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1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十六年，皇帝为大考翰林命题——“眼镜”。(所谓“大考翰林”是清雍正年间始设的考试项目，旨在考核翰林们的业务水平，考试成绩将作为翰林们升迁降黜的依据。) “眼镜”题一经公布，考场气氛“风檐寸冕”——非常紧张。不少饱学之士因为不了解眼镜的出处而无从下笔。当然，也有江苏人阮元以题为《雾黔》的诗。被钦点为甲等翰林，从而仕途光明。(清李调元《淡墨录》)
　　阮元说的《爱粥》便是眼镜。眼镜在明清时学名器蒙、矮纳或忧逮，其音来自阿拉伯文中的uwainat。
　　关于眼镜的起源，通行的说法是由欧洲人在公元1250年后发明，然后在宋元之交，通过西域流入中国。这里的西域实际上相当宽泛，包括陆路和海路。郑和下西洋后(公元1406-1430年)，马六甲(明人称马六甲为满刺加国)成为眼镜从欧洲流入中国的主要中转站。从1 523年(明嘉靖二年)开始，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每五年向北京进贡“哈刺石眼镜”(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另有一种本土起源说，眼镜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源自中国本土，发明于宋代甚至更早以前。有研究者相信，北宋提刑官史沆发明了眼镜，因为他在查阅案牍的时候用水晶十余种帮助阅读。 (在江苏邗江县的东汉墓中也出土过枚金圈镶水晶放大镜，不过直径只有1.3cm，似乎主要功能是观赏而非阅读。)
　　
　　一匹良马一副眼镜
　　
　　无论如何，眼镜进入他的使用者们——士人的视野，是明代之后的事情。
　　明景泰天顺年间(公元1450－1464年)，小官僚张宁在《方洲杂言》中记载他曾在胡指挥和孙参政家中见过眼镜，胡的眼镜是宣德年间御赐的，孙的则是景泰天顺年间用一匹良马从西域“贾胡”手中换来的。这两副眼镜似乎都是可折叠的金丝框无腿手持式老花镜，可能是水晶材质。年代稍晚于张宁，在明成化、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吴宽为他的手持式眼镜作诗一首，诗中的“视短”二字以及对眼镜功效的描述让人联想起近视眼镜——古人称近视为短视眼。
　　包括视短(近视)、昏眼(老花眼)在内的屈光不正问题从隋代开始便被列入《诸病源候论》(隋巢元方)，进入中医的关注范围。中医对于屈光不正有很多解释，比如不能看远是眼有翳膜引起的，不能看近是精力涣散造成的，这些解释直到清代仍然颇具影响力，但始终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眼镜时代来临时，中医转而支持水晶镜片，认为水晶具有清心明目降压等功效，佩戴可以养目，而玻璃镜片性燥，长期佩戴会产生副作用——直到清中叶，国内只能生产水晶镜片，无法制造高质量的玻璃镜片。
　　实际上，明代的进口眼镜已经分为老花镜和近视镜。老花镜又细分为单片镜和双片镜。单片镜又称单照，双片镜才叫嚣象，前者的引进时间早于后者。至于近视镜由于发明时间比老花镜晚3世纪左右——16世纪开始欧洲才开始应用近视镜，因此传入时间也相应晚些(李慎《明清之际西洋眼镜在中国的传播》)。大概是因为“此物极为贵重”，“非有力者不能得”(《方洲杂言》)，国人在明初对眼镜的品种不做细分，对于眼镜的用途和度数更无概念，比如在明嘉靖年间亟需老花镜的郎瑛，喜获眼镜后，却发现戴上还是看不清。(明郎瑛《七修类稿》)
　　
　　眼镜在京城的普及
　　
　　让我们暂停对眼镜史的追溯，回到1791年的那场以眼镜为题的考试。无论你将其称之为“中国首次以科技取材的创举”，或是80岁的乾隆和他的翰林们开的一次玩笑，“眼镜”事件说明了眼镜的普及。
　　根据《乡言解颐》(清李光庭)记载，琉璃厂的眼镜铺在乾隆年间的数量翻了5倍。北京成了一个配镜中心。当然，北京在产量和质量上或许比不上另外两个制镜中心苏杭和广州。明末清初，苏州的孙云球已经能明确区分昏镜(老花)、近视镜，童光镜(望远镜)，并用水晶磨制24种度数的老花镜、近视镜和童光镜，让顾客试戴挑选——类似现代的主觉验光，时人不惜重金购买。直到同治年间，北京的眼镜店仍然起名“三山斋晶石眼镜店”(大明眼镜的前身)，向和孙云球并称的另一位苏州眼镜师傅褚三山(清嘉靖年间人)致敬。
　　实际上，眼镜在明代没能普及的主要原因是价高——1629年(明天启六年)汤若望将眼镜和望远镜一起写进《远镜说》推荐给中国人，官方显然更希望把银子花在更具军事价值的千里镜上(千里镜即望远镜，据说是眼镜制造商发明的)而不是用于矫正视力的眼镜上。而本土制造最终解决了价格问题。进口眼镜在清初每副价值白银四五两，清顺治以后，价格降到每副值银五六钱。其后，苏杭人制造的国产眼镜越来越多。贵的每副值银七八分，便宜的有二三分副的。 (清叶梦珠《阅世编》)
　　
　　耳朵和鼻子的刑罚
　　
　　源自苏州的“随目配镜”验光法据说一直使用到1910年。这种方法把近视眼镜的度数分为12种(也有细分到24种的)，用十二地支编号，“子”度数最深，“亥”度数最浅。老花镜的度数则按照年龄编号，分为40岁用，50岁用、60岁用、70岁用。作为第一任热爱眼镜的中国皇帝——雍正为自己配备了所有度数的近视镜和老花镜，这也很可能与验光配镜不准确有关。按照康熙年间的说法，国内仿造的西洋眼镜兼备样式和功能的并不多，“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会其神理者十无二三，拈花微笑，惟孙生一人。” (《镜史》小引)
　　在雍正的执政期间，紫禁城的杂活作和眼镜作一直忙于制造并改造眼镜，更重要的是，每副眼镜都必须配备一个精美的镜盒。镜盒被装上流苏，和香荷包、扇套，烟袋、火镰起成为男子身上的配饰。直到在清中后期，中国人似乎都没有长时间戴眼镜的习惯。除了验光配镜不准外。镜架欠舒适以及东西方的观念冲突都是原因。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看到“中国人不少戴眼镜的，他们把眼镜捆扎在头上，他们的眼镜片是水晶做成的。”(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丝绳挂耳式的双片镜在清代颇为流行，为了增加稳定性，这种眼镜有时会配备鼻夹或额托，让佩戴者很不舒服，被时人戏为“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
　　至于眼镜所带来观念的冲突，或许我们可以从既爱西洋玩艺儿的便捷又骨子里守旧的清皇室身上看出些端倪来。拥有几百副眼镜，行动坐卧都有眼镜放在身边的雍正，可以披戴西洋假发画像(雍正帝披西洋假发画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却没留下一副戴眼镜的画像；光绪末年，慈禧破格允许勋龄戴上眼镜进宫为她拍照；1 21年，溥仪配眼镜仍然引起宫廷内的大哗，认为“尖子”(眼镜)是老头子才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