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中国企业进一步国际化，带来了不少机遇。于此过程中，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方面，学者交流和跨界研究的价值空间，也越来越大。
　　就自己的体会而言，从我2010年8月受邀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BI）研究员，近些年来，无论思考还是交流，都会下意识地更多基于跨域和跨界。这不仅丰富了个体看待世界的视角，也为工作中解决周遭问题提供了更立体的思维方法。
　　还记得，不久后我与哥大商学院终身教授陈方若先生有过一次深入对话。作为哥大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当时，陈教授颇具耐心地听了我班门弄斧的一番见解：—国内有些学者，可能还是因循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思路在出主意，让你如何如何转型。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应当从企业自身的诉求出发，从市场本身的需求出发。作为企业，你是真正的市场细胞、经济细胞，但国内这方面的呼吁特别少。
　　—这也跟中国的管理学没有形成是互为因果的，中国至今没有符合市场经济思维的叫得响的管理学家、管理大师。而有经济学家帽子的好像已经很多了，他们中间尽管有些学的是西方经济理论，但更多地还在服务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如何着力于建构“市场经济体系”。
　　—国企乃至整个中国企业界，可能都面临着类似的现实问题。就像前面说到的，实际上中国企业面临的生态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转轨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怎么去解决这种特殊生态下的种种难题？像陈教授研究过的很多西方的国际化企业，它们很多都是属于深耕细作的百年老店；而在中国，由于政企关系比较复杂，企业在这种环境下面临诸多困境，从而缺乏持续的、一以贯之的管理架构、经营思路、品牌运作等等，不利于它的深耕细作。这样一来，百年老店在中国企业的现实情境下，可能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梦想。
　　—中国恐怕不乏所谓关系学、厚黑学，这类东西尽管在生存之术的层面也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对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中国将来真正的发展，可能会是非常掣肘的。确实要赶得上潮流，但什么是真正的“潮流”？这个应该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在酱缸里面把“酱”搅得更黑，这是我们的伦理底线。
　　—可能会有一些本来不可逾越的障碍，也许在它目前的资源和条件限制之下，只有采取这种灰色的、作弊的手段才能通过。但我们尽可能要告诉他们，或是存有类似念头的企业：其实你们还有很多更透明的选项，无需以破坏规则和市场生态为代价。
　　……
　　四年前的这些话，或许无法检视太多信息，仅仅是立此存照，聊表对新一轮改革开放和思维范式转变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