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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长对他说：“二审时你得救他啊!”他听了很生气：“真荒唐!你给他判死刑，让我去救?”院长答：“我不敢不判啊!”
那是中国第一次把殡仪馆作为行刑现场。
异常之快。上午10点04分宣判；11点，犯人即被押往殡仪馆；11点35分，犯人上了执行车；10分钟后，他的尸体被推进馆内火化炉。
2003年12月22日，刘涌案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结束，沸腾了四个多月的民意，终于平息。有舆论说，这是中国民众“利用网络首次战胜司法腐败的成功范例”。
田文昌没有满足记者们的连线要求，他拒绝谈论事后感受。作为刘涌的辩护律师，“太厉害”(沈阳市公安局有关人士语)的他甚至没有出现在最高法院终审的辩护席上。这让人们一度猜测：他的命运会怎样?
田文昌并没有怎样。2007年临近岁末时，他收到了自己60岁生日最重要的礼物：一本写满了祝福和景仰的厚厚的笔记本。笔记本里，他在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无一例外地叫他“田老师”——尽管他离开中国政法大学已12年有余。
这或许是一个被扣上“腐败帮凶”帽子的人最好的辩白。
震动一时的“刘涌案”审判
刘涌案从一审判死刑，到二审改判死缓，再到最高法院干预判回死刑，田文昌没有站最后一班岗，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出庭，没意义了”。
他的委托人刘涌，早在两个月前接到最高法再审通知后就意识到命运无法扭转。12月19日，刘涌在警方的思想政治教育下渐趋平静，“我们知道你对这次再审有抵触情绪。但你必须看到，为了你的案子，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再审，耗费了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不是对你负责吗?”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对他说。21日，最后一夜，他看着《越战——空中堡垒》的影碟睡去。
田文昌接刘涌案，是受朋友之托，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案子有这么复杂。至于有多复杂，他觉得“要等若干年后才能说”。若是类比美国的辛普森案呢?他说了：“还不完全一样。辛普森案是基本事实认定了，程序违法，这个(刘涌案)呢，是程序违法导致实体错误……你要是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你判了，这个也算你对，可是……”
一个细节，被媒体记录下来：
一审庭审时，刘涌质问检察官：“我坐在老虎凳上时，你看到了，我两腿已肿到大腿根了。”
检察官一愣，反问刘涌：“后期不是改善了吗?”
法庭上一片嘘声。田文昌反应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细节。
律师们努力的结果是，辽宁高院承认“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2003年8月15日，刘涌案二审改判死缓。
舆论大哗。
早在2001年1月19日，距刘涌一审被判死刑还有一年多，新华社就发出了一篇名为《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的电讯稿，报道虽小心地用“恶行”替代“罪行”，用“血案”替代“罪案”，但在一位新闻法学专家看来，文中的“黑道霸主”、“黑老太”，实在是比“罪犯”更厉害的字眼。紧接着，媒体一拥而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揭露刘涌的暴行——尽管案发时大多数沈阳人甚至不知道刘涌。当地一位记者说，各家媒体报道的来源都是某机关提供的一份通稿。
律师的职责?
一些网民不能接受黑帮老大刘涌就这样逃出生天，“刘涌家花了几百万买通了北京的大律师”的说法开始被放大传播。“最多的还有说我收了上亿的呢!”田文昌说，“我们两个人收了20万，我有合同有发票，可我从来不说，说了谁信?谁相信啊!?”
田文昌之前不太会上网，这一回他上网看了看网友的评论，一个自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人说了一大段话，他称田文昌为老师，说10年前听过田的课，当时在他眼中，田老师为弱者代言，替平民申冤，是充满正义的，没想到今天，他所尊敬的田老师“竟然替黑社会老大翻案”，“到今天，我才认识了你的真面目”。
田文昌把这段话看了好几遍，“如果他不是法大毕业的或者他不是学法律的，这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如果他真是法大的或者他真是学法律出身的，却这样看待问题，我实在感到很悲哀。”
当时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这句话让很多人说我离经叛道，当时差点惹祸，后来写进《律师法》了……这个问题在国外是1 1，在国内竟然是大逆不道……《律师法》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原来只让谈维护法律公正维护正义，现在可以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了。这(变化)你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差别大了!”
好在，2003年时“人肉搜索引擎”还没有蔚然成风，没有人公布他的电话和家庭住址，“网上围殴”并未对他实际生活有太大影响。有人为他和网友辩论，提了两段历史。
一段是公元前632年，卫国的统治者卫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谋杀叔武，卫侯派他的属下士荣先生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承办此案的“法官”是晋国国君晋文公。审理的结果，卫侯输了官司，被晋文公先生砍了脑袋，同时被砍脑袋的，还有士荣先生。杀士荣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为坏蛋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杀了算啦。
一段是公元1957年反右运动，每个单位的“右派名额”大约是5％，当“右派名额”发放到律师行业的时候，5％的比例变成了100％，理由也很简单：为阶级敌人辩护的人不当右派谁当右派!?
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则提出更有力的质疑：田文昌曾邀请12位专家对案件进行专题讨论，并出具了《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一些人认为这间接影响了判决，还有媒体说，田文昌给辽宁省委、省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审理刘涌案——这被视为继“专家干预”后的“行政干预”。
对于后一种说法，田文昌说自己“没有通过私人关系去寻找个别领导人的案外干预，更没有权钱交易”；对于前一种说法，他直接嗤之以鼻：
“专家论证是很简单的问题，有人故意把他歪曲了。我对案件负责，请专家从法律上把它说清楚，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有人在网上说，我给专家一人30万，我们总共才拿20万，他们一人2000块，连讲座费都不够，我跟司法部汇报时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人说专家凭什么在法庭上讲话?专家(在庭外)发表意见是宪法保证的权利，专家哪里在法庭上讲话了?……在中国，只有权力可以干预司法，没有权威可以干预司法。如果权威能的话，我也是权威，我能干预司法吗?”
你不让它借不就完了吗?
他不停地清嗓子、咳嗽，说起有的媒体“整版地造谣”，有些媒体“要披露真相， 根本上不了版”。“媒体的压力只是一部分，”他叹了口气，“政治压力比较大……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舆论的杂音太少，容易导致一边倒，舆论要是代表政府、代表国家了，这个压力就很大。”
一位当年跟踪报道此事的记者说，田文昌找专家论证，其实也有借助媒体之意，但是他没想到当时的民意已经太过汹涌，任何相反的声音都听不进去了。
田文昌后来参加清华的一个研讨会，一些人有鉴于刘涌案，提出要严格控制舆论，并笑称“深受其害”的老田肯定第一个支持。结果田文昌说：问题不在舆论在司法，舆论应该大胆地毫不保留地去监督去批评，问题在于你司法要保持你的独立性。舆论可以杀人，但你司法如果坚持你的正确做法，舆论就杀不了人，它只能借你的刀杀人，你不让它借不就完了吗?
两年前他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问同会的台湾法官怎样防止腐败，得到的回答除了高薪养廉，便是监督。“他们没有审委会，没有院长，也没有人大，他们就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所有判词都向社会公开，记者随时可以批判曝光，那你有见不得光的东西，肯定站不住……所以我从来不去谴责媒体，如果连媒体这一点也没有，那更完了。”
从刘涌案以降，到王斌余杀人案、阿星杀人案，再到新近的彭宇案，中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被一位观察者形容为“司法有选择性地满足民意”，但是“何时满足、何时不满足却没有任何标准”。
田文昌曾经处理过一起类似“宝马车撞人”的案子。也是穷人受害，也是权贵在媒体上飞扬跋扈，法院一审判了这位权贵死刑。田文昌与当地官员熟识，去往当地，市长书记请他吃饭，院长作陪，席间就对他说：“二审时你得救他啊!”田文昌听了很生气：“真荒唐!你给他判死刑，让我去救?”院长答：“我不敢不判啊!”
“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他明知道判得重了，还要这么判，”田文昌说，“后来二审改了死缓，也重了，但总算保住命了……我的意思是，民意是无可指责的，关键是你司法机关要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且你要向老百姓说明白，比如判决书就应该说清楚，越说不清楚，老百姓越觉得你腐败。”
他读过那篇《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我是第一号，另外三个都被判刑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也该被抓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命题就是错的。律师你不可能成为腐败帮凶啊，第一，律师辩护发生在腐败之后，他出了事你才能辩护啊，你怎么能帮他腐败呢?第二，律师的职能就是辩护啊。把律师当作腐败帮凶，等于彻底否定律师制度。”
他每次接受采访都要重复一句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现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了《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写入《律师法》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田文昌说。
去年一个研讨会，他又提这个问题，结果刚说完，两个律师同行就站起来反驳：“你歪曲我们律师!我们律师就代表正义!”
那是中国第一次把殡仪馆作为行刑现场。
异常之快。上午10点04分宣判；11点，犯人即被押往殡仪馆；11点35分，犯人上了执行车；10分钟后，他的尸体被推进馆内火化炉。
2003年12月22日，刘涌案以这样的方式宣告结束，沸腾了四个多月的民意，终于平息。有舆论说，这是中国民众“利用网络首次战胜司法腐败的成功范例”。
田文昌没有满足记者们的连线要求，他拒绝谈论事后感受。作为刘涌的辩护律师，“太厉害”(沈阳市公安局有关人士语)的他甚至没有出现在最高法院终审的辩护席上。这让人们一度猜测：他的命运会怎样?
田文昌并没有怎样。2007年临近岁末时，他收到了自己60岁生日最重要的礼物：一本写满了祝福和景仰的厚厚的笔记本。笔记本里，他在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无一例外地叫他“田老师”——尽管他离开中国政法大学已12年有余。
这或许是一个被扣上“腐败帮凶”帽子的人最好的辩白。
震动一时的“刘涌案”审判
刘涌案从一审判死刑，到二审改判死缓，再到最高法院干预判回死刑，田文昌没有站最后一班岗，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出庭，没意义了”。
他的委托人刘涌，早在两个月前接到最高法再审通知后就意识到命运无法扭转。12月19日，刘涌在警方的思想政治教育下渐趋平静，“我们知道你对这次再审有抵触情绪。但你必须看到，为了你的案子，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再审，耗费了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不是对你负责吗?”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对他说。21日，最后一夜，他看着《越战——空中堡垒》的影碟睡去。
田文昌接刘涌案，是受朋友之托，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案子有这么复杂。至于有多复杂，他觉得“要等若干年后才能说”。若是类比美国的辛普森案呢?他说了：“还不完全一样。辛普森案是基本事实认定了，程序违法，这个(刘涌案)呢，是程序违法导致实体错误……你要是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你判了，这个也算你对，可是……”
一个细节，被媒体记录下来：
一审庭审时，刘涌质问检察官：“我坐在老虎凳上时，你看到了，我两腿已肿到大腿根了。”
检察官一愣，反问刘涌：“后期不是改善了吗?”
法庭上一片嘘声。田文昌反应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细节。
律师们努力的结果是，辽宁高院承认“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2003年8月15日，刘涌案二审改判死缓。
舆论大哗。
早在2001年1月19日，距刘涌一审被判死刑还有一年多，新华社就发出了一篇名为《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的电讯稿，报道虽小心地用“恶行”替代“罪行”，用“血案”替代“罪案”，但在一位新闻法学专家看来，文中的“黑道霸主”、“黑老太”，实在是比“罪犯”更厉害的字眼。紧接着，媒体一拥而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揭露刘涌的暴行——尽管案发时大多数沈阳人甚至不知道刘涌。当地一位记者说，各家媒体报道的来源都是某机关提供的一份通稿。
律师的职责?
一些网民不能接受黑帮老大刘涌就这样逃出生天，“刘涌家花了几百万买通了北京的大律师”的说法开始被放大传播。“最多的还有说我收了上亿的呢!”田文昌说，“我们两个人收了20万，我有合同有发票，可我从来不说，说了谁信?谁相信啊!?”
田文昌之前不太会上网，这一回他上网看了看网友的评论，一个自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人说了一大段话，他称田文昌为老师，说10年前听过田的课，当时在他眼中，田老师为弱者代言，替平民申冤，是充满正义的，没想到今天，他所尊敬的田老师“竟然替黑社会老大翻案”，“到今天，我才认识了你的真面目”。
田文昌把这段话看了好几遍，“如果他不是法大毕业的或者他不是学法律的，这种说法都可以理解；如果他真是法大的或者他真是学法律出身的，却这样看待问题，我实在感到很悲哀。”
当时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这句话让很多人说我离经叛道，当时差点惹祸，后来写进《律师法》了……这个问题在国外是1 1，在国内竟然是大逆不道……《律师法》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原来只让谈维护法律公正维护正义，现在可以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了。这(变化)你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差别大了!”
好在，2003年时“人肉搜索引擎”还没有蔚然成风，没有人公布他的电话和家庭住址，“网上围殴”并未对他实际生活有太大影响。有人为他和网友辩论，提了两段历史。
一段是公元前632年，卫国的统治者卫侯和他的侄子打官司，侄子控告叔叔谋杀叔武，卫侯派他的属下士荣先生做自己的辩护律师。承办此案的“法官”是晋国国君晋文公。审理的结果，卫侯输了官司，被晋文公先生砍了脑袋，同时被砍脑袋的，还有士荣先生。杀士荣先生的理由很简单：为坏蛋辩护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杀了算啦。
一段是公元1957年反右运动，每个单位的“右派名额”大约是5％，当“右派名额”发放到律师行业的时候，5％的比例变成了100％，理由也很简单：为阶级敌人辩护的人不当右派谁当右派!?
一些媒体和专业人士则提出更有力的质疑：田文昌曾邀请12位专家对案件进行专题讨论，并出具了《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一些人认为这间接影响了判决，还有媒体说，田文昌给辽宁省委、省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审理刘涌案——这被视为继“专家干预”后的“行政干预”。
对于后一种说法，田文昌说自己“没有通过私人关系去寻找个别领导人的案外干预，更没有权钱交易”；对于前一种说法，他直接嗤之以鼻：
“专家论证是很简单的问题，有人故意把他歪曲了。我对案件负责，请专家从法律上把它说清楚，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有人在网上说，我给专家一人30万，我们总共才拿20万，他们一人2000块，连讲座费都不够，我跟司法部汇报时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人说专家凭什么在法庭上讲话?专家(在庭外)发表意见是宪法保证的权利，专家哪里在法庭上讲话了?……在中国，只有权力可以干预司法，没有权威可以干预司法。如果权威能的话，我也是权威，我能干预司法吗?”
你不让它借不就完了吗?
他不停地清嗓子、咳嗽，说起有的媒体“整版地造谣”，有些媒体“要披露真相， 根本上不了版”。“媒体的压力只是一部分，”他叹了口气，“政治压力比较大……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舆论的杂音太少，容易导致一边倒，舆论要是代表政府、代表国家了，这个压力就很大。”
一位当年跟踪报道此事的记者说，田文昌找专家论证，其实也有借助媒体之意，但是他没想到当时的民意已经太过汹涌，任何相反的声音都听不进去了。
田文昌后来参加清华的一个研讨会，一些人有鉴于刘涌案，提出要严格控制舆论，并笑称“深受其害”的老田肯定第一个支持。结果田文昌说：问题不在舆论在司法，舆论应该大胆地毫不保留地去监督去批评，问题在于你司法要保持你的独立性。舆论可以杀人，但你司法如果坚持你的正确做法，舆论就杀不了人，它只能借你的刀杀人，你不让它借不就完了吗?
两年前他在美国参加一个研讨会，问同会的台湾法官怎样防止腐败，得到的回答除了高薪养廉，便是监督。“他们没有审委会，没有院长，也没有人大，他们就是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所有判词都向社会公开，记者随时可以批判曝光，那你有见不得光的东西，肯定站不住……所以我从来不去谴责媒体，如果连媒体这一点也没有，那更完了。”
从刘涌案以降，到王斌余杀人案、阿星杀人案，再到新近的彭宇案，中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被一位观察者形容为“司法有选择性地满足民意”，但是“何时满足、何时不满足却没有任何标准”。
田文昌曾经处理过一起类似“宝马车撞人”的案子。也是穷人受害，也是权贵在媒体上飞扬跋扈，法院一审判了这位权贵死刑。田文昌与当地官员熟识，去往当地，市长书记请他吃饭，院长作陪，席间就对他说：“二审时你得救他啊!”田文昌听了很生气：“真荒唐!你给他判死刑，让我去救?”院长答：“我不敢不判啊!”
“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他明知道判得重了，还要这么判，”田文昌说，“后来二审改了死缓，也重了，但总算保住命了……我的意思是，民意是无可指责的，关键是你司法机关要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且你要向老百姓说明白，比如判决书就应该说清楚，越说不清楚，老百姓越觉得你腐败。”
他读过那篇《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我是第一号，另外三个都被判刑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也该被抓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命题就是错的。律师你不可能成为腐败帮凶啊，第一，律师辩护发生在腐败之后，他出了事你才能辩护啊，你怎么能帮他腐败呢?第二，律师的职能就是辩护啊。把律师当作腐败帮凶，等于彻底否定律师制度。”
他每次接受采访都要重复一句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现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了《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写入《律师法》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田文昌说。
去年一个研讨会，他又提这个问题，结果刚说完，两个律师同行就站起来反驳：“你歪曲我们律师!我们律师就代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