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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一世纪初，官方话语中的失业下岗青年正在步入“4050”阶段。他们当初被认为是可以在市场中更好实现自身价值的群体，他们是否与预期的相符，现在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从经济和社会交往两个方面呈现他们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对于他们因经济水平低而引起的观念和行为上的贫困亚文化现象，值得关注。
［关键词］下岗工人；弱势群体；边缘化；贫困文化
［中图分类号］Ｃ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2 — ００51 — ０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企业转制，城市中的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的同时也失了与原单位相联的许多福利和保障（孙立平 2010：26）。并且受年龄、技术、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后大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又极少在主导产业、朝阳行业中获得就业机会。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１〕，“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２〕。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的资源很少，其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出于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和对国家稳定底线的守望，许多学者投入到有关下岗失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来〔３〕，呈现下岗群体的生活状态，引起有关方面的了解和重视，并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之道，影响相关社会政策的拟定和实施。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调查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的前4个年头。这主要是因为下岗在当时是我国就业矛盾的最突出表现，相关研究获得政策支持。而当时“4050”人员是下岗失业的主体，更是再就业的难点，所以他们是学术和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便忽视了对下岗失业青年群体的关注。
如今，当年的下岗失业青年步入“4050”阶段。作为“80年代的待业青年”，他们多是国企中的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通常是国企第一批被裁掉的人员，有资格获得买断工龄的待遇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但一般也只是国营工人标准的一半。因为年龄的原因，下岗时他们无法享受国家针对“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比如缴纳社会保险金给予政府补贴等〔４〕，这样的人员即是本文题目中所说的新“4050”人员。下岗潮中因为相对年轻和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他们被认为在就业转失业人群中属于再就业不成问题的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政策的重点不在他们身上，学术调查研究也很少注意这个群体。那么，目前新“4050”人员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是否通过就业、创业等机会脱离了下岗失业群体的集体贫困和边缘状态？关注新“4050”人员是对下岗失业问题调查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不仅体现学术人文关怀的价值，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所在。
2010年9月，笔者来到沈阳北厂宿舍区做田野调查〔５〕。沈阳北厂是一家成立于1917年的军需被服企业，历经日伪、国民党统治，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生产成绩。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内忧外患等多层面的复杂矛盾导致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向凋敝，最终于2005年10月破产倒闭。现在宿舍区居民仍以北厂职工及家属为主〔６〕。居民将自己分成三类，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
“现在最幸福的是在厂子破产前退休的，其次是买断工龄后赶上国家“4050”优惠政策的，而最累、最困难的要数现在40啷当岁、50來岁的男男女女们，半老不嫩，到哪打工都费劲，养老保险交不起，孩子念书花大钱。”
笔者发现居民眼中最困难的群体基本与新“4050”人员重合。在北厂他们有400多人，在1982年至1990年分5批以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的身份进厂，在车间从事缝纫等一线工作。在1997年前后工厂举步维艰时他们被率先剥离出来。当时他们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40岁，在市场上找一份工作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并且薪水并不比在工厂低，生活比较宽松。但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和暂时性的现象。伴随当下优势即年轻资本的逐渐消失，先赋资源不足且后致资源缺乏的情况更加显露，加之城镇新增长劳动力涌入市场，他们被迅速的边缘化。以下，笔者将从物质生活和日常交往生活两方面呈现目前新“4050”人员的生活状态。
一、 经济生活层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职业复制现象越来越明显，工人的子女越来越多的进入工人岗位。（陆学艺 2004：296）北厂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70℅以上与北厂老一代工人沾亲带故。国营工厂从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工资低的传统，所以集体和合同工人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家底可言。企业破产时，集体工人只拿到了每年900块的工龄买断钱，而合同工人只拿到2万块的解除合同赔偿费用，所以仅就经济资本来说他们便是一群在起跑线上就被落下来的人。
在宏观“经济话语”的主导下，经济收入成为衡量人社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离开工厂后，他们都有趁着年轻多挣点钱的想法，心态积极，主动找工作。嫌累、怕脏，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是他们放弃本行工作的原因。受学历和技能水平的制约，营业员、推销员、保安员是他们的职业首选。在最开始获得相对值较高的收入时，他们忽视了这些行业所带有的“吃青春饭”色彩和用工不规范的特点。 目前，新“4050”人员多已被排斥出这些职业，主要靠打工、摆地摊和“混日子”等生计方式获得经济收入。
（一）生计方式与收入
1.打工。打工是存在雇佣关系的一种临时性的劳动（潘毅 2011；12）。新“4050”人员一般由原北厂师傅介绍到服装加工点工作，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最近两年重操旧业是种趋势。加工点中有北厂先行进入的大龄下岗工人坐镇，又有懂制衣技术的年轻农民工的竞不争，他们一般只做换片、叠布头等灵活。杂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工作时间更长，12小时工作制很普遍，薪水报酬更低，1300元已算最高值，解雇风险更大。
按照下岗工人自己的说法，“给公家打工最好，给交社会保险”。笔者遇到3例属于上述情况。他们在亲友的介绍下分别受雇于北站环卫所、辽宁省邮政物资局和中兴商业大厦超市大东店，都在夜间工作，在工资、劳保和福利待遇上都低各自工作系统中的正式工人一大截。从事北站片超市、酒店垃圾清运工作的小王告诉我：
“环卫所1个月给1400，上保险。我搁厂子咱这帮下岗打工的里头是最好的。但在环卫所，我是干活最多，挣的最少的。人家正式工都一月3、4000，过年过节发消费卡，给咱就是箱饮料。咱下岗的就是给人干活打工的，地位低，到处受歧视。”
2.摆地摊。这是在街头巷尾做流动小贩的带有行商性质的谋生手段。与打工相比，无论是工作形式还是收入都更加不稳定。而随着退路进厅，及城市建设的开展，其生计空间也越来越窄，无证经营、被城管追撵也使此生计方式的边缘化色彩显露无疑。
3.“混日子”。这是访谈对象对自己处于一种无业可就，却有生活来源状态的形象说法。笔者发现，混日子的多是离异人士：男性靠啃老，女性靠找铁子过日子。
第一，啃老。早已成年的孩子由于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依靠年迈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与赡养老人相对应，东北地区的人们将这种现象形象的称为啃老。〔７〕新“4050”人员的父母多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一代人，他们退休金水平低下，12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养活祖孙三代人，捉襟见肘可见一斑。但啃老的新“4050”人员少有无奈，表现出的更多是颓废和一夜暴富的渴望。除此而外，有些人努力与生活中的困难抗争，却因各种原因无法走出底层的边缘化状态，这是必须得到关注的问题。
“彩票就是我的正经营生。（彩票中心）早上开门我就来报到，一杯水3根烟6个包子混一天。哪天中了，就一本万利！……以前我拿2万买断钱开过小吃部，早上4点半起来炸果子，折腾半年黄了。政策有优惠，可没人执行。税务、城管、卫生局总来收费，房屋水电也是议价的。卖水果，不会放，也赔钱。干药品推销员，药的猫腻太不象话，良心过不去。现在挺好，孩子从吃穿到学费我妈我爸全负责，我回去睡个觉、吃口饭，一个人凑合往前混吧。”
第二，找“铁子”。“铁子”原本是铁哥们的简称。这个词经常出现在退休工人关于哪家女儿“发迹”的讲述中。“找铁子”不只是做风问题，我听出有关生计和收入“涉灰”的味道，含有“以性謀利”〔８了〕的性交易色彩。这更显示出这群人非正式就业和依附性的生活状态。居民经常在背后议论东北大马路宿舍区对面报刊亭的老板，一位陈姓40来岁的女人，她原是北厂1车间合同工，随父母住莲花家属院。
“那报刊亭就是她新找的铁子给整下来的，还敢摆摊买烟、水、小食品。人家那铁子海海的（表示“多”的意思），黑白两道都有铁子‘有号’（有势力和实力），还给买房子呢。现在会贴男人就是本事！”
（二）节衣缩食：消费水平低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中(孙立平2010：6)，年吃穿用度的方式、质量和数量往往成为区分人群身份地位的象征。工作的不稳定和收入水平的低层次决定新“4050”人员消费能力不足，底层和边缘状态明显，尤其是供养孩子念书的家庭，在花钱上面就更是小心翼翼，仅能维持“不吃糠、不冻着、不露着的”温饱水平并且对物价的上涨格外敏感。
除了教育费用挤占仅够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的收入，每月每人七、八百块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也是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出现了新“4050”人员认为参加保险必要，但只夫妻一方参保的实际情况。这无疑增添了失业家庭晚年时期，遇到疾病等生活危机沦为绝对贫困的风险。
（三）居住
据宿舍居民说，当初北厂只有国营工才有资格参加福利分房。所以作为北厂子弟的集体和合同工人一般都随父母住。从厂子衰败开始，工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购置商品房，家庭人口却越来越多——一户人家，老夫妻和两个儿子、儿媳、孙女8口人挤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问题突出。
此外，宿舍区环境也简陋破旧：下水井经常堵塞，咕咕冒黑水，发出恶臭的味道；和着雨水烂泥的花坛杂草丛生，蚊虫飞舞。楼梯的水泥地面剥落，露出红砖和钢筋；搬家、开锁的小招贴粘满楼道墙壁和住户的铁门。
经历过宿舍区拆迁的新“4050”人员在住地位置上更直观的显露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样貌：大部分人只有在二环外的望花新村、榆树屯等地才能买得起房，这些地方较市中心区域的原住地偏僻。这给他们获得工作信息和机会增添阻碍，与同事邻里的交往减少，生活更加封闭。
二、日常交往层面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网络除了满足人维系情感、寻求心理安慰的需要，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从客观和宏观上看，正是这种非制度性的因素，成为衡量当今中国社会流动的一种变量，以其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广窄和层次的高低划分阶层及其变动趋势。从主观和微观上说，关系圈子的情况关联着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反过来影响着个人对社会的信任度。
北厂宿舍区随着工厂效益的下滑和管理权移交，公共和日常生活已经全面解体，宿舍内外的交往呈现出 “原子化”状态。受生产方式和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组织制度的影响，工人从群体上说并不是一个善于建立关系的阶层。而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高度重叠，使他们的关系圈子范围小、层次低、结构单一。而下岗失业使原本的关系网有缩小趋势，即使再就业成功，不稳定的工作也无助于圈子的扩大，所以新“4050”人员面对着社会关系弱化的局面，在资源获得方面起不了实质性作用。
此外，市场经济下亲缘关系的日渐冷淡和利益关系的日益强化也是使得他们的圈子封闭的一个原因，但其自身因素也不可忽视：首先，他们与人的交往特别看重脾气秉性的相投。这容易将他们的圈子固化在与其同质性高的群体，不利于以利益互补为前提扩大交往范围。从而出现如帕金“社会屏蔽理论”指出的现象，穷人的周围邻居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也多是穷人，不利于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和资源，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的“社会隔离”（周大鸣2007：59）。其次，缺乏信心、过分自尊和要面子阻碍了他们发展关系，获得支持的机会。
因为交往的缺乏，圈子的封闭，调查对象更容易夸大甚至想象关系对人获得成功的影响力，比如以下的闲聊特别典型：
甲：老毕（星光大道的主持人）肯定台里台外都有人。
乙：肯定的，要不他这节目怎那么火呢！别管干啥，都得上面认识人，说他行、让他干、支持他，他才行呢。
这基本上代表了新“4050”人员对于关系作用的理解。除非对情况熟悉，否则任何人获得成功，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关系的作用。这容易让他们自己，尤其影响其子女为生活、学习上的不成功找到开脱借口，从而忽视自身的不足，失去为学习、工作和人生拼搏的动力，进而无法把握可能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
调查对象从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不足，在与公共权力部门如劳动部门打交道时得到的帮助也不足。除了受雇于国家企事业单位，下岗失业工人享受不到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他们清楚的知道这并不合法，但却没人向劳动部门举报解决问题。
“咱不能也不敢指望劳动局解决问题，举报对咱没好处。举报得实名，还得举证。劳动局来了，把‘点儿’罚倒闭了，咱上哪挣钱吃饭去啊。要是人有路子，没事儿，这世界哪有不透风的墙，我咋办啊？！”
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信任影响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参与热情，这更加不利于他们获得支持，脱离边缘的生活状态。
当年官方话语中的下岗失业青年如今步入“4050”阶段。曾经再就业中的非问题群体成为缺失各类资源的群体：工作不稳定无保障、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一旦遇到拆迁、疾病和子女教育负担，经济生活恶化趋势明显。巨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造成交往障碍，使原本层次低、范围窄的亲友圈更显封闭。贫困、弱势也加重了他们不善于从政府部门获得支持的情势。他们在社会上属于发不出声音的一群人。随着市场经济特征的彰显，他们越来越彻底的进入到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显示出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特征：贫困不单是经济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所拥有一套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整合体系，也就是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它可以通过群体内部交往在圈内加强，世代传递。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值得不断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M〕.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5 .
〔2〕周大鸣.“自由”的都市边缘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3〕吴清军. 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96-206
〔4〕孙立平.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6〕于建嵘.安源实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7〕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潘毅.中国女工〔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9〕潘绥铭.生存与体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冯延臣〕
［关键词］下岗工人；弱势群体；边缘化；贫困文化
［中图分类号］Ｃ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2 — ００51 — ０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和企业转制，城市中的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他们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的同时也失了与原单位相联的许多福利和保障（孙立平 2010：26）。并且受年龄、技术、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后大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又极少在主导产业、朝阳行业中获得就业机会。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１〕，“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２〕。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掌握的资源很少，其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出于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和对国家稳定底线的守望，许多学者投入到有关下岗失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来〔３〕，呈现下岗群体的生活状态，引起有关方面的了解和重视，并从实际出发寻求解决之道，影响相关社会政策的拟定和实施。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调查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的前4个年头。这主要是因为下岗在当时是我国就业矛盾的最突出表现，相关研究获得政策支持。而当时“4050”人员是下岗失业的主体，更是再就业的难点，所以他们是学术和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便忽视了对下岗失业青年群体的关注。
如今，当年的下岗失业青年步入“4050”阶段。作为“80年代的待业青年”，他们多是国企中的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通常是国企第一批被裁掉的人员，有资格获得买断工龄的待遇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但一般也只是国营工人标准的一半。因为年龄的原因，下岗时他们无法享受国家针对“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比如缴纳社会保险金给予政府补贴等〔４〕，这样的人员即是本文题目中所说的新“4050”人员。下岗潮中因为相对年轻和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他们被认为在就业转失业人群中属于再就业不成问题的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政策的重点不在他们身上，学术调查研究也很少注意这个群体。那么，目前新“4050”人员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是否通过就业、创业等机会脱离了下岗失业群体的集体贫困和边缘状态？关注新“4050”人员是对下岗失业问题调查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不仅体现学术人文关怀的价值，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所在。
2010年9月，笔者来到沈阳北厂宿舍区做田野调查〔５〕。沈阳北厂是一家成立于1917年的军需被服企业，历经日伪、国民党统治，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生产成绩。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内忧外患等多层面的复杂矛盾导致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向凋敝，最终于2005年10月破产倒闭。现在宿舍区居民仍以北厂职工及家属为主〔６〕。居民将自己分成三类，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
“现在最幸福的是在厂子破产前退休的，其次是买断工龄后赶上国家“4050”优惠政策的，而最累、最困难的要数现在40啷当岁、50來岁的男男女女们，半老不嫩，到哪打工都费劲，养老保险交不起，孩子念书花大钱。”
笔者发现居民眼中最困难的群体基本与新“4050”人员重合。在北厂他们有400多人，在1982年至1990年分5批以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的身份进厂，在车间从事缝纫等一线工作。在1997年前后工厂举步维艰时他们被率先剥离出来。当时他们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40岁，在市场上找一份工作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并且薪水并不比在工厂低，生活比较宽松。但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和暂时性的现象。伴随当下优势即年轻资本的逐渐消失，先赋资源不足且后致资源缺乏的情况更加显露，加之城镇新增长劳动力涌入市场，他们被迅速的边缘化。以下，笔者将从物质生活和日常交往生活两方面呈现目前新“4050”人员的生活状态。
一、 经济生活层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职业复制现象越来越明显，工人的子女越来越多的进入工人岗位。（陆学艺 2004：296）北厂集体工人和合同工人70℅以上与北厂老一代工人沾亲带故。国营工厂从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工资低的传统，所以集体和合同工人的家庭都没有什么家底可言。企业破产时，集体工人只拿到了每年900块的工龄买断钱，而合同工人只拿到2万块的解除合同赔偿费用，所以仅就经济资本来说他们便是一群在起跑线上就被落下来的人。
在宏观“经济话语”的主导下，经济收入成为衡量人社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离开工厂后，他们都有趁着年轻多挣点钱的想法，心态积极，主动找工作。嫌累、怕脏，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是他们放弃本行工作的原因。受学历和技能水平的制约，营业员、推销员、保安员是他们的职业首选。在最开始获得相对值较高的收入时，他们忽视了这些行业所带有的“吃青春饭”色彩和用工不规范的特点。 目前，新“4050”人员多已被排斥出这些职业，主要靠打工、摆地摊和“混日子”等生计方式获得经济收入。
（一）生计方式与收入
1.打工。打工是存在雇佣关系的一种临时性的劳动（潘毅 2011；12）。新“4050”人员一般由原北厂师傅介绍到服装加工点工作，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最近两年重操旧业是种趋势。加工点中有北厂先行进入的大龄下岗工人坐镇，又有懂制衣技术的年轻农民工的竞不争，他们一般只做换片、叠布头等灵活。杂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工作时间更长，12小时工作制很普遍，薪水报酬更低，1300元已算最高值，解雇风险更大。
按照下岗工人自己的说法，“给公家打工最好，给交社会保险”。笔者遇到3例属于上述情况。他们在亲友的介绍下分别受雇于北站环卫所、辽宁省邮政物资局和中兴商业大厦超市大东店，都在夜间工作，在工资、劳保和福利待遇上都低各自工作系统中的正式工人一大截。从事北站片超市、酒店垃圾清运工作的小王告诉我：
“环卫所1个月给1400，上保险。我搁厂子咱这帮下岗打工的里头是最好的。但在环卫所，我是干活最多，挣的最少的。人家正式工都一月3、4000，过年过节发消费卡，给咱就是箱饮料。咱下岗的就是给人干活打工的，地位低，到处受歧视。”
2.摆地摊。这是在街头巷尾做流动小贩的带有行商性质的谋生手段。与打工相比，无论是工作形式还是收入都更加不稳定。而随着退路进厅，及城市建设的开展，其生计空间也越来越窄，无证经营、被城管追撵也使此生计方式的边缘化色彩显露无疑。
3.“混日子”。这是访谈对象对自己处于一种无业可就，却有生活来源状态的形象说法。笔者发现，混日子的多是离异人士：男性靠啃老，女性靠找铁子过日子。
第一，啃老。早已成年的孩子由于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依靠年迈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与赡养老人相对应，东北地区的人们将这种现象形象的称为啃老。〔７〕新“4050”人员的父母多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一代人，他们退休金水平低下，12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养活祖孙三代人，捉襟见肘可见一斑。但啃老的新“4050”人员少有无奈，表现出的更多是颓废和一夜暴富的渴望。除此而外，有些人努力与生活中的困难抗争，却因各种原因无法走出底层的边缘化状态，这是必须得到关注的问题。
“彩票就是我的正经营生。（彩票中心）早上开门我就来报到，一杯水3根烟6个包子混一天。哪天中了，就一本万利！……以前我拿2万买断钱开过小吃部，早上4点半起来炸果子，折腾半年黄了。政策有优惠，可没人执行。税务、城管、卫生局总来收费，房屋水电也是议价的。卖水果，不会放，也赔钱。干药品推销员，药的猫腻太不象话，良心过不去。现在挺好，孩子从吃穿到学费我妈我爸全负责，我回去睡个觉、吃口饭，一个人凑合往前混吧。”
第二，找“铁子”。“铁子”原本是铁哥们的简称。这个词经常出现在退休工人关于哪家女儿“发迹”的讲述中。“找铁子”不只是做风问题，我听出有关生计和收入“涉灰”的味道，含有“以性謀利”〔８了〕的性交易色彩。这更显示出这群人非正式就业和依附性的生活状态。居民经常在背后议论东北大马路宿舍区对面报刊亭的老板，一位陈姓40来岁的女人，她原是北厂1车间合同工，随父母住莲花家属院。
“那报刊亭就是她新找的铁子给整下来的，还敢摆摊买烟、水、小食品。人家那铁子海海的（表示“多”的意思），黑白两道都有铁子‘有号’（有势力和实力），还给买房子呢。现在会贴男人就是本事！”
（二）节衣缩食：消费水平低
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中(孙立平2010：6)，年吃穿用度的方式、质量和数量往往成为区分人群身份地位的象征。工作的不稳定和收入水平的低层次决定新“4050”人员消费能力不足，底层和边缘状态明显，尤其是供养孩子念书的家庭，在花钱上面就更是小心翼翼，仅能维持“不吃糠、不冻着、不露着的”温饱水平并且对物价的上涨格外敏感。
除了教育费用挤占仅够家庭基本生活支出的收入，每月每人七、八百块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也是项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出现了新“4050”人员认为参加保险必要，但只夫妻一方参保的实际情况。这无疑增添了失业家庭晚年时期，遇到疾病等生活危机沦为绝对贫困的风险。
（三）居住
据宿舍居民说，当初北厂只有国营工才有资格参加福利分房。所以作为北厂子弟的集体和合同工人一般都随父母住。从厂子衰败开始，工人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购置商品房，家庭人口却越来越多——一户人家，老夫妻和两个儿子、儿媳、孙女8口人挤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问题突出。
此外，宿舍区环境也简陋破旧：下水井经常堵塞，咕咕冒黑水，发出恶臭的味道；和着雨水烂泥的花坛杂草丛生，蚊虫飞舞。楼梯的水泥地面剥落，露出红砖和钢筋；搬家、开锁的小招贴粘满楼道墙壁和住户的铁门。
经历过宿舍区拆迁的新“4050”人员在住地位置上更直观的显露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样貌：大部分人只有在二环外的望花新村、榆树屯等地才能买得起房，这些地方较市中心区域的原住地偏僻。这给他们获得工作信息和机会增添阻碍，与同事邻里的交往减少，生活更加封闭。
二、日常交往层面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网络除了满足人维系情感、寻求心理安慰的需要，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从客观和宏观上看，正是这种非制度性的因素，成为衡量当今中国社会流动的一种变量，以其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广窄和层次的高低划分阶层及其变动趋势。从主观和微观上说，关系圈子的情况关联着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反过来影响着个人对社会的信任度。
北厂宿舍区随着工厂效益的下滑和管理权移交，公共和日常生活已经全面解体，宿舍内外的交往呈现出 “原子化”状态。受生产方式和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组织制度的影响，工人从群体上说并不是一个善于建立关系的阶层。而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高度重叠，使他们的关系圈子范围小、层次低、结构单一。而下岗失业使原本的关系网有缩小趋势，即使再就业成功，不稳定的工作也无助于圈子的扩大，所以新“4050”人员面对着社会关系弱化的局面，在资源获得方面起不了实质性作用。
此外，市场经济下亲缘关系的日渐冷淡和利益关系的日益强化也是使得他们的圈子封闭的一个原因，但其自身因素也不可忽视：首先，他们与人的交往特别看重脾气秉性的相投。这容易将他们的圈子固化在与其同质性高的群体，不利于以利益互补为前提扩大交往范围。从而出现如帕金“社会屏蔽理论”指出的现象，穷人的周围邻居和其他社会网络成员也多是穷人，不利于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和资源，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的“社会隔离”（周大鸣2007：59）。其次，缺乏信心、过分自尊和要面子阻碍了他们发展关系，获得支持的机会。
因为交往的缺乏，圈子的封闭，调查对象更容易夸大甚至想象关系对人获得成功的影响力，比如以下的闲聊特别典型：
甲：老毕（星光大道的主持人）肯定台里台外都有人。
乙：肯定的，要不他这节目怎那么火呢！别管干啥，都得上面认识人，说他行、让他干、支持他，他才行呢。
这基本上代表了新“4050”人员对于关系作用的理解。除非对情况熟悉，否则任何人获得成功，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关系的作用。这容易让他们自己，尤其影响其子女为生活、学习上的不成功找到开脱借口，从而忽视自身的不足，失去为学习、工作和人生拼搏的动力，进而无法把握可能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
调查对象从关系网络中获得的支持不足，在与公共权力部门如劳动部门打交道时得到的帮助也不足。除了受雇于国家企事业单位，下岗失业工人享受不到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他们清楚的知道这并不合法，但却没人向劳动部门举报解决问题。
“咱不能也不敢指望劳动局解决问题，举报对咱没好处。举报得实名，还得举证。劳动局来了，把‘点儿’罚倒闭了，咱上哪挣钱吃饭去啊。要是人有路子，没事儿，这世界哪有不透风的墙，我咋办啊？！”
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信任影响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参与热情，这更加不利于他们获得支持，脱离边缘的生活状态。
当年官方话语中的下岗失业青年如今步入“4050”阶段。曾经再就业中的非问题群体成为缺失各类资源的群体：工作不稳定无保障、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一旦遇到拆迁、疾病和子女教育负担，经济生活恶化趋势明显。巨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造成交往障碍，使原本层次低、范围窄的亲友圈更显封闭。贫困、弱势也加重了他们不善于从政府部门获得支持的情势。他们在社会上属于发不出声音的一群人。随着市场经济特征的彰显，他们越来越彻底的进入到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显示出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特征：贫困不单是经济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所拥有一套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整合体系，也就是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它可以通过群体内部交往在圈内加强，世代传递。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值得不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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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