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蔡琴认识的时候她还在念实践家专。那时候她已经唱红了《恰似你的温柔》。我家住大直，刚好在她学校旁边。她上学之前老是会到我家来绕一下。
　　那时的蔡琴有两个，一个是上学前带了水果面包跑来我家聊天的蔡琴。
　　另一个就是晚上在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
　　在我家待着的大学生蔡琴，人非常素朴。大半穿件大衬衫，牛仔裤，戴眼镜，总是身上东一袋西一袋背着。蔡琴喜欢同时做很多事，三头六臂一般，我们围着大餐桌，她一边做她家专的功课，用丝线编不知道什么东西，各色各样的丝线，一绺绺放在桌上，五彩缤纷，旁边堆着卤味、饼干点心、水果。她就一下说这一下说那，很灵巧地用丝线编织着，之后放下丝线，跑去洗手，因为那丝线很娇贵，只要有手汗，就会沾出阴影，色就不鲜艳了。
　　洗完了手就再来编东西和聊天。
　　西餐厅里驻唱的蔡琴就非常华丽了。穿着小礼服，头发蓬蓬梳上去。戴着眼镜。她那时还是戴眼镜，到《读你》那张唱片才拿下。
　　蔡琴腿很美，这件事好像从来没人注意，她总穿小礼服，裙边在膝上三公分，适好露出她自己的修长的匀称的美腿。
　　那时候她正和杨德昌在谈恋爱。
　　这可能是她喜欢跑来找我的原因。
　　两个人我都认识。杨德昌刚拍完《海滩的一天》，如日中天。
　　他是个小眼睛，又满脸橘子皮，不过就是很有“导演气质”。人瘦高，长腿。总穿紧绷的牛仔裤。刚从美国念电影回来。
　　当时新浪潮刚兴起，侯孝贤、柯一正、杨德昌、托德辰、张毅、新艺城的虞戡平，一缸子年轻导演中，杨德昌最像“导演”。讲得夸张点，他简直是由顶至踵的带着“导演”气息。有很多导演像别的行业，有很多导演不像“导演”，但是杨德昌是那种电影里的“导演”，你绝不会把他误认为是别种身分，不管他是不是坐在导演椅上。
　　他就是比任何别人看上去更像个“导演”。就像王家卫比李安或者吴宇森更像个“导演”。仅只外表状态，便已有绝大的说服力。
　　王家卫和杨德昌都是上海人，每个上海人都是商人，娘胎里就带了精明的生意眼。他们本能知道包装和内容一样有价值，或许还更有价值。
　　杨德昌那时留长发，在脑后扎着小辫。人笔直。戴金边眼镜，笑起来有点小酒窝，不大讲话。带点羞怯感。
　　他是个很丑，可是很迷人的男人。
　　我结婚很早。后来开始写小说，出一点小名，于是交了一堆女朋友。都是单身。结婚的只有我，至少在表面状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男人，是“爱情成功者”。
　　那时候年轻，大家都年轻，不知道有丈夫不代表成功，婚姻的存续不代表你的爱情美满，甚至不代表有爱情。
　　因为大家都不懂，我便因为结过婚的缘故，成为了那个“最懂”的人。 　 蔡琴老是来跟我聊杨德昌，问我：“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我那时也写完了《自己的天空》，大概多少也觉得自己懂吧，于是就从自己那其实很有限，却凭着想象无限延伸的爱情经验里找话语给她“开示”。
　　我们聊天，往往讲到一半，她会忽然站起来。“我要走了。”因为上课时间到了，或者要去录音，要去录像，或者别的约会。
　　她说走就走，动作快速收好大包小包，马上离开。
　　然后下次见面，可能隔几小时后，可能隔几天后，她可以把前头这话头再提起来继续聊。
　　我时常因为想把话继续聊完跟着她跑。当然也是爱玩，可以跑到电视台、广播电台、唱片公司，看那些在我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环境。
　　那时候的蔡琴，其实年轻，身量小小，可是很有种大姊头架势。除了上学前来我家找我的时候，其它时间她身边总是带着一堆人。她妹妹，她助理，她宣传，她电台节目助理，制作人，朋友……
　　总之那时候跟着她到处转，每次一块吃饭都是一桌人。
　　我还跟着她跑去看她唱西餐厅，第一次看到舞台的后台。花团锦簇的秀服挂在横放墙角的铁衣架上，伴舞群就在那些五彩缤纷的服装后换衣服，在蓝的绿的橘的黄的紫的缎子布料中间，袒露她们并不洁白的皮肉，弯下腰调整胸口粉馥的肉团，或者把极短热裤挤出来的臀肉推回布料里去。而男歌手就坐在旁边，对身旁肉欲横流的景象视若无睹。
　　那非常鲜烈的印象让我写了《众生》那个短篇。
　　在她跟杨德昌最“盛”时期，杨德昌可能不知道，许多时候，蔡琴打电话给他时，旁边有个听众我。两人讲完话，蔡琴就会把他说什么她说什么照搬给我听，然后表情严肃，眼瞪大大问：“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爱情是最让人头昏的事情，任何人站到爱情面前都变成傻子。我现在回想，我给蔡琴的建议和指点，大约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可以做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比她清楚比她聪明，而我们比她强的就是：“我们是局外人。”
　　杨德昌那里有没有爱情顾问不知道，但是蔡小姐这里是有的。而顾问的最大功能，现在想来，不是解决问题，甚至也不是提供答案。
　　顾问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做救生员。
　　谈恋爱，如果真的是心放在上头的话，就像洗三温暖，绝对是忽冷忽热的。
　　陷在感情里的那个人，绝对是心律不整的。顾问的功用就是在心房紧缩的时候打气，心房膨胀的时候警告。
　　那个人飞上去的时候拉她下来，掉下去的时候，抓她上来。
　　很容易的。我说过，任何一个路人甲都做得到。
　　有一天，那天又跟着蔡琴去看她驻唱。她穿着浅蓝色小礼服。束腰，腰以下微微蓬着。当然，小礼服及膝，她站在台上时，露出直直长长的，笔直并着的小腿。
　　我在台下看她。那一场是十点多，唱完非常晚了。那阵子她特别地不安定。因为直到那时候抓摸不住杨德昌什么心思。
　　唱完了我和她回她的住处去。
　　蔡琴跟我说她受不了，已经给杨德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男人还不给她个明确定位，她大约就要走掉了。
　　她怕得要死。她在去餐厅前跟杨德昌说，等他想清楚，叫他留话在她的录音机里。
　　我还记得那小小的客厅，藤编沙发，米白色沙发垫，透明的浅青色玻璃茶几。
　　录音机就在茶几上放着。蔡琴进了门先去察看，看到录音机上显示了有留言，她立刻整张脸煞白，像要昏倒。
　　她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完了完了。
　　“他一定是来拒绝我的。”她说。
　　然后她开始走来走去，穿着那浅蓝色小礼服，像一团移动的海水。走了半天坐下来。看着录音机，发呆。然后说：“我不要听了。我要洗掉。”
　　顾问劝她不要洗掉，也许是好消息。
　　“那你帮我听。”
　　可是顾问不会操弄她的录音机呀，万一不小心洗掉了，那不是很可惜吗?
　　于是蔡琴坐下来，我们一起盯着那录音机，好像那是个怪兽。没人敢动它。 　　后来。蔡琴CALL机响了。
　　她看一眼号码，马上跳起来。杨德昌CAIl她。她问：我要不要打过去?
　　打啊。顾问说。蔡琴说不行我还没有听他录音机里的回话。
　　那就听啦。
　　不行，他如果拒绝我怎么办。他如果……那我就会……
　　蔡小姐预想了一大堆“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里才会发生的事情，同时间又很实际的问我：“你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她说要没有人陪的话，这个晚上她过不去了。
　　这时候电话响了。蔡小姐去接。我这旁观者看来，她很沉稳，镇定，正常。她说：我刚回家。好，等下我再打给你。 放下电话她才说那是杨德昌打来的，杨德昌问她听答录没有，叫她去听。
　　这时我们才去动录音机。按了“play”之后，毫无声响。那静默至少也有一分钟之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长长的叹息。
　　然后，那个必须下决定的男人说了话：
　　“你叫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杨德昌的全部答复。
　　蔡琴进房间去给杨德昌打电话。出来的时候脸润润的，眼睛发红，跟我说她要去杨德昌家。
　　我陪她一起到杨德昌济南路的住家。黑夜里，杨德昌出来开门，他那高高瘦瘦的身形遮蔽了蔡琴。他把那浅蓝色的女孩圈进手弯里，关上了他家的红漆大门。
　　后，两人就结婚了。
　　报上刊出杨德昌过世的消息。也同时刊出了他对他与蔡琴婚姻的八字评语：“十年感情，一片空白”。
　　然而这个空白的感情，不也是从那样美好的阶段开始起步的吗?
　　在这十年里，一段感情是如何从呵护和拥抱。变成了一片空白的呢?
　　我深信，在那个夜里，杨德昌把他水蓝色的女孩圈进臂弯里的时候；在蔡琴，让自己顺从那男人隐没人红色大门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是为了让面前的十年一片空白的。
　　但是，依旧空白了。
　　我只是忍不住又想起蔡琴在我家里用彩线编织的画面，想起她编了几下之后跑去洗手，因为那色线很娇嫩，如果手上有手汗，就会沾上汗渍。
　　可惜婚姻不能像编织，只要用洁净的手维护，就可以永远鲜丽美好。
　　手承诺了洁净，丝线便承诺永不变色。
　　大约是因为手和丝线都无知吧。无知，不知道这世界可以变异。不知道这世界可以不必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