为了抗日走天涯，挎着手枪骑大马，女中英豪数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