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高级别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报告表明，在“公职人员配偶是否可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居留权”这一问题上，接受调查的人群中，省部级公职人员有33.3%司局级有41.4%、县处级有38.6%、科级有42.0%、科级以下有33.7%的人选择了此项。另外，对“其子女是否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有超过半数认可。
　　或许，这份调查在数据的权威性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揭示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何以高级别的官员对配偶子女移民的认同度更高？原因或许有很多，比如，高级别的官员对一些发达国家认知程度更高，其配偶、子女出国移民的机会更多等等。然而，高级别官员高度认同“裸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冲突和伦理争议。
　　对于“裸官”问题，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其信息透明、公开。不过，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财产、收入、国籍等情况全部公开了，是否就意味着相关人员可以合情、合理地做“裸官”？
　　从目前很多国家关于公职人员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看，主要关注的还是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的财产、收入等问题，而配偶、子女的国籍问题则很少涉及。
　　这或许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制订有关公职人员道德行为准则的法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平。而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的国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权问题，一个国家不能禁止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通婚、生子，也不能因此而禁止存在涉外婚姻的公民担任国家工作人员，除非这一职位高度涉密有特殊要求。
　　另外，很多国家本身“国家认同度”很高，“裸官”或许就不是什么普遍的问题。盖洛普2月2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15岁以上人口中，有6.3亿人希望永久移民到别的国家，美国仍是这些人移民目的地首选所在。以美国的如此魅力，美国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移民他国的，恐怕就非常罕见了。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法》等法律，也并不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移民。201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份规定也只是对“裸官”现象进行管理，而不是“禁止”。当然为防止利益冲突，规定也确立了回避原则。今年，广东方面率先做出规定，“裸官”不得出任要害部门的正职。
　　所以，中国社科院报告的真实问题或许在于，高级别官员认同“裸官”的实质，也就是他们对移民或他国存在较高认同。若假定国家认同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么，这份调查报告也就显示出，高级别官员对本国认同度较低。
　　这当然只是假设——国家认同可以是多选题。比如，很多“爱国华侨”可以既爱中国，也爱他国。很多国家也承认居民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但也不能说，这份调查报告和官员的国家认同没有关系。
　　此前中国银行和胡润百富榜调查也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中有约46%的人有移民倾向，其中14%已有所动作。由此可见，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待亲属移民的态度，具有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将调查对象换做普通人，调查结果又将如何呢？说不定，很多普通民众在一边强烈反对官员做“裸官”的同时，一边又表现出强烈的移民倾向。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但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普通民众的移民调查数据出炉，才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如何在提高国家认同方面做出努力和改进。这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问题，事关其社会制度能否为其成员提供自由、公平、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