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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在全国征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张骞应征出使，这才有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其不仅沟通了亚洲内陆的交通要道，还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
东汉时，古罗马人想和汉朝直接贸易购买丝绸，但由于受到中间国家的阻挠，几经波折，最终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
2000多年后，承载着更多内涵和意义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启幕。可以预见，新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即将开启。业内学者认为，“文化带路，文化搭台，文化搭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之一。
“文化遗产+”体系有望形成
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中国出境游人次超过1.2亿，但是大部分是购物，但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人们会发现新的价值。“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未来会重视非西方化的一些人类文化遗产。”
记者梳理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年代覆盖广泛，可以跨越旧石器时代和20世纪。其不仅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还反映了古代多种文明与文化对话、交流、碰撞、融合的和谐过程。对今天而言，这些文化遗产更能为世界各国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一般和当地经济水平有较大关系。”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许伟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欧洲地区，其经济发达、遗产保护观念较强，文化遗产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在有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保护经费有限，当地居民的遗产保护观念淡薄，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并不够。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GDP总量约占世界的1/3，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
许伟明进一步分析说，从地域、时间、空间上来看，文化遗产这些年多多少少损毁严重。比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柬埔寨吴哥窑世界遗产，地基形变导致其结构不稳定，又长期缺乏保护，曾一度坍塌严重。汉长城烽燧遗址千百年受风沙吹蚀，使其基底部位凹进，整体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这个框架下，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有合作平台机制，还需要加强文化遗产联合综合开发利用，并且做到信息共享，最终实现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形成沿线文明新融合。
非遗一直被认为是“一带一路”中的富矿，所以说，“仅就保护这一项而言，形成‘文化遗产+’体系是很有可能的。”钟飞腾说。
沿线非遗被看好
非遗是一个族群或区域的名片，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很多非遗的存在和传承是超越国界的。“一带一路”中的沿线国家会加强合作，其中文化交流就包括非遗保护的互动。
非遗重视的是活态传承，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更利于传播和被接受。许伟明认为，非遗至少有三种机遇，第一，对跨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合作保护提供机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就是线性文化遗产，其中除了历史文化之外，还包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沿途的风俗、手工技艺等，其是见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的活化石。此外，国家地区之间有机会打破国境限制，进行跨国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这能为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非遗是沿线国家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商贸等来往将会逐渐密切，而体验“异国风情”的主要路径将是对当地非遗的感知和体验。第三，非遗传承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跨国学习交流和合作机会。不同国家地区的非遗不同，保护传承方式也存在差异，非遗保护较为先进的国家地区可以为其他国家地区提供经验。
具体而言，具有商业利用价值，尤其是旅游价值的非遗，显然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特色饮食。饮食最能代表某一个地区的气候、文化、偏爱等，其也是异国旅游体验、文化交流最直接的一种形式。第二类是民俗、舞蹈、音乐等具有高观赏性的非遗，这类非遗能带来视觉、听觉等多重体验，是跨境旅游的文化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类是手工艺，其有机会通过文创开发、旅游衍生品等形式获得异国人士的青睐。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孟立联认为：“机會固然有，但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挑战和风险。”他认为风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各国家地区在经贸合作之外，能否对非遗保护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推动非遗保护方面的交流协作。二是强势文化的进入，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可能让一些国家地区的非遗传承危机更加严峻。
对此，许伟明认为，非遗虽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合理创新，提升非遗在文化旅游体验上的综合价值，通过各种途径打开超越本地区的更广阔市场，为非遗的生存和延续寻找更大的空间。但需注意，非遗的利用应该坚守底线，不应失去原真性，不应为了迎合市场去扭曲非遗的内在价值，从而迷失自我。
文化企业责任重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佑林告诉《经济》记者：“作为文化先行的主力军，我国文化机构和企业责任重大。”他认为，这些文化企业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还是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奠定民意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佑林进一步分析说，其具体思路有三方面：第一，以“文化融合、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为指针，大力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事业交流，特别注意要重点发展孔子学院等成熟合作模式。第二，以“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彼此的文化交流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其重点是在沿线国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第三，以“开放包容、分工合作”为宗旨，全力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以此促进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对外开放，其重点是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对话与合作机制。
市场上的文化企业又是怎么做的呢？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时，文化企业就已开始准备着。铜川市观唐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云川告诉《经济》记者，为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复兴耀州窑，并以耀州窑烧造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为技术核心，复烧和创烧耀州窑陶瓷艺术的精品，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开发陕西特色耀瓷工艺礼品、旅游纪念品。记者问及为何要选择耀州窑，蔡云川表示：“耀州窑是‘一带一路’的活化石。”
实际上，为“一带一路”做准备的文化企业不止耀州瓷一家。记者了解到，上久楷·宋锦也将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东风，为将来在欧洲打响品牌、扩宽销售渠道，走向世界进行准备。也有文化企业在加强产业链布局，与各相关业务应形成合力，充分挖掘现有产品和作品的价值，提升核心竞争力。
钟飞腾认为这是好事，但同时也要注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及文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法律、法规、社会、经济等状况的咨询需求和市场拓展需求都会大量增长。“无论什么样的文化企业，积极提升国际化能力也不能忽略。”他建议，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与海外智库开展合作共享数据或报告，与国际中介机构合作建立国际营销渠道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
画家简介：
陈琳，现为海军创作室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代表作品有《大海深处》《两栖猎人》《铁甲雄风》《陆战队员》《为了民族存亡》《突击队员》《厉兵秣马》《决不放弃》等。其中，《大海深处》获建国50周年全军美展优秀奖；《两栖猎人》获第十届全军美展优秀奖；《厉兵秣马》获建国60周年全军美展优秀奖；《为了民族存亡》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东汉时，古罗马人想和汉朝直接贸易购买丝绸，但由于受到中间国家的阻挠，几经波折，最终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
2000多年后，承载着更多内涵和意义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启幕。可以预见，新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即将开启。业内学者认为，“文化带路，文化搭台，文化搭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之一。
“文化遗产+”体系有望形成
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中国出境游人次超过1.2亿，但是大部分是购物，但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人们会发现新的价值。“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未来会重视非西方化的一些人类文化遗产。”
记者梳理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遗产年代覆盖广泛，可以跨越旧石器时代和20世纪。其不仅承载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还反映了古代多种文明与文化对话、交流、碰撞、融合的和谐过程。对今天而言，这些文化遗产更能为世界各国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一般和当地经济水平有较大关系。”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许伟明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欧洲地区，其经济发达、遗产保护观念较强，文化遗产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在有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保护经费有限，当地居民的遗产保护观念淡薄，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并不够。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GDP总量约占世界的1/3，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
许伟明进一步分析说，从地域、时间、空间上来看，文化遗产这些年多多少少损毁严重。比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柬埔寨吴哥窑世界遗产，地基形变导致其结构不稳定，又长期缺乏保护，曾一度坍塌严重。汉长城烽燧遗址千百年受风沙吹蚀，使其基底部位凹进，整体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在这个框架下，文化遗产保护不仅需要有合作平台机制，还需要加强文化遗产联合综合开发利用，并且做到信息共享，最终实现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形成沿线文明新融合。
非遗一直被认为是“一带一路”中的富矿，所以说，“仅就保护这一项而言，形成‘文化遗产+’体系是很有可能的。”钟飞腾说。
沿线非遗被看好
非遗是一个族群或区域的名片，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很多非遗的存在和传承是超越国界的。“一带一路”中的沿线国家会加强合作，其中文化交流就包括非遗保护的互动。
非遗重视的是活态传承，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更利于传播和被接受。许伟明认为，非遗至少有三种机遇，第一，对跨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合作保护提供机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就是线性文化遗产，其中除了历史文化之外，还包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沿途的风俗、手工技艺等，其是见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交流的活化石。此外，国家地区之间有机会打破国境限制，进行跨国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这能为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非遗是沿线国家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商贸等来往将会逐渐密切，而体验“异国风情”的主要路径将是对当地非遗的感知和体验。第三，非遗传承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跨国学习交流和合作机会。不同国家地区的非遗不同，保护传承方式也存在差异，非遗保护较为先进的国家地区可以为其他国家地区提供经验。
具体而言，具有商业利用价值，尤其是旅游价值的非遗，显然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特色饮食。饮食最能代表某一个地区的气候、文化、偏爱等，其也是异国旅游体验、文化交流最直接的一种形式。第二类是民俗、舞蹈、音乐等具有高观赏性的非遗，这类非遗能带来视觉、听觉等多重体验，是跨境旅游的文化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三类是手工艺，其有机会通过文创开发、旅游衍生品等形式获得异国人士的青睐。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孟立联认为：“机會固然有，但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挑战和风险。”他认为风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各国家地区在经贸合作之外，能否对非遗保护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推动非遗保护方面的交流协作。二是强势文化的进入，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可能让一些国家地区的非遗传承危机更加严峻。
对此，许伟明认为，非遗虽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合理创新，提升非遗在文化旅游体验上的综合价值，通过各种途径打开超越本地区的更广阔市场，为非遗的生存和延续寻找更大的空间。但需注意，非遗的利用应该坚守底线，不应失去原真性，不应为了迎合市场去扭曲非遗的内在价值，从而迷失自我。
文化企业责任重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张佑林告诉《经济》记者：“作为文化先行的主力军，我国文化机构和企业责任重大。”他认为，这些文化企业不仅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还是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奠定民意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佑林进一步分析说，其具体思路有三方面：第一，以“文化融合、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为指针，大力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事业交流，特别注意要重点发展孔子学院等成熟合作模式。第二，以“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目标，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彼此的文化交流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其重点是在沿线国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第三，以“开放包容、分工合作”为宗旨，全力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以此促进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对外开放，其重点是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建立健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对话与合作机制。
市场上的文化企业又是怎么做的呢？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时，文化企业就已开始准备着。铜川市观唐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云川告诉《经济》记者，为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复兴耀州窑，并以耀州窑烧造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为技术核心，复烧和创烧耀州窑陶瓷艺术的精品，在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开发陕西特色耀瓷工艺礼品、旅游纪念品。记者问及为何要选择耀州窑，蔡云川表示：“耀州窑是‘一带一路’的活化石。”
实际上，为“一带一路”做准备的文化企业不止耀州瓷一家。记者了解到，上久楷·宋锦也将借助国家“一带一路”的东风，为将来在欧洲打响品牌、扩宽销售渠道，走向世界进行准备。也有文化企业在加强产业链布局，与各相关业务应形成合力，充分挖掘现有产品和作品的价值，提升核心竞争力。
钟飞腾认为这是好事，但同时也要注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及文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法律、法规、社会、经济等状况的咨询需求和市场拓展需求都会大量增长。“无论什么样的文化企业，积极提升国际化能力也不能忽略。”他建议，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与海外智库开展合作共享数据或报告，与国际中介机构合作建立国际营销渠道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
画家简介：
陈琳，现为海军创作室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代表作品有《大海深处》《两栖猎人》《铁甲雄风》《陆战队员》《为了民族存亡》《突击队员》《厉兵秣马》《决不放弃》等。其中，《大海深处》获建国50周年全军美展优秀奖；《两栖猎人》获第十届全军美展优秀奖；《厉兵秣马》获建国60周年全军美展优秀奖；《为了民族存亡》收藏于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