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以下简称《大全》）在辑录宋人文章的同时，对所收文章进行了辨体分类，其中“札子”类共著录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仅见于《大全》，别书不存，并且与北宋时期常见的立类为“札子”的文章在定义、功能、内容和书写模式上都有所不同。
　　一、定义—用以祝贺、谢恩、寄情的交际性文体
　　在探讨《大全》札子在南宋的新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南宋以前札子的定义及其流变。札子成为独立文体的时间较晚，一直到了宋朝这一专名才陆续出现。试考北宋文人集中札子之定义，以曾巩《元丰类稿》为例，所论皆为与朝政、君主有关的国家大事。此外，也被用以致意明志，对象都为皇帝。再检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等文集，以“札子”命名的文章也都是用于上殿建言，和《元丰类稿》中所收录的功能一致。可以看出，北宋时人对札子的定义为专呈皇帝的上行公文，属于议论性文体，功能为建言、献策、劝谏、陈情。
　　除了这种上行札子之外，宋朝还存在着作为下行公文的中书札子、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等，与上行的札子在功能和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命名上，这些下行公文通常存其全称，即题名为“尚书省札子”“中书札子”等，而上行的则直接以事由加上“札子”二字以题名，二者不会混淆。总的来说，上行性的札子的核心功能是奏议，下行性的中书札子的核心功能是指示，二者都是政府公文，不存在官员之间私下使用这种文体以寄情往来的情况。
　　时至南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南宋人曹彦约《昌谷集》、陈宓《龙图陈公文集》、刘克庄《后村集》、周必大《文忠集》、朱熹《晦庵集》等中的札子类，所呈对象均为上级官员而非皇帝，多用于论政事。晁公溯《嵩山集》札子类还著录了用于贺喜、寄情的文章。这些札子是官员之间私相往来时使用的论事及交际类文章，与北宋时期用于建言、献策的札子存在区别，可见，此时札子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新变。
　　陈叔方《颍川语小》云：“今省部曰札，皆移也。惟札俗以子称，而于札则直书曰札子，子字不古，乃吏文耳。今友朋交书，亦间用札子，又寝失之。”这说明：札子用作官员间私下交际往来是一种新变，且发生变化之时距陈叔方生活之年代并不久远;此变被陈叔方视作失体，按《四库全书总目》之《颍川语小》提要，该书成书于理宗以后，可以推测，札子的功能发生转变与拓广大约是在南宋时期，这也与上述南宋时人文集中的现象相符;此外，札子本用作公文，属奏疏一体，其时却用作官员间交际，别涉启体，所以陈叔方才会言其“寝失之”。宋末元初人刘应李所撰《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以下简称《全书》）进一步明晰了“札”是逐渐演化成类启之体的，与叠幅、尺牍、小简等功能相似。这一定义被明代徐师曾所继承，他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将札子作为奏疏的分支，言札子本为奏疏之类，宋代易名为“札子”，专用以刺谏，通过论辩的方式建议或反驳某事，也可用于臣子之间。又明确奏札专用于上殿奏事，对象为皇帝。可见其所谓“奏札”与北宋时人所谓“札子”的定义是一致的，而其对札子的定义与南宋发生新变后的札子定义是一致的。
　　而成书于南宋晚期的《大全》，其札子体所收文章皆类启体，正是对札子在南宋发生新变的最好例证。《大全》“奏札”一条共收录七篇，皆为司马光所撰，其内容与功用与上行性札子相符，都用于上殿对皇帝建言。札子一条共收录二十篇文章，其中八篇用以祝贺，两篇用以谢恩，九篇用以寄情，只有一篇用于建言，且对象都是官员，与前述南宋文集中的札子存在一致性。可见南宋时期的奏札与北宋时期的札子涵义相符，都是用于上殿建言的奏议性文体。而南宋时期的札子则近似书启，承担着交际应酬的功能。
　　二、书写模式—华丽典雅，高度程式化
　　（一）骈体文
　　首先，骈体文拥有一套固定的模式。第一部分以“伏审”或“伏以”开头，点明所贺之事以破题，同时歌颂国家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第二部分以“恭维某官”开始，赞美某官的德行和功绩;最后一部分以“某”开始，用谦卑委婉的语气表述自己无才无德，同时表达对某官的庆贺。并且，文中均未出现撰写者以及呈送对象的名字，皆以“某”和“某官”替代。
　　其次，这八篇骈文句式整齐，以四六为主，间用五、七、九言与虚词，不用散句，对仗十分工整稳妥，具备形式美;但用词、手法较单一，板滞少变化。偶尔单、偶对交错，增加了一定的流动之感。但同时又多以同义词、近义词相对，有堆砌之嫌。且多采陈言套语，虽华美典丽，但非出自本心，流于陈腐。在用典隶事上多直用其事，同时也善于剪裁熔铸。
　　最后，这八篇文章都呈高度的程式化，其由固定的三部分组成的相同结构前文已述，此外，还存在大量相似或重复的词句。如同题异文的《贺人召试入馆札子》两篇，前者几乎可以视作后者的扩写。此外，由于这些文章多采用固定的敬辞、套话，且题材大致相似，更进一步提高了相似度和模式化的程度。
　　（二）散体文
　　从行文方式上来看，十二篇散体文中的前七篇都用于感谢所寄之人对撰写者的提携、知遇、施援之恩。结构可大致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时令和问候语，用词重复率很高，四字成句，形式整齐。仅用于开篇，不涉及具体事由。第二部分用以述意，赞颂所呈之人的功绩品行，表达对其援助、提携之恩的感谢，偶及自身仕途的坎坷遭遇。这一部分普遍篇幅较长，不用骈偶，由于涉及自己的困厄处境，所以大多情感充沛。与前八篇骈文徒表赞颂相比，此七篇散文叙事抒情，言之有物，艺术水平和情感表达都略胜一筹。虽然也存在一些陈言，但总体上模式化的痕迹已有所减轻。而接下来的四篇文章，第一篇更像私人之间往来的书启，没有固定的格式，少套语陈言，用语比较自由。《上王帅札子》则是唯一一篇用于建言献策的，后两篇都是为向文官呈送自己所作的诗文而并撰，篇幅较短小。
　　三、新变原因—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文学现象
　　此种新变既然发生在南宋，便一定与当时之社会、文学背景相关。札子原本作为一种公文文体，在南宋发展出官员私下交际往来的功能，也就从侧面说明了，南宋时期，官员之间的私人往来较前代更加频繁，而这种现象与荐举制度脱不了干系。元丰改制后，宋朝文官分为三十七阶，最低等级为选人，选人想要升迁就需要官员的荐举书，需要与具备举人资格的官员斡旋、应酬，在此过程中便会诞生大量的交际类文章。试观《大全》札子所收十二篇散体文中的前七篇，所述内容均为叙谢，与谢荐举启颇为相似。而《上太师诗文札子》与《上大观诗文札子》两篇，也有借官员以扬名之意。此外，札子体的功能发生拓展，也是文体发展、演化的自然趋势。很多文体在其使用的历史过程中，其功能、形式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以与南宋札子相类的启体为例，启本附于奏、表之体，唐宋时期，启体逐渐推广用于私人交际，可见札子与启一样，都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拓展出了新的用途和功能。
　　以上探討了札子的功能在南宋发生新变的原因，接着仍需明确其书写模式高度程式化的原因。和《大全》立类模式比较相似的还有同为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以下简称《丛珠》），共著录文章十四篇，体例与一百十卷本中命名为“叠幅札子”的十一篇相同，其中四篇同见于《大全》。且其在著录文章的基础上，每一子目前还附有典故、例句等，可以说兼具选本与类书双重性质。二书均为叶棻所编，文体划分与文章著录的标准也有一致性，所以下文谨参照《丛珠》来探讨其书写模式的成因。
　　《丛珠》中，上述十四篇文章被著录为“札子式”，卷七十四又有“诸式”，“式”即为文章的模板。《丛珠》作为一部四六类书，每一子目前罗列有供换易的词语和句子。“换易”即变异，指骈体文中变异词句以求变化，撰写者只需按照上述模板选取词句填充即可。由此可见，《大全》中的前八篇骈体札子，也按照此种流程写就，遵循相对固定的结构，换易文辞，所以程式化的程度才会如此之高。推及散体文也是如此，《大全》“札子”所收散文开篇较固定的结构，也见于《丛珠》中。故可推知，《大全》“札子”类所收散文也是从模板，或者说类似于模板的固定结构摹写、发明而来的。只是其要求撰写者据具体事由叙事抒情，多曲折变化，所以内容更加丰富，程式化的程度也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大全》中“札子”体所收文章之所以呈现出华丽典雅但陈旧空洞、高度程式化的书写特征，与当时存在的模板化之风不无关系。虽然《大全》所收文章的撰写时间在《丛珠》总结模板之前，但此模板并非某人忽然构成，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及大量的创作实践所衍生出的。所以，虽然无法推论《大全》之模式化文章即是按照《丛珠》之模板撰写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类南宋发生新变的特殊札子文体在当时的确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结构以及填充其中的文辞，并且经过演化归纳后，可以据此总结出一套模板。正是这种风气，造就了《大全》中“札子”体文章华丽精美但高度程式化的书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