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消息稿，近期国务院将通过专项督察，力破“中梗阻”，确保政令畅通。报道援引国务院文件的说法称，2013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不少政策措施落实的力度不到位、效果不明显，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实，政策“中梗阻”在我国改革历程中得名已久，并且多次被中央点名整治，是个“老病根儿”。1984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注意这个问题》，对当时工商企业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无视中央政策，依旧干预企业经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作者子夜听到群众一句议论，“改革举措‘两头热中间冷’”，从中受到启发，形象地提出了“中梗阻”一说。同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赶快消除“中梗阻”》一文予以回应，严肃批评一些地方管得工厂动弹不得。随后其他报刊对“中梗阻”密集讨论。1985年第4期出版的《语文研究》上，赵金铭老师发表《新词新意与社会情貌》一文，把“中梗阻”列为汉语新词汇，有点像现在的“年度汉语十大新词”，一同被列入的还有为我们所熟知的“人情价”、“第二职业”等。至此，“中梗阻”这个病定下了学名。
　　“中梗阻”在1984年发病也不是偶然。这一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工商企业改革提速，目标是对企业放权，使之成为自主经营的实体。为此，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然而，暂行规定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原先主管企业的部门或多或少地不愿意放权、不习惯放权、不懂得放权，“放权不放心、虚放实揽、明放暗收”的现象层出不穷。中间环节本来应该是改革举措落实者，当时却成了改革的阻力，“中梗阻”名副其实。自那时起，“中梗阻”似乎就成了改革推进中一直没断根的慢性病。可见，“中梗阻”的病灶在于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这两对关系上。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让企业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然而，这与过去我们管经济的做法截然相反，手伸的太长已经习惯了，一声令下要彻底收回来，自然不是易事。更可怕的是，经济改革中的“中梗阻”若得不到根治，“病毒”就会向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扩散。今后，只要改革举措触动了小集团的神经末梢，就会遭到推诿、变通和抵制。久而久之，形成政令不通、上传下不达的风气，改革岂能不成“空炮”。
　　病程、病理清楚了，再说说怎么治病。“中梗阻”定名的1984年至今，大家不断探讨这个话题，仅人民日报发表的各类文章就达145篇，不乏头版重磅论述。例如，要精政，减少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要转变干部观念；要加快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体制，让政策更透明；要明确岗位职责，用制度管人；要严厉党纪、政纪执行。这都是“练内力”的思路，强调自内而外的自我约束。多年后要不要换个角度，试试由外而内，外部约束。法治恰是这么一种外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法治根除“中梗阻”，看来中央早有此意，其关键是推动改革举措与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全面对接。一是改革的举措推开之前，先运用立法程序将之转化为法律，或者说，在起草法案的过程中酝酿改革。立法是统一思想的过程，更是确立改革最高权威的唯一途径。二是改革的“中间配套环节”法治化，用活地方立法权，形成与法律对应的法规、规章，法律体系内生的法治原则，是排斥“中梗阻”的免疫细胞。三是监督改革落实的末端环节法治化，盘活法律框架下的各种监督资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监督法》开展监督，上级行政机关依法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督察、问责，司法机关在受理民事、公益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展开司法监督。四是“梗阻”改革的责任法治化，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总之，让“梗阻病”面临实实在在的法律威慑。如此转换对接之后，“梗阻”改革即非法的观念深入民心，也深入“官”心，再想打着局部利益的“小算盘”，偷梁换柱搞阻碍改革的“土政策”，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