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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以第三者的身份对社会现象侃侃而谈;这样一个26岁的异乡客,写了本自传还引来一干名流给他“站台”推荐。迅速蹿红的背后,他和媒体的共振也让他有了更大的“野心”: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
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早年在日本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在中国的意外成功被他认为“是中国拯救了我”。
一个26岁的日本青年,写了本自传,封面上是一干中国名流的推荐语。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以他惯用的深沉口吻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干脆得多,“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俊朗清秀,早年在日本还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但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两年前,他成为FT中文网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在电视里,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侃侃而谈。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新政,没他不能谈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此。他流利到带点京腔的中文,让更多的人留意着这个年轻的日本人又在说些什么。
不看《新闻联播》没安全感
七年前,从北京国际机场下飞机,捏着一张“北京大学”的纸条找的士那会儿,他还什么都不是。七年里,他收获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张北大硕士文凭和一个中国女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名了。他认为这是个惊喜,“是中国拯救了我。”
毕业时,上百家来自欧美、日本等机构和企业给他发offer,他统统拒掉。这是个直觉的举动,他认为自己还需要在中国继续跟踪、观察。他一个人跑到贵州农村、中朝边境,自费做田野调查。在贵州,当地官员热情地招待他。“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
如今他也没个正式工作,实际上倒也用不着担心。每月20余篇专栏和各种项目,应付两室一厅的租金,绰绰有余。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跑步,10到15公里。作为前专业运动员,这一习惯他已保持十多年。冲澡,早饭,回邮件看新闻,午饭,写文章或者参加活动,晚饭,看新闻联播,看书,11点睡觉。作为世界上睡眠最少国家的国民,加藤五个钟头的睡眠足够了。他有绝对自由的时间,却过着铁一般规律的生活。“日本人的安全感是从生活规律中来的,”他说,“不像中国人把安全感寄托给房子和车。”
加藤的政治细胞发达,他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否则没有安全感”。他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混下去”最起码的功课。如果在外应酬错过播出时间,那就回来看重播。
他熟谙中国年轻人快活轻松的表达,有时也会不经意间甩出几句京骂。但文章里的加藤却往往是另一种模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样的话语是他对语境的适应。
七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都是绷着的,像个铁人一样不知疲倦。“我不懂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生活还得继续。”他神情疑惑,“什么叫生活?我不太能听懂。我不理解什么叫生活。”其实他是懂的,比如他会反思从来没有完整看完过一部电影,没好好陪女朋友购物逛街,“我停不下来,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是多么的没有魅力。我在学着慢下来。”
他在一切事情上讲究效率。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说,俩人吃饭时,加藤喜欢去小馆子,点个醋溜白菜,三两下就把饭扒光了。他写文章奇快。《看天下》执行主编林楚方说,加藤的中文写作速度,比一般中国记者都快。“我不喜欢慢。”加藤的理论是,慢也不一定写得好。FT中文网上每期3000字的《第三眼》专栏,他一小时内搞定。而类似《看天下》的800字专栏,则是“20分钟”。
对任何一个作者而言,每月25篇的专栏都是接近毁灭性的消耗。“我的积累都是拼的。”他指指进门过道两边的两排大书架,那些书瞅上去都很光鲜。“每天一本。”问他现在最想做什么,他答坐牢,“这样就有时间看书啦。”
他跟我解释做什么都是积累,跑步、坐车时观察人是积累,接受记者采访也是积累。“你看,你在采访我在说,其实我也在采访,我可以了解你们关心什么。”
他写看到的一切。地铁里他买了份报纸带上车,有人凑过来看。他觉得别扭,便写了《请不要“偷看”我的报纸》,发在《看天下》上。这篇评论给他和杂志招来不少骂声。有人告诫林楚方,再让他这么写下去,恐怕会伤害杂志的品牌。林把意见转告给加藤,但并不打算停掉他的专栏。“多数时候他还是冷静地就事论事,尽量不被攻击。”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他在中国媒体上大谈中日关系、国际政治和中国社会问题。媒体称他为“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这个说法,虽然他也很喜欢韩寒。“日本根本出不了韩寒。年轻人对社会指手画脚,肯定要被攻击的。”
韩寒有个幸福的童年,19岁以前的加藤却过得艰辛异常。他出身农家,3岁遭遇车祸,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余次,加藤笑言“绝对搬得比中国农民工还多”;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送报纸,一直到高考前一天;与黑道讨债人周旋,遭受侮辱和体罚,留下一身伤疤;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
身高的优势并未给他带来荣耀,而是被孤立感和深深的自卑。恶劣而充满变数的环境让他找不到安全感,他对未来充满悲观:“我从小知道人是有可能会撞车的,别轻易以为有明天。”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炼了他。他自嘲“如蜡笔小新般”的性格消解了很多缺憾,他是残酷现实中的幸存者。
中日国情差异成就了加藤,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中国开花结果,尽管这只是个意外。高中毕业,他顺利考上东京大学法律系,却无力支付学费。他想走公派留学的路子。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他的选项里没一个地方比中国更便宜。
来中国前他英语课最好,汉字课最差。如今,还有老同学跟他开玩笑:汉字差得出名的加藤先生,居然跑到中国去了。
左右逢源
他是天生的规则破坏者。2004年3 19台湾岛枪击案的第二天,日本大使来北大演讲。不少人问日本对枪击案的看法,大使均闭口不谈。加藤抢到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站起来用汉语大声说:大使先生,我是日本留学生,我认为您这样回避问题是不对的,您应该好好回答!
那是加藤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让在场的人几乎都记住了他。演讲结束后大使对他说,你的做法我不能认同,但我看到了你的努力。自此,他取得了与大使馆的联系。2004年,加藤当上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
2005年4月,北京发生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一路上用短信向使馆汇报动态。事后凤凰卫视连线加藤嘉一,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对话直播。主持人胡一虎向他发来招牌式的连珠炮:“加藤,发生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他开口答道:“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他至今为这个圆熟的回答感到得意,在他看来这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这是个积累,他关心媒体上官员们讲话的遣词用语,反复推敲。
媒体喜欢机灵、帅气、充满表达欲的加藤,加藤也更加娴熟地借媒体扩大影响力。他在各类报刊上开设专栏。写作的理由倒也简单明确:扩大视野和影响力,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这个目标虽契合他敢于担当的个性,却并非蓄谋已久。它多多少少是加藤来华后与媒体合作的结果。
他认为自己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十年后大家就会知道,我的这段中国经历是多么超值。”
在林楚方眼里,加藤拥有一些典型日本人的特点:勤奋,认真研究,目标明确。“他会非常有目的地扩大影响力。”林认为加藤以勤奋的写作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曝光率,加上他的日本人身份,很容易让人记住。
每天几百封读者反馈,会发到加藤嘉一的邮箱里,骂的人不少。除类似“小日本,滚回去!”的谩骂外,他尽力回复每个有讨论精神的来信。在左右互博难解难分的中国,媒体亦各有定位。两派媒体都热情地邀请加藤写稿,或参与讨论会。他倒也都欣然应允,并无师自通学会了中庸之道,左右逢源。他会同时为《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撰文,竟也未见哪方阵营表达不满。
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加藤说,“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
“传话人”的未来
你在惹政治的麻烦,很多人对加藤提醒说,你每时每刻挑中国的毛病,这是很危险的。但加藤辩解道,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说了一些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而已。
他需要拿到一些独家的“料”,抓住一切机会跟各色人等建立关系。加藤认为自己在“搞关系”方面“很有魄力”。他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颇受重视的“传话人”。
“你在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场合发表演讲,如果表现得好,人家会关注到你。”为了引起参会者注意,除“蹲点”外,他会使用一些小手段。“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我想认识一位副部长。他的外套挂在椅子后面,我就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然后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某某。人家去厕所,我跟在后面,然后打个招呼。这种事情很重要。”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访华时都接见了加藤。与日本相关部门的官员都知道他,有时,他会利用这种身份向电话那头施压。在写作硕士论文《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他采访到30多位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甚至总参的官员。“我又把论文发给‘核心’的人看,他们认为很有参考价值。这样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
加藤说,他跟中国一些部门的关系都“非常良好”,“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的,我所说的是他们愿意听的和说的。”当然,在一些公共话题上,他也很会给领导面子。他会跟所有人一样骂北京糟糕的交通,在批评了“国情”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后,他话头一转,认为“最重要的是公民的自觉和觉醒”。当然,他也被“喝茶”过,但对方是他认识的人。
有西方记者问加藤: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加藤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
在日本国内,有人批评他被“赤化”。他意识到亲近中国的代价。加藤决定下一站去美国,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向美国人讲述中国。加藤是个看不上保险的人,但美国之行将是给自己买的一个政治保险。终点还会是日本。
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人,是“被遗忘的人”。而他在中国收获的自信,或许是在别处无法复制的。“在这里大家都很需要你,这种感觉非常的宝贵。你还有理由不自信吗?”
他畅谈对十年后的期许,如果一切遂愿,那将是个圆满的人生旅程。他甚至想好老年归隐故乡,做个无忧无虑的自耕农。但他突然转入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伤感中,“这七年对你本身意味着什么?我说不清。我现在奔跑的是名字叫做‘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有山有谷,那这七年对你来说意味着山还是谷呢,这只能回头再说。”
(实习生王钟的对本文有帮助)
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早年在日本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在中国的意外成功被他认为“是中国拯救了我”。
一个26岁的日本青年,写了本自传,封面上是一干中国名流的推荐语。他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以他惯用的深沉口吻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夸奖加藤和他所做的事情,但十年或二十年后,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价值。”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则干脆得多,“年轻人该怎样生活,向加藤同志学习!”
一米八五的加藤嘉一,俊朗清秀,早年在日本还做过模特挣点小钱。但他显然不满于做个被人摆弄的男花瓶。两年前,他成为FT中文网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在电视里,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侃侃而谈。从绿坝到农民工,从谷歌退出到新疆新政,没他不能谈的—至少目前看来如此。他流利到带点京腔的中文,让更多的人留意着这个年轻的日本人又在说些什么。
不看《新闻联播》没安全感
七年前,从北京国际机场下飞机,捏着一张“北京大学”的纸条找的士那会儿,他还什么都不是。七年里,他收获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张北大硕士文凭和一个中国女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名了。他认为这是个惊喜,“是中国拯救了我。”
毕业时,上百家来自欧美、日本等机构和企业给他发offer,他统统拒掉。这是个直觉的举动,他认为自己还需要在中国继续跟踪、观察。他一个人跑到贵州农村、中朝边境,自费做田野调查。在贵州,当地官员热情地招待他。“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
如今他也没个正式工作,实际上倒也用不着担心。每月20余篇专栏和各种项目,应付两室一厅的租金,绰绰有余。
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跑步,10到15公里。作为前专业运动员,这一习惯他已保持十多年。冲澡,早饭,回邮件看新闻,午饭,写文章或者参加活动,晚饭,看新闻联播,看书,11点睡觉。作为世界上睡眠最少国家的国民,加藤五个钟头的睡眠足够了。他有绝对自由的时间,却过着铁一般规律的生活。“日本人的安全感是从生活规律中来的,”他说,“不像中国人把安全感寄托给房子和车。”
加藤的政治细胞发达,他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否则没有安全感”。他认为,这是他在中国“混下去”最起码的功课。如果在外应酬错过播出时间,那就回来看重播。
他熟谙中国年轻人快活轻松的表达,有时也会不经意间甩出几句京骂。但文章里的加藤却往往是另一种模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样的话语是他对语境的适应。
七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都是绷着的,像个铁人一样不知疲倦。“我不懂中国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生活还得继续。”他神情疑惑,“什么叫生活?我不太能听懂。我不理解什么叫生活。”其实他是懂的,比如他会反思从来没有完整看完过一部电影,没好好陪女朋友购物逛街,“我停不下来,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是多么的没有魅力。我在学着慢下来。”
他在一切事情上讲究效率。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说,俩人吃饭时,加藤喜欢去小馆子,点个醋溜白菜,三两下就把饭扒光了。他写文章奇快。《看天下》执行主编林楚方说,加藤的中文写作速度,比一般中国记者都快。“我不喜欢慢。”加藤的理论是,慢也不一定写得好。FT中文网上每期3000字的《第三眼》专栏,他一小时内搞定。而类似《看天下》的800字专栏,则是“20分钟”。
对任何一个作者而言,每月25篇的专栏都是接近毁灭性的消耗。“我的积累都是拼的。”他指指进门过道两边的两排大书架,那些书瞅上去都很光鲜。“每天一本。”问他现在最想做什么,他答坐牢,“这样就有时间看书啦。”
他跟我解释做什么都是积累,跑步、坐车时观察人是积累,接受记者采访也是积累。“你看,你在采访我在说,其实我也在采访,我可以了解你们关心什么。”
他写看到的一切。地铁里他买了份报纸带上车,有人凑过来看。他觉得别扭,便写了《请不要“偷看”我的报纸》,发在《看天下》上。这篇评论给他和杂志招来不少骂声。有人告诫林楚方,再让他这么写下去,恐怕会伤害杂志的品牌。林把意见转告给加藤,但并不打算停掉他的专栏。“多数时候他还是冷静地就事论事,尽量不被攻击。”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他在中国媒体上大谈中日关系、国际政治和中国社会问题。媒体称他为“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这个说法,虽然他也很喜欢韩寒。“日本根本出不了韩寒。年轻人对社会指手画脚,肯定要被攻击的。”
韩寒有个幸福的童年,19岁以前的加藤却过得艰辛异常。他出身农家,3岁遭遇车祸,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父亲不靠谱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余次,加藤笑言“绝对搬得比中国农民工还多”;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三点起床送报纸,一直到高考前一天;与黑道讨债人周旋,遭受侮辱和体罚,留下一身伤疤;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
身高的优势并未给他带来荣耀,而是被孤立感和深深的自卑。恶劣而充满变数的环境让他找不到安全感,他对未来充满悲观:“我从小知道人是有可能会撞车的,别轻易以为有明天。”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炼了他。他自嘲“如蜡笔小新般”的性格消解了很多缺憾,他是残酷现实中的幸存者。
中日国情差异成就了加藤,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中国开花结果,尽管这只是个意外。高中毕业,他顺利考上东京大学法律系,却无力支付学费。他想走公派留学的路子。中国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他的选项里没一个地方比中国更便宜。
来中国前他英语课最好,汉字课最差。如今,还有老同学跟他开玩笑:汉字差得出名的加藤先生,居然跑到中国去了。
左右逢源
他是天生的规则破坏者。2004年3 19台湾岛枪击案的第二天,日本大使来北大演讲。不少人问日本对枪击案的看法,大使均闭口不谈。加藤抢到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站起来用汉语大声说:大使先生,我是日本留学生,我认为您这样回避问题是不对的,您应该好好回答!
那是加藤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让在场的人几乎都记住了他。演讲结束后大使对他说,你的做法我不能认同,但我看到了你的努力。自此,他取得了与大使馆的联系。2004年,加藤当上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
2005年4月,北京发生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一路上用短信向使馆汇报动态。事后凤凰卫视连线加藤嘉一,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对话直播。主持人胡一虎向他发来招牌式的连珠炮:“加藤,发生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他开口答道:“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他至今为这个圆熟的回答感到得意,在他看来这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这是个积累,他关心媒体上官员们讲话的遣词用语,反复推敲。
媒体喜欢机灵、帅气、充满表达欲的加藤,加藤也更加娴熟地借媒体扩大影响力。他在各类报刊上开设专栏。写作的理由倒也简单明确:扩大视野和影响力,四十岁后在日本竞选从政。这个目标虽契合他敢于担当的个性,却并非蓄谋已久。它多多少少是加藤来华后与媒体合作的结果。
他认为自己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十年后大家就会知道,我的这段中国经历是多么超值。”
在林楚方眼里,加藤拥有一些典型日本人的特点:勤奋,认真研究,目标明确。“他会非常有目的地扩大影响力。”林认为加藤以勤奋的写作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曝光率,加上他的日本人身份,很容易让人记住。
每天几百封读者反馈,会发到加藤嘉一的邮箱里,骂的人不少。除类似“小日本,滚回去!”的谩骂外,他尽力回复每个有讨论精神的来信。在左右互博难解难分的中国,媒体亦各有定位。两派媒体都热情地邀请加藤写稿,或参与讨论会。他倒也都欣然应允,并无师自通学会了中庸之道,左右逢源。他会同时为《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撰文,竟也未见哪方阵营表达不满。
在右派聚会上拍右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左派的缺陷,在左派聚会上拍左派的马屁,随便说说右派的漏洞。加藤说,“他们当然很高兴,一个外国友人能够认同自己流派的观点。其实,我不是认同你们的观点,是‘被’你们逼着认同的。”
“传话人”的未来
你在惹政治的麻烦,很多人对加藤提醒说,你每时每刻挑中国的毛病,这是很危险的。但加藤辩解道,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说了一些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而已。
他需要拿到一些独家的“料”,抓住一切机会跟各色人等建立关系。加藤认为自己在“搞关系”方面“很有魄力”。他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颇受重视的“传话人”。
“你在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场合发表演讲,如果表现得好,人家会关注到你。”为了引起参会者注意,除“蹲点”外,他会使用一些小手段。“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我想认识一位副部长。他的外套挂在椅子后面,我就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然后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某某。人家去厕所,我跟在后面,然后打个招呼。这种事情很重要。”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访华时都接见了加藤。与日本相关部门的官员都知道他,有时,他会利用这种身份向电话那头施压。在写作硕士论文《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他采访到30多位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甚至总参的官员。“我又把论文发给‘核心’的人看,他们认为很有参考价值。这样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
加藤说,他跟中国一些部门的关系都“非常良好”,“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他们需要的,我所说的是他们愿意听的和说的。”当然,在一些公共话题上,他也很会给领导面子。他会跟所有人一样骂北京糟糕的交通,在批评了“国情”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后,他话头一转,认为“最重要的是公民的自觉和觉醒”。当然,他也被“喝茶”过,但对方是他认识的人。
有西方记者问加藤: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加藤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
在日本国内,有人批评他被“赤化”。他意识到亲近中国的代价。加藤决定下一站去美国,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向美国人讲述中国。加藤是个看不上保险的人,但美国之行将是给自己买的一个政治保险。终点还会是日本。
在他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人,是“被遗忘的人”。而他在中国收获的自信,或许是在别处无法复制的。“在这里大家都很需要你,这种感觉非常的宝贵。你还有理由不自信吗?”
他畅谈对十年后的期许,如果一切遂愿,那将是个圆满的人生旅程。他甚至想好老年归隐故乡,做个无忧无虑的自耕农。但他突然转入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伤感中,“这七年对你本身意味着什么?我说不清。我现在奔跑的是名字叫做‘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有山有谷,那这七年对你来说意味着山还是谷呢,这只能回头再说。”
(实习生王钟的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