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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我的小学，我全部学历中唯一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因此它常常引起我的怀念。人越深入老境越容易回想自己的童年，童年，总是人一生经历中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年代。
一位在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炘同志，我和他并不相识，忽然给我来信，问我的儿子蒙铁的近况，原来他们是小学的同学。在经过了四十多年之久的今天，还在怀念自己幼年的伴侣。他们一起学习的小学校，也正是我童年上学的家乡的那个小学校，我们父子是先后同学。蒙铁1949年来京求学；不幸为一进城就为官僚主义的医务人员所误，急病失救而丧失了幼小的生命，今年恰恰是四十周年了。我想念儿子，也想起自己的小学。
我的生涯是平庸的，可我经历的却是一个大动乱和大变革的不平凡的时代。在小学八年（包括七年毕业后又一年的留校进修），正是从辛亥革命的当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记得上学后第一册《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便是“人、犬、牛、羊”，把人和畜生并列在一起的。可是就在春始业读完第一个学期的暑假中，我的家中发生了大事，七十二岁的我的祖母，每天总是在念佛，包里准备了不同的点心等我放学回家的我的祖母，卧病到秋天而黯然去世了。一向在外经商的我的父亲、叔父都赶回家来侍疾和治丧。一场一场的法事，把家里搞得非常热闹，我的母亲在忙累中初发了后来一生不得根治的肾脏病，而我也不知怎么感染了缠绵不休的叫做“四日两头”的疟疾，当时还不知道使用金鸡纳霜，使我在秋季开学后一直辍学在家，气候都快入冬令了。
我家的老屋是临街的楼房，有一天晚上，离我家不远开花轿店又担任一方甲长的卢店王，在门外大声叫唤我的父亲：
“二店王，二店王，革命军明天一早进城，今天夜里你们家赶快做好一面大白旗，写上‘光复大汉’四个大字，在大门上挂起来！”
按照这个通知当夜做好了旗子，天一亮就挂出来了。我还在床上迷糊着，就听到大队的兵队，在街上经过，吹着军号进城门去了。
很快地发生了剪辫子的事情，城里的警察都出动，守在四处街市要口，手里拿着大剪子，首先是那些进城赶市集的四乡农民，那些挑着担子，头上盘起发辫，急呼呼地上街，却叫警察拦住了，揭去盖在脑袋上的毡帽，拉出大辫子咔嚓咔嚓地剪下来了。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我打开一点大门，偷偷在门缝张望，也看见了有的乡下人，手里捧着一条被剪下的大辫子，哭泣着回家去的。按照家乡古老的风俗，一个男子汉只有偷人家老婆，被人当场捉住，才给强迫剪去辫子作为处罚的。
家里的男人都不敢上街了，而我也已经有了一条短短的小辫子，便提出主张，应该自己动手剪掉。父亲躺在鸦片烟榻上，开玩笑地让我到母亲的女红筐里拿来一把大剪子，我就急不可待地，在自己脑壳后使劲绞了一刀，把小辫子绞断了半条，母亲大吃一惊，想不到我真会自己动手，父亲便从烟榻上起来，仔细探查了一下，帮助我把还吊着半条也一起绞下来了。
这一下，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自由进城上大街去看热闹了。家里也便请来了剃头司务，父亲、叔父、几位堂兄弟，都一个个把辫子剪掉，大家摸摸后脑壳，显出一副轻松的快感。
等到春季开学，我又拿起书包去上学，《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已改成“人、手、足、刀、尺”，把人和畜生分开了。我读的已经是第三册，只记得有一课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同学们齐声朗读，读到“大总统”这一句，可着嗓门叫喊得特别响亮，表示孩子们心中的欢喜。——这是辛亥革命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念德堂
现在，回到我的小学生活。上学时，十足年龄刚超过五岁。上学以前，还经历过一番开蒙典礼。我父亲从上海回家，给我特制一套蓝花缎的长袍，黑花缎的马褂，加上黑缎红结子的西瓜帽，帽后拖上一条小辫子。真像舞台上的武将披上盔甲，俨然是一个缩小的成人。父亲自己穿的是马蹄袖天青缎胸前和后背各有一块方型绣金线图案的外套；红缨帽上一个水晶顶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清朝末年，朝庭颁布，可以以钱捐官，他捐的不知叫什么，总的称呼叫做监生，是有一个头衔的。他率领着我，后边跟上家里经常做工的矮子伯伯，吃力地挑上一担满满的网篮，装的是猪头三牲、糕点粽子等。一路安步当车，从东门穿城而北到乌家道地的举人房，那儿大门口有一对石鼓，叫做擂鼓墙门。进院左厢，住的是举人老爷俞××，名字可记不起来了。他受父亲之请，做我的开蒙老师。
中堂挂的是孔子像，供桌上陈列三牲、糕点粽子，点起一对大红烛，香烟缭绕。父亲向俞老举人作揖为礼，意即将儿子交托老师。然后，老师跪前，我跪其后，在红氈毹蒲团上作三跪九叩礼，我就成了孔门弟子。然后父亲请老师左侧上座，由我向老师跪拜，老师起立扶我起身，这就有了老师。
于是一切供品，由老师家的仆人全部收走，父亲抽出红封，作为我的贽礼。老师略一推逊，便交给仆人，礼毕。供案前，摆开了书桌，老师还赠《三字经》一本，毛笔墨砚，描红本各一。当场坐下教学，领我念《三字经》初页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认字，也不明白说的什么意义，但跟祖母念《高王观世音经》《心经般若波罗密陀》，早能朗朗上口，对这寥寥四句，颂念三遍，便能独自掩卷背诵了，一口气背了出来。老师对父亲点头微笑，大概以为“孺子可教”，父亲又起立作揖，意在“全仗老师栽培了”。
这样地，我算已經开了蒙，是“读书小官人”了。可父亲事毕回沪，我就把那些本儿笔儿，早就丢过一边，又成了一个野孩子。
我真正上学是进了“念德堂”。念德堂是前街驿下朱氏的一个大祖堂，原为祭祖先的大院。学校借用祖堂的深堂大院，正式叫做“实获小学”。那时候，我们县城中最高学府是县立小学，就在县衙门的正前，原为考县学的考棚，科举废止，考棚改为新制小学，规模当然最大，可我家叔伯兄弟，全进的是这个私立实获小学。它也完全实行新学制，分做初小高小两部，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伯叔兄弟全比我大，他们先后在那里上学，我刚能独自跑步，就非常羡慕哥哥们每天拿着书包上学。有一天，家里没人管我，我跟上叔家的大哥准备自动上学。大哥眼睛有点近视，不知我正跟在他的身后，急步前行，半途把我甩了。这里已离开我们的街，穿过一条长弄，到前街了，是我从来没有单独到过的地方。我前不见大哥，后不识归路，便站下来哭了。一个过路人过来，认我是后街楼家的孩子，便抱我还家。家里正闹翻了天，孩子不见了，全家出发寻人。祖母站在大门口，远远见一个陌生人抱我回来了，忙赶上前去从他怀中一手夺回孩子，狠狠瞪了一眼，大概认为孩子正是此人抱走的，当然翻身进屋，一句道谢的话也没说。事后一想，不对了，连忙再出门追那人去道谢，人家已经气呼呼讨了场没趣走远了。这是上学前一个小小的插曲，当然，是妈妈后来当作笑话告诉我的。 我的学校离开我家就是一条长街，姚江流过我们前面的一条街，就叫前街，而我们则称后街，前街很长，西段一字儿排开三家大酱园，叫酱园街。东段有几家大木行，便叫做木行街，以一座大庙为界，大概古老置驿传命，九十里置一驿亭，这儿是设过驿亭的，也叫做驿下。驿下朱家是一个大族，官宦人家，上代出探花，有个探花第大院，已经成了杂院。探花的大儿弢夫，别住信天堂，次子肯夫当过几任学台，称为学台房，大门内挂的是“宫詹第”匾额。我们这个学校，是学台的儿子办的，三兄弟燕生、湘生、鄂生，全是校董，经常上学校看看，不担任教课，有时也管学生的自修课。作为校址的念德堂，是朱家更上代祖先祭祀的祖堂。远远望见一座四角楼，俗称四明阁，四角飞檐，四边明窗，据说上边是藏书楼，原名为环翠楼。面对江流，隔岸青山，东边是凤凰山，西边遥望龙泉山，是绿化名胜，但我们登上高阶，从阁下穿过，原是一片广场，如今成了大木行的货栈，只能从堆存木材的空隙中，留出一条长长的甬道，再进一座石库墙门，就是我们的念德堂了。它本身就是一座曲径回廊，深院大宅。越过小院，正院大厅，便是我们的大课堂，一行一行的课桌，上边一个讲台，可以容纳全校各级的约八十余人的学生。大厅正门梁上，红漆金书的匾额，“雍肃”两个大字，是王阳明的题款。显然这儿原为祭祖散酢的正堂。庭前丹桂飘香，芭蕉摇曳着绿色的大叶，遍地美人蕉放射火焰似的红花。
正院西边的小院，三间清洁的明房，是校长教师起息进餐的地方，两厢寝室，有少数教师和寄宿的学生。大课堂左右各有侧室，那是学生的自修室。不上课时，学生各在自修室有一张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小书桌，安坐温课和作业，名为自修，其实每室均有老师坐镇，出恭入敬，都得向老师请准。自修室是楼房，楼上一系列小课堂，分级分科在这里上课。
正院后面还有一个高大的后院，正面是真正的祖堂，有雕龛排列着代代祖先的牌位。下为祭祖堂，廊下的匾额写着“祭如在”三个大字。雕龛四周的楼上，陈列得有万民伞，八人轿，“肃静”“回避”牌等等。更有趣的是一架一架木刻活字盘，像现在印刷厂的铅字架一般，我们常常上那儿去偷活字，拼凑自己的名章。
按时按节，到一定日子，朱家房族的子弟到这儿叩头祭祖，孩子们各分到又香又脆的香饼。平时后院大门是关闭的，可大门边各有小门，两边厢房下还有一个小课堂，是专门教唱歌，弹风琴的。我们穿过边门，一样可以溜进后院，那儿是背着老师，可以大吵大闹的乐园。
二哥
带我上学的是我叔父家的二哥。我也有一张放在自修室的独用的小书桌，和二哥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一切我都得依赖这个比我大上六岁的二哥。我写不好阿拉伯数字，二哥在黑石板上用石笔示范，然后擦去，让我自己写，字迹往往没有擦净，我便偷偷地照画。二哥受母亲之托，对我管得紧，温书不许停口，写字不许瞎涂，可我不怕他，终日相对，欣赏他的嘴脸，发表自己的观感：“二哥下巴颏长长的”，惹得他也只好笑了。
可离开了二哥我便想赖学，认为没有他便什么作业也做不成了。一天早晨起来，母亲告诉我：“今天三爹去上海，二哥送他去了，你自己一个人上学吧！”这一下，把我吓哭了，我以为二哥跟三爹去上海了，我就不想去学校。母亲忽然见我赖学，勃然大怒，立迫我背上书包去学校。那知一进自修室，长下颏的二哥已笑眯眯坐在自己书桌边，说他今天先到校了，问我干么迟到了，我羞得满脸通红。
二哥在自修室和我对坐，在校却已是高年级，他很用功，功课门门都好。后来，他是我们叔伯三房五个从堂兄弟中，唯一破例上过中学的人，但只在上海上了一年多有名的民主中学，却害了一场大病，家里人认为孩子上中学，功课又多又重，严重影响了健康，就不让继续上学，照规矩得在上海汇划钱庄去当学徒。他心有未甘，居然造反，独自出走，闹得六神不安，最后由我父亲从杭州亲戚处得了信息，亲自将他领了回来，依然逃不出钱庄的命运。以后我在上海，常常去看他，他案头上还堆着《纲鉴易知录》《近思录》和《徐霞客游记》，告诉我，他的志愿就是像徐霞客一般，跑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但结果他还是一个商人，后来在钱庄当了襄理，还自己开铺子，在抗战时期买房子，是兄弟中唯一的富户。要冲破我们经商世家的传统，可是不容易的。
任先生
開始坐镇我们东自修室的是任先生，也就是写信向我探问蒙铁的任昌炘同志的祖父，我的学校的老校长，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已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清瘦的脸上架一副铜丝边近视眼镜，灰布长袍黑布马褂，一面照料我们自修，一面自己捧一本线装书，同样在用功。他严肃可是和善，一个特点是两手指甲养得很长，手掌特别发红。这种手叫硃砂手，打起人来特痛，可他从不打人。有的老师因为我闹，用戒方打过我的手心，痛得火烧火辣，小手心发肿，但任先生没打过我。
他教国文，修身，教低班，也教高班，是我真正的开蒙老师。有一天在自修室里，他叫我站在他身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骆宾王五岁的处女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唐诗。我一念就能背，放学回家便念给祖母和母亲听了。后来我一辈子爱上骆宾王，特别感念他讨武则天的檄文。七十年代最后在干校管图书，还特地抄了一本骆宾王的诗，从而想起任先生教我的第一首。
因为朱家两位校董燕生（七先生）、鄂生（九先生）天天来校，他们不上课，也巡视我们的学习，还有一位八先生（湘生），他来得少些，听说家里作大股东开的酱园、木行归他管。七先生很严，学生见了害怕，九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翻翻我们的作业本。大家以为他们有一个准是校长，后来才知道，校长就是任先生。不过他和别的教师一样，一天要上几堂课，从不对人发号施令，大家当他只是一个老师了。
他讲课顶认真，反复讲读，指定一个学生要他回答问题，或是背一段书。这教法使学生人人自惕，恐怕点上名回答不出来，便养成专心听课的习惯。
他很少疾言厉色，说话和和气气，却使学生见了又害怕，又亲切。记得出过那样一件事，我已经是高小了，同学中有一个叫许志铨，是绍兴人，父亲是一个大胖子，有许多用脚划桨的小乌篷船，在多水道的家乡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家叫它脚划船。划船的全是绍兴人，他父亲当然也是从绍兴迁来的。自己不动手，船都租给伙计去做买卖，由他收取一定的租费。像《骆驼祥子》中的老丈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这志铨有特别的爱好，常从街头的小书摊买来小本有光纸石印的小说书，偷偷掩盖在课本底下，连上课时也迷在里面。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彭公案》《施公案》全有。自然地传染了我们，特别是武侠小说，仙道，剑客。记得看《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读到白玉堂误陷铜网阵，还掉下了眼泪，硬说这书没完，一定还有续集，写白玉堂死里逃生的。 同学们武侠迷发展到行动的实践。我们经常在后院树上吊一只沙包，用小拳头打沙包，练习武功。特别钦佩有道术的剑仙，口吐一道白光，能叫人头落地，披发仗剑，口吐真言，喝声道：“疾！”顿时天昏地黑，飞沙走石，看敌军败阵而逃。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小葫芦，装满黄沙，喝声道“疾！”向对方喷出一道砂子，说不定迷了对方的眼睛。
这玩艺儿还不算危险，更糟糕的是学起飞檐走壁来了。后院正楼两厢，一座楼厅是够高的，三边朱漆雕花窗棂，窗外屋檐通着栈道似的檐道，大概是供工人油漆打扫用的，我们就走檐道练功，要是站在院子里向上望去，已成险峰，偏还有大胆同学，从正楼窗角架上一条长跳板，直达偏楼的檐道，成了一座天桥，居然走起天桥来了，要是腿儿一软，直摔到石砌的院场，保证会跌得粉身碎骨。几个人挨次比赛，把旁观者骇得毛骨悚然。这天后院正门是开着的，这壮举便落在顺便经过的任先生眼里，他不出面干涉，悄悄躲过一旁，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同学发现，直到那位同学平安度过天桥，他才突然露面，严厉申斥，这样危险的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立刻叫大家把跳板拆了，他声明他早已望见，没有立刻出面禁止，是怕桥上的人，发现老师，心里一惊就会摔下来了，所以当场就回避了。任先生临危若定，是这样爱护学生的。
这件事留在我记忆里七十多年了，因从小叫惯任先生，竟记不起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回是特地写信去问了他孙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任友曾。
任友曾先生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在家乡颇有才名，而科举废止，他不能进一步再考举人，应朱氏实获小学之聘，担任我们的校长，这学校虽系私立，规模不大，但教学质量较高。县立小学的毕业生，也有再到这儿来进修一二年才去上海、宁波考中学的，我自己从六岁到十四岁呆了将近八年，不是留级，而是毕业了高小，又进修了一年才离校的。
我家族三房五个堂兄弟，几乎全在这儿上学，我父亲长年在外，对我的学业仍很关心。第一次收到我写的“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家书，喜得他一直藏在口袋里给人看，还特地买了四部有光纸石印小字线装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寄给我，还特地叮嘱，“《水浒传》先收藏起来别看！”这叮嘱得了反效果，我第一部读的竟然是《水浒》。父亲对任先生很敬重，每次回家，必首先拜访，问我的功课怎样，任先生向我父亲做了总评：“人还有点聪明气，就是太贪玩，不爱用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回想先生总评，第一句大概正符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后两句实际评定了我的一生。任先生是我的老师和知己。
任先生虽当了校长，可一生清贫，他家住离学校不远，每次上学必经那条小巷，放学过年，照例上先生家拜年。他有子女八人，全靠一人的束脩养育一大家人，显然是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后来失踪了的同学善祥，是他长子，高小还没毕业，就出门上汉口当学徒去了，当然为了减少一个食口。
我自出校门，离家去上海，再也不知道任先生的消息，直到八十多岁的今天，从他孙子的来信，才知道他于1930年已经呕血去世，享年55岁。我这辈子以写字读书为生，真正的第一个老师，不是那位擂鼓墙门收了父亲贽仪教过四句《三字经》的俞举人，而是这位贫病谢世的任先生。
我们家乡夸称“文献名邦”，末科秀才很多，我小时见过的，有的当米店伙计，有的提着一只篮筐叫卖“焦饼、油炸鬼”，都是秀才。像任先生这样，以书卷终身的，已经大不容易了，
老先生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沈九香沈老先生。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
老先生听说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是末一科的举人，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一辈子以教读为业。他年齡比谁都大，嘴上颏下留着长须，蓬松中开一个黑洞，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啊……嘻！”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
校董对他特别优待，他起得迟，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他起来了，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吃他单独的早餐，一碗白米粥，两条油炸鬼，一个咸鸭蛋，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
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啊……嘻！”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同班同学朱振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胴头”，大家背着他就叫“老胴头”。
我们这个小学，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外加一门读经。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论语》。我们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有什么反感。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特别不喜欢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有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欢喜。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头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地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在乡下遭了盗劫，把家搬进城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忽然发生奇兴，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试述诸生之志》，头奖是十个铜子，却被我捞到了。我只记得内容：“为人臣则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那样的话，全都是从诸葛亮、马援那儿抄来的，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冠冕堂皇，袍笏登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老夫将拭目以俟之。”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只是吹吹牛，骗到了第一笔稿费。 总之，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我的功课正在上进。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癫疯，动不动突然厥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为了给她治病，决定全家迁居上海，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继续校课，而且成了寄宿生。寄宿生很少，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受我父亲的重托，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正面是老先生的床，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生平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吃顿好的，换换内衣，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黑漆漆的窗外，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学生都走完了，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吃过晚饭，天色尚明，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架就空留着。
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游戏工具，架在树桠杈上成了跷跷板，两个人一上一下的蹬起来。细木材经不起压力，咔嚓一响，断了一条。这可闯了祸了，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这旅程不算近，还得过几个关口，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偷窃居然顺利成功，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后来是否发现，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
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老先生一个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在审批我们的作业，他一边用硃笔改动我们的文稿，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我们出了一身大汗，一点不敢作声轻轻脱衣上床。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三面遮住了烛光，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我们一觉睡到天亮，是起床的时候了，便坐起来穿衣服，撩开帐子，临窗的书桌上，红烛依然点着，老先生的硃笔，仍在继续的工作。
“老先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
“这，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
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他给我发还作业本，并不在桌上一放，让学生自己领去，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把你的本儿打开来，指着硃笔修改的行格，一句一行地向你说明。为什么这句用错了，这个字要那样改动，为什么这儿前后句，画上勾勒，颠倒过来，语气便顺了。然后说明他的总评，指出哪点有了进步，哪点上次已经指出，这回又犯了老病，下次必须改正。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然”字，是他的阿拉伯数字：85分。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一辈子以文字为生涯的我，打定了最初的基础。我不用功，读书最是粗心大意，到今天仍写错别字，让人指摘。可从小爱上了书，直到无书不读，在暑假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读完高小，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一直到离开学校，还是爱舞文弄墨，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
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回家探亲，上学校拜访老师，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不久，知道他无疾而终，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生活挺有规律，在家里也一样，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独自回房午休。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媳妇进房探望，他已经一瞑不醒，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
龚先生
老师在自修室的坐镇，使我们在下课以后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老师也增加了教课以外的业务负担。但他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学生们与老师的亲近，每学期开学后，自修室总有变动，坐镇自修室的老师也变了。
现在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龚先生。老师中年纪较轻的，可能师范毕业就来我们学校了，不过教龄也不短了。他是家乡北部近海的小路头人，说话硬声硬气，有一股海头味。留着长发是正中分开的，经常一件鼻烟色的小溪呢袍子，个儿瘦小，教我们算术课和音乐课。
我们那时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纸线装的《笔算数学》，什么开方、乘方呀，常闹得我蒙头转向，我别的功课不怕，怕的就是这一门。但他兼教音乐，其实只是唱歌，却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后院西侧那个小课堂，就是各班的音乐室，有一架风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齐声唱，滥竽充数，我还是喜欢大声唱歌的。
男儿志在四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是龚先生教的歌，现在回想，这首歌影响了我的一生。
龚先生在自修室顾自写作，不大管我们，他编了本《乡土地理》，因为他也担任高年级的地理科，这自编的讲义，记述我们这个县的乡区方位，山脉河流，民情风俗，乡土物产。一个小孩成长在自己一个小县城里要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别说环游世界，走遍中国，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县，各乡各区，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职业者，又有几人呢？多少年后，抗日战争的后期，我才有机会几次穿行家乡，南山北海的土地，还记起了龚先生的那门功课。
龚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们，我们都是高年级了，放下书本， 自由谈话，他不大干涉。天冷了，外边刮风，我们叫冷了，龚先生就批评：“小伙子嘛，身上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冷。”
不怕冷的同学是有的，坐在我前面书桌上的朱振钧，他整个冬天不穿棉裤，两条单裤就过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结实。也不是穷，而是家庭教育的锻炼。他父亲好似在肖山什么地方当厂长，又像一个教育家，听他做过青年修养的演讲，叫朱嘉琳（？），三个孩子，大的洪钧，号伯银，比我们高一二班，按照读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叫他洪钧老子。同班的叫振钧，号金声。后来看社戏，舞台背景左右两道“出将”“入相”的绣花门帘，各写上“金声”“玉振”的门额，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金声，功课好，数学精，说话不多，一说就打在人家点子上，很厉害。我们算是要好的同学。上学、下学，有时见他母亲站在门口正盼儿子回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不知什么钧，叫铁珊，还没有上学。后来振钧不知哪里上中学，又考上南京的东南大学，去美国留学。听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回家总跟母亲睡一个房，四十岁后在美国与一华侨富女结婚，成了什么物理学博士。中美复交后，不断有华裔學者回国，我在报上留意着，总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再讲老师龚先生，他一个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乡探亲，还带了一个侄子来校，寄宿随读，恰巧是我寄宿时代的玩伴，玩得可够凶的，一张嘴很脏，满口都是粗话，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记得他一句口头话叫“王廾”，王廾两个上下拼在一起，就是“弄”字。这“弄”字是一个动词，在家乡话中，用处很大，什么动作都用得上，好比现在我们惯用的“搞”字，当然也包括到异性之间的事，于是引起小同学们大大的兴趣，一说“王廾”就想到那里去了。而这位海头小伙子，一天到晚是“王廾”“王廾”的。
这些全是插话，别了学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龚先生的消息了。虽然他那里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后来我跟着部队行军，也到过他的故乡，可只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记忆里。默默无闻的旧时乡间的知识分子呀！
忘不了的人们
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操，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什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方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座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断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的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柳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一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
一位在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炘同志，我和他并不相识，忽然给我来信，问我的儿子蒙铁的近况，原来他们是小学的同学。在经过了四十多年之久的今天，还在怀念自己幼年的伴侣。他们一起学习的小学校，也正是我童年上学的家乡的那个小学校，我们父子是先后同学。蒙铁1949年来京求学；不幸为一进城就为官僚主义的医务人员所误，急病失救而丧失了幼小的生命，今年恰恰是四十周年了。我想念儿子，也想起自己的小学。
我的生涯是平庸的，可我经历的却是一个大动乱和大变革的不平凡的时代。在小学八年（包括七年毕业后又一年的留校进修），正是从辛亥革命的当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记得上学后第一册《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便是“人、犬、牛、羊”，把人和畜生并列在一起的。可是就在春始业读完第一个学期的暑假中，我的家中发生了大事，七十二岁的我的祖母，每天总是在念佛，包里准备了不同的点心等我放学回家的我的祖母，卧病到秋天而黯然去世了。一向在外经商的我的父亲、叔父都赶回家来侍疾和治丧。一场一场的法事，把家里搞得非常热闹，我的母亲在忙累中初发了后来一生不得根治的肾脏病，而我也不知怎么感染了缠绵不休的叫做“四日两头”的疟疾，当时还不知道使用金鸡纳霜，使我在秋季开学后一直辍学在家，气候都快入冬令了。
我家的老屋是临街的楼房，有一天晚上，离我家不远开花轿店又担任一方甲长的卢店王，在门外大声叫唤我的父亲：
“二店王，二店王，革命军明天一早进城，今天夜里你们家赶快做好一面大白旗，写上‘光复大汉’四个大字，在大门上挂起来！”
按照这个通知当夜做好了旗子，天一亮就挂出来了。我还在床上迷糊着，就听到大队的兵队，在街上经过，吹着军号进城门去了。
很快地发生了剪辫子的事情，城里的警察都出动，守在四处街市要口，手里拿着大剪子，首先是那些进城赶市集的四乡农民，那些挑着担子，头上盘起发辫，急呼呼地上街，却叫警察拦住了，揭去盖在脑袋上的毡帽，拉出大辫子咔嚓咔嚓地剪下来了。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我打开一点大门，偷偷在门缝张望，也看见了有的乡下人，手里捧着一条被剪下的大辫子，哭泣着回家去的。按照家乡古老的风俗，一个男子汉只有偷人家老婆，被人当场捉住，才给强迫剪去辫子作为处罚的。
家里的男人都不敢上街了，而我也已经有了一条短短的小辫子，便提出主张，应该自己动手剪掉。父亲躺在鸦片烟榻上，开玩笑地让我到母亲的女红筐里拿来一把大剪子，我就急不可待地，在自己脑壳后使劲绞了一刀，把小辫子绞断了半条，母亲大吃一惊，想不到我真会自己动手，父亲便从烟榻上起来，仔细探查了一下，帮助我把还吊着半条也一起绞下来了。
这一下，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自由进城上大街去看热闹了。家里也便请来了剃头司务，父亲、叔父、几位堂兄弟，都一个个把辫子剪掉，大家摸摸后脑壳，显出一副轻松的快感。
等到春季开学，我又拿起书包去上学，《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已改成“人、手、足、刀、尺”，把人和畜生分开了。我读的已经是第三册，只记得有一课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同学们齐声朗读，读到“大总统”这一句，可着嗓门叫喊得特别响亮，表示孩子们心中的欢喜。——这是辛亥革命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念德堂
现在，回到我的小学生活。上学时，十足年龄刚超过五岁。上学以前，还经历过一番开蒙典礼。我父亲从上海回家，给我特制一套蓝花缎的长袍，黑花缎的马褂，加上黑缎红结子的西瓜帽，帽后拖上一条小辫子。真像舞台上的武将披上盔甲，俨然是一个缩小的成人。父亲自己穿的是马蹄袖天青缎胸前和后背各有一块方型绣金线图案的外套；红缨帽上一个水晶顶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清朝末年，朝庭颁布，可以以钱捐官，他捐的不知叫什么，总的称呼叫做监生，是有一个头衔的。他率领着我，后边跟上家里经常做工的矮子伯伯，吃力地挑上一担满满的网篮，装的是猪头三牲、糕点粽子等。一路安步当车，从东门穿城而北到乌家道地的举人房，那儿大门口有一对石鼓，叫做擂鼓墙门。进院左厢，住的是举人老爷俞××，名字可记不起来了。他受父亲之请，做我的开蒙老师。
中堂挂的是孔子像，供桌上陈列三牲、糕点粽子，点起一对大红烛，香烟缭绕。父亲向俞老举人作揖为礼，意即将儿子交托老师。然后，老师跪前，我跪其后，在红氈毹蒲团上作三跪九叩礼，我就成了孔门弟子。然后父亲请老师左侧上座，由我向老师跪拜，老师起立扶我起身，这就有了老师。
于是一切供品，由老师家的仆人全部收走，父亲抽出红封，作为我的贽礼。老师略一推逊，便交给仆人，礼毕。供案前，摆开了书桌，老师还赠《三字经》一本，毛笔墨砚，描红本各一。当场坐下教学，领我念《三字经》初页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认字，也不明白说的什么意义，但跟祖母念《高王观世音经》《心经般若波罗密陀》，早能朗朗上口，对这寥寥四句，颂念三遍，便能独自掩卷背诵了，一口气背了出来。老师对父亲点头微笑，大概以为“孺子可教”，父亲又起立作揖，意在“全仗老师栽培了”。
这样地，我算已經开了蒙，是“读书小官人”了。可父亲事毕回沪，我就把那些本儿笔儿，早就丢过一边，又成了一个野孩子。
我真正上学是进了“念德堂”。念德堂是前街驿下朱氏的一个大祖堂，原为祭祖先的大院。学校借用祖堂的深堂大院，正式叫做“实获小学”。那时候，我们县城中最高学府是县立小学，就在县衙门的正前，原为考县学的考棚，科举废止，考棚改为新制小学，规模当然最大，可我家叔伯兄弟，全进的是这个私立实获小学。它也完全实行新学制，分做初小高小两部，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伯叔兄弟全比我大，他们先后在那里上学，我刚能独自跑步，就非常羡慕哥哥们每天拿着书包上学。有一天，家里没人管我，我跟上叔家的大哥准备自动上学。大哥眼睛有点近视，不知我正跟在他的身后，急步前行，半途把我甩了。这里已离开我们的街，穿过一条长弄，到前街了，是我从来没有单独到过的地方。我前不见大哥，后不识归路，便站下来哭了。一个过路人过来，认我是后街楼家的孩子，便抱我还家。家里正闹翻了天，孩子不见了，全家出发寻人。祖母站在大门口，远远见一个陌生人抱我回来了，忙赶上前去从他怀中一手夺回孩子，狠狠瞪了一眼，大概认为孩子正是此人抱走的，当然翻身进屋，一句道谢的话也没说。事后一想，不对了，连忙再出门追那人去道谢，人家已经气呼呼讨了场没趣走远了。这是上学前一个小小的插曲，当然，是妈妈后来当作笑话告诉我的。 我的学校离开我家就是一条长街，姚江流过我们前面的一条街，就叫前街，而我们则称后街，前街很长，西段一字儿排开三家大酱园，叫酱园街。东段有几家大木行，便叫做木行街，以一座大庙为界，大概古老置驿传命，九十里置一驿亭，这儿是设过驿亭的，也叫做驿下。驿下朱家是一个大族，官宦人家，上代出探花，有个探花第大院，已经成了杂院。探花的大儿弢夫，别住信天堂，次子肯夫当过几任学台，称为学台房，大门内挂的是“宫詹第”匾额。我们这个学校，是学台的儿子办的，三兄弟燕生、湘生、鄂生，全是校董，经常上学校看看，不担任教课，有时也管学生的自修课。作为校址的念德堂，是朱家更上代祖先祭祀的祖堂。远远望见一座四角楼，俗称四明阁，四角飞檐，四边明窗，据说上边是藏书楼，原名为环翠楼。面对江流，隔岸青山，东边是凤凰山，西边遥望龙泉山，是绿化名胜，但我们登上高阶，从阁下穿过，原是一片广场，如今成了大木行的货栈，只能从堆存木材的空隙中，留出一条长长的甬道，再进一座石库墙门，就是我们的念德堂了。它本身就是一座曲径回廊，深院大宅。越过小院，正院大厅，便是我们的大课堂，一行一行的课桌，上边一个讲台，可以容纳全校各级的约八十余人的学生。大厅正门梁上，红漆金书的匾额，“雍肃”两个大字，是王阳明的题款。显然这儿原为祭祖散酢的正堂。庭前丹桂飘香，芭蕉摇曳着绿色的大叶，遍地美人蕉放射火焰似的红花。
正院西边的小院，三间清洁的明房，是校长教师起息进餐的地方，两厢寝室，有少数教师和寄宿的学生。大课堂左右各有侧室，那是学生的自修室。不上课时，学生各在自修室有一张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小书桌，安坐温课和作业，名为自修，其实每室均有老师坐镇，出恭入敬，都得向老师请准。自修室是楼房，楼上一系列小课堂，分级分科在这里上课。
正院后面还有一个高大的后院，正面是真正的祖堂，有雕龛排列着代代祖先的牌位。下为祭祖堂，廊下的匾额写着“祭如在”三个大字。雕龛四周的楼上，陈列得有万民伞，八人轿，“肃静”“回避”牌等等。更有趣的是一架一架木刻活字盘，像现在印刷厂的铅字架一般，我们常常上那儿去偷活字，拼凑自己的名章。
按时按节，到一定日子，朱家房族的子弟到这儿叩头祭祖，孩子们各分到又香又脆的香饼。平时后院大门是关闭的，可大门边各有小门，两边厢房下还有一个小课堂，是专门教唱歌，弹风琴的。我们穿过边门，一样可以溜进后院，那儿是背着老师，可以大吵大闹的乐园。
二哥
带我上学的是我叔父家的二哥。我也有一张放在自修室的独用的小书桌，和二哥面对面的坐在一起。一切我都得依赖这个比我大上六岁的二哥。我写不好阿拉伯数字，二哥在黑石板上用石笔示范，然后擦去，让我自己写，字迹往往没有擦净，我便偷偷地照画。二哥受母亲之托，对我管得紧，温书不许停口，写字不许瞎涂，可我不怕他，终日相对，欣赏他的嘴脸，发表自己的观感：“二哥下巴颏长长的”，惹得他也只好笑了。
可离开了二哥我便想赖学，认为没有他便什么作业也做不成了。一天早晨起来，母亲告诉我：“今天三爹去上海，二哥送他去了，你自己一个人上学吧！”这一下，把我吓哭了，我以为二哥跟三爹去上海了，我就不想去学校。母亲忽然见我赖学，勃然大怒，立迫我背上书包去学校。那知一进自修室，长下颏的二哥已笑眯眯坐在自己书桌边，说他今天先到校了，问我干么迟到了，我羞得满脸通红。
二哥在自修室和我对坐，在校却已是高年级，他很用功，功课门门都好。后来，他是我们叔伯三房五个从堂兄弟中，唯一破例上过中学的人，但只在上海上了一年多有名的民主中学，却害了一场大病，家里人认为孩子上中学，功课又多又重，严重影响了健康，就不让继续上学，照规矩得在上海汇划钱庄去当学徒。他心有未甘，居然造反，独自出走，闹得六神不安，最后由我父亲从杭州亲戚处得了信息，亲自将他领了回来，依然逃不出钱庄的命运。以后我在上海，常常去看他，他案头上还堆着《纲鉴易知录》《近思录》和《徐霞客游记》，告诉我，他的志愿就是像徐霞客一般，跑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但结果他还是一个商人，后来在钱庄当了襄理，还自己开铺子，在抗战时期买房子，是兄弟中唯一的富户。要冲破我们经商世家的传统，可是不容易的。
任先生
開始坐镇我们东自修室的是任先生，也就是写信向我探问蒙铁的任昌炘同志的祖父，我的学校的老校长，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已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清瘦的脸上架一副铜丝边近视眼镜，灰布长袍黑布马褂，一面照料我们自修，一面自己捧一本线装书，同样在用功。他严肃可是和善，一个特点是两手指甲养得很长，手掌特别发红。这种手叫硃砂手，打起人来特痛，可他从不打人。有的老师因为我闹，用戒方打过我的手心，痛得火烧火辣，小手心发肿，但任先生没打过我。
他教国文，修身，教低班，也教高班，是我真正的开蒙老师。有一天在自修室里，他叫我站在他身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骆宾王五岁的处女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唐诗。我一念就能背，放学回家便念给祖母和母亲听了。后来我一辈子爱上骆宾王，特别感念他讨武则天的檄文。七十年代最后在干校管图书，还特地抄了一本骆宾王的诗，从而想起任先生教我的第一首。
因为朱家两位校董燕生（七先生）、鄂生（九先生）天天来校，他们不上课，也巡视我们的学习，还有一位八先生（湘生），他来得少些，听说家里作大股东开的酱园、木行归他管。七先生很严，学生见了害怕，九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翻翻我们的作业本。大家以为他们有一个准是校长，后来才知道，校长就是任先生。不过他和别的教师一样，一天要上几堂课，从不对人发号施令，大家当他只是一个老师了。
他讲课顶认真，反复讲读，指定一个学生要他回答问题，或是背一段书。这教法使学生人人自惕，恐怕点上名回答不出来，便养成专心听课的习惯。
他很少疾言厉色，说话和和气气，却使学生见了又害怕，又亲切。记得出过那样一件事，我已经是高小了，同学中有一个叫许志铨，是绍兴人，父亲是一个大胖子，有许多用脚划桨的小乌篷船，在多水道的家乡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家叫它脚划船。划船的全是绍兴人，他父亲当然也是从绍兴迁来的。自己不动手，船都租给伙计去做买卖，由他收取一定的租费。像《骆驼祥子》中的老丈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这志铨有特别的爱好，常从街头的小书摊买来小本有光纸石印的小说书，偷偷掩盖在课本底下，连上课时也迷在里面。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彭公案》《施公案》全有。自然地传染了我们，特别是武侠小说，仙道，剑客。记得看《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读到白玉堂误陷铜网阵，还掉下了眼泪，硬说这书没完，一定还有续集，写白玉堂死里逃生的。 同学们武侠迷发展到行动的实践。我们经常在后院树上吊一只沙包，用小拳头打沙包，练习武功。特别钦佩有道术的剑仙，口吐一道白光，能叫人头落地，披发仗剑，口吐真言，喝声道：“疾！”顿时天昏地黑，飞沙走石，看敌军败阵而逃。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小葫芦，装满黄沙，喝声道“疾！”向对方喷出一道砂子，说不定迷了对方的眼睛。
这玩艺儿还不算危险，更糟糕的是学起飞檐走壁来了。后院正楼两厢，一座楼厅是够高的，三边朱漆雕花窗棂，窗外屋檐通着栈道似的檐道，大概是供工人油漆打扫用的，我们就走檐道练功，要是站在院子里向上望去，已成险峰，偏还有大胆同学，从正楼窗角架上一条长跳板，直达偏楼的檐道，成了一座天桥，居然走起天桥来了，要是腿儿一软，直摔到石砌的院场，保证会跌得粉身碎骨。几个人挨次比赛，把旁观者骇得毛骨悚然。这天后院正门是开着的，这壮举便落在顺便经过的任先生眼里，他不出面干涉，悄悄躲过一旁，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同学发现，直到那位同学平安度过天桥，他才突然露面，严厉申斥，这样危险的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立刻叫大家把跳板拆了，他声明他早已望见，没有立刻出面禁止，是怕桥上的人，发现老师，心里一惊就会摔下来了，所以当场就回避了。任先生临危若定，是这样爱护学生的。
这件事留在我记忆里七十多年了，因从小叫惯任先生，竟记不起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回是特地写信去问了他孙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任友曾。
任友曾先生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在家乡颇有才名，而科举废止，他不能进一步再考举人，应朱氏实获小学之聘，担任我们的校长，这学校虽系私立，规模不大，但教学质量较高。县立小学的毕业生，也有再到这儿来进修一二年才去上海、宁波考中学的，我自己从六岁到十四岁呆了将近八年，不是留级，而是毕业了高小，又进修了一年才离校的。
我家族三房五个堂兄弟，几乎全在这儿上学，我父亲长年在外，对我的学业仍很关心。第一次收到我写的“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家书，喜得他一直藏在口袋里给人看，还特地买了四部有光纸石印小字线装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寄给我，还特地叮嘱，“《水浒传》先收藏起来别看！”这叮嘱得了反效果，我第一部读的竟然是《水浒》。父亲对任先生很敬重，每次回家，必首先拜访，问我的功课怎样，任先生向我父亲做了总评：“人还有点聪明气，就是太贪玩，不爱用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回想先生总评，第一句大概正符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后两句实际评定了我的一生。任先生是我的老师和知己。
任先生虽当了校长，可一生清贫，他家住离学校不远，每次上学必经那条小巷，放学过年，照例上先生家拜年。他有子女八人，全靠一人的束脩养育一大家人，显然是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后来失踪了的同学善祥，是他长子，高小还没毕业，就出门上汉口当学徒去了，当然为了减少一个食口。
我自出校门，离家去上海，再也不知道任先生的消息，直到八十多岁的今天，从他孙子的来信，才知道他于1930年已经呕血去世，享年55岁。我这辈子以写字读书为生，真正的第一个老师，不是那位擂鼓墙门收了父亲贽仪教过四句《三字经》的俞举人，而是这位贫病谢世的任先生。
我们家乡夸称“文献名邦”，末科秀才很多，我小时见过的，有的当米店伙计，有的提着一只篮筐叫卖“焦饼、油炸鬼”，都是秀才。像任先生这样，以书卷终身的，已经大不容易了，
老先生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沈九香沈老先生。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
老先生听说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是末一科的举人，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一辈子以教读为业。他年齡比谁都大，嘴上颏下留着长须，蓬松中开一个黑洞，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啊……嘻！”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
校董对他特别优待，他起得迟，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他起来了，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吃他单独的早餐，一碗白米粥，两条油炸鬼，一个咸鸭蛋，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
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啊……嘻！”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同班同学朱振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胴头”，大家背着他就叫“老胴头”。
我们这个小学，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外加一门读经。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论语》。我们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有什么反感。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特别不喜欢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有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欢喜。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头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地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在乡下遭了盗劫，把家搬进城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忽然发生奇兴，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试述诸生之志》，头奖是十个铜子，却被我捞到了。我只记得内容：“为人臣则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那样的话，全都是从诸葛亮、马援那儿抄来的，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冠冕堂皇，袍笏登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老夫将拭目以俟之。”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只是吹吹牛，骗到了第一笔稿费。 总之，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我的功课正在上进。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癫疯，动不动突然厥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为了给她治病，决定全家迁居上海，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继续校课，而且成了寄宿生。寄宿生很少，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受我父亲的重托，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正面是老先生的床，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生平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吃顿好的，换换内衣，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黑漆漆的窗外，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学生都走完了，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吃过晚饭，天色尚明，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架就空留着。
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游戏工具，架在树桠杈上成了跷跷板，两个人一上一下的蹬起来。细木材经不起压力，咔嚓一响，断了一条。这可闯了祸了，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这旅程不算近，还得过几个关口，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偷窃居然顺利成功，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后来是否发现，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
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老先生一个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在审批我们的作业，他一边用硃笔改动我们的文稿，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我们出了一身大汗，一点不敢作声轻轻脱衣上床。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三面遮住了烛光，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我们一觉睡到天亮，是起床的时候了，便坐起来穿衣服，撩开帐子，临窗的书桌上，红烛依然点着，老先生的硃笔，仍在继续的工作。
“老先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
“这，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
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他给我发还作业本，并不在桌上一放，让学生自己领去，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把你的本儿打开来，指着硃笔修改的行格，一句一行地向你说明。为什么这句用错了，这个字要那样改动，为什么这儿前后句，画上勾勒，颠倒过来，语气便顺了。然后说明他的总评，指出哪点有了进步，哪点上次已经指出，这回又犯了老病，下次必须改正。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然”字，是他的阿拉伯数字：85分。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一辈子以文字为生涯的我，打定了最初的基础。我不用功，读书最是粗心大意，到今天仍写错别字，让人指摘。可从小爱上了书，直到无书不读，在暑假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读完高小，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一直到离开学校，还是爱舞文弄墨，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
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回家探亲，上学校拜访老师，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不久，知道他无疾而终，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生活挺有规律，在家里也一样，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独自回房午休。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媳妇进房探望，他已经一瞑不醒，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
龚先生
老师在自修室的坐镇，使我们在下课以后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老师也增加了教课以外的业务负担。但他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学生们与老师的亲近，每学期开学后，自修室总有变动，坐镇自修室的老师也变了。
现在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龚先生。老师中年纪较轻的，可能师范毕业就来我们学校了，不过教龄也不短了。他是家乡北部近海的小路头人，说话硬声硬气，有一股海头味。留着长发是正中分开的，经常一件鼻烟色的小溪呢袍子，个儿瘦小，教我们算术课和音乐课。
我们那时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纸线装的《笔算数学》，什么开方、乘方呀，常闹得我蒙头转向，我别的功课不怕，怕的就是这一门。但他兼教音乐，其实只是唱歌，却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后院西侧那个小课堂，就是各班的音乐室，有一架风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齐声唱，滥竽充数，我还是喜欢大声唱歌的。
男儿志在四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是龚先生教的歌，现在回想，这首歌影响了我的一生。
龚先生在自修室顾自写作，不大管我们，他编了本《乡土地理》，因为他也担任高年级的地理科，这自编的讲义，记述我们这个县的乡区方位，山脉河流，民情风俗，乡土物产。一个小孩成长在自己一个小县城里要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别说环游世界，走遍中国，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县，各乡各区，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职业者，又有几人呢？多少年后，抗日战争的后期，我才有机会几次穿行家乡，南山北海的土地，还记起了龚先生的那门功课。
龚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们，我们都是高年级了，放下书本， 自由谈话，他不大干涉。天冷了，外边刮风，我们叫冷了，龚先生就批评：“小伙子嘛，身上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冷。”
不怕冷的同学是有的，坐在我前面书桌上的朱振钧，他整个冬天不穿棉裤，两条单裤就过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结实。也不是穷，而是家庭教育的锻炼。他父亲好似在肖山什么地方当厂长，又像一个教育家，听他做过青年修养的演讲，叫朱嘉琳（？），三个孩子，大的洪钧，号伯银，比我们高一二班，按照读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叫他洪钧老子。同班的叫振钧，号金声。后来看社戏，舞台背景左右两道“出将”“入相”的绣花门帘，各写上“金声”“玉振”的门额，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金声，功课好，数学精，说话不多，一说就打在人家点子上，很厉害。我们算是要好的同学。上学、下学，有时见他母亲站在门口正盼儿子回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不知什么钧，叫铁珊，还没有上学。后来振钧不知哪里上中学，又考上南京的东南大学，去美国留学。听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回家总跟母亲睡一个房，四十岁后在美国与一华侨富女结婚，成了什么物理学博士。中美复交后，不断有华裔學者回国，我在报上留意着，总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再讲老师龚先生，他一个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乡探亲，还带了一个侄子来校，寄宿随读，恰巧是我寄宿时代的玩伴，玩得可够凶的，一张嘴很脏，满口都是粗话，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记得他一句口头话叫“王廾”，王廾两个上下拼在一起，就是“弄”字。这“弄”字是一个动词，在家乡话中，用处很大，什么动作都用得上，好比现在我们惯用的“搞”字，当然也包括到异性之间的事，于是引起小同学们大大的兴趣，一说“王廾”就想到那里去了。而这位海头小伙子，一天到晚是“王廾”“王廾”的。
这些全是插话，别了学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龚先生的消息了。虽然他那里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后来我跟着部队行军，也到过他的故乡，可只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记忆里。默默无闻的旧时乡间的知识分子呀！
忘不了的人们
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操，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什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方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座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断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的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柳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一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