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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改革的框架与创新
(2008年第22期《地权博弈》)
所有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经典论争，如今似乎都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凸现，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的问题。而他的对立面波普金则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因而传统农业的改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
贵刊的组文中，似乎对认同波普金的看法不无认同，既不是去怜悯农民，也不企图重新技回假设的天真与简单，而是尊重农民在实践中解决资源分配、权威、冲突等复杂问题的智力。而那篇《农民的自述》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斯科特“安全第一”的原则在“中国特色”下的生动演绎：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同时，中国农民更不会为了理论家与政治家的理想和争论而言语过激，这同样是一种安全考虑。于是，在媒体记者的提问引导下，有多少种报道立场，小岗村的农民似乎就有多少种观点。将多份报刊对照阅读，更有此感。
“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在农村世界中找到依据，但是在中国，农民的选择根本上是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花大量篇幅论证产业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国际贸易运动的“自然秩序”，斯密之后，大量的理论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策提供了支撑，并且在百余年时间内确实造就了少数傲立于世的成功国家。中国过去的30年如果能称之为成功的话，也正走了这样一条路。
但是，从来不曾有过一套清晰可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论来指导“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尤其是面临着中国特色的人地配比状况。这注定是一场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哪个现成的理论框架能够完美解决问题，试图以发达国家既成的社会经济框架为模板，硬性套入中国的现实，至少忽略了一点，中外的现实就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限制条件，以往的经验表明，当我们过于强调限制条件，改革便无从发生；当我们完全无视(或故意忽视)限制条件的存在，改革又被悄然扭曲。
(田 野)
用制度保卫干部
(2008年第22期《孙善武现象：为何人民怀念贪官?》)
为什么人们会怀念贪官?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对官员的了解和理解往往是朴素和感性的，即只要切实看到官员为老百姓做了实事，就是好官，而较少能看到官员是否在其中利用公权谋私。也就是说老百姓没有认识到自己其实是贪官潜在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由于老百姓对监督方面认识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贪官的贪污水平具有极大的技术J性和隐秘性。当老百姓看到做了实事的官员受到严惩时，可能就会产生怀念之感。毕竟敢作敢干的贪官比起碌碌无为的懒政者可能更让老百姓产生些许实惠感。
为什么许多官员最终还是栽在贪字上?正如孙的老师所言：“我觉得，干部制度存在的缺陷把好人也给异化了……”如何制定出一套有效让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才是关键。比如进一步有效落实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比如通过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进一步加大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对干部的民众监督等，从而用制度保卫干部真正地一心为民。
(焦守林)
警惕辞职政治向厚黑政治转变
(2008年第22期《辞职政治学与官民关系学》)
官员“辞职”为什么不能等同于“辞官”，这是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一处令人懊恼的吊诡。在我们对以孟学农请辞为代表的中国辞职政治学萌芽的兴起而鼓与呼时，又一次次无奈地看到辞职政治因当事人背负着沉甸甸的“某某级待遇”而备受诟病。这种另类终身制最终会把社会撕裂成两大对立阶级：“官”阶层与“民”阶层，从而把“人”定义为事实不平等的两类权责不对称的人，这两类人的空间结构与封建社会“人上人”的垂直结构并无二致。
如果不能理顺良性的官民关系并使之扁平化，垂直结构不能向水平结构移位，身份互换不能向柔性流动过渡，那么，我们的辞职政治就有可能朝着厚黑政治转变。这样的政治环境会鼓励脸“厚如城墙”心“黑如煤炭”(李宗吾语)的官阶层人士继续向上位的“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集团型官员关系网靠拢，从而最终强奸民意，篡党夺权，天下大乱。环顾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在治“官”上已经有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和模式。这些社会坚持“市民社会”的一元化社会形态，把“民”置于与“官”平行的地位，努力防范权力不当扩张，守住社会道德底线。面对我们的辞职政治向厚黑政治转变的“危境”，面对如何“让官员的脸皮再薄一些，让官员的良心更坚定一点”的现实课题，我们得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培植人之为人的伦理文化，呵护得之不易的辞职政治学，倡导扁平化的官民关系，重构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
(石 渝)
(2008年第22期《地权博弈》)
所有关于农业和农民的经典论争，如今似乎都在中国的农村现实中凸现，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的概括。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的问题。而他的对立面波普金则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因而传统农业的改造完全可以寄希望于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
贵刊的组文中，似乎对认同波普金的看法不无认同，既不是去怜悯农民，也不企图重新技回假设的天真与简单，而是尊重农民在实践中解决资源分配、权威、冲突等复杂问题的智力。而那篇《农民的自述》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斯科特“安全第一”的原则在“中国特色”下的生动演绎：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同时，中国农民更不会为了理论家与政治家的理想和争论而言语过激，这同样是一种安全考虑。于是，在媒体记者的提问引导下，有多少种报道立场，小岗村的农民似乎就有多少种观点。将多份报刊对照阅读，更有此感。
“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在农村世界中找到依据，但是在中国，农民的选择根本上是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花大量篇幅论证产业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国际贸易运动的“自然秩序”，斯密之后，大量的理论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策提供了支撑，并且在百余年时间内确实造就了少数傲立于世的成功国家。中国过去的30年如果能称之为成功的话，也正走了这样一条路。
但是，从来不曾有过一套清晰可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论来指导“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尤其是面临着中国特色的人地配比状况。这注定是一场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哪个现成的理论框架能够完美解决问题，试图以发达国家既成的社会经济框架为模板，硬性套入中国的现实，至少忽略了一点，中外的现实就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限制条件，以往的经验表明，当我们过于强调限制条件，改革便无从发生；当我们完全无视(或故意忽视)限制条件的存在，改革又被悄然扭曲。
(田 野)
用制度保卫干部
(2008年第22期《孙善武现象：为何人民怀念贪官?》)
为什么人们会怀念贪官?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因为老百姓对官员的了解和理解往往是朴素和感性的，即只要切实看到官员为老百姓做了实事，就是好官，而较少能看到官员是否在其中利用公权谋私。也就是说老百姓没有认识到自己其实是贪官潜在的受害者。这一方面是由于老百姓对监督方面认识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贪官的贪污水平具有极大的技术J性和隐秘性。当老百姓看到做了实事的官员受到严惩时，可能就会产生怀念之感。毕竟敢作敢干的贪官比起碌碌无为的懒政者可能更让老百姓产生些许实惠感。
为什么许多官员最终还是栽在贪字上?正如孙的老师所言：“我觉得，干部制度存在的缺陷把好人也给异化了……”如何制定出一套有效让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才是关键。比如进一步有效落实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比如通过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进一步加大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对干部的民众监督等，从而用制度保卫干部真正地一心为民。
(焦守林)
警惕辞职政治向厚黑政治转变
(2008年第22期《辞职政治学与官民关系学》)
官员“辞职”为什么不能等同于“辞官”，这是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一处令人懊恼的吊诡。在我们对以孟学农请辞为代表的中国辞职政治学萌芽的兴起而鼓与呼时，又一次次无奈地看到辞职政治因当事人背负着沉甸甸的“某某级待遇”而备受诟病。这种另类终身制最终会把社会撕裂成两大对立阶级：“官”阶层与“民”阶层，从而把“人”定义为事实不平等的两类权责不对称的人，这两类人的空间结构与封建社会“人上人”的垂直结构并无二致。
如果不能理顺良性的官民关系并使之扁平化，垂直结构不能向水平结构移位，身份互换不能向柔性流动过渡，那么，我们的辞职政治就有可能朝着厚黑政治转变。这样的政治环境会鼓励脸“厚如城墙”心“黑如煤炭”(李宗吾语)的官阶层人士继续向上位的“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集团型官员关系网靠拢，从而最终强奸民意，篡党夺权，天下大乱。环顾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在治“官”上已经有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和模式。这些社会坚持“市民社会”的一元化社会形态，把“民”置于与“官”平行的地位，努力防范权力不当扩张，守住社会道德底线。面对我们的辞职政治向厚黑政治转变的“危境”，面对如何“让官员的脸皮再薄一些，让官员的良心更坚定一点”的现实课题，我们得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培植人之为人的伦理文化，呵护得之不易的辞职政治学，倡导扁平化的官民关系，重构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
(石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