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段德昌，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段德昌（1904-1933），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7岁开始念私塾，后转读小学，18岁时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在雅各中学读书期间，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爱国运动。1924年，段德昌和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新华中学，并任校董事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即由党组织选派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段德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后被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秋，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攻打武昌的战役。10月，攻克武昌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報》主编。
马日事变后党组织派段德昌去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工作，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三师二团党代表，因在战斗中负伤，回湖南南县养伤。伤愈后，参加领导南县、华容、石首等县农民秋收起义。
1927年11月，段德昌被党组织派到湖北省公安县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到任后决定在这里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殆尽，民间连一支枪都难找到，要举事，既无武器又缺经费。正在他为枪支和经费而焦心苦虑时，他想到了国民党驻军湖南平江的团长彭德怀。彭德怀，是段德昌在担任北伐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时所结识的该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两人在战斗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彭德怀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举行平江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段德昌不仅是其引路人，而且还是其入党介绍人。
当下，段德昌派可靠同志去跟彭德怀联系，请他给予支持。彭德怀爽快答应，很快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给段德昌送来10支长枪、2支短枪和一些银元。段德昌接到武器后，便跟在公安一带活动的中共党员戴补天、邹资生等人会合，一起制订了公安暴动计划。
1928年2月初，即农历除夕那一天拂晓，段德昌、戴补天等率领暴动队员潜入公安县城，巧妙地收拾了团防局，缴获长短枪80余支，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粮食、钱财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年关暴动”。随后 建立了公安县游击大队，段德昌任大队长。不久，敌人进行了反扑，段德昌指挥游击大队，撤出公安县城，转战到洪湖地区。
二
进入洪湖腹地以后，段德昌率领的公安游击大队和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当地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最初的洪湖游击队，由段德昌任队长，彭国才任副队长。
贺龙、周逸群在“八一”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便转到湘鄂边发动年关暴动，在桑植、鹤峰一带开辟湘鄂边根据地。1928年7月中旬，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重建中共鄂西特委，周逸群任书记，段德昌等任委员。在周逸群、段德昌的带领下，中共鄂西特委采取措施，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段德昌对这支部队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游击队员们都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技术。
段德昌率领经过严格整训的洪湖游击大队相继袭击了洪湖周边的小股敌军，几乎每仗皆胜，缴获颇多。他们以洪湖边上的瞿家湾、柳集为中心，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2月，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湾纵横、苇林茂盛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建立红色政权。
1929年春和初夏，段德昌率领部队打败了外号叫“混世魔王”的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从此，洪湖游击大队声威大振。接着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部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战斗中段德昌亲临前线指挥，并和战士们一道奋不顾身地猛攻猛杀，驻防毛家口的敌军谭道源师两个连几乎片甲未留，洪湖游击大队缴长短枪100余支。
段德昌率游击大队又乘胜攻打了洪湖地区的另两个重镇——峰口和仙桃。峰口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这一仗重创敌第十八军一个营，缴枪200余支，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他物资。
这期间，段德昌还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进而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红色割据的局面。
三
1929年7月，中共鄂西特委将活动在鄂西一带的几个游击大队联合组建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不久即接任总队长）。
段德昌在总结洪湖地区游击队斗争实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后来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些游击战术对于开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同一时期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9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1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形势很严峻。段德昌带领一、三两个大队坚持在洪湖地区与敌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一带伺机打击进剿军。 段德昌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则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边打边走，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奇袭弱敌和以近战消灭敌人。10月，在聂家岭击溃敌独立第十三旅第一团，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
11月，趁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第一次中原战争爆发、部分敌军调出鄂西之机，段德昌率领游击总队一、三大队趁机反攻，在三宫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大败敌军，毙敌甚多，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的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反“清剿”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胜利。至此，鄂西游击总队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恢复并发展了根据地，洪湖根据地遂有了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12月下旬，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10个中队，人员约5000，枪1500支。
1930年4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根据地的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又爆发了，驻湘鄂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被蒋介石调往中原战场。湘鄂西党组织抓住国民党驻湘鄂西部队数量一时锐减的有利时机，决定进一步开创根据地斗争的新局面。
1930年5月2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分四路进攻峰口，毙敌800多人，敌保卫团几乎被全歼，红六军主力连克麻场、张海等地。在红六军攻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佯为撤离，实则潜伏下来，以迷惑敌人。第四天黎明，敌徐源泉部两个团北渡襄河，追击红军，待敌军全部渡到河中，段德昌一声令下，密集的炮火向河中的敌人倾泻而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顷刻间便溃不成军，这一仗消灭敌军两个团近三分之二的兵力。
短短几个月，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红六军扩大到1.2万余人。苏区范围扩大到汉水流域荆江两岸的10余个县，洪湖苏区基本形成。毫无疑问，洪湖苏区能够建立、能够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大革命根據地，段德昌对此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为扩大红军，决定组建红二军团，指示红六军移 师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会合。段德昌接受中央指示，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广大群众和当地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了华容，歼灭了团防武装数百人。接着连克石首、南县县城，7月1日又攻克公安县城，歼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7月4日，段德昌率领红六军在公安县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红二、六军合编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段德昌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兼副军长。段德昌在贺龙指挥下，军事才干得到充分地发挥和施展。每逢打大硬仗，贺龙总要把他麾下的骁将段德昌安排在重要地位。
自此，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便流传两条“龙”的故事：一条龙是贺龙，另一条龙是被称为“火龙将军”段德昌。
由于红二军团的英勇奋战，很快便使纵横数百里的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四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根据地的党组织。夏曦作为中央代表，于3月15日抵达湘鄂西苏区。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夏曦到过苏联，曾是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深为王明所赏识。
3月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成立，夏曦还兼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执掌了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大权的夏曦积极地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1年5月，红二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段德昌任由红六军改编的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段德昌利用蒋桂军阀混战，敌徐源泉部撤离鄂西，指挥红九师向江陵之敌发动进攻。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洪湖苏区江北根据地大部分得以恢复。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在斗争中也得到不断壮大，成为一支能征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铁军。
1931年秋，敌人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
8月13日，段德昌指挥部队歼灭了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又乘胜攻克沙洋，全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所属的第二团，共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段德昌以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部队，组建了红九师第二十七团。
8月15日，又在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在红九师凌厉攻势下，潜江守敌弃城向北逃遁。8月18日，红九师3个团占领潜江县城，恢复潜江县革命委员会。24日，敌新三旅残部汇合敌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段德昌诱敌深入于潜江城下进行伏击，歼灭其一部，余敌纷纷溃逃。
攻克潜江后，段德昌即率领红九师沿襄河北挺进荆门，迎接红三军军部和在外线作战的部队返回洪湖。10月5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一举全歼金港守敌，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10月18日，红三军全军返回洪湖苏区，苏区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形势开始好转。
两个多月来，段德昌率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与敌人奋勇拼杀，胜利完成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主力部队返回洪湖两大任务。但夏曦妒贤嫉能，想方设法抹杀段德昌的功绩。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他竟别出心裁地取消红三军军部和下属的师部，将红三军编为5个团，由他自己直接指挥，实际上是剥夺了贺龙、段德昌的军事指挥权。于是，贺龙、万涛、段德昌与夏曦矛盾越来越尖锐。
后来，只是由于中央不同意夏曦取消红三军军部、师部，红三军军、师两级领导机关才又恢复，段德昌仍任红九师师长。1931年11月，段德昌代表洪湖苏区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五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周老嘴召开。夏曦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打击、肃清一切反对他的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完全彻底地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而以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人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夏曦的错误。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段德昌在会上的发言，有理有据，言词犀利，切中要害，严肃地指出夏曦的错误已经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段德昌还和许多代表一起签名，反对夏曦的政治报告。
夏曦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却依仗权势压制正确意见，把段德昌、万涛等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批判和抵制，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在夏曦等少数人的把持下，大会所作的政治结论和政治决议案，把批评和抵制夏曦错误的同志说成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指责和攻击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段德昌、万涛和贺龙等人。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根据地内全面推行。湘鄂西党内也开始对反对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7月，夏曦在给中央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大规模地开展肃反（反“改组派”斗争）运动。
为了进行肃反，夏曦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分局个别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当根据地遭到敌人疯狂“围剿”的危急关头，在红军战士跟敌人浴血奋战时，夏曦和中央分局保卫处长姜琦（有的写成江奇、江器，后查明是打进来的国民党特务—笔者注）还在不停止地捕人、杀人，进行“火线肃反”。 “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都是艰苦奋战中的指战员。有的指挥员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姜琦亲自指挥保卫局执法人员用刀砍、活埋、水淹等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大批忠诚的党团员、干部和战士，其中包括湘鄂西地区著名的党和紅军领导干部万涛、段玉林、周小康、刘革非、刘鸣先、陈培荫、戴补天、王鹤、张昆弟、王一鸣、朱勉之、唐赤英、董朗等数十名。这些人都是曾经跟随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一起为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而殚精竭虑、浴血奋战过的党的精华。
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说他是红三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根据地前夕将其杀害。
1933年3月2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分析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的报告中，不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肃反”。除此，他还悍然作出要解散湘鄂西共产党的组织，取消红军中党组织的决定。夏曦振振有词地说：“‘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组织不中用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党员……”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段德昌霍地朝起一站，怒不可遏地指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肃反”和他所坚持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地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指着夏曦，愤怒地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组织，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段德昌当面的批评，使头脑发热的夏曦十分恼火，用敌视的目光盯着段德昌很久很久。
贺龙、宋盘铭（曾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九师政治委员，后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惨遭杀害）、王炳南也一致支持段德昌否定夏曦提出的取消党组织的错误主张。
六
在敌人发动对洪湖苏区第四次“围剿”中，夏曦独断专行，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结果，使洪湖苏区反“围剿”完全归于失败，苏区完全丧失。使红三军不得不长途跋涉8000里，绕道豫西南和川东，才到达湘鄂边。到了湘鄂边后，夏曦仍继续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三军一再失利。1933年春节前夕，红三军败退到了桑植县城，最后退到鹤峰茅坝才得以短暂的休整。
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处境又极其困难，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革命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找到贺龙，抓住贺龙的胳膊，含着热泪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40条枪，批准我打回洪湖，若三年之内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长！”贺龙对段德昌又向他提出打回洪湖的要求，用手敲着桌子说：“你回洪湖，我个人不仅没意见，也赞同，可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夏曦毕竟是中央派来的中央分局书记，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他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一提夏曦，段德昌气得脸色青紫，浑身哆嗦，把桌子一拍说：“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来这么个毫不懂军事，只会叫我们拼命的夏曦的？我看红军、苏区都要活活断送在他夏曦手上！”
贺龙见段德昌如此激动，便善意地提醒他：“德昌，这样的牢骚你可千万别对别人发呵，那天散会时我见夏曦望着你的背影，眼神有杀气！”
“嘿！”段德昌挑着眉毛说：“难道他还能下手杀了我不成吗？我段德昌干革命又不是为他夏曦干的！我才不愿意在他手下当小脚女人，我已给他写了报告，要求批准我回洪湖！” 贺龙一听惊问道：“你何时给他写的报告？”段德昌答道：“分局扩大会议散会后。”
贺龙听了默然无语。
夏曦早就将段德昌视为他推行王明路线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血口喷人地诬陷段德昌“打回洪湖”是想带红九师逃跑。他独断专横，继续进行“肃反”。在他控制下，分局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认为需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就这样，省苏维埃政府被取消，另外成立了为夏曦所操纵的革命委员会，成千上万先烈前仆后继用鲜血缔造起来的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被夏曦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夏曦将红三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
金果坪會议后，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执行战斗任务。他预感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咏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将这首手抄诗贴在自己住的石洞壁上。果然不出段德昌所料，肃反委员会以军部的名义通知他火速赶到邬阳关陈家坡参加紧急军事会议。正在湖北西部宣恩县新沟嘴一带指挥战斗的段德昌接到通知后，当即带着警卫班马不停蹄地跑了100多公里赶到邬阳关陈家坡，还未待喘口气呢，就被夏曦下令逮捕。
段德昌被捕后，红三军上下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贺龙等更是坚决反对打击段德昌。可是夏曦却以“段德昌是‘改组派首领’” 为借口，要“严厉打击”，坚持要杀害段德昌。
贺龙闻讯心急火燎地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到中央分局驻地找到夏曦，责问：“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出生入死，为洪湖苏区立下了很大功劳，红三军哪个不知？洪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有什么凭证？”
夏曦面目一沉，寸步不让：“贺龙同志，你问证据么？他分裂红军，煽动红九师官兵打回洪湖，实质上是逃跑，这就是证据！正因为他过去功劳大、威信高，干反革命就更有号召力。可以说，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破坏革命，他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为绝后患，必须对他采取革命手段！再说，捕段是肃反委员会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更改！”夏曦的最后这句话意思很清楚，你贺龙不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你无权过问、干涉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和行动。
贺龙见对方亮出了“杀手锏”，明白夏曦已决计杀段，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便忿然地返回前线。
七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押解到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处决，遇害时年仅29岁。
同时遇害的还有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陈协平。
湘鄂西苏区人民闻讯悲痛异常，为纪念这位将军，人民在他的坟前偷偷地载了29棵青松，象征英雄活了29岁。洪湖渔民们思念段德昌，在荒岛上盖了座小庙，供上了“火龙将军段德昌之牌位。”两边柱子上贴上了一副抱柱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
1934年10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萧克、王震所率领的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街与贺龙、关向应所指挥的红三军会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与贺龙在大庸县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在批判夏曦的错误之后，任弼时宣布撤消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实际作了详细的介绍。随后，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因被诬而殉难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证上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是段德昌。
2009年，段德昌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十一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段德昌，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
段德昌（1904-1933），字裕后，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7岁开始念私塾，后转读小学，18岁时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在雅各中学读书期间，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爱国运动。1924年，段德昌和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新华中学，并任校董事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传播进步思想。1925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即由党组织选派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段德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后被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秋，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攻打武昌的战役。10月，攻克武昌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報》主编。
马日事变后党组织派段德昌去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工作，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第三师二团党代表，因在战斗中负伤，回湖南南县养伤。伤愈后，参加领导南县、华容、石首等县农民秋收起义。
1927年11月，段德昌被党组织派到湖北省公安县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到任后决定在这里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殆尽，民间连一支枪都难找到，要举事，既无武器又缺经费。正在他为枪支和经费而焦心苦虑时，他想到了国民党驻军湖南平江的团长彭德怀。彭德怀，是段德昌在担任北伐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时所结识的该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两人在战斗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彭德怀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举行平江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段德昌不仅是其引路人，而且还是其入党介绍人。
当下，段德昌派可靠同志去跟彭德怀联系，请他给予支持。彭德怀爽快答应，很快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给段德昌送来10支长枪、2支短枪和一些银元。段德昌接到武器后，便跟在公安一带活动的中共党员戴补天、邹资生等人会合，一起制订了公安暴动计划。
1928年2月初，即农历除夕那一天拂晓，段德昌、戴补天等率领暴动队员潜入公安县城，巧妙地收拾了团防局，缴获长短枪80余支，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粮食、钱财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年关暴动”。随后 建立了公安县游击大队，段德昌任大队长。不久，敌人进行了反扑，段德昌指挥游击大队，撤出公安县城，转战到洪湖地区。
二
进入洪湖腹地以后，段德昌率领的公安游击大队和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当地游击队会合，组成了最初的洪湖游击队，由段德昌任队长，彭国才任副队长。
贺龙、周逸群在“八一”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便转到湘鄂边发动年关暴动，在桑植、鹤峰一带开辟湘鄂边根据地。1928年7月中旬，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重建中共鄂西特委，周逸群任书记，段德昌等任委员。在周逸群、段德昌的带领下，中共鄂西特委采取措施，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段德昌对这支部队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游击队员们都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军事技术。
段德昌率领经过严格整训的洪湖游击大队相继袭击了洪湖周边的小股敌军，几乎每仗皆胜，缴获颇多。他们以洪湖边上的瞿家湾、柳集为中心，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2月，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湾纵横、苇林茂盛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建立红色政权。
1929年春和初夏，段德昌率领部队打败了外号叫“混世魔王”的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从此，洪湖游击大队声威大振。接着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部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战斗中段德昌亲临前线指挥，并和战士们一道奋不顾身地猛攻猛杀，驻防毛家口的敌军谭道源师两个连几乎片甲未留，洪湖游击大队缴长短枪100余支。
段德昌率游击大队又乘胜攻打了洪湖地区的另两个重镇——峰口和仙桃。峰口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这一仗重创敌第十八军一个营，缴枪200余支，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他物资。
这期间，段德昌还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进而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红色割据的局面。
三
1929年7月，中共鄂西特委将活动在鄂西一带的几个游击大队联合组建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不久即接任总队长）。
段德昌在总结洪湖地区游击队斗争实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后来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些游击战术对于开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同一时期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9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1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形势很严峻。段德昌带领一、三两个大队坚持在洪湖地区与敌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一带伺机打击进剿军。 段德昌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则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边打边走，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奇袭弱敌和以近战消灭敌人。10月，在聂家岭击溃敌独立第十三旅第一团，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
11月，趁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第一次中原战争爆发、部分敌军调出鄂西之机，段德昌率领游击总队一、三大队趁机反攻，在三宫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大败敌军，毙敌甚多，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的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反“清剿”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胜利。至此，鄂西游击总队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恢复并发展了根据地，洪湖根据地遂有了江、石、监、沔的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12月下旬，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10个中队，人员约5000，枪1500支。
1930年4月，在石首调弦口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根据地的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又爆发了，驻湘鄂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被蒋介石调往中原战场。湘鄂西党组织抓住国民党驻湘鄂西部队数量一时锐减的有利时机，决定进一步开创根据地斗争的新局面。
1930年5月2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分四路进攻峰口，毙敌800多人，敌保卫团几乎被全歼，红六军主力连克麻场、张海等地。在红六军攻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佯为撤离，实则潜伏下来，以迷惑敌人。第四天黎明，敌徐源泉部两个团北渡襄河，追击红军，待敌军全部渡到河中，段德昌一声令下，密集的炮火向河中的敌人倾泻而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顷刻间便溃不成军，这一仗消灭敌军两个团近三分之二的兵力。
短短几个月，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红六军扩大到1.2万余人。苏区范围扩大到汉水流域荆江两岸的10余个县，洪湖苏区基本形成。毫无疑问，洪湖苏区能够建立、能够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大革命根據地，段德昌对此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为扩大红军，决定组建红二军团，指示红六军移 师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会合。段德昌接受中央指示，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广大群众和当地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了华容，歼灭了团防武装数百人。接着连克石首、南县县城，7月1日又攻克公安县城，歼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7月4日，段德昌率领红六军在公安县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红二、六军合编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段德昌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兼副军长。段德昌在贺龙指挥下，军事才干得到充分地发挥和施展。每逢打大硬仗，贺龙总要把他麾下的骁将段德昌安排在重要地位。
自此，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便流传两条“龙”的故事：一条龙是贺龙，另一条龙是被称为“火龙将军”段德昌。
由于红二军团的英勇奋战，很快便使纵横数百里的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四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根据地的党组织。夏曦作为中央代表，于3月15日抵达湘鄂西苏区。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夏曦到过苏联，曾是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深为王明所赏识。
3月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成立，夏曦还兼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执掌了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大权的夏曦积极地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1年5月，红二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段德昌任由红六军改编的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段德昌利用蒋桂军阀混战，敌徐源泉部撤离鄂西，指挥红九师向江陵之敌发动进攻。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洪湖苏区江北根据地大部分得以恢复。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在斗争中也得到不断壮大，成为一支能征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铁军。
1931年秋，敌人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
8月13日，段德昌指挥部队歼灭了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又乘胜攻克沙洋，全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所属的第二团，共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段德昌以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部队，组建了红九师第二十七团。
8月15日，又在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在红九师凌厉攻势下，潜江守敌弃城向北逃遁。8月18日，红九师3个团占领潜江县城，恢复潜江县革命委员会。24日，敌新三旅残部汇合敌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段德昌诱敌深入于潜江城下进行伏击，歼灭其一部，余敌纷纷溃逃。
攻克潜江后，段德昌即率领红九师沿襄河北挺进荆门，迎接红三军军部和在外线作战的部队返回洪湖。10月5日，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一举全歼金港守敌，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10月18日，红三军全军返回洪湖苏区，苏区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形势开始好转。
两个多月来，段德昌率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与敌人奋勇拼杀，胜利完成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主力部队返回洪湖两大任务。但夏曦妒贤嫉能，想方设法抹杀段德昌的功绩。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他竟别出心裁地取消红三军军部和下属的师部，将红三军编为5个团，由他自己直接指挥，实际上是剥夺了贺龙、段德昌的军事指挥权。于是，贺龙、万涛、段德昌与夏曦矛盾越来越尖锐。
后来，只是由于中央不同意夏曦取消红三军军部、师部，红三军军、师两级领导机关才又恢复，段德昌仍任红九师师长。1931年11月，段德昌代表洪湖苏区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五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周老嘴召开。夏曦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打击、肃清一切反对他的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完全彻底地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而以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人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夏曦的错误。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段德昌在会上的发言，有理有据，言词犀利，切中要害，严肃地指出夏曦的错误已经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段德昌还和许多代表一起签名，反对夏曦的政治报告。
夏曦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却依仗权势压制正确意见，把段德昌、万涛等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批判和抵制，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在夏曦等少数人的把持下，大会所作的政治结论和政治决议案，把批评和抵制夏曦错误的同志说成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指责和攻击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的段德昌、万涛和贺龙等人。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根据地内全面推行。湘鄂西党内也开始对反对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7月，夏曦在给中央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大规模地开展肃反（反“改组派”斗争）运动。
为了进行肃反，夏曦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分局个别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当根据地遭到敌人疯狂“围剿”的危急关头，在红军战士跟敌人浴血奋战时，夏曦和中央分局保卫处长姜琦（有的写成江奇、江器，后查明是打进来的国民党特务—笔者注）还在不停止地捕人、杀人，进行“火线肃反”。 “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都是艰苦奋战中的指战员。有的指挥员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姜琦亲自指挥保卫局执法人员用刀砍、活埋、水淹等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大批忠诚的党团员、干部和战士，其中包括湘鄂西地区著名的党和紅军领导干部万涛、段玉林、周小康、刘革非、刘鸣先、陈培荫、戴补天、王鹤、张昆弟、王一鸣、朱勉之、唐赤英、董朗等数十名。这些人都是曾经跟随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一起为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而殚精竭虑、浴血奋战过的党的精华。
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说他是红三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根据地前夕将其杀害。
1933年3月2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分析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的报告中，不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肃反”。除此，他还悍然作出要解散湘鄂西共产党的组织，取消红军中党组织的决定。夏曦振振有词地说：“‘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组织不中用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党员……”
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段德昌霍地朝起一站，怒不可遏地指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肃反”和他所坚持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地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指着夏曦，愤怒地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组织，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段德昌当面的批评，使头脑发热的夏曦十分恼火，用敌视的目光盯着段德昌很久很久。
贺龙、宋盘铭（曾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九师政治委员，后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惨遭杀害）、王炳南也一致支持段德昌否定夏曦提出的取消党组织的错误主张。
六
在敌人发动对洪湖苏区第四次“围剿”中，夏曦独断专行，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结果，使洪湖苏区反“围剿”完全归于失败，苏区完全丧失。使红三军不得不长途跋涉8000里，绕道豫西南和川东，才到达湘鄂边。到了湘鄂边后，夏曦仍继续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三军一再失利。1933年春节前夕，红三军败退到了桑植县城，最后退到鹤峰茅坝才得以短暂的休整。
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处境又极其困难，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革命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找到贺龙，抓住贺龙的胳膊，含着热泪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40条枪，批准我打回洪湖，若三年之内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长！”贺龙对段德昌又向他提出打回洪湖的要求，用手敲着桌子说：“你回洪湖，我个人不仅没意见，也赞同，可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夏曦毕竟是中央派来的中央分局书记，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他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一提夏曦，段德昌气得脸色青紫，浑身哆嗦，把桌子一拍说：“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来这么个毫不懂军事，只会叫我们拼命的夏曦的？我看红军、苏区都要活活断送在他夏曦手上！”
贺龙见段德昌如此激动，便善意地提醒他：“德昌，这样的牢骚你可千万别对别人发呵，那天散会时我见夏曦望着你的背影，眼神有杀气！”
“嘿！”段德昌挑着眉毛说：“难道他还能下手杀了我不成吗？我段德昌干革命又不是为他夏曦干的！我才不愿意在他手下当小脚女人，我已给他写了报告，要求批准我回洪湖！” 贺龙一听惊问道：“你何时给他写的报告？”段德昌答道：“分局扩大会议散会后。”
贺龙听了默然无语。
夏曦早就将段德昌视为他推行王明路线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血口喷人地诬陷段德昌“打回洪湖”是想带红九师逃跑。他独断专横，继续进行“肃反”。在他控制下，分局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认为需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就这样，省苏维埃政府被取消，另外成立了为夏曦所操纵的革命委员会，成千上万先烈前仆后继用鲜血缔造起来的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被夏曦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夏曦将红三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
金果坪會议后，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执行战斗任务。他预感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咏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将这首手抄诗贴在自己住的石洞壁上。果然不出段德昌所料，肃反委员会以军部的名义通知他火速赶到邬阳关陈家坡参加紧急军事会议。正在湖北西部宣恩县新沟嘴一带指挥战斗的段德昌接到通知后，当即带着警卫班马不停蹄地跑了100多公里赶到邬阳关陈家坡，还未待喘口气呢，就被夏曦下令逮捕。
段德昌被捕后，红三军上下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贺龙等更是坚决反对打击段德昌。可是夏曦却以“段德昌是‘改组派首领’” 为借口，要“严厉打击”，坚持要杀害段德昌。
贺龙闻讯心急火燎地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到中央分局驻地找到夏曦，责问：“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出生入死，为洪湖苏区立下了很大功劳，红三军哪个不知？洪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有什么凭证？”
夏曦面目一沉，寸步不让：“贺龙同志，你问证据么？他分裂红军，煽动红九师官兵打回洪湖，实质上是逃跑，这就是证据！正因为他过去功劳大、威信高，干反革命就更有号召力。可以说，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破坏革命，他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为绝后患，必须对他采取革命手段！再说，捕段是肃反委员会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更改！”夏曦的最后这句话意思很清楚，你贺龙不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你无权过问、干涉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和行动。
贺龙见对方亮出了“杀手锏”，明白夏曦已决计杀段，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便忿然地返回前线。
七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押解到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处决，遇害时年仅29岁。
同时遇害的还有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陈协平。
湘鄂西苏区人民闻讯悲痛异常，为纪念这位将军，人民在他的坟前偷偷地载了29棵青松，象征英雄活了29岁。洪湖渔民们思念段德昌，在荒岛上盖了座小庙，供上了“火龙将军段德昌之牌位。”两边柱子上贴上了一副抱柱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
1934年10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萧克、王震所率领的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街与贺龙、关向应所指挥的红三军会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与贺龙在大庸县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在批判夏曦的错误之后，任弼时宣布撤消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曾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实际作了详细的介绍。随后，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因被诬而殉难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证上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是段德昌。
2009年，段德昌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十一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