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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机构是时候登上国际舞台,虽然不必匆忙
G20金融峰会以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改革提议大体上有三个方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并希望IMF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使IMF或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挥更大作用;倡议更多使用IMF的特别提款权。
但这三个方面其实都不会起到改变现行金融体系的作用。首先,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发言权的建议,并未触及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IMF的职能是监察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各国资本账户的自由流动。对发达国家而言,其货币早已自由兑换,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实质上是督促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及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紧张时,提供流动性援助,并以帮助为条件,推动受援国的资本自由化。目前对IMF的改革建议,并没有改变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监督职能。改变的只是这种监督原来基本上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今后可能加上了上些许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放纵其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凭借其美元的国际计价与结算地位,无约束地向全球提供流动性;二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宏观经济良好与市场信心充足时,会自行创造出大量流动性,形成资产泡沫;而在宏观经济疲弱、市场信心不足时,流动性会迅速萎缩,即使各国中央银行加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不能有效抵消。
要解决危机的根源,意味着应改变美元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使得美国不能无限制地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平衡其国际贸易逆差;意味着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性安排,包括会计制度安排。否则,并不能保证类似的危机不会在若干年后再次爆发。然而,各国普遍认为,目前尚无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计价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只好停留在枝节上。
其次,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归根结底在于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前的改革监管的提议,意味着要求主要的主权国家放弃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而取而代之地由一个多国机构监管。在现行的国际政治框架下,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无论是IMF还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指望其制定新的、不为商业机构认可的监管规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第三,要求国际市场多采用国际特别提款权作为结算与计值货币,甚至希望它最终取代美元,则是一个毫无基础的海市蜃楼,就像语言学家一度提倡的世界语一样,终究无法替代自然发展而来的语言而迅速销声匿迹。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铭记的是,外汇储备多寡不反映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感觉到日本与其外汇储备相应的影响力。相应地,美国的外汇储备一直相当少,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这一影响力主要来自美元的国际计价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地位,即使美国今天深受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美元仍然持续上升。可以确信的是,美元在重新形成下降趋势之前,还将坚挺较长一段时间,因为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只有结算货币会坚挺。今天是美元,1929年大萧条时则是黄金。同样,今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决不能自以为已经具有很大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为什么在美国的经济地位几十年持续下降过程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却在不断上升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国际金融体系。任何两者的合作,决定了第三者的性质。
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与运转,需要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作为其载体,金融机构愿意使用某种货币为它的金融工具计值、计价,该种货币被使用得越来越广泛时,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并形成网络效应。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的使用,会强化该货币的地位,使其成为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独立因素。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是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条件,原因正在于此。
货币依附于金融机构,机构是市场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融入市场。金融机构是国际的,市场和资金却是本地的。本地的资金通过国际性的金融机构转为国际的货币,流动于国际货币市场,再通过金融机构转为本地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金融机构,全球不同的本地金融市场,就无法连成全球的金融市场。因此,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首先要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货币、机构与市场是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络,任何一者的结构决定于另两者的结构。在货币与市场结构不变下,机构的结构如何改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货币体系虽然以美元为主导,但美元不是惟一的,它存在竞争;第二,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虽然是美国占主导,也存在竞争;第三,经历此次危机后,美国的金融机构受创最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第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资金提供国。在此四个前提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借此机会加入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并联合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共同改变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结构。不能因为早期投资不成功,因噎废食而放弃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的战略。
从具体策略上看,其一,中国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参与美元体系之外的其他货币体系,或国际货币的亚体系,促进国际货币的亚体系发展成为主流体系;其二,利用香港已形成的地位,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从长远上看,只有当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发生变化后,全球才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变就像一个大国一样,其兴盛与衰败不会瞬间完成,但新的趋势已经出现。正如莎翁所云,“往事已成序幕,未来有赖你我登场”。中国的金融机构是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了,虽然不必匆忙。■
作者为香港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财经》特约经济学家,曾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
G20金融峰会以来,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改革提议大体上有三个方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发言权,并希望IMF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使IMF或国际结算银行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挥更大作用;倡议更多使用IMF的特别提款权。
但这三个方面其实都不会起到改变现行金融体系的作用。首先,加强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发言权的建议,并未触及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IMF的职能是监察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各国资本账户的自由流动。对发达国家而言,其货币早已自由兑换,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实质上是督促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及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紧张时,提供流动性援助,并以帮助为条件,推动受援国的资本自由化。目前对IMF的改革建议,并没有改变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监督职能。改变的只是这种监督原来基本上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今后可能加上了上些许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放纵其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凭借其美元的国际计价与结算地位,无约束地向全球提供流动性;二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制在宏观经济良好与市场信心充足时,会自行创造出大量流动性,形成资产泡沫;而在宏观经济疲弱、市场信心不足时,流动性会迅速萎缩,即使各国中央银行加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不能有效抵消。
要解决危机的根源,意味着应改变美元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使得美国不能无限制地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平衡其国际贸易逆差;意味着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性安排,包括会计制度安排。否则,并不能保证类似的危机不会在若干年后再次爆发。然而,各国普遍认为,目前尚无一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计价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只好停留在枝节上。
其次,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归根结底在于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前的改革监管的提议,意味着要求主要的主权国家放弃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而取而代之地由一个多国机构监管。在现行的国际政治框架下,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无论是IMF还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指望其制定新的、不为商业机构认可的监管规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第三,要求国际市场多采用国际特别提款权作为结算与计值货币,甚至希望它最终取代美元,则是一个毫无基础的海市蜃楼,就像语言学家一度提倡的世界语一样,终究无法替代自然发展而来的语言而迅速销声匿迹。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铭记的是,外汇储备多寡不反映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感觉到日本与其外汇储备相应的影响力。相应地,美国的外汇储备一直相当少,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这一影响力主要来自美元的国际计价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地位,即使美国今天深受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美元仍然持续上升。可以确信的是,美元在重新形成下降趋势之前,还将坚挺较长一段时间,因为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只有结算货币会坚挺。今天是美元,1929年大萧条时则是黄金。同样,今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决不能自以为已经具有很大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为什么在美国的经济地位几十年持续下降过程中,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却在不断上升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三位一体共同构成国际金融体系。任何两者的合作,决定了第三者的性质。
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与运转,需要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作为其载体,金融机构愿意使用某种货币为它的金融工具计值、计价,该种货币被使用得越来越广泛时,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并形成网络效应。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的使用,会强化该货币的地位,使其成为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独立因素。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是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条件,原因正在于此。
货币依附于金融机构,机构是市场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融入市场。金融机构是国际的,市场和资金却是本地的。本地的资金通过国际性的金融机构转为国际的货币,流动于国际货币市场,再通过金融机构转为本地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金融机构,全球不同的本地金融市场,就无法连成全球的金融市场。因此,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首先要改变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货币、机构与市场是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络,任何一者的结构决定于另两者的结构。在货币与市场结构不变下,机构的结构如何改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际货币体系虽然以美元为主导,但美元不是惟一的,它存在竞争;第二,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虽然是美国占主导,也存在竞争;第三,经历此次危机后,美国的金融机构受创最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第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资金提供国。在此四个前提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借此机会加入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并联合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共同改变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结构。不能因为早期投资不成功,因噎废食而放弃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的战略。
从具体策略上看,其一,中国金融机构应该更多地参与美元体系之外的其他货币体系,或国际货币的亚体系,促进国际货币的亚体系发展成为主流体系;其二,利用香港已形成的地位,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从长远上看,只有当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发生变化后,全球才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金融与经济大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变就像一个大国一样,其兴盛与衰败不会瞬间完成,但新的趋势已经出现。正如莎翁所云,“往事已成序幕,未来有赖你我登场”。中国的金融机构是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了,虽然不必匆忙。■
作者为香港汇信资本董事总经理,《财经》特约经济学家,曾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