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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作为一门艺术，看似跟电影类似，却在内容、形式、长度、观看方式及观看地点等许多方面迥异于电影。基于此，电视艺术学的诞生是必然之理，电视剧作为一门艺术，与电影的分庭抗礼已经是一种事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剧批评却一直比较滞后，没有像电影那样发展出成熟的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大众娱乐的层次，大家对它的艺术性质疑较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今天在讨论电视剧时总有一点捉襟见肘、动辄得咎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视剧的研究是一件亟待很多人去做的事。
《剧变之思——戴清剧评》是戴清教授对电视剧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论文、评论合集，收录了她1999年至2016年的部分论文及评论文章。作为一名专业从事电视剧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学者，这些文章体现了她对该学科的责任和担当，同时也可以看到她在电视剧批评相关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该书既有综观我国电视剧现状的全局性文章，又有针对个别剧集的个案研究，既有独立的电视剧艺术分析，又有文学、电影等相关艺术的研究，可以说，戴清的这一评论集，为电视剧艺术插上了批评的翅膀，可以助力它飞得更高更远。
戴清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文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她的文章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理性思维，这跟她本科阶段学习法律是密切相关的。她多用数字、图表等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文章更具直观性、科学性。如《时代的需求与现实的困境——现实题材剧的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探析》一文中，用柱状图分析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平均收视率及网络点击量;又如《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一文中，用饼状图来分析人们从什么渠道来获取美剧的最新消息。这种方式，一般在文艺批评家的文章中很少见到，也是她文章的一大特色。另外，这种理性思维也能够从她文章清晰的逻辑性及精准的标题陈述中看出。法学、文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专业素养，塑造了她独特的文风，使人读来条理清晰、客观公正，又不失文采。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充满理性思维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她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从电视剧类型化的相关研究，到电视剧主题及内容的研究，从电视剧个案的详细评析，到电视剧批评理论的发展辨析，从电影的艺术特色分析，到文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戴清尽可能让她的学术研究范围触及各个相关艺术的领域。这一点在本书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该部分名为“姊妹艺术时评”，撷取了几篇她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节目评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看似跟电视剧无关，其实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一定是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的。硕士阶段转而学习文学的戴清，为自己积累了文学的养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精神天地一下子打开了，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奇妙无比的人文艺术的殿堂，我深深地着迷，也深感震撼。”[1]在之后的工作中，虽然最终做了电视剧的研究，但是法律的逻辑性与严谨性，文学史、文艺理论、中西美学的学养基础，以及电影、戏剧、电视节目这些互生互长的文艺形式都影响着她的理论方法、评论面貌及具体切入问题的角度。戴清把握电视剧，一方面从电视剧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及规律入手，另一方面，她还将电视剧放在文化语境中作为文学、戏剧、电影等母体艺术影响下的后起艺术门类来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及特质。比如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对母体艺术分析的方法论的平行移植、模仿学习与改造等现象，她在《试析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文中做出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戴清的评论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这与她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有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当下媒介融合生态下，她对媒介艺术现象的把握除了史论研究与叙事文本分析外，还努力将其放在整个媒介生态中，关注媒介艺术发展的自律性与他律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各门类艺术此消彼长的文化背景下把握电视剧的发展趋向，这在她的《媒介融合生态下电视剧网络剧发展的类型化趋向及其特征》等文章的分析思路和论证逻辑上都有着突出的体现。正是基于此，在她的文章中，不时会有一些新的理论发现、新的分析材料以及新的研究视角出现。
她在《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一文中指出：
Soft Power一词，在最初被引入国内的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时仍然被称为“软权力”而非“软实力”。从“软权力”到“文化软实力”的变化，是软权力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吗？或者仅仅是文字翻译上的一点点调整？再或者是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所必然带来的“误读”？[2]
接下来，她进一步探讨了“软权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差别：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和流行确实表现出国人对西方理论拿来后的有意误读和自觉改造，在这种改造背后则是中国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国情需要。[3]
戴清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同时用发展的态度看待已有的概念，以近年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视角，提出以现今的眼光来看，“软实力”“日益壮大成熟”，而“软权力”“不那么令人乐观”。[4]“软权力”比之“软实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强制的，而是接受者通过媒介的传播主动接纳的。因此她认为目前来看，“Soft Power”一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软权力”，努力提升“文化软权力”，才能让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更加顺利。
戴清的评论，具有时代感、现场感和文化使命感。這些感觉，几乎渗透在她每一篇文章当中。她紧跟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大潮，用专业的眼光去审视、分析和挖掘这些作品的优缺点，以期看到它们的成长和进步。
时代感，出自评论家的责任感，显示出一个批评者对文化现象的敏感与前瞻意识，这一点在戴清很多的文章选题上即可明显地感觉出来。如《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现实题材剧的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探析》一文发表于2015年，受到业界学界的高度肯定[5]。该文聚焦我国2015年以前现实题材剧的创作与接受状况，以翔实的数据与扎实的对比说明口碑剧、良心剧收视却很低这一看似普通、实则很令人忧虑的现象，进而指出现实题材剧的时代之需与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与难度：“可以说，中国道路比任何国家都更具探索性，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社会现状的艺术创作也就难上加难，它要求创作者兼具艺术家的才华和思想家的敏锐，尤为需要考察洞悉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穿透力和勇气。而这一点对于当下的创作和创作者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6]论者对现实题材创作困境深层原因的分析指向反映现实的启蒙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是畸形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大众趣味、媒介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两年来，国内学界业界、主流媒体对现实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关注与评论力度不断加大，戴清及其他学人的忧虑与呼吁显然日渐汇聚成一道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2018年相关管理部门部署、推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实题材献礼剧创作蔚然成风的大势下，这一批主流评论家共同促进了现实题材创作以及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势回归，发挥了学者、评论家应有的作用，对此前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偏差进行了一次合力纠偏。 评论家的现场感，要求对创作现象做出即时反应，更要求具有史论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敏锐且准确的判断。围绕现实题材剧创作，评论集中还收录了她的《试析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真善美的价值缺失》，指出某些作品在艺术真实上存在的“局部真实与整体失真”等症结、美善关系上“虽善不真、美善失调”等现象，以及“偶像化、定型化、喜感化导致的单一与刻板”等问题。近两年戴清的思考结合了创作的最新现象，延续并超越了此前的思考，《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症结分析》《精神频谱的时代嬗变——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实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以及多篇分析现实题材剧创作的个案评论文章，都充分体现了一个评论家保持即时发声的敏锐迅捷。
近几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网络IP剧受到年轻人的热捧，涌现出了《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一批仙侠奇幻剧。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许多IP剧的高开低走，题材重复雷同，剧集整体质量偏低。戴清的电视剧批评也对此类型剧及现象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仙侠奇幻”影视热潮的发展、表现与成因分析》一文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网络小说的创作盈利模式也决定了其快餐速朽特征，大浪淘沙后的好作品少而又少。”[7]
面对这一现状，戴清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了网络IP剧流行的原因，包括应试教育的压力、社会转型的深化以及国外影视产品的影响等等，从而使得这些超现实主义的IP剧更能为年轻人所接受。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类剧集显然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电视剧形态。作为学院派的研究者，戴清也提出希望，即“去粗取精、推陈出新”，“期待荧幕上多出现一些健康有益、文化价值较高的优秀奇幻作品。”[8]
戴清评论的又一特质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她在《“精神成长故事”的书写：确立、反思与淡化——试析中国电视剧“立人”主题的嬗变及其审美现代性表达》一文中指出：
近年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日深，极大地改变了“立人”主题所赖以依存的社会文化根基。与电视剧的“话题性”特征彼此适应，人物性格日益定型化、偶像化，精神成长故事日渐被淡化与消解，代之以充满喜感的浪漫“拯救”桥段。[9]
电视剧的“立人”主题，有其重要的精神内涵及社会意义，人物性格过于类型化、固定化，观众往往只能从中获取娱乐价值。创作者没有在类似中寻找不同，没有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就势必会出现对人物挖掘不够深刻、体现不出人物足够的人格魅力等问题，从而导致人物形象过于浅薄，电视剧的整体深度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当下的文艺批评风气有滑向“文艺表扬”的趋势，其实，如果批评不自由，那么一味地表扬是没有价值的，文艺评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读戴清的《剧变之思》，会发现她兼具学者的理性、独立与职业评论家的敏锐及前瞻性。即使是面对大众热捧、收视率极高的热播剧，只要存在问题，她一样尖锐批评，2001年她对演员阵容强大、收视红火的《大宅门》的评论即是如此——她选取家族叙事中子辈的“出走”与“被逐”这一小切口呈现的大反差来分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与《大宅门》中文化景观、伦理观念与女性意识的巨大变化，文本例证的说服力强，评述严密扎实，又饶有趣味，显示出戴清在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学术积累;2010年她对抗战题材电视剧创新不足进行分析，概括了“江湖英雄的抗战之路传奇化”“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浪漫化”“小人物的抗战故事游戏化”等明显创作症结。该文虽然因为当时发表在期刊上影响有限，但显然早于网络人群对“抗战神剧”的嬉笑怒骂，也早于管理部门对“抗战神剧”的批评与叫停，表现出一名学者对创作不良现象的敏感与责任心。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审慎独立的批评家面对创作发展理应葆有的一种预警式判断与前瞻性意识。
事实上，对影视作品实事求是的发声并非易事，或因尊者讳——面对名声显赫的创作者;或为人情故——创作者是熟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或要挑战大多数——评论界出现一边倒的赞扬之声;也可能因发声即是挑战权威——此时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莫不是对批评勇气和品格的检验……如此种种，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信念、知识分子挑战多数的勇气以及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很难坚持而不放弃的。《剧变之思》呈现的戴清近二十年的批评文字，流动在其中的恰恰是这种勇气和品格。一个批评家除了学养，更需要有批评家的独立气质和勇气，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断提升所必需的力量。
批评需要对创作挑刺，但与创作又同时形成一种建设性自立。鲁迅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10]戴清的文章也是如此，對她所研究的电视剧，往往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就严厉批评，从不隐讳，从不吹捧，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批评精神。
比如，《难描〈红楼梦〉中人——2010版电视剧〈红楼梦〉改编得失谈》就是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2010版《红楼梦》网上的评价是比较差的，以至于现在打开百度搜索“2010版红楼梦/新红楼梦”，跳出来的标题尽是诸如《新版红楼梦比老版红楼梦差在哪里》《新版红楼梦为何骂声一片》之类的题目。但戴清是以专业角度从该剧的人物造型、音乐、叙事、影像、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将其优劣展示给大家。比如她指出：
电视剧第二十七、二十八集中，集中了原著“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多回中所有的热闹场面……但处理的却太过火爆，偏离了《红楼梦》幽雅悲情的主调，一变而为混闹的市井剧。[11]
她接着指出：
在处理前景与背景人物时，为了突出前景人物，刻意将背景人物虚化，聚焦镜头、试点镜头频繁地变化，虽然显得朦胧诗意、富于变化，但也时常让人产生目力出现问题之感，艺术手法上则显得做作，太过“炫技”，其实这也是李少红作为第五代导演痴迷于造型语言、影调风格但又常有过犹不及之弊。[12]
这些尖锐的批评，无不体现出她的胆量和过人的艺术敏感。但是，作品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戴清也肯定它的优点： 1987版删掉了宝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要关目，直接损害了原著题旨，改变了原著的神秘感和浪漫色彩，新版“红楼”在这方面的把握明显成熟许多。[13]
从她的这些批评和肯定中，读者对新版《红楼梦》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而不是盲从网上一些一骂到底的评论。她的评论从专业角度出发，结合对原著的理解，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批评，才是如鲁迅所说“于作者有益”，在这里是于电视剧主创人员有益，也于观众有益。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戴清的有些评论文章，也存在急就章之感，分析还不够深入透辟。仔细想来也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的电视剧作品数量太多，很多作品又存在节奏过慢、集数过多的问题，去看这样的电视剧，既费时间又费精力。然而作为专业的研究电视剧的学者，要对这些剧集有整体把握，研究相关理论，阅读专业书籍，除此之外还有教学任务要完成，可以想见，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完成这些事情。
中国的电视剧批评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萌芽期、70年代至80年代的起步期、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期和90年代至今的自觉期[14]，到目前为止，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理论建设仍然不足，比如批评方法单一，比如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批评家队伍还不够壮大等等。但正是因为有戴清这样的学院派批评家的坚持，才能为我国的电视剧批评理论建设添砖加瓦，也才能够为这种艺术形式向着更加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提供必备的理论支持和价值引导。
本文为2018年度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为18ZDA2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4][6][7][8][9][11][12][13]戴清：《剧变之思——戴清剧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35页，第60页，第62页，第66页，第10-11页，第160页，第161页，第21页，第364页，第364页，第362页。
[5]此文获得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度推优活动——首届啄木鸟杯优秀评论奖”，以及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九届“学会奖”评论类一等奖。
[10]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4页。
[14]吕木子：《中国电视剧批评的科学精神》，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0页。
《剧变之思——戴清剧评》是戴清教授对电视剧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论文、评论合集，收录了她1999年至2016年的部分论文及评论文章。作为一名专业从事电视剧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学者，这些文章体现了她对该学科的责任和担当，同时也可以看到她在电视剧批评相关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该书既有综观我国电视剧现状的全局性文章，又有针对个别剧集的个案研究，既有独立的电视剧艺术分析，又有文学、电影等相关艺术的研究，可以说，戴清的这一评论集，为电视剧艺术插上了批评的翅膀，可以助力它飞得更高更远。
戴清是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文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她的文章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理性思维，这跟她本科阶段学习法律是密切相关的。她多用数字、图表等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文章更具直观性、科学性。如《时代的需求与现实的困境——现实题材剧的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探析》一文中，用柱状图分析各种类型电视剧的平均收视率及网络点击量;又如《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一文中，用饼状图来分析人们从什么渠道来获取美剧的最新消息。这种方式，一般在文艺批评家的文章中很少见到，也是她文章的一大特色。另外，这种理性思维也能够从她文章清晰的逻辑性及精准的标题陈述中看出。法学、文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专业素养，塑造了她独特的文风，使人读来条理清晰、客观公正，又不失文采。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一种充满理性思维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她开阔的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底。从电视剧类型化的相关研究，到电视剧主题及内容的研究，从电视剧个案的详细评析，到电视剧批评理论的发展辨析，从电影的艺术特色分析，到文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戴清尽可能让她的学术研究范围触及各个相关艺术的领域。这一点在本书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该部分名为“姊妹艺术时评”，撷取了几篇她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节目评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看似跟电视剧无关，其实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一定是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的。硕士阶段转而学习文学的戴清，为自己积累了文学的养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精神天地一下子打开了，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奇妙无比的人文艺术的殿堂，我深深地着迷，也深感震撼。”[1]在之后的工作中，虽然最终做了电视剧的研究，但是法律的逻辑性与严谨性，文学史、文艺理论、中西美学的学养基础，以及电影、戏剧、电视节目这些互生互长的文艺形式都影响着她的理论方法、评论面貌及具体切入问题的角度。戴清把握电视剧，一方面从电视剧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及规律入手，另一方面，她还将电视剧放在文化语境中作为文学、戏剧、电影等母体艺术影响下的后起艺术门类来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及特质。比如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对母体艺术分析的方法论的平行移植、模仿学习与改造等现象，她在《试析电视剧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文中做出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戴清的评论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这与她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有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当下媒介融合生态下，她对媒介艺术现象的把握除了史论研究与叙事文本分析外，还努力将其放在整个媒介生态中，关注媒介艺术发展的自律性与他律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各门类艺术此消彼长的文化背景下把握电视剧的发展趋向，这在她的《媒介融合生态下电视剧网络剧发展的类型化趋向及其特征》等文章的分析思路和论证逻辑上都有着突出的体现。正是基于此，在她的文章中，不时会有一些新的理论发现、新的分析材料以及新的研究视角出现。
她在《软权力与文化软实力——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例》一文中指出：
Soft Power一词，在最初被引入国内的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时仍然被称为“软权力”而非“软实力”。从“软权力”到“文化软实力”的变化，是软权力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吗？或者仅仅是文字翻译上的一点点调整？再或者是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所必然带来的“误读”？[2]
接下来，她进一步探讨了“软权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差别：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和流行确实表现出国人对西方理论拿来后的有意误读和自觉改造，在这种改造背后则是中国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国情需要。[3]
戴清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同时用发展的态度看待已有的概念，以近年来美剧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视角，提出以现今的眼光来看，“软实力”“日益壮大成熟”，而“软权力”“不那么令人乐观”。[4]“软权力”比之“软实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强制的，而是接受者通过媒介的传播主动接纳的。因此她认为目前来看，“Soft Power”一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软权力”，努力提升“文化软权力”，才能让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更加顺利。
戴清的评论，具有时代感、现场感和文化使命感。這些感觉，几乎渗透在她每一篇文章当中。她紧跟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大潮，用专业的眼光去审视、分析和挖掘这些作品的优缺点，以期看到它们的成长和进步。
时代感，出自评论家的责任感，显示出一个批评者对文化现象的敏感与前瞻意识，这一点在戴清很多的文章选题上即可明显地感觉出来。如《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现实题材剧的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探析》一文发表于2015年，受到业界学界的高度肯定[5]。该文聚焦我国2015年以前现实题材剧的创作与接受状况，以翔实的数据与扎实的对比说明口碑剧、良心剧收视却很低这一看似普通、实则很令人忧虑的现象，进而指出现实题材剧的时代之需与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与难度：“可以说，中国道路比任何国家都更具探索性，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社会现状的艺术创作也就难上加难，它要求创作者兼具艺术家的才华和思想家的敏锐，尤为需要考察洞悉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穿透力和勇气。而这一点对于当下的创作和创作者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6]论者对现实题材创作困境深层原因的分析指向反映现实的启蒙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是畸形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大众趣味、媒介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两年来，国内学界业界、主流媒体对现实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关注与评论力度不断加大，戴清及其他学人的忧虑与呼吁显然日渐汇聚成一道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2018年相关管理部门部署、推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实题材献礼剧创作蔚然成风的大势下，这一批主流评论家共同促进了现实题材创作以及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势回归，发挥了学者、评论家应有的作用，对此前现实题材创作存在的偏差进行了一次合力纠偏。 评论家的现场感，要求对创作现象做出即时反应，更要求具有史论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敏锐且准确的判断。围绕现实题材剧创作，评论集中还收录了她的《试析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真善美的价值缺失》，指出某些作品在艺术真实上存在的“局部真实与整体失真”等症结、美善关系上“虽善不真、美善失调”等现象，以及“偶像化、定型化、喜感化导致的单一与刻板”等问题。近两年戴清的思考结合了创作的最新现象，延续并超越了此前的思考，《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症结分析》《精神频谱的时代嬗变——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实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以及多篇分析现实题材剧创作的个案评论文章，都充分体现了一个评论家保持即时发声的敏锐迅捷。
近几年，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网络IP剧受到年轻人的热捧，涌现出了《花千骨》《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一批仙侠奇幻剧。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许多IP剧的高开低走，题材重复雷同，剧集整体质量偏低。戴清的电视剧批评也对此类型剧及现象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仙侠奇幻”影视热潮的发展、表现与成因分析》一文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网络小说的创作盈利模式也决定了其快餐速朽特征，大浪淘沙后的好作品少而又少。”[7]
面对这一现状，戴清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了网络IP剧流行的原因，包括应试教育的压力、社会转型的深化以及国外影视产品的影响等等，从而使得这些超现实主义的IP剧更能为年轻人所接受。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这类剧集显然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电视剧形态。作为学院派的研究者，戴清也提出希望，即“去粗取精、推陈出新”，“期待荧幕上多出现一些健康有益、文化价值较高的优秀奇幻作品。”[8]
戴清评论的又一特质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她在《“精神成长故事”的书写：确立、反思与淡化——试析中国电视剧“立人”主题的嬗变及其审美现代性表达》一文中指出：
近年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日深，极大地改变了“立人”主题所赖以依存的社会文化根基。与电视剧的“话题性”特征彼此适应，人物性格日益定型化、偶像化，精神成长故事日渐被淡化与消解，代之以充满喜感的浪漫“拯救”桥段。[9]
电视剧的“立人”主题，有其重要的精神内涵及社会意义，人物性格过于类型化、固定化，观众往往只能从中获取娱乐价值。创作者没有在类似中寻找不同，没有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就势必会出现对人物挖掘不够深刻、体现不出人物足够的人格魅力等问题，从而导致人物形象过于浅薄，电视剧的整体深度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当下的文艺批评风气有滑向“文艺表扬”的趋势，其实，如果批评不自由，那么一味地表扬是没有价值的，文艺评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读戴清的《剧变之思》，会发现她兼具学者的理性、独立与职业评论家的敏锐及前瞻性。即使是面对大众热捧、收视率极高的热播剧，只要存在问题，她一样尖锐批评，2001年她对演员阵容强大、收视红火的《大宅门》的评论即是如此——她选取家族叙事中子辈的“出走”与“被逐”这一小切口呈现的大反差来分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与《大宅门》中文化景观、伦理观念与女性意识的巨大变化，文本例证的说服力强，评述严密扎实，又饶有趣味，显示出戴清在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学术积累;2010年她对抗战题材电视剧创新不足进行分析，概括了“江湖英雄的抗战之路传奇化”“主要人物的情感纠葛浪漫化”“小人物的抗战故事游戏化”等明显创作症结。该文虽然因为当时发表在期刊上影响有限，但显然早于网络人群对“抗战神剧”的嬉笑怒骂，也早于管理部门对“抗战神剧”的批评与叫停，表现出一名学者对创作不良现象的敏感与责任心。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审慎独立的批评家面对创作发展理应葆有的一种预警式判断与前瞻性意识。
事实上，对影视作品实事求是的发声并非易事，或因尊者讳——面对名声显赫的创作者;或为人情故——创作者是熟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或要挑战大多数——评论界出现一边倒的赞扬之声;也可能因发声即是挑战权威——此时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莫不是对批评勇气和品格的检验……如此种种，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信念、知识分子挑战多数的勇气以及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很难坚持而不放弃的。《剧变之思》呈现的戴清近二十年的批评文字，流动在其中的恰恰是这种勇气和品格。一个批评家除了学养，更需要有批评家的独立气质和勇气，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断提升所必需的力量。
批评需要对创作挑刺，但与创作又同时形成一种建设性自立。鲁迅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10]戴清的文章也是如此，對她所研究的电视剧，往往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就严厉批评，从不隐讳，从不吹捧，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批评精神。
比如，《难描〈红楼梦〉中人——2010版电视剧〈红楼梦〉改编得失谈》就是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2010版《红楼梦》网上的评价是比较差的，以至于现在打开百度搜索“2010版红楼梦/新红楼梦”，跳出来的标题尽是诸如《新版红楼梦比老版红楼梦差在哪里》《新版红楼梦为何骂声一片》之类的题目。但戴清是以专业角度从该剧的人物造型、音乐、叙事、影像、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尽可能真实而全面地将其优劣展示给大家。比如她指出：
电视剧第二十七、二十八集中，集中了原著“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多回中所有的热闹场面……但处理的却太过火爆，偏离了《红楼梦》幽雅悲情的主调，一变而为混闹的市井剧。[11]
她接着指出：
在处理前景与背景人物时，为了突出前景人物，刻意将背景人物虚化，聚焦镜头、试点镜头频繁地变化，虽然显得朦胧诗意、富于变化，但也时常让人产生目力出现问题之感，艺术手法上则显得做作，太过“炫技”，其实这也是李少红作为第五代导演痴迷于造型语言、影调风格但又常有过犹不及之弊。[12]
这些尖锐的批评，无不体现出她的胆量和过人的艺术敏感。但是，作品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戴清也肯定它的优点： 1987版删掉了宝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重要关目，直接损害了原著题旨，改变了原著的神秘感和浪漫色彩，新版“红楼”在这方面的把握明显成熟许多。[13]
从她的这些批评和肯定中，读者对新版《红楼梦》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而不是盲从网上一些一骂到底的评论。她的评论从专业角度出发，结合对原著的理解，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批评，才是如鲁迅所说“于作者有益”，在这里是于电视剧主创人员有益，也于观众有益。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戴清的有些评论文章，也存在急就章之感，分析还不够深入透辟。仔细想来也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的电视剧作品数量太多，很多作品又存在节奏过慢、集数过多的问题，去看这样的电视剧，既费时间又费精力。然而作为专业的研究电视剧的学者，要对这些剧集有整体把握，研究相关理论，阅读专业书籍，除此之外还有教学任务要完成，可以想见，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完成这些事情。
中国的电视剧批评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萌芽期、70年代至80年代的起步期、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期和90年代至今的自觉期[14]，到目前为止，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理论建设仍然不足，比如批评方法单一，比如专门从事该项研究的批评家队伍还不够壮大等等。但正是因为有戴清这样的学院派批评家的坚持，才能为我国的电视剧批评理论建设添砖加瓦，也才能够为这种艺术形式向着更加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提供必备的理论支持和价值引导。
本文为2018年度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影视的文学改编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为18ZDA2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4][6][7][8][9][11][12][13]戴清：《剧变之思——戴清剧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35页，第60页，第62页，第66页，第10-11页，第160页，第161页，第21页，第364页，第364页，第362页。
[5]此文获得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度推优活动——首届啄木鸟杯优秀评论奖”，以及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九届“学会奖”评论类一等奖。
[10]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4页。
[14]吕木子：《中国电视剧批评的科学精神》，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