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天灾人祸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让我们面对事关生死的道德困境,你的心智还没有做好准备,抉择的时刻就突然降临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一场恐怖的流感仍然在肆虐,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数量远高于死于战火的数量。托马斯·马伦笔下的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美国西部小镇,为了防备流感的侵袭,设立了不许任何人进也不准任何人出的规定。虽然小镇里发生的故事均系作者的想象,但小镇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建立导因于一战前的一次流血的暴力罢工。当时小镇的创始人痛定思痛,怀着乌托邦试验的想法创立了这个以伐木为支柱产业的社区。这种理想始终未衰,即使在如今这个被瓜分完毕的世界里,仍不时地通过互联网爆出来。例如太平洋某小岛上兴起的一处公社——就像数量从未减少过的疫病和其他种种灾厄,也是这世界性的现实的一部分。
　　在流感开始受到关注的时候,它被美国人定名为“西班牙流感”,这多少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在起作用(后来也有流感屡屡与禽类与家畜联系在一起)。一镇之长查尔斯·沃西做出了死守小镇,不放一人一骑进出的决定。乍看起来不可思议,尤其在发生了小说第一章一个疲倦求助的大兵被年轻的小镇守卫开枪打死的一幕后,每个人都会预感到,“流感”两个字绝不是闹着玩的。它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那些有关瘟疫的著名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或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小说的引言里就有《鼠疫》中的句子:“也许,了解一个小镇最简单的方法,是弄清小镇里的人如何工作,怎样恋爱,怎样死亡。”然而更精确的参照却是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在那里,流行的失明症导致自相残杀。
　　关于流感病毒的医学理论彼时尚不发达,医疗技术没有跟上。更重要的是,战争消耗了国家的物质财富,也挫伤了人们的信心。一方面是政府管理的乏力,另一方面,反战和挺战的分歧就足以让一个人口稀少的小镇离心离德。90年前美国的情形让我们感到熟悉:战争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就连媒体也被要求封口,不能随意报道流感情况,以免人心恐慌。执政党和政客们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势所必然地发生了分歧,不对称的信息,匮乏的知情权,愚民主义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在那里同时发生。对人民而言,这些才是比流感本身更可怖的洪水猛兽。
　　和读任何一本关于瘟疫的文学作品的感觉一样,我们发现,每一场天灾人祸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让我们面对事关生死的道德困境,你的心智还没有做好准备,抉择的时刻就突然降临了。
　　一本小说就是一个人向一群人的发问。在恐惧之下,我们会变成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样子。《鼠疫》里的塔鲁和里厄,各自从不同的人生观想通了一个问题:如何在险恶的公共环境下维护私人道德,担负起良心责任。他们撇开了生死小我而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而萨拉马戈的小说却冷彻人心,那里的人都只有在隔离、凌辱中苟延残喘。究竟哪一个故事更接近真实?在马伦的小说里,人们也不得不走那条瘟疫故事的老路:从恐慌到猜忌,从猜忌到互相警惕。
　　只要是灾难,不管是兵荒马乱还是地动山摇,都会产生那些大同小异的道德命题:公共与个人利益的先后,不同生命之间孰轻孰重,救助行为的真诚与否,等等。读完它的感受,毋宁说是对所谓“世界末日”又多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当影像技术将把灾难也变成审美对象的时候,文字依然在宣告方舟幻想之无聊,自救必须靠不怀幻想却又绝不屈从虚无的人们自己。同90年前相比,当代的道德難题从未减少过,越来越多的灾难经验提醒我们,这个社会在灾难之前就已经不正常,科技的坚固武装同溃散的人心一目了然地并存。即使作者自己不愿意承认,“地球上最后一座小镇”必然要被美国人看作是伊拉克战争、新奥尔良飓风、艾滋病等等惨淡现实的隐指,对中国人而言,它的涵义也同样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