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老师给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仁”？就是友爱、互助、同情；什么是“义”？就是正义……我听完，觉得奇怪，这还用讲吗？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嘛。那时，“国学”一词尚未风行，但老师说这是大学问，要认真体会。我被老师的话吓住了，再不敢出声。
　　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故事。武则天时期，御史大夫赵师韫在驿馆中被害，凶手徐元庆投案自首。按常理，凶手抵罪即可结案，但徐元庆称，当年赵师韫做地方官时，处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为报父仇，隐姓埋名，一直在找机会杀掉赵师韫。现在已达目的，虽死无憾。
　　这事该怎么办？具有高中水平的人凭见识也能给出答案：检点一下当时赵师韫为何杀徐父。如果徐父罪证确凿，赵师韫是依法行事，那么徐元庆就是恶意报复，必须抵罪；如果徐父是被赵师韫枉杀，徐元庆应先找更高一级的政府投诉。当然，若官官相护，令其申诉无门，以致其破釜沉舟，铤而走险，从人情角度，法律应有回旋，可少判几年，或给个缓刑。要是皇帝想借此表明自己深明大义，亦可考虑特赦，反正皇帝有这个权力。
　　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把武则天及其群臣难住了。“孝”，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像现在“是应尽的义务”，而是必须遵守的条例。徐元庆隐忍数年，为父报仇，这是大孝子啊！但他毕竟又杀了朝廷命官，按律也该受惩罚。于是朝廷上下展开大讨论，甚至一度达成赦免徐元庆的共识，以鼓励民众“尽孝道”。此时，陈子昂写了篇《复仇议》，提到“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按照陈子昂的意见，先杀了徐元庆以正国法，后诏令天下，表扬他的孝心。一帮高级知识分子们热烈赞同陈子昂，于是傻呵呵地照办了。后来，柳宗元发现不对劲，写了篇《驳复仇议》，慷慨激昂，娓娓道来，内容略同于我上面提到的高中水平的人应具备的思维。
　　我在网上搜索“徐元庆”，搜到几篇论文，分别为《法律与复仇的历史纠缠——从古代文本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中國传统“伦理法”之检讨》等，这样的论文还有很多，都是研究徐元庆故事的。不是说徐元庆不能研究，我总觉得我们的历史负累太多。据说，我们的社会科学在世界上很落后，我想，最大原因乃是我们总在纠缠于常识。人类之所以进步，在于他们逐渐把一些“大学问”融入日常生活里，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然后不再饶舌。如果过了几千年，还拿已成常识的东西一惊一乍，将其神圣化、神秘化，乃至奉为所谓“国学”去顶礼膜拜，你还能有什么盼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