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川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队员，3月17日，刘亮随队离鄂返川。
　　置身武汉天河机场，同样的地方，离开和到达，前后38天，刘亮突然觉得恍若隔世。
　　2月9日，四川援助队搭乘的飞机降落在武漢天河机场，刘亮突然感觉身体有些紧绷，虽然戴着口罩，仿佛饥饿的病毒一下子围了过来。
　　刘亮后来才知道，同天抵达武汉机场的共有近6000名医疗人员，是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驰援湖北人数最多的一天。
　　接待显然没有准备好。刘亮他们等了3个小时，才坐上去往酒店的车。
　　从车窗望出去，空荡的马路上，除了冬夜的风声，只有路灯在提醒人们这是一座大城市。有那么一瞬间，刘亮以为，整座城市的人都在车上。
　　到达武汉沌口长江大酒店时，大约是晚上十点。这是一家坐落于市中心的老牌四星级酒店，酒店经理程渝早就等在前厅。由于封城，限行，现在整个酒店就她一个人在维持。
　　程渝默默地为医疗队办理入住，看得出她的心情很沉重。情况有点超出预期，大家似乎想做点什么。有人问程渝，武汉现在怎么样了。程渝顿时哭了。
　　“就等你们来了！”

武汉时间82828

　　收拾妥当，已近午夜时分。冬夜的武汉气温很低，是刺骨的冷，刘亮发现床上只有一床薄被。要添加被子显然是不现实的，酒店配备的中央空调又不能用，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折腾了一天，刘亮觉得很疲惫了，他索性把毛衣套在睡衣外，倒头便睡了。
　　第二天一早，刘亮接到命令：支援武汉汉阳方舱医院。这是四川省派出的十批医疗队里，唯一去负责方舱的。这个结果让刘亮有些意外，他原以为会去四川省对口支援的仙桃市。
　　刻不容缓，虽然距离2月11日下午两点汉阳方舱医院开舱还有一天半，医疗队立即开展了紧急培训。重点是穿戴防护服以及熟悉工作流程，没有经过大疫，大家几乎没有经验。
　　11日上午，医疗队做入舱前最后一项准备，剃头。这是为了减少因头发外露感染风险，必须从“头”做起。女队员剪掉长发，男队员全部剃光，弄成刘亮他们自称的汤圆头。
　　临近开舱，刘亮和队员们到方舱实地考察。这是刘亮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用戴护目镜审视这里。
　　1000张通铺式病床裸露在眼前。病床上已经给患者准备了拖鞋、眼罩、接线板、暖手袋等12种生活必需品。这里虽然也叫医院，但与刘亮熟悉的医院大相径庭，头上拱形的穹顶还能依稀分辨出中国中部最大展览场馆的模样。
　　考察刚完，一批队员便换上防护服，立即上岗，大家有些紧张地朝同一个地方看—方舱的病人入口，病人正从一辆接一辆的公交车上走下来。短时间内，驰援方舱的四川队和山东队各负责的500张病床，满床了。
　　忙着安顿急剧增加的病人，刚刚上岗的队员，在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里更加喘不过气。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八点，按规定，他们开始倒班。
　　82828—这是刘亮他们特有的“武汉时间”。作为汉阳方舱医务人员，每天的时间被划为了四段，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凌晨两点到第二天上午八点，上午八点再到下午两点。每个人在方舱里工作的时间是6个小时。
　　与上岗比起来，进出舱花费的时间也大概要6小时。因为进出舱不是件轻松的事，特别是出舱。

起初，刘亮值白班，下午两点下班，做完出舱这一系列的动作后，已经是傍晚六点了，这时候他才能去酒店前厅领晚餐，重新补充能量。而刘亮的上一餐，是六点起床的时候吃的。

　　首先是脱防护设备。比起穿，脱的要求更严格。从脱第一层手套到最后摘掉帽子，将近30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要细致规范。
　　出舱的时候，防护服已经被污染，所以不能让外面的衣服碰到里面的，否则里面的衣服就会被污染，等同给病毒打开了缺口。手也不能触碰防护服表面的任何部位，否则前功尽弃。
　　其次是要逐级出区。从污染区到半污染区，再到清洁区，规定每个区每次停留的人不能超过三个，每个区都要按规定脱掉一层防护设备。
　　回到酒店，还要在大厅里接受一次消毒，然后把外套脱下挂在指定的地方。
　　进入房间坐下歇息？不能，立马冲进卫生间，清洗自己，从头发到脚趾，然后用84消毒液浸泡贴身衣物。
　　起初，刘亮值白班，下午两点下班，做完出舱这一系列的动作后，已经是傍晚六点了，这时候他才能去酒店前厅领晚餐，重新补充能量。而刘亮的上一餐，是六点起床的时候吃的。
　　到现在，刘亮已经将近12小时没有进食了。

纸尿裤裹着的昼夜

　　进了舱，防护服就不能脱掉了。为了解决“罩”在防护服里6个小时的内急问题，医疗队给每个人发了纸尿裤，无论男女老少，都穿上。
　　纸尿裤的那种“舒畅”体验，对医疗队这些人来说，大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于刘亮这样的中年人还有几分滑稽和尴尬。要命的是纸尿裤只能承受一次小便，所以，进舱前刘亮都要提醒自己少喝水。
　　方舱医院实行24小时不熄灯封闭管理，对于惯常以白班和夜班来区分时间的医务人员来说，时间概念突然模糊了，反倒是纸尿裤在提醒他们昼与夜。
　　相比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方舱的治疗不算复杂，但是工作量大。在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医生每人一般负责2～3名病人，最多5～6人。但在方舱，刘亮这样的医生每人至少要负责80个病人，甚至100人。
　　病人多了，医生就停不下来。上白班的时候，刘亮基本保持站立或走动的姿态，从查房开始，评估病情、填写病历、开具医嘱，还要安抚病人。 　　方舱算是新事物，社会还不了解。病人进舱后，看到这么一个开放式的场所，首先就对治疗效果起疑。再看到环境肯定不如居家，个别性子急的难免有情绪，闹着要回家。试想，方舱里放着1000号病人，有点奇奇怪怪的事情是难免的。

　　把守方舱大门的保安、警察很尽职，那些想要回家的人都被他们劝阻回来了。但他们毕竟在方舱外围，和病人同居一舱的则是医生和护士。
　　在病人的眼里，医生、护士不仅掌管着生死大权，还是与外界联接的唯一通道。特别是开舱之初，刘亮他们的耳蜗里，除了医疗方面的问题，还被病人衣食住行的烦恼灌得满满的。
　　刘亮清楚方舱的特性，他没有拒绝任何病人的请求，事无巨细地帮他们解决个性化的需求。这无疑增大了刘亮的负荷量。
　　脚酸和口渴在第一时间来袭，随之而来的还有防护装备在脸上的压痕、鼻梁的破溃，疼痛一波波扩散，让来回走动着的刘亮感觉到身体越来越重。
　　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护目镜。
　　护目镜在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里起雾是必然的，即使做了防雾处理，可时间长了还是会被雾气遮住。

在方舱，医生的专业性和意志力告诉刘亮必须睁着眼，否则一旦打个盹，人的姿势就可能改变，就可能导致口罩、护目镜脱落。身体一旦暴露，就会被病毒盯上。

　　知道护目镜的这个特点后，刘亮要求自己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刚进舱的前两小时内迅速完成。两小时后，刘亮的视野会越来越窄，只知道眼前有黑乎乎的人影，无法判断是谁。
　　这时候，刘亮就只好停下来，等雾气在护目镜上达到一定厚度，形成水珠，靠地心引力的牵引，从镜片上滚下来，水珠在镜片上划出一道道水柱。然后，刘亮借着水珠探索出的缝隙重新看到外面的世界，再继续工作。
　　就算这样，刘亮还是喜欢上白班。
　　夜班是煎熬的，它有着打破常规作息的恶意，容易让人产生无边无尽的黑色幻觉。虽然刘亮觉得指挥中心安排他上夜班，是在照顾他这样的中年人。
　　方舱的凌晨，像无风的大海，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静水深流。医务人员要重点留意两种病人。一种是病情在晚上容易反复的，另一种是担心家人的情况而辗转反侧的。
　　凌晨三四点，那些难以入睡的病人会找到医生，诉说他的焦虑，希望医生帮他打个电话给他的家人，以医生的权威平息远方的不安，也是平息自己的思念。
　　人性的脆弱，就這样暴露在夜里。
　　等到病人们都入睡，刘亮才能坐到板凳上，背靠着墙，这个姿势可以让刘亮不打瞌睡。在方舱，医生的专业性和意志力告诉刘亮必须睁着眼，否则一旦打个盹，人的姿势就可能改变，就可能导致口罩、护目镜脱落。身体一旦暴露，就会被病毒盯上。
　　闲聊是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但夜班上多了，该聊的也聊完了。停顿下来的刘亮只能数着钟表，期待太阳照常升起。

还流行另一个病毒

　　方舱很快发布了病人的出院标准和流程，配置了移动CT，第一批病人开始核酸检测。刘亮预计，一周内就会有一批患者出院。这是他期待的事，也是所有汉阳方舱的人期待的事。
　　到达武汉一周后，气温突然窜至20多摄氏度。刘亮坐在转送病人的救护车上，汗如雨下，防护服和内衣全部贴到身上。他看到被大雪压着的树枝上，竟然开出了樱花。
　　向上的繁枝仿佛要刺破笼罩这座城市的迷雾。这让刘亮的心情变得好起来，他发现自己的工作节奏不像刚进方舱那样急迫了。工作量也在减轻，因为手持HIS系统进入汉阳方舱，医生可以无纸化记录医嘱、病程和相关信息，不用手工记录了。
　　方舱度过前期的杂乱状态后，也开始变得有序。比如空调机、微波炉这样的生活设施逐渐添置进舱，地上还铺设了麻袋以防止人员滑倒。病号饭点也越来越准时，并且有牛奶供应。
　　在酒店，暖水袋、电热毯也陆续被送到刘亮他们住的房间。豆腐乳配盒饭偶尔换成了海底捞捐赠的小火锅，对四川人刘亮来说，那是生活该有的滋味。
　　物资的饱和，补偿着这座城市的生气，降低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大家都集中精力搏击新冠病毒。但除了新冠病毒，刘亮发现病人中还流行一种叫作 “情绪”的病毒。
　　刘亮负责的一个病人，老伴得肺炎几天就去世了，儿子在住院抢救，媳妇和孙子在另一个地方隔离。
　　这种情况在方舱不是孤例。虽然他们没有歇斯底里，但刘亮知道，天降横祸死神相逼，伤痛只是被掩盖了，一旦触碰就难以抚慰。而要不触碰，很难。
　　刘亮担心的是，方舱里的人盯着自己身上的病毒，加上手机里无法过滤的那些负面信息，不仅自己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还变成了某种扩声器，连同其他病友也被那种情绪感染。
　　刘亮和同事们尽力调动气氛，比如教病人做肺康复操、制作心愿墙、张贴四川美食图片，总是想办法让病人活在对未来的向往里。
　　2月底，刘亮得知有33名重庆籍心理医生入住他们的酒店。这让刘亮看到一种希望，而需要抚慰的不止病人，还包括医务人员他们自己。
　　每次结束方舱的工作回到酒店，刘亮他们都要填两个表。一个记录当天的身体状态，一个记录当天的心理状态。
　　统计显示，每个医务人员都存在焦虑。如果遇到医务人员感染、过劳猝死这样的消息，冲击就更大。刘亮久久不能释怀的是，一名广西援汉护士2月28日晕倒在缓冲间，心脏骤停。
　　尽管队员们基本上都出现了轻度抑郁的征兆，但欣慰的是，想要放弃当下工作的医务人员，没有出现。
　　“来之前我们都做好了最充足的心理准备。”刘亮的解释很简单，让人很容易忽视他们刚刚才用自己的生命给予了这座城市凌驾死亡的力量。

瞒

　　“今天进舱吗？”
　　一大早微信群里有同事在问。刘亮赶紧确认时间，3月9日。一天前，汉阳方舱医院休舱了。刘亮觉得有些好笑，但他瞬间意识到自己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刘亮和同事们尽力调动气氛，比如教病人做肺康复操、制作心愿墙、张贴四川美食图片，总是想办法让病人活在对未来的向往里。

　　休舱当天，在酒店房间用自己的电脑整理完资料，刘亮才觉得该带一台好一点的电脑到武汉才对。
　　2月9日凌晨一点左右，刘亮接到单位的电话，同意他支援湖北的请愿，当天中午出发。
　　挂了电话，刘亮就没了睡意，脑子里盘算着带哪些行李，在手机上频繁刷新有关武汉的气温、新闻等信息。
　　在湖北之外，所有关于新冠肺炎的那些事儿，除了媒体的报道，人们还充分发挥想象力。去驰援湖北，如果说没有最坏的打算，那是假的。但刘亮相信自己运气不错。
　　刘亮判断，战疫结束后，很多东西是不会带回成都了，包括电脑，所以他挑選了一台用完后可以扔掉的电脑。
　　中午在机场候机的时候，刘亮才告诉妻子和孩子自己的行程。妻子在电话那头哭了。到武汉的四五天后，刘亮才告知了父母。
　　刘亮不是“有意”要瞒住家人。
　　1月22日，刘亮所在的单位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了成都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从那时起，刘亮开始上发热门诊，下班后自我隔离，与家人分开住。
　　从那时起，全国各地开始支援湖北，刘亮就坚信自己也一定会去。
　　刘亮的这种自信不仅源于他过硬的技术，也源于他非常的经历。之前，2008年西藏维和、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刘亮都去了。
　　无论是地震中的帐篷，还是病毒下的防护服，虽然救助现场不同，但对刘亮来说目的都一样，去的地方既是帮助别人解除病痛的地方，也是自己咀嚼苦难和孤独、遥望生死的地方。
　　“回回儿都有你，盘盘儿都有你。”刘亮的妻子常常念叨这句成都话。对家人来说，他们希望刘亮尽量避免那一场场惊心动魄历险，念叨是他们最有效的办法。
　　但重重地刻在刘亮的脑海里，是妙手回春的那一刻。他相信这是每一个医务人员的一种迷恋—抓住每分每秒，和时间赛跑，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