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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在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人才培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局面逐渐形成,以公派出国留学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渠道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自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公派留学工作进入法制化发展轨道,逐步建立起长效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力资源保障。2007年我国启动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进一步扩大公派留学规模。在推动公派留学的同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在积极开展来华留学工作,注重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管理效益,中国政府奖学金发放规模及受益范围明显扩大。为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我国公派出国留学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等来华留学情况,本刊对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刘京辉进行了专访,刘秘书长对人们关心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最新进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
记者:邓小平同志1978年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我国留学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随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1996年宣告成立,成立这一机构的初衷是什么?
刘秘书长: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出留学人员到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翻开了我国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新的篇章。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国家公派留学主要由原国家教委实施,管理模式与当时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一致。当时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因此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因为派出单位与公派留学生个人之间大都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当初很多公派生完成学业后滞留不归,当时无法用法律手段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国家公派留学工作改革呼之欲出。
西方许多国家都设有一些非官方机构来处理留学人员流动、互换留学生和政府的奖学金项目方面的工作,例如德国有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英国有英国文化协会等。原国家教委经过大量考察和认证,认为以非官方组织的方式来运作公派留学效率高、可操作性强。随后,原国家教委在上报中央的《关于目前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建议,将国家拨款作为出国留学基金,建立奖学金贷款制度,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受原国家教委的委托,组织公派出国留学人员选拔。199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来华和出国留学的招生、选拔和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江苏、吉林两地设立出国留学工作试点,一改过去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的模式,而是根据 “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二十四字方针进行公派出国留学的选拔和管理工作。这二十四字方针至今仍指导着我国公派出国留学工作。
原国家教委根据试点的成果,决定在1996年6月20日正式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其工作定位就是受政府委托,从事中国公民出国留学与外国公民来华留学事务的管理工作,管理政府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这不仅是国家公派留学走出的重要一步,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这项措施可能还没提到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高度,但从今天来看,这是政府职能转变非常成功的范例。
记者:与自费留学相比,我国公派留学工作的侧重点是什么?
刘秘书长: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面向的是高层次人才,也是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始终坚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宗旨,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培养一批能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自费出国留学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自费留学人员主要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就业取向选择学习方向,支持自费留学可以满足民间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主要围绕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行业,着眼于国家中长期发展和科技前沿发展的需要,当然也包括培养国家最紧缺的人才。因此,公派留学支持的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行业,公派留学项目都从国家宏观发展的高度着眼。
记者: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近年来有哪些重点项目?我国公派留学人员选派的重点学科领域有哪些?
刘秘书长: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围绕国家的战略发展决策。例如,为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我国西部地区急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支持地方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这个项目立足于选派西部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以加大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力度,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
此外,我们与重点行业的企业合作,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以后,为满足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对高层次青年科技骨干人才的培养需求,2009年3月,我们与中国地震局合作开展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出国留学,从而带动一大批青年才俊投身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再如,为推进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我们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合作开展航空工程技术骨干人才培养项目。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在上海成立,我们今年也在磋商,准备为民用飞机设计和制造行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在高校方面,我们与109所高校合作开展“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鼓励并积极推进高校与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强强合作,选派了一大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合作研究,为高校提供人才支持。
所有公派留学项目和选派的重点领域都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基础学科。这些重点领域包括: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信息等关键领域及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根据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还会对一些特殊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给与支持,如培养一批熟悉中外传媒理念,能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优秀新闻专业人才等。
公派留学生项目采取非常严格的评审制度。目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评审专家库中有4 900多名专家,均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博士生导师占88%。另有两院院士51人。专家库每年都会更新。我们依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制定评审的原则、方针和目标。评审过程也要依据这些评审原则、指导方针和项目目标进行。
记者: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教育部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该项目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目前有哪些进展?是否已经有完成海外学业开始为国家服务的人员?
刘秘书长: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为目标,同时还要增强大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能力,促进中国高水平大学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打造出一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在五年计划中,每年选派5 000名一流研究生,赴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自项目开始至今,我们始终坚持“三个一流”的标准,按照“面向学校需要、依靠学校工作、服务学校发展”的宗旨来发展这个项目。
与其他项目不同,过去的留学选派项目都是个人申请后进入专家评审流程,而这个项目是依靠学校,也就是说,学生在学校申请,学校帮助学生与国际著名院校和导师联系沟通。这5 000人中大约有一半是联合培养博士生,另一半攻读国外的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有一大批年轻学生将会有很长一段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还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对象国的文化风情,以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的年轻后备人才。
项目执行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推动工作,如今该项目已经初见成效。
第一,有力地推动了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校创新团队、基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研项目的有机结合,提高了高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储备与使用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增强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于项目依靠学校推进,所以各高校的领导都高度重视,大多成立了由学校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的领导小组和由各职能部门参加的工作班子以及专家评审委员会,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项目能与创建高水平大学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学科建设和师资建设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学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储备与使用方面的自觉性与自主性。
第二,促进了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外导师设立科研合作平台、学分互认、尝试设立双学位或联合学位,互利双赢局面已凸显,推动了高校国际化进程。
项目为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增强了它们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高校与国外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许多流于形式。与以往不同的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要求学校与国外高校开展实质性合作。该项目刚推行时,我在德国任公参,一年要接待50多个我国赴德进行磋商的高校代表团,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项目为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的活力,推动了建立研究生开放式培养体系和国际化的尝试。由此,各高校也纷纷开始聘任外国导师,目前国内的高校已经聘请了200多名外国导师。
第三,这个项目改变了以往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在高校中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的状况。过去在高校中,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培养,学生处和教务处负责本科生培养,人事处负责教师管理,各项任务界域十分清晰,而这个项目则需要全校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学生的选派、国外学习管理等工作,变“一步棋为一盘棋”,使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学校真正成为多部门协同一致,共同参与的重点工作。
第四,开拓了高校国际视野,规范了学术行为和学术环境,推动研究生开放式培养体系的建立,增强了学校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五,项目的效益在联合博士研究生层次已经显现出来。经初步调研,通过该项目学成归国的学生纷纷表示,在外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开阔了科学视野,从一流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培养起了对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爱,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部分项目的毕业生已进入高校担任教师工作。
从2007年项目开始以来的统计看,超过80%的学生先后赴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大学学习。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项目进行调研时了解到,一位赴匈牙利留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的大学并非极富盛名,但他的导师是他所学专业中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学生就在本专业的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可见,尽管不在名校,但师从一流的导师,学生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建树。
记者: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在开展中是否遇到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是否会对该项目进行调整?
刘秘书长:作为一个全新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不足为奇。我感到,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认识,跳出学校自身利益的“小圈子”,真正站在国家人才需求的战略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个项目,而不仅仅把这个项目看成是学生个人行为,让学校导师深入参与进来。
另外,由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资助标准是在2002年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制定的奖学金标准现在看来已明显不足。今年我们与财政部一同做了许多调研工作,有望明年上调奖学金。
这个项目的意义不在于今天或明天,而是要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显现出它的非凡意义。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出留学生,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决策的高瞻远瞩,大批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我国很多重要的领域和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个项目目前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希望到2011年以后,还能将这个项目持续发展下去。我们也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该项目的规模。我们要极力推动其继续延伸,继续发展。
记者:目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都与哪些国家、哪些教育机构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合作?组织了哪些形式的活动?
刘秘书长:近年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积极与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及教育、科研机构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开拓了多元化的留学人员派遣渠道,包括与哈佛大学签署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项目,在生物医学方面与耶鲁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与墨西哥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签署的博士后、访问学者协议,与加拿大农业部签署的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与剑桥和牛津这类国际一流大学签署的协议。
我们非常注重合作的实效性。为此,除留学生派遣项目,我们还与众多国际名校及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形式的交流活动。去年12月,我们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办了国际大学校长研讨会,英联邦国家24所著名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985”、“211”高校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省属高校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致希望能在科研合作及学术资源共享等领域寻求实质性合作。借助此次研讨会,我们与国外高校签署了9项合作协议,国内外高校签署协议、意向书多达12项。我们工作的时效性得到了各国教育机构的认可,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品牌。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品牌效应也日渐增强,例如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为首的多所美国高校就主动找到我们磋商合作。我们连续五年与美国这些大学合作,每年根据不同的议题召开国际研究生奖学金会议。去年10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积极行动博士研究生”组织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三方联合主办第四届会议,探讨了有关联合培养授予学位和中外高校授予双学位方面的内容。与会的41所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签约院校针对美国高校研究生奖学金申请等问题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美国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多种活动为中外高校搭建了畅达的交流平台,对中外高等教育人员互派及科研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您曾赴德国留学,并曾任中国驻德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您认为留学经历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刘秘书长:赴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先进的知识有助于个人学识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这只是其一。其实,留学经历最实际的价值体现在视野的开阔。“视野”二字看似平淡无奇,但其所蕴含的内容却异常深厚且丰富。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会开阔一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是仅仅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而是会从世界的高度思考问题,进而会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去处理问题。缺少这种深层次的生活经历,就很难站在两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去做工作,很容易犯狭隘或孤立地看问题的错误。此外,在德国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我更敏于探究和挖掘德国教育工作的特色和先进经验。
我在德国任公参期间,经常会面对一些政治事件和学生问题。对一名教育事务外交官来讲,在德国本土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更好地与德国方面交流的关键。多年的学习生活帮助我了解德国文化,理解德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用德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来阐述我们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去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联合开发课程,培养双硕士研究生。这是清华大学在研究生培养层面上第一次与国外大学共同授予学生学位,也是国内大学第一次授予国外学生硕士学位。在当时中德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项目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契机,用来破除两国教育交流方面可能出现的阻碍。我在为该项目致辞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和谐发展、与各国和平共处的立场,进而讲到如今的中德关系,结合我在德国学习生活的亲身经历,强调了中德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对于两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才培养和教育交流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增强双方深层次了解的重要方式。致辞得到了在场德国官员和教授的高度认同,起到了很好的破冰作用。
记者:德国在学生流动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策略和做法?
刘秘书长:德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在出国留学、吸引人才回国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德国在学生流动工作方面表现十分积极。欧盟的伊拉斯谟斯第一期计划伊始,德国几乎所有高校都积极参与申请欧盟的项目,希望以此推动其学生的流动。在科研方面,德国政府积极加入欧盟第六框架计划和第七框架计划。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在欧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还有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像上面提到的DAAD、洪堡基金会和人民基金会,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组织和促进该国的学生到国外进修或学习。这些机构也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例如,上世纪我国与德国政府签署奖学金项目时,德国方面都是由DAAD与我国进行磋商,以至于当时我国参与此项目的留学生都认为是DAAD资助他们学习。其实奖学金都是由德国政府提供,只是具体的项目运作交付DAAD,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德国学生流动工作的法制化和合理性。这些先进的经验对我国当时留学工作改革的开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德国许多科研专家、学者被美国挖走。德国近年也出台了一些类似于我国“春晖计划”和“长江学者计划”的政策,吸引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德国学者回国服务。
记者:您提到德国在积极吸引人才回国,回国率也是我国公派留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96年到2008年,我国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65%。哪些因素促成了如此高的回国率?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回流?
刘秘书长:对于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高回归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目的性强、培养方向明确、回国衔接工作到位。我国的公派留学生都是根据国家战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遴选出来的。在派出时,他们都肩负着国家和单位的重托。他们的研究根基在国内,研究领域和未来服务的领域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回国发展的前景明朗。
其次,自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我们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坚持“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公派留学选派和管理办法,开创了规范化、法制化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派留学模式。“签约派出,违约赔偿”增加了公派留学的法律约束力,增强了公派留学生履行回国服务义务的责任感。
再次,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促进了公派留学生回国,还吸引了大量自费留学生回国发展。
对于留学的回归率,我们非常乐观。在派出人员以年轻学生居多的情况下,2008年公派留学生回归率高达98.34%。即便现在有一些学生没有回来,将来他们还可以选择回来。最近,我参加了很多研讨会,国家还将为培养“高、精、尖”人才投入更多的资金,鼓励学生在国外学习更长时间,为他们创造在国外积累科研经验的机会,以期将来出大人才,成大事业。
从我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方针上,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留学事业的支持。对于留学生回国趋势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
记者:2008年,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投入,中国政府奖学金增加了3 365个名额,总名额数达到13 516人。您认为政府为来华留学生提供的经济资助对于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有哪些作用?
刘秘书长: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工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7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至2009年要使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由2007年的2 000人提高到4 000人。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承诺,要在今后五年,向发展中国家增加1万个奖学金名额。据此推算,到2013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将达到2.6万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高校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来华留学工作愈发受到各级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2008年有223 499名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达到了13 516名。尽管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人数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6.05%,来华留学生的主体还是自费来华留学生,但中国政府奖学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对促进来华留学工作整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成为衡量高校办学和管理水平的指标。高校是否具备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外国留学生的资格,要经过教育部严格的考核,包括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要求高校不仅要具备向外国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同时还要求学校具备一定的留学生规模,并且要求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教育部才能够委托高校开展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的培养工作。这对于提高高校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对外合作与交流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经费标准并不高,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校实际上还要补贴一部分资金,但各高校都非常希望能加入这个项目,因为它是来华留学的“国家队”,代表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的1 000余所高校中,有592所高校接收了外国留学生,其中仅有147所高校可以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
其次,有力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办学水平的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用中文向外国留学生授课,要求教师掌握特定的教学方法;用英文授课,对高校教师的外语教学提出了较高要求,高校只有具备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才能顺利开展各类教学活动。国家也鼓励学校设立用英语授课的国际课程,吸引世界各国的高层次优秀学生来华学习。这些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增强办学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再次,促进了高校的国际合作水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指示精神,加大了中国向各个国家提供奖学金的数量,在做好双边提供奖学金名额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增设了2 000个自主招生名额,其中1 000个名额提供给“985”高校,用于学校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等高层次的人才,另外1 000个名额提供给9个边境省区,用于招收周边国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学历生。这与以往的奖学金招生模式有所不同。第一,过去来华留学生多为进修生,而现在则主要是学历生。第二,以前主要是通过我国驻外使馆负责联系招收学生,而现在则拿出一部分奖学金名额,直接提供给高校,用于学校直接招收高质量的外国留学生,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高校通过自主招生的奖学金名额,扩大和提高了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实质性学生交流,促进了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水平。
尽管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综合国力虽然提高了,但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数额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还略显不足。今后政府还将不断加大投入,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学生来华学习。
我国的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来华留学工作开展得较好,但与国际一流高校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世界上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在20%左右,而我国来华留学生比例名列前茅的复旦大学也仅在4%左右。尽管我们在吸引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华学习和交流,但到目前为止,来华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可以说,来华留学工作的任务比派出留学更为艰巨,因为这是检验高校教师队伍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方面。今后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不断完善和规范管理,优化来华留学的环境,力争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
访谈人物简介
刘京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曾先后在德国洪堡语言文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学习,并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原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副处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秘书长、副所长。2001～2008年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参赞、公使衔参赞。2008年出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邓明茜
记者:邓小平同志1978年作出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我国留学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随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1996年宣告成立,成立这一机构的初衷是什么?
刘秘书长: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出留学人员到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翻开了我国公派出国留学工作新的篇章。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国家公派留学主要由原国家教委实施,管理模式与当时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一致。当时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因此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因为派出单位与公派留学生个人之间大都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所以当初很多公派生完成学业后滞留不归,当时无法用法律手段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国家公派留学工作改革呼之欲出。
西方许多国家都设有一些非官方机构来处理留学人员流动、互换留学生和政府的奖学金项目方面的工作,例如德国有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下简称DAAD),英国有英国文化协会等。原国家教委经过大量考察和认证,认为以非官方组织的方式来运作公派留学效率高、可操作性强。随后,原国家教委在上报中央的《关于目前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建议,将国家拨款作为出国留学基金,建立奖学金贷款制度,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受原国家教委的委托,组织公派出国留学人员选拔。199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使来华和出国留学的招生、选拔和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江苏、吉林两地设立出国留学工作试点,一改过去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的模式,而是根据 “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二十四字方针进行公派出国留学的选拔和管理工作。这二十四字方针至今仍指导着我国公派出国留学工作。
原国家教委根据试点的成果,决定在1996年6月20日正式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其工作定位就是受政府委托,从事中国公民出国留学与外国公民来华留学事务的管理工作,管理政府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公派留学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这不仅是国家公派留学走出的重要一步,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这项措施可能还没提到政府职能转变这个高度,但从今天来看,这是政府职能转变非常成功的范例。
记者:与自费留学相比,我国公派留学工作的侧重点是什么?
刘秘书长: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面向的是高层次人才,也是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始终坚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宗旨,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培养一批能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为目标,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自费出国留学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自费留学人员主要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就业取向选择学习方向,支持自费留学可以满足民间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主要围绕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行业,着眼于国家中长期发展和科技前沿发展的需要,当然也包括培养国家最紧缺的人才。因此,公派留学支持的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行业,公派留学项目都从国家宏观发展的高度着眼。
记者: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近年来有哪些重点项目?我国公派留学人员选派的重点学科领域有哪些?
刘秘书长: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围绕国家的战略发展决策。例如,为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我国西部地区急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支持地方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了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这个项目立足于选派西部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以加大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力度,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
此外,我们与重点行业的企业合作,例如,在汶川大地震以后,为满足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对高层次青年科技骨干人才的培养需求,2009年3月,我们与中国地震局合作开展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培养项目,资助地震科技青年骨干人才出国留学,从而带动一大批青年才俊投身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再如,为推进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我们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合作开展航空工程技术骨干人才培养项目。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去年在上海成立,我们今年也在磋商,准备为民用飞机设计和制造行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在高校方面,我们与109所高校合作开展“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鼓励并积极推进高校与国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强强合作,选派了一大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合作研究,为高校提供人才支持。
所有公派留学项目和选派的重点领域都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基础学科。这些重点领域包括: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信息等关键领域及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根据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还会对一些特殊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给与支持,如培养一批熟悉中外传媒理念,能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优秀新闻专业人才等。
公派留学生项目采取非常严格的评审制度。目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评审专家库中有4 900多名专家,均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博士生导师占88%。另有两院院士51人。专家库每年都会更新。我们依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制定评审的原则、方针和目标。评审过程也要依据这些评审原则、指导方针和项目目标进行。
记者: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教育部于2007年设立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该项目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目前有哪些进展?是否已经有完成海外学业开始为国家服务的人员?
刘秘书长: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为目标,同时还要增强大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能力,促进中国高水平大学与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打造出一个国际化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在五年计划中,每年选派5 000名一流研究生,赴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自项目开始至今,我们始终坚持“三个一流”的标准,按照“面向学校需要、依靠学校工作、服务学校发展”的宗旨来发展这个项目。
与其他项目不同,过去的留学选派项目都是个人申请后进入专家评审流程,而这个项目是依靠学校,也就是说,学生在学校申请,学校帮助学生与国际著名院校和导师联系沟通。这5 000人中大约有一半是联合培养博士生,另一半攻读国外的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有一大批年轻学生将会有很长一段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这不仅有利于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还能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对象国的文化风情,以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的年轻后备人才。
项目执行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推动工作,如今该项目已经初见成效。
第一,有力地推动了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校创新团队、基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研项目的有机结合,提高了高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储备与使用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增强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于项目依靠学校推进,所以各高校的领导都高度重视,大多成立了由学校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的领导小组和由各职能部门参加的工作班子以及专家评审委员会,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项目能与创建高水平大学的目标结合起来,与学科建设和师资建设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学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储备与使用方面的自觉性与自主性。
第二,促进了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外导师设立科研合作平台、学分互认、尝试设立双学位或联合学位,互利双赢局面已凸显,推动了高校国际化进程。
项目为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增强了它们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高校与国外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许多流于形式。与以往不同的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要求学校与国外高校开展实质性合作。该项目刚推行时,我在德国任公参,一年要接待50多个我国赴德进行磋商的高校代表团,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项目为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的活力,推动了建立研究生开放式培养体系和国际化的尝试。由此,各高校也纷纷开始聘任外国导师,目前国内的高校已经聘请了200多名外国导师。
第三,这个项目改变了以往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在高校中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的状况。过去在高校中,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培养,学生处和教务处负责本科生培养,人事处负责教师管理,各项任务界域十分清晰,而这个项目则需要全校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学生的选派、国外学习管理等工作,变“一步棋为一盘棋”,使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学校真正成为多部门协同一致,共同参与的重点工作。
第四,开拓了高校国际视野,规范了学术行为和学术环境,推动研究生开放式培养体系的建立,增强了学校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五,项目的效益在联合博士研究生层次已经显现出来。经初步调研,通过该项目学成归国的学生纷纷表示,在外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开阔了科学视野,从一流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培养起了对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爱,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部分项目的毕业生已进入高校担任教师工作。
从2007年项目开始以来的统计看,超过80%的学生先后赴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大学学习。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项目进行调研时了解到,一位赴匈牙利留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留学的大学并非极富盛名,但他的导师是他所学专业中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学生就在本专业的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可见,尽管不在名校,但师从一流的导师,学生同样可以有很好的建树。
记者: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在开展中是否遇到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是否会对该项目进行调整?
刘秘书长:作为一个全新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不足为奇。我感到,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认识,跳出学校自身利益的“小圈子”,真正站在国家人才需求的战略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个项目,而不仅仅把这个项目看成是学生个人行为,让学校导师深入参与进来。
另外,由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资助标准是在2002年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制定的奖学金标准现在看来已明显不足。今年我们与财政部一同做了许多调研工作,有望明年上调奖学金。
这个项目的意义不在于今天或明天,而是要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才会显现出它的非凡意义。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派出留学生,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决策的高瞻远瞩,大批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我国很多重要的领域和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个项目目前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希望到2011年以后,还能将这个项目持续发展下去。我们也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该项目的规模。我们要极力推动其继续延伸,继续发展。
记者:目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都与哪些国家、哪些教育机构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合作?组织了哪些形式的活动?
刘秘书长:近年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积极与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及教育、科研机构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开拓了多元化的留学人员派遣渠道,包括与哈佛大学签署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项目,在生物医学方面与耶鲁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与墨西哥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签署的博士后、访问学者协议,与加拿大农业部签署的合作协议,另外还有与剑桥和牛津这类国际一流大学签署的协议。
我们非常注重合作的实效性。为此,除留学生派遣项目,我们还与众多国际名校及教育机构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形式的交流活动。去年12月,我们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办了国际大学校长研讨会,英联邦国家24所著名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985”、“211”高校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省属高校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致希望能在科研合作及学术资源共享等领域寻求实质性合作。借助此次研讨会,我们与国外高校签署了9项合作协议,国内外高校签署协议、意向书多达12项。我们工作的时效性得到了各国教育机构的认可,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品牌。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品牌效应也日渐增强,例如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为首的多所美国高校就主动找到我们磋商合作。我们连续五年与美国这些大学合作,每年根据不同的议题召开国际研究生奖学金会议。去年10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积极行动博士研究生”组织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三方联合主办第四届会议,探讨了有关联合培养授予学位和中外高校授予双学位方面的内容。与会的41所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签约院校针对美国高校研究生奖学金申请等问题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美国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多种活动为中外高校搭建了畅达的交流平台,对中外高等教育人员互派及科研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您曾赴德国留学,并曾任中国驻德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您认为留学经历对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刘秘书长:赴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先进的知识有助于个人学识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这只是其一。其实,留学经历最实际的价值体现在视野的开阔。“视野”二字看似平淡无奇,但其所蕴含的内容却异常深厚且丰富。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会开阔一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是仅仅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而是会从世界的高度思考问题,进而会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去处理问题。缺少这种深层次的生活经历,就很难站在两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去做工作,很容易犯狭隘或孤立地看问题的错误。此外,在德国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我更敏于探究和挖掘德国教育工作的特色和先进经验。
我在德国任公参期间,经常会面对一些政治事件和学生问题。对一名教育事务外交官来讲,在德国本土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更好地与德国方面交流的关键。多年的学习生活帮助我了解德国文化,理解德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用德国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来阐述我们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去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联合开发课程,培养双硕士研究生。这是清华大学在研究生培养层面上第一次与国外大学共同授予学生学位,也是国内大学第一次授予国外学生硕士学位。在当时中德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项目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契机,用来破除两国教育交流方面可能出现的阻碍。我在为该项目致辞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和谐发展、与各国和平共处的立场,进而讲到如今的中德关系,结合我在德国学习生活的亲身经历,强调了中德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对于两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人才培养和教育交流是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增强双方深层次了解的重要方式。致辞得到了在场德国官员和教授的高度认同,起到了很好的破冰作用。
记者:德国在学生流动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策略和做法?
刘秘书长:德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在出国留学、吸引人才回国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德国在学生流动工作方面表现十分积极。欧盟的伊拉斯谟斯第一期计划伊始,德国几乎所有高校都积极参与申请欧盟的项目,希望以此推动其学生的流动。在科研方面,德国政府积极加入欧盟第六框架计划和第七框架计划。同时,德国政府还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在欧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德国还有一些著名的基金会,像上面提到的DAAD、洪堡基金会和人民基金会,这些机构都致力于组织和促进该国的学生到国外进修或学习。这些机构也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例如,上世纪我国与德国政府签署奖学金项目时,德国方面都是由DAAD与我国进行磋商,以至于当时我国参与此项目的留学生都认为是DAAD资助他们学习。其实奖学金都是由德国政府提供,只是具体的项目运作交付DAAD,这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德国学生流动工作的法制化和合理性。这些先进的经验对我国当时留学工作改革的开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德国许多科研专家、学者被美国挖走。德国近年也出台了一些类似于我国“春晖计划”和“长江学者计划”的政策,吸引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德国学者回国服务。
记者:您提到德国在积极吸引人才回国,回国率也是我国公派留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1996年到2008年,我国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65%。哪些因素促成了如此高的回国率?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回流?
刘秘书长:对于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高回归率,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目的性强、培养方向明确、回国衔接工作到位。我国的公派留学生都是根据国家战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遴选出来的。在派出时,他们都肩负着国家和单位的重托。他们的研究根基在国内,研究领域和未来服务的领域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回国发展的前景明朗。
其次,自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我们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坚持“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公派留学选派和管理办法,开创了规范化、法制化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派留学模式。“签约派出,违约赔偿”增加了公派留学的法律约束力,增强了公派留学生履行回国服务义务的责任感。
再次,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促进了公派留学生回国,还吸引了大量自费留学生回国发展。
对于留学的回归率,我们非常乐观。在派出人员以年轻学生居多的情况下,2008年公派留学生回归率高达98.34%。即便现在有一些学生没有回来,将来他们还可以选择回来。最近,我参加了很多研讨会,国家还将为培养“高、精、尖”人才投入更多的资金,鼓励学生在国外学习更长时间,为他们创造在国外积累科研经验的机会,以期将来出大人才,成大事业。
从我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方针上,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留学事业的支持。对于留学生回国趋势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
记者:2008年,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投入,中国政府奖学金增加了3 365个名额,总名额数达到13 516人。您认为政府为来华留学生提供的经济资助对于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有哪些作用?
刘秘书长: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工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7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至2009年要使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由2007年的2 000人提高到4 000人。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承诺,要在今后五年,向发展中国家增加1万个奖学金名额。据此推算,到2013年,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将达到2.6万人。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高校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来华留学工作愈发受到各级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2008年有223 499名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达到了13 516名。尽管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人数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6.05%,来华留学生的主体还是自费来华留学生,但中国政府奖学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对促进来华留学工作整体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成为衡量高校办学和管理水平的指标。高校是否具备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外国留学生的资格,要经过教育部严格的考核,包括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要求高校不仅要具备向外国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同时还要求学校具备一定的留学生规模,并且要求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教育部才能够委托高校开展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的培养工作。这对于提高高校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对外合作与交流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经费标准并不高,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校实际上还要补贴一部分资金,但各高校都非常希望能加入这个项目,因为它是来华留学的“国家队”,代表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的1 000余所高校中,有592所高校接收了外国留学生,其中仅有147所高校可以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
其次,有力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办学水平的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用中文向外国留学生授课,要求教师掌握特定的教学方法;用英文授课,对高校教师的外语教学提出了较高要求,高校只有具备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才能顺利开展各类教学活动。国家也鼓励学校设立用英语授课的国际课程,吸引世界各国的高层次优秀学生来华学习。这些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增强办学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再次,促进了高校的国际合作水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指示精神,加大了中国向各个国家提供奖学金的数量,在做好双边提供奖学金名额的基础上,从去年开始增设了2 000个自主招生名额,其中1 000个名额提供给“985”高校,用于学校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等高层次的人才,另外1 000个名额提供给9个边境省区,用于招收周边国家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学历生。这与以往的奖学金招生模式有所不同。第一,过去来华留学生多为进修生,而现在则主要是学历生。第二,以前主要是通过我国驻外使馆负责联系招收学生,而现在则拿出一部分奖学金名额,直接提供给高校,用于学校直接招收高质量的外国留学生,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高校通过自主招生的奖学金名额,扩大和提高了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实质性学生交流,促进了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水平。
尽管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综合国力虽然提高了,但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数额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还略显不足。今后政府还将不断加大投入,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学生来华学习。
我国的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来华留学工作开展得较好,但与国际一流高校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世界上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在20%左右,而我国来华留学生比例名列前茅的复旦大学也仅在4%左右。尽管我们在吸引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华学习和交流,但到目前为止,来华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可以说,来华留学工作的任务比派出留学更为艰巨,因为这是检验高校教师队伍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方面。今后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不断完善和规范管理,优化来华留学的环境,力争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
访谈人物简介
刘京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曾先后在德国洪堡语言文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学习,并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原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副处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秘书长、副所长。2001～2008年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参赞、公使衔参赞。2008年出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邓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