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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但这4个字包含着许多辛酸和无奈。每次放假回家，最怕看到那一张张童真的脸以及他们眼中的那份渴望。
去年暑假我是夜里12点到家的，回到家倒头就睡，不知道过了多久，客厅里吵吵闹闹有几个孩子的声音，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第2天上午9点钟。我起床来到客厅，见是同村和弟弟同龄的孩子来找他玩，看到我的出现，他们似乎很害怕，都不说话了，瞪着眼睛盯着电视看正在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都会来，因为我们家的空间大，他们会看看电视，打打闹闹。我平时不经常在家，刚开始他们看到我很拘束，后来熟了他们就和我一起玩。我们有时候打扑克，有时候一起看电视，他们还教我玩滑板。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只是很少提起自己，更没有提到家人。有一个叫永生的孩子12岁，是这些孩子当中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一个，每到饭点的时候他就回家了，但总是不到半个小时就又回来了。他话很少，总是沉默，偶尔和我弟弟说两句。我感觉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眼睛里似乎总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有一天，我问他： “你爸爸妈妈在家吗？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的话音刚落，他的小脸就憋得通红，低下头再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我很尴尬地看看弟弟，弟弟生气地说： “你不知道吗？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一直跟着他爸，他爸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就他一个人。”听完这些我愣住了。一个12岁的孩子，一个人已经生活了4年。我无法想象。
那次以后永生就很少来我家里了，也许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痛处，虽然每个人都明白，但他却不愿意让别人提起，而我却揭了他的伤疤，伤害了他的自尊。有一天弟弟说要去他家找他玩时，我跟着去了。一走进永生家我就愣住了，虽然是新盖的楼房但却没有完工，窗户和门都没有装，门是用两块木板挡着代替的，窗子根本就没有。家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外连把椅子都找不到，床头的地上放着一大桶矿泉水和一箱方便面，床头上方吊着一个5瓦的小灯泡。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小灯泡无精打采地发着微弱黄光。
看到我们来了，永生很意外也很尴尬，空荡荡的家衬得瘦小的他就像一根野草。我们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一张床上打扑克时，我才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我问他，自己一个人晚上怕不怕，他说都习惯了，就是没人说话。
后来在谈话中我才知道，他爸爸每年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平时都在外地打工。我问他是否想父母，他开玩笑地回答：“不想，一个人自由。”但我分明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自我调侃的无奈。想又能怎么样呢？父亲不出去打工，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现在的房子还是靠他父亲打工每年盖一点，盖了3年才到这个地步的。沉默寡言的永生内心充满了自卑和恐惧，和朋友们玩时通常不说话，总是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衣角，也许他是在用沉默为自己塑造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那脆弱自卑的心灵。一个孩子从8岁开始自己生活，365天的日日夜夜里，当他回到除了自己再也没有其他人的家里时，当他放学回家啃着方便面喝着冰凉的矿泉水时，当放学刚好赶上雨天他一个人顶着书包回家时，当他生病躺在床上时，当学校要开家长会时，当……我不知道他是否哭过，就算是流了泪谁又能看得到呢？
快开学的时候，永生的父亲回来了，我想永生一定很高兴。后来才知道，是永生不愿意上学，他爸回来怎么劝也没有用，后来就把他送到郑州一个洗车的地方去打工了。我不知道瘦小的永生吃力地擦着车时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想想就让我心酸。12岁的他就这样踏入了社会，结束了校园和童年生活。
永生只是村里很多留守儿童中的一个，他只是性格孤僻、厌学，没有其他不良的习惯，但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心酸。永顺也是这样一个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外打工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他跟着70多岁的奶奶生活。永顺迷恋电子游戏，逃课上网，奶奶年纪大了也管不了他。没钱上网时永顺就拿家里的东西卖钱上网，时间长了就开始偷别人的东西，卖了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网。后来听说永顺和几个人抢劫被送到了少管所。有一年，他的父母回了家再也没有出去打工，大概是意识到对孩子的疏忽才愿意回来的吧，但孩子能回头重来吗？也许，但愿。
农村的留守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像荒草一样生活，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我曾看到一个报道：一个8岁的孩子高兴地等着父母回家过年，突然接到父母的电话说今年不回家时，孩子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流着泪，一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吃饭。“留守儿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说。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摧残了多少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普遍欠佳、道德凸显危机、违法犯罪现象突出……这些是谁的错？孩子的？父母的？还是社会的？这些留守儿童或许根本就感受不到爱，或许是在溺爱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极端，极端过后带给我们的只有心痛和沉思。怎样来救救这些孩子？该拿什么来爱他们？也许这是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下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之间，人们选择的依据仍然是成本与回报的对比。当读书的前途依然让人们无法充满信心时，教育的凋敝便会持续不断。留守儿童模糊的面孔让我们无法描述，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命运在社会的变迁中同样脆弱不堪，在已经成形的制度设计面前，他们只能用忍耐和顺从对待命运的安排。不过，让我们欣慰的是：这是一个体制能够逐步改变的时代，国家政策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目光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我们相信，一切会因此而变得好起来。
(摘自《记者观察·上半月》）
去年暑假我是夜里12点到家的，回到家倒头就睡，不知道过了多久，客厅里吵吵闹闹有几个孩子的声音，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第2天上午9点钟。我起床来到客厅，见是同村和弟弟同龄的孩子来找他玩，看到我的出现，他们似乎很害怕，都不说话了，瞪着眼睛盯着电视看正在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都会来，因为我们家的空间大，他们会看看电视，打打闹闹。我平时不经常在家，刚开始他们看到我很拘束，后来熟了他们就和我一起玩。我们有时候打扑克，有时候一起看电视，他们还教我玩滑板。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只是很少提起自己，更没有提到家人。有一个叫永生的孩子12岁，是这些孩子当中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一个，每到饭点的时候他就回家了，但总是不到半个小时就又回来了。他话很少，总是沉默，偶尔和我弟弟说两句。我感觉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眼睛里似乎总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有一天，我问他： “你爸爸妈妈在家吗？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的话音刚落，他的小脸就憋得通红，低下头再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我很尴尬地看看弟弟，弟弟生气地说： “你不知道吗？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一直跟着他爸，他爸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就他一个人。”听完这些我愣住了。一个12岁的孩子，一个人已经生活了4年。我无法想象。
那次以后永生就很少来我家里了，也许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痛处，虽然每个人都明白，但他却不愿意让别人提起，而我却揭了他的伤疤，伤害了他的自尊。有一天弟弟说要去他家找他玩时，我跟着去了。一走进永生家我就愣住了，虽然是新盖的楼房但却没有完工，窗户和门都没有装，门是用两块木板挡着代替的，窗子根本就没有。家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外连把椅子都找不到，床头的地上放着一大桶矿泉水和一箱方便面，床头上方吊着一个5瓦的小灯泡。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小灯泡无精打采地发着微弱黄光。
看到我们来了，永生很意外也很尴尬，空荡荡的家衬得瘦小的他就像一根野草。我们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一张床上打扑克时，我才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我问他，自己一个人晚上怕不怕，他说都习惯了，就是没人说话。
后来在谈话中我才知道，他爸爸每年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平时都在外地打工。我问他是否想父母，他开玩笑地回答：“不想，一个人自由。”但我分明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自我调侃的无奈。想又能怎么样呢？父亲不出去打工，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他们现在的房子还是靠他父亲打工每年盖一点，盖了3年才到这个地步的。沉默寡言的永生内心充满了自卑和恐惧，和朋友们玩时通常不说话，总是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摆弄自己的衣角，也许他是在用沉默为自己塑造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保护那脆弱自卑的心灵。一个孩子从8岁开始自己生活，365天的日日夜夜里，当他回到除了自己再也没有其他人的家里时，当他放学回家啃着方便面喝着冰凉的矿泉水时，当放学刚好赶上雨天他一个人顶着书包回家时，当他生病躺在床上时，当学校要开家长会时，当……我不知道他是否哭过，就算是流了泪谁又能看得到呢？
快开学的时候，永生的父亲回来了，我想永生一定很高兴。后来才知道，是永生不愿意上学，他爸回来怎么劝也没有用，后来就把他送到郑州一个洗车的地方去打工了。我不知道瘦小的永生吃力地擦着车时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想想就让我心酸。12岁的他就这样踏入了社会，结束了校园和童年生活。
永生只是村里很多留守儿童中的一个，他只是性格孤僻、厌学，没有其他不良的习惯，但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心酸。永顺也是这样一个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外打工两三年才回来一次，他跟着70多岁的奶奶生活。永顺迷恋电子游戏，逃课上网，奶奶年纪大了也管不了他。没钱上网时永顺就拿家里的东西卖钱上网，时间长了就开始偷别人的东西，卖了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网。后来听说永顺和几个人抢劫被送到了少管所。有一年，他的父母回了家再也没有出去打工，大概是意识到对孩子的疏忽才愿意回来的吧，但孩子能回头重来吗？也许，但愿。
农村的留守儿童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像荒草一样生活，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我曾看到一个报道：一个8岁的孩子高兴地等着父母回家过年，突然接到父母的电话说今年不回家时，孩子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流着泪，一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吃饭。“留守儿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说。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摧残了多少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普遍欠佳、道德凸显危机、违法犯罪现象突出……这些是谁的错？孩子的？父母的？还是社会的？这些留守儿童或许根本就感受不到爱，或许是在溺爱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极端，极端过后带给我们的只有心痛和沉思。怎样来救救这些孩子？该拿什么来爱他们？也许这是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下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接受教育还是放弃教育之间，人们选择的依据仍然是成本与回报的对比。当读书的前途依然让人们无法充满信心时，教育的凋敝便会持续不断。留守儿童模糊的面孔让我们无法描述，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的命运在社会的变迁中同样脆弱不堪，在已经成形的制度设计面前，他们只能用忍耐和顺从对待命运的安排。不过，让我们欣慰的是：这是一个体制能够逐步改变的时代，国家政策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目光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我们相信，一切会因此而变得好起来。
(摘自《记者观察·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