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体系下，自动驾驶汽车在实际道路上自主行驶是违法的。但可以想见，未来人类驾驶车辆则可能会是违法的。虽然现行法律从安全的角度，为机动车辆道路行驶设定了各种条件、标准和规则，但都是基于当前的技术水平。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演进，规则必定会改变。现在很多地方允许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便是证明，也是规则改变的第一步。要做长远的技术路线和规则设计，才能赢得未来。
　　人类驾驶导致的问题难以消除
　　与现阶段自动驾驶技术相比，人类驾驶具有一些明显优势，例如对环境感知更精准、对突发交通状况处理更适当等。但当自动驾驶技术逐渐成熟，人们开始习惯乘坐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后，对二者孰强孰弱的判断可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相比真正的自动驾驶，人类驾驶存在明显的风险和问题。人类总是存在不遵守规则的问题。大多数交通事故中都能找到一方或两方以上主体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肇事者或是因为漠视规则，或是心存侥幸，或是一时疏忽，都可能造成违反交通规则的后果。违反规则必然隐藏着交通事故隐患，隐患积攒多了必然会发生事故。
　　工业安全领域著名的海恩法则（Hain law）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工业领域从业者通常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许多还有严格的操作规程要求，但隐患还时常出现，事故仍不能避免。在公共交通领域，驾驶员普遍是“业余的”，即使是专业的老司机也难保证不出事故。总之，总有人不守规则，人类驾驶的隐患控制难以实现。
　　人类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在驾驶问题上，人类与机器相比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1）判断能力。驾驶时人类主要依靠视觉对驾驶环境进行感知，配合使用听觉。在驾车时人类的视野有限，车后区域主要依靠后视镜观察，车旁和车后的很多区域都无法观察到。尤其是一些大货车，由于车体庞大，司机的视野盲区就更大。无法观察到的地方往往隐藏着风险。（2）注意力。人类注意力集中的持续时间比较有限，驾驶时间长了会出现疲劳，疲劳驾驶也是交通事故的重要元凶。此外驾驶时人类的注意力还可能被电话、交谈或者情绪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对路面情况和操作情况的注意力下降，造成安全隐患。（3）反应能力。现在的驾驶考试对紧急情况驾驶员反应是不做要求的，在实际驾驶过程中，绝大多数驾驶人处理紧急情况只能依靠本能做出反应。而且人类的神经反应传导至肌肉群， 再由肌肉控制机械装置做出制动或方向的调整，这个反应过程的些许迟滞都可能大大加重事故的后果。
　　人类个体分散决策难以协同。人类驾驶车辆，每个驾驶者的驾驶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能协调不同驾驶主体的行为。这种分散决策机制导致出行中必然产生间歇性拥堵和路面闲置问题。而通过扩大道路容量解决拥堵会造成非高峰时段路面闲置更严重，通过收拥堵费的方法调节车流量又会增加人们的出行成本。特别是人类驾驶分散决策机制下，一旦路面交通出现拥堵或者意外状况，人类驾驶的车流也难以及时调节规避，导致拥堵累积加重。
　　人类驾驶车辆需要占据大量土地。为了满足出行便利的需求，很多人会选择购买一辆车，在大城市受到限行的影响还有人会想办法拥有多辆车。但实际上个人所有的车辆有90%以上的时间是停放着的，不但对车辆资源是一种浪费，同时还要占据大量土地资源用于停车。为了短暂性的出行需求，却需要占据长期的停车土地资源，在今天的大城市中这种人车、人地矛盾已经非常严重。按照住建部《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要求，目前北京停车位缺口达129万个，即每天有129万辆车无处停放。但如果是自动驾驶车辆，就可以让车辆自己去远处停车，或进行共享服务，为优化土地资源和提高车辆使用效率提供了可能。
　　未来会分阶段取消人类驾驶
　　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是一个遵循规律进行的过程，未来会根据技术和产业进展的情况逐步取消人类驾驶。
　　成熟的自动驾驶同时保留人类驾驶阶段：一是要提高对人类驾驶员驾驶技能的要求。设置严格的驾驶操作流程，增加驾驶规范化培训时间，确保申请者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驾驶考试重点考察申请者对于紧急情况的应对处理能力，设置反应速度、应急预案等评价考核项目，测试驾驶员是否足以应对道路上常见或突发的状况。
　　二是增加对申请者精神状况和历史背景的调查。完全自动驾驶阶段，机器出现错误的概率极低，也不会受到精神疾病、醉酒、吸毒等问题的影响。人类驾驶管理虽然对精神疾病、醉驾、毒驾历史等问题也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这些限制范围比较小。精神压力大、注意力无法集中、控制协调能力差类等精神问题，未被涵盖在不得申请驾照的情形之中，对于醉驾、毒驾等违法行为的限制也限定于是违法行为被发现之后才会被限制，这里隐藏了很多事故隐患。因此需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申请者过往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确定其行为习惯可以满足安全驾驶的要求。
　　三是增加财产状况的规定。尽管对于自然人主体，法律很少设定财产要求，但是对于驾驶问题应当是个例外。法律不对自然人主体设定财产要求，是为了保障公平。但在更加安全的自动驾驶模式下，公平关注的重点会从保障人类驾驶权利转向保障交通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权利。从保障其他交通主体生命安全权利的角度看，要求人类驾驶者有良好的财产状况和足够的赔付能力就有了合理性。
　　不保留人类驾驶阶段：如果在调高人类驾驶资格要求以后，人类驾驶的事故率仍然显著高于自动驾驶，不排除法律将不再赋予人类驾驶资格，即人类驾驶车辆违法。
　　安全性原因。由于人类固有的局限性，人类驾驶的危险性难以彻底消除，只要有人类控制的车辆上路就会产生危险源。因此，当自动驾驶的安全性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很可能会无法忍受人类驾驶带来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一起人类驾驶引发的严重事故就可能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应，法律为响应公众安全关切，可能会选择禁止人类驾驶车辆。
　　秩序性原因。智能网联汽车可以通过统一计算平台进行统一高效的调度，科学安排车辆和道路资源，通行效率显著高于人类驾驶。路面上人类驾驶和自动驾驶混行的状况会降低交通系统的通行效率，还有可能因为人类驾驶员的失误，导致交通秩序的紊乱。所以为保障交通效率和秩序，立法也可能不再賦予人类驾驶车辆的资格。
　　经济性原因。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在交通出行领域对人类驾驶的绝对优势，未来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以自动驾驶这种交通形态出行。这时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驾驶需求而存在的驾驶员测试和许可体系，人类驾驶监督管理体系的维持成本相比于较少的需求而言显得过于高昂。为人类驾驶设计的停车空间、立交系统也会显得奢侈浪费。基于法经济学的考量， 法律可能也不再赋予人类驾驶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