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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诸多世界名画，没有安保且从不锁门；他有私人飞机，但那不过是他的“慈善大篷车”；他以善行商，关爱听力；他以商助善，让世界欢声笑语；他远离商业多年，聚世界“头号人物”之合力，每年捐赠一亿美元，慈善足迹遍及全球
比尔·奥斯汀（William F.Austin）的私人飞机降落在了云南昆明，他是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克公司）和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以下简称斯达克基金会）创始人。乘机而来的，是奥斯汀与他的夫人Tani及20多人的医疗技术服务团队，他们刚刚完成在非洲的助听器捐赠活动，那里正发生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此时是2014年10月7日，风尘未洗，奥斯汀便来到准备就绪的助听器验配场地，检查现场布置。
今年是斯达克基金会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的第三个合作年度。奥斯汀团队来华，历时半个月，先后在昆明、楚雄、大理、丽江四地，免费为超过6000名老人、儿童验配助听器。 不愿只做指挥者 在昆明，每天一早，奥斯汀夫妇与团队便来到验配现场。奥斯汀换上白褂子，他的夫人Tani则将工具包系在腰上。团队成员围成半圆，圆心是奥斯汀。作为灵魂人物，他要发表简短的动员演说鼓舞士气，然后一群人将手叠在一起，接连齐声喊出“Starky”、“China”和“Kun-ming”。随后，他们脸上满溢着笑容，各就各位提供服务。
为方便验配助听器，从早到晚，奥斯汀都要站着工作。虽然他在前一个国家做助听器验配时扭伤了腰，以至于走路有些跛，但这位年逾七旬的白发老人并未坐下来休息片刻，因为他不愿只做指挥者。作为医生、听力设备工程师，他是最有经验的技术志愿者，他要亲自动手。
验配区，10个验配小组排成两排，包括两个美国技术专家志愿者和一个中方中英翻译在内，3人为一组。与奥斯汀一样，工作团队亦是站着工作，遇到难以坐上高椅的老年人，他们便换上矮凳，跪下来进行验配。他们不断询问患者感受并调节助听器的输出功率，直到患者满意。
验配区的笑声掌声此起彼落，在声音打动耳膜的一瞬间，很多孩子会兴奋地大喊，众人随之欢呼。验配成功的听障者还将得到一块表示成功的“金牌”。奥斯汀为一位来自宣威市的8岁陶姓听障女孩戴上金牌后，女孩的父亲介绍，“如果配中下（档次）一点的，一只就是一万多块，一副要两万多，两年多一点就要配一副，根本承受不了。”奥斯汀的到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来自斯达克中国公司的志愿者介绍，活动为患者验配的助听器主机，使用寿命一般在7年左右。
一整天，验配团队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早上的笑容。每天工作结束，奥斯汀都细心地将贴着助听器型号标签的封装袋分拣归类，以备第二天继续使用。
至今，奥斯汀及其团队在全球共捐赠了超过160万台助听设备，仅2013年，在全球各地便捐赠并验配了17.5万台。奥斯汀每年慈善活动支出约一亿美元，筹来的善款，约占他个人慈善支出的十分之一。
“年轻时，我便意识到，我不仅是个个体，我还属于周边世界，更宽泛地讲，我属于整个世界。”奥斯汀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在全球，我们有70亿的兄弟姐妹，我有个理想，就是希望兄弟姐妹们能够相互理解，避免冲突的发生。在Tani的支持下，我们一起，把蝴蝶效应不断扩大，去影响更多的人。”
“奥斯汀是一个哲学家，他与他的夫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正是对‘人怎样活着才最有意义’这样一个哲学话题，做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诠释和表率。”听基会理事长陶斯亮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直面更伟大的自然 年轻时的奥斯汀，一直视“非洲之父”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为榜样，想做一名职业医生，去帮助世界。因此，1961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医学。然而，为谋生计，奥斯汀创业前不得不进入一家听力设备公司打工。他并未因此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一天下班，他乘公交车返回公寓，无意中看到车顶棚上的一段话，“通往仁爱的真正道路，不是你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做你自己，直面更伟大的自然，它将告诉你，你的伟大有多么渺小。”这段话如无声闪电，让他猛然觉醒。
一到家，他便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着魔一样大声自语，“你一天能看几个病人？20个？25个？最终，天黑以后你要睡觉，你无法再产生影响，你以为你属于整个世界，但你只能影响一小块地方。”
那晚，奥斯汀失眠了，他“看到”自己躺在坟墓里，坟墓是透明的，人们都在围着他，其中一个人看着他说，“他是友善的老伙计，帮助了我们的社区”。幻梦消散，奥斯汀对自己说，“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生可以付出，你必须让这一生尽可能发挥作用。”在当时，奥斯汀已经可以做出更好的助听器产品，他告诉自己，完全可以从听力设备入手，去改变世界。
1967年，奥斯汀在美国创立了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1973他又创立斯达克基金会。
对于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和宗旨，深思熟虑后，奥斯汀在纸上写下了“斯达克关爱听力（Hearing Is Our Concern）”，以此作为斯达克公司的口号；想到那些无力购买助听器的人，他接着写下另一句“世界从此欢声笑语（So The World May Hear）”，作为基金会的口号。他决定从有钱人那里赚钱，去帮助那些无力负担的人。他要告诉世人，他为何要这样做，因此，他写下第三句话，“因为我们在乎（Because We Care）”。
“我把这3句话写成一个圆圈，不论我们从哪开始，无关顺序，这个圆圈就像永动机一样可以永远循环下去。”奥斯汀说。
创业初期，美国著名的助听器公司Audiotone的负责人访问了奥斯汀的小店，奥斯汀告诉他，一年之内，斯达克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助听器生产商。奥斯汀的“狂言”很快成了业界笑柄。然而，一年以后，奥斯汀却让他的狂言成为现实—斯达克吞并了诸多竞争对手，奇迹般地成为美国主要的助听器生产商。奥斯汀的秘诀听上去很简单，“我更在乎我们所服务的人的需求。” 奥斯汀并不觉得他只是在“卖助听器而已”，他认为，他是在帮别人获得听力。他不做广告，他相信坚持做好产品，会赢得客户的信任，他给用户提供90天的免费试用期。助听器是精密仪器，很容易损坏，修理难度很大，很多人认为他疯了。有人模仿这种模式，但也都宣告失败。在奥斯汀看来，其原因在于他是真的想去做，而别人只是被动跟随，想借此逼迫他改变策略，并非发自内心地为人着想。
“我很同情那些为了赚很多钱，欺诈、利用、玩弄别人的人，他们一定非常孤独，这并不能通向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很容易失去。” “公主”的邀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汀就曾试图走进中国，但那一次，中国的表现让他“难忘”。
1979年，奥斯汀个人出资，将一位工程师送到中国，以便让中国生产出更好的助听器。1980年的一天，奥斯汀亲自来到中国考察，此行目的，是要与刚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洽谈商业合作。奥斯汀并不相信当时落后的中国有能力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助听器产品，他只想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以便自主控制产品质量。奥斯汀的愿望显然“尚嫌大胆”，因为他只有合资办企的机会，他拒绝了。
中方问奥斯汀能否为中国奥运团队提供相关设备，奥斯汀觉得没问题，但落实到具体合作，却让他哭笑不得。“当时中方政府没有预先支付费用的惯例，也缺少足够的支持。”奥斯汀说。但他还是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完成了这次交易，“如果这次你不付我钱的话，从此以后，也没人敢卖给你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以成本价售出的设备，却被中方要求打折，原因是交货数量不够。“我不知道是我们的会计出错了，还是他们的会计出错，也无所谓了。”最终，奥斯汀只得到了中方支付的低于成本价的货款。在他眼中，当时的中国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商业。
一次不愉快的合作，让奥斯汀将商业发展到中国的进程推迟了15年。直到1995年，斯达克中国公司才在苏州成立。相比于商业合作上的缓慢进展，奥斯汀的慈善之路甚至到2012年才铺到中国。原因是，在中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那时，“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慈善项目已走过全球超过50个国家。
2011年，中国听基会理事、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原副主任万选蓉到美国参加世界听力医学大会，有机会参观了斯达克公司。给万选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达克总部的两面墙，一面墙壁挂满了奥斯汀与各国政要、名人的合影，另一面墙，是奥斯汀夫妇在世界各地贫困地区做慈善的照片。“奥斯汀非常有国际性，我觉得他应该来中国。他是一个走高端路线的人，同时又关爱贫困儿童。在中国，我觉得只有陶斯亮能与他合作。陶斯亮是听基会理事长，有市长协会、女市长协会背景，能够把政府和他的慈善结合起来。他们‘珠联璧合’。”
是年7月，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之女，身兼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听基会理事长多重职务的陶斯亮有些不情愿地来到美国。陶斯亮比奥斯汀大一岁，古稀之年，她已难耐舟车劳顿，本打算逐渐卸掉工作，安度晚年。但在理事万选蓉的建议下，这位性格柔软的理事长还是飞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
约访奥斯汀的时间本来安排为10分钟，但他们一聊就是近一个小时。介绍陶斯亮时，万选蓉说，“她是我们中国的‘公主’，她不是毛泽东的女儿，她是陶铸的女儿。”
忆及与陶斯亮的首次见面，奥斯汀感叹：“Wow！非常美好，让我惊讶的是，陶女士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但我们俩存在一种默契，一见如故。”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奥斯汀当即拍板，“明年去中国，先做6000人。”
2012年8月，奥斯汀带队来到中国，并与陶斯亮签订合作备忘录，此后10年，预计在中国至少捐赠10万部定制型助听器。“10年并不是一个期限，只要奥斯汀和我还有能力，合作会一直继续下去。”陶斯亮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自“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开展以来，奥斯汀与其团队已先后走过中国的7个城市，为近15000名贫困听障者捐赠并免费验配了助听器近30000部。在听基会与斯达克中国公司的配合下，通过当地政府与残联的支持，仅在云南一站，救助范围就广达47个县（区），406个乡镇，4317个村和社区。
奥斯汀说，在中国做助听器验配，是他们走遍世界中最高效的，中国多方面多部门细致全面的准备工作“堪称典范”。“中国有责任做优秀的世界公民，缺少中国的合作，无法形成更好的世界。” “头号人物”阵容 在中国，奥斯汀的合作伙伴是“红色公主”陶斯亮；在世界各地，奥斯汀的商业客户及慈善事业合作伙伴也多是“世界级”名人，他称之为“The NO.1 people（头号人物）”。
奥斯汀曾为包括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以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内的5位美国总统、1位总统夫人和2位教皇验配过助听器。除此以外，他的客户还有被称为“好莱坞白头翁”的著名影星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奥斯卡奖获得者卡尔·麦尔登（Karl Malden），和被誉为美国乡村音乐常青树的多莉·帕顿（Dolly Parton），也包括美国都乐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大卫·默多克（David Murdock）。
做慈善项目，奥斯汀更懂得运用他在不同领域的“头号人物”资源。他梦想让“世界从此欢声笑语”，起初他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最终想通了，每个人做最好的自己，联合起来，就能给世界带来巨大推动。对此，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能力有限，合力则能改变世界。”
一次到海地做慈善项目，奥斯汀邀请了美国著名演员、歌手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这个出生于1992年貌美又有才华的美国姑娘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有几百万拥趸。此后，奥斯汀发现麦莉·赛勒斯参加此次慈善活动的相关报道出现在全球各地。“突然就像一个火球，我们通过名人效应，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每个人都关心名人在做什么。” 受到启发的奥斯汀随之邀请美前总统杰斐逊·克林顿与乔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参加他的慈善活动；维珍（Virgin）品牌的创始人、英国传奇亿万富豪、世界著名慈善家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也多次参加，今年年末，他还将再度参与进来。
奥斯汀的好友布兰森曾邀请他参加一次峰会，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他们谈到了水与食物短缺，谈到了气候变化、环保等问题。而奥斯汀则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失去了精神基础，只关注信息和数据，而不是看着别人的眼睛，我们本该尊重生命。我们谈论如何治理污染，但是人们总是像狗一样在邻居的花园里大便，除非他们学会尊重邻居、尊重生命。”
奥斯汀也曾邀请两位世界级华人明星参与到他的慈善项目—Jet Li（李连杰）和“国际姚”（姚明）。
政治名人、商业大亨、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的参与，让奥斯汀的慈善梦想加速向现实推进。“每次他们参加我们的项目，都会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我希望他们的粉丝能听到这些，让他们知道，人生中最好的一天，不是在哪个沙滩上度假，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辆新宝马，而是给予他人。”奥斯汀说。“热带雨林的蝴蝶挥动翅膀，可以影响欧洲的天气，只要一个人被关爱，这将比数百万的蝴蝶扇动翅膀，更能影响世界的未来。” 不会退休，更不想停下来去“享受生活” 如今的斯达克，已是世界四大助听器生产商之一。在奥斯汀看来，“做善事”与“赚大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只有做对的事情，才能在商业上做到真正成功，而金钱，只是让世界变好的工具。
“奥斯汀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再用商业盈利支持慈善。这么大规模的捐助，捐前筛选测试，捐后跟踪服务，要配大量的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商业支撑，意味着不可持续。”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同时，中国有巨大的助听器需求，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实际上当然给商业做了很好的无形广告。”
奥斯汀有着不同常人的财富观。1970年8月1日，他出资并购了斯达克实验室，并签下一张额度为13000美元的支票，此后，他再也没签过任何支票。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每天具体是谁在替他花钱。
“奥斯汀有私人飞机，有豪宅，但一年365天，他几乎有300天在世界各地做慈善。”陶斯亮说。
关于私人飞机，奥斯汀说那不是他的“奢侈品”，只是一架“时间机器”，那是他为了慈善事业专门购买的，是他的“慈善大篷车”。他晚上飞行、借机休息，以便拿出更多时间去服务他人，而赶商业飞机，会浪费太多宝贵时间。
奥斯汀的豪宅里有诸多世界名画，价值连城者不在少数，甚至有毕加索的真迹，但他收而不藏，常常邀人欣赏。对他来说，那些画挺美的，但仅此而已。他不但不做应有的安保措施，甚至连门都不锁，他根本没有带钥匙的习惯。有人说这样会招来强盗，他说，“他们最好练过，我可不是软柿子。”
在斯达克，奥斯汀没有自己的固定办公室，他总是在公司里到处走动，随时随地都能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他没有秘书，没有手机；有人要用他的汽车，说一声就是了，他的车没有锁，如果自己着急用车，总有人会提供帮助；他不关心是否有人对他的信用卡动过手脚；他也不关心保险，因为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车坏了，再买一辆，飞机坏了，再买一架，房子烧了，再买新的油画。他说他只关注那些让他快乐的事—看着对方的眼睛，去帮助他人。
奥斯汀表示，“如果你成为社会有价值的一员，善于帮助他人，即便你在商业中被打倒，你完全可以保持你的信心，别人会尊重你，也许会像你帮助他们那样来帮助你。我们若想迎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互相扶持。”
奥斯汀早已不过问商业，他说“黄金易得、光阴难求”，他决定用余生继续他的慈善事业，这让他感到喜悦。所以，他不会退休，更不想停下来去“享受生活”。
古稀之年，他坚持亲自为听障者验配助听器，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善”会在人与人的沟通中传递。
比尔·奥斯汀（William F.Austin）的私人飞机降落在了云南昆明，他是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克公司）和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以下简称斯达克基金会）创始人。乘机而来的，是奥斯汀与他的夫人Tani及20多人的医疗技术服务团队，他们刚刚完成在非洲的助听器捐赠活动，那里正发生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此时是2014年10月7日，风尘未洗，奥斯汀便来到准备就绪的助听器验配场地，检查现场布置。
今年是斯达克基金会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听基会”）的第三个合作年度。奥斯汀团队来华，历时半个月，先后在昆明、楚雄、大理、丽江四地，免费为超过6000名老人、儿童验配助听器。 不愿只做指挥者 在昆明，每天一早，奥斯汀夫妇与团队便来到验配现场。奥斯汀换上白褂子，他的夫人Tani则将工具包系在腰上。团队成员围成半圆，圆心是奥斯汀。作为灵魂人物，他要发表简短的动员演说鼓舞士气，然后一群人将手叠在一起，接连齐声喊出“Starky”、“China”和“Kun-ming”。随后，他们脸上满溢着笑容，各就各位提供服务。
为方便验配助听器，从早到晚，奥斯汀都要站着工作。虽然他在前一个国家做助听器验配时扭伤了腰，以至于走路有些跛，但这位年逾七旬的白发老人并未坐下来休息片刻，因为他不愿只做指挥者。作为医生、听力设备工程师，他是最有经验的技术志愿者，他要亲自动手。
验配区，10个验配小组排成两排，包括两个美国技术专家志愿者和一个中方中英翻译在内，3人为一组。与奥斯汀一样，工作团队亦是站着工作，遇到难以坐上高椅的老年人，他们便换上矮凳，跪下来进行验配。他们不断询问患者感受并调节助听器的输出功率，直到患者满意。
验配区的笑声掌声此起彼落，在声音打动耳膜的一瞬间，很多孩子会兴奋地大喊，众人随之欢呼。验配成功的听障者还将得到一块表示成功的“金牌”。奥斯汀为一位来自宣威市的8岁陶姓听障女孩戴上金牌后，女孩的父亲介绍，“如果配中下（档次）一点的，一只就是一万多块，一副要两万多，两年多一点就要配一副，根本承受不了。”奥斯汀的到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来自斯达克中国公司的志愿者介绍，活动为患者验配的助听器主机，使用寿命一般在7年左右。
一整天，验配团队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早上的笑容。每天工作结束，奥斯汀都细心地将贴着助听器型号标签的封装袋分拣归类，以备第二天继续使用。
至今，奥斯汀及其团队在全球共捐赠了超过160万台助听设备，仅2013年，在全球各地便捐赠并验配了17.5万台。奥斯汀每年慈善活动支出约一亿美元，筹来的善款，约占他个人慈善支出的十分之一。
“年轻时，我便意识到，我不仅是个个体，我还属于周边世界，更宽泛地讲，我属于整个世界。”奥斯汀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在全球，我们有70亿的兄弟姐妹，我有个理想，就是希望兄弟姐妹们能够相互理解，避免冲突的发生。在Tani的支持下，我们一起，把蝴蝶效应不断扩大，去影响更多的人。”
“奥斯汀是一个哲学家，他与他的夫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正是对‘人怎样活着才最有意义’这样一个哲学话题，做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诠释和表率。”听基会理事长陶斯亮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直面更伟大的自然 年轻时的奥斯汀，一直视“非洲之父”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为榜样，想做一名职业医生，去帮助世界。因此，1961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医学。然而，为谋生计，奥斯汀创业前不得不进入一家听力设备公司打工。他并未因此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一天下班，他乘公交车返回公寓，无意中看到车顶棚上的一段话，“通往仁爱的真正道路，不是你降低自己的身份，而是做你自己，直面更伟大的自然，它将告诉你，你的伟大有多么渺小。”这段话如无声闪电，让他猛然觉醒。
一到家，他便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着魔一样大声自语，“你一天能看几个病人？20个？25个？最终，天黑以后你要睡觉，你无法再产生影响，你以为你属于整个世界，但你只能影响一小块地方。”
那晚，奥斯汀失眠了，他“看到”自己躺在坟墓里，坟墓是透明的，人们都在围着他，其中一个人看着他说，“他是友善的老伙计，帮助了我们的社区”。幻梦消散，奥斯汀对自己说，“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生可以付出，你必须让这一生尽可能发挥作用。”在当时，奥斯汀已经可以做出更好的助听器产品，他告诉自己，完全可以从听力设备入手，去改变世界。
1967年，奥斯汀在美国创立了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1973他又创立斯达克基金会。
对于企业的价值观、目标和宗旨，深思熟虑后，奥斯汀在纸上写下了“斯达克关爱听力（Hearing Is Our Concern）”，以此作为斯达克公司的口号；想到那些无力购买助听器的人，他接着写下另一句“世界从此欢声笑语（So The World May Hear）”，作为基金会的口号。他决定从有钱人那里赚钱，去帮助那些无力负担的人。他要告诉世人，他为何要这样做，因此，他写下第三句话，“因为我们在乎（Because We Care）”。
“我把这3句话写成一个圆圈，不论我们从哪开始，无关顺序，这个圆圈就像永动机一样可以永远循环下去。”奥斯汀说。
创业初期，美国著名的助听器公司Audiotone的负责人访问了奥斯汀的小店，奥斯汀告诉他，一年之内，斯达克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助听器生产商。奥斯汀的“狂言”很快成了业界笑柄。然而，一年以后，奥斯汀却让他的狂言成为现实—斯达克吞并了诸多竞争对手，奇迹般地成为美国主要的助听器生产商。奥斯汀的秘诀听上去很简单，“我更在乎我们所服务的人的需求。” 奥斯汀并不觉得他只是在“卖助听器而已”，他认为，他是在帮别人获得听力。他不做广告，他相信坚持做好产品，会赢得客户的信任，他给用户提供90天的免费试用期。助听器是精密仪器，很容易损坏，修理难度很大，很多人认为他疯了。有人模仿这种模式，但也都宣告失败。在奥斯汀看来，其原因在于他是真的想去做，而别人只是被动跟随，想借此逼迫他改变策略，并非发自内心地为人着想。
“我很同情那些为了赚很多钱，欺诈、利用、玩弄别人的人，他们一定非常孤独，这并不能通向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很容易失去。” “公主”的邀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奥斯汀就曾试图走进中国，但那一次，中国的表现让他“难忘”。
1979年，奥斯汀个人出资，将一位工程师送到中国，以便让中国生产出更好的助听器。1980年的一天，奥斯汀亲自来到中国考察，此行目的，是要与刚刚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洽谈商业合作。奥斯汀并不相信当时落后的中国有能力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助听器产品，他只想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以便自主控制产品质量。奥斯汀的愿望显然“尚嫌大胆”，因为他只有合资办企的机会，他拒绝了。
中方问奥斯汀能否为中国奥运团队提供相关设备，奥斯汀觉得没问题，但落实到具体合作，却让他哭笑不得。“当时中方政府没有预先支付费用的惯例，也缺少足够的支持。”奥斯汀说。但他还是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完成了这次交易，“如果这次你不付我钱的话，从此以后，也没人敢卖给你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以成本价售出的设备，却被中方要求打折，原因是交货数量不够。“我不知道是我们的会计出错了，还是他们的会计出错，也无所谓了。”最终，奥斯汀只得到了中方支付的低于成本价的货款。在他眼中，当时的中国完全不懂得什么是商业。
一次不愉快的合作，让奥斯汀将商业发展到中国的进程推迟了15年。直到1995年，斯达克中国公司才在苏州成立。相比于商业合作上的缓慢进展，奥斯汀的慈善之路甚至到2012年才铺到中国。原因是，在中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那时，“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慈善项目已走过全球超过50个国家。
2011年，中国听基会理事、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原副主任万选蓉到美国参加世界听力医学大会，有机会参观了斯达克公司。给万选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斯达克总部的两面墙，一面墙壁挂满了奥斯汀与各国政要、名人的合影，另一面墙，是奥斯汀夫妇在世界各地贫困地区做慈善的照片。“奥斯汀非常有国际性，我觉得他应该来中国。他是一个走高端路线的人，同时又关爱贫困儿童。在中国，我觉得只有陶斯亮能与他合作。陶斯亮是听基会理事长，有市长协会、女市长协会背景，能够把政府和他的慈善结合起来。他们‘珠联璧合’。”
是年7月，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之女，身兼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听基会理事长多重职务的陶斯亮有些不情愿地来到美国。陶斯亮比奥斯汀大一岁，古稀之年，她已难耐舟车劳顿，本打算逐渐卸掉工作，安度晚年。但在理事万选蓉的建议下，这位性格柔软的理事长还是飞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
约访奥斯汀的时间本来安排为10分钟，但他们一聊就是近一个小时。介绍陶斯亮时，万选蓉说，“她是我们中国的‘公主’，她不是毛泽东的女儿，她是陶铸的女儿。”
忆及与陶斯亮的首次见面，奥斯汀感叹：“Wow！非常美好，让我惊讶的是，陶女士不会说英语，我不会说中文，但我们俩存在一种默契，一见如故。”找到了合适的合作伙伴，奥斯汀当即拍板，“明年去中国，先做6000人。”
2012年8月，奥斯汀带队来到中国，并与陶斯亮签订合作备忘录，此后10年，预计在中国至少捐赠10万部定制型助听器。“10年并不是一个期限，只要奥斯汀和我还有能力，合作会一直继续下去。”陶斯亮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自“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开展以来，奥斯汀与其团队已先后走过中国的7个城市，为近15000名贫困听障者捐赠并免费验配了助听器近30000部。在听基会与斯达克中国公司的配合下，通过当地政府与残联的支持，仅在云南一站，救助范围就广达47个县（区），406个乡镇，4317个村和社区。
奥斯汀说，在中国做助听器验配，是他们走遍世界中最高效的，中国多方面多部门细致全面的准备工作“堪称典范”。“中国有责任做优秀的世界公民，缺少中国的合作，无法形成更好的世界。” “头号人物”阵容 在中国，奥斯汀的合作伙伴是“红色公主”陶斯亮；在世界各地，奥斯汀的商业客户及慈善事业合作伙伴也多是“世界级”名人，他称之为“The NO.1 people（头号人物）”。
奥斯汀曾为包括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以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内的5位美国总统、1位总统夫人和2位教皇验配过助听器。除此以外，他的客户还有被称为“好莱坞白头翁”的著名影星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奥斯卡奖获得者卡尔·麦尔登（Karl Malden），和被誉为美国乡村音乐常青树的多莉·帕顿（Dolly Parton），也包括美国都乐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大卫·默多克（David Murdock）。
做慈善项目，奥斯汀更懂得运用他在不同领域的“头号人物”资源。他梦想让“世界从此欢声笑语”，起初他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最终想通了，每个人做最好的自己，联合起来，就能给世界带来巨大推动。对此，他有一句名言：“一个人能力有限，合力则能改变世界。”
一次到海地做慈善项目，奥斯汀邀请了美国著名演员、歌手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这个出生于1992年貌美又有才华的美国姑娘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有几百万拥趸。此后，奥斯汀发现麦莉·赛勒斯参加此次慈善活动的相关报道出现在全球各地。“突然就像一个火球，我们通过名人效应，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每个人都关心名人在做什么。” 受到启发的奥斯汀随之邀请美前总统杰斐逊·克林顿与乔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参加他的慈善活动；维珍（Virgin）品牌的创始人、英国传奇亿万富豪、世界著名慈善家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也多次参加，今年年末，他还将再度参与进来。
奥斯汀的好友布兰森曾邀请他参加一次峰会，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他们谈到了水与食物短缺，谈到了气候变化、环保等问题。而奥斯汀则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失去了精神基础，只关注信息和数据，而不是看着别人的眼睛，我们本该尊重生命。我们谈论如何治理污染，但是人们总是像狗一样在邻居的花园里大便，除非他们学会尊重邻居、尊重生命。”
奥斯汀也曾邀请两位世界级华人明星参与到他的慈善项目—Jet Li（李连杰）和“国际姚”（姚明）。
政治名人、商业大亨、体育明星、娱乐明星的参与，让奥斯汀的慈善梦想加速向现实推进。“每次他们参加我们的项目，都会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天’，我希望他们的粉丝能听到这些，让他们知道，人生中最好的一天，不是在哪个沙滩上度假，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辆新宝马，而是给予他人。”奥斯汀说。“热带雨林的蝴蝶挥动翅膀，可以影响欧洲的天气，只要一个人被关爱，这将比数百万的蝴蝶扇动翅膀，更能影响世界的未来。” 不会退休，更不想停下来去“享受生活” 如今的斯达克，已是世界四大助听器生产商之一。在奥斯汀看来，“做善事”与“赚大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只有做对的事情，才能在商业上做到真正成功，而金钱，只是让世界变好的工具。
“奥斯汀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再用商业盈利支持慈善。这么大规模的捐助，捐前筛选测试，捐后跟踪服务，要配大量的专业人员，如果没有商业支撑，意味着不可持续。”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同时，中国有巨大的助听器需求，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实际上当然给商业做了很好的无形广告。”
奥斯汀有着不同常人的财富观。1970年8月1日，他出资并购了斯达克实验室，并签下一张额度为13000美元的支票，此后，他再也没签过任何支票。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每天具体是谁在替他花钱。
“奥斯汀有私人飞机，有豪宅，但一年365天，他几乎有300天在世界各地做慈善。”陶斯亮说。
关于私人飞机，奥斯汀说那不是他的“奢侈品”，只是一架“时间机器”，那是他为了慈善事业专门购买的，是他的“慈善大篷车”。他晚上飞行、借机休息，以便拿出更多时间去服务他人，而赶商业飞机，会浪费太多宝贵时间。
奥斯汀的豪宅里有诸多世界名画，价值连城者不在少数，甚至有毕加索的真迹，但他收而不藏，常常邀人欣赏。对他来说，那些画挺美的，但仅此而已。他不但不做应有的安保措施，甚至连门都不锁，他根本没有带钥匙的习惯。有人说这样会招来强盗，他说，“他们最好练过，我可不是软柿子。”
在斯达克，奥斯汀没有自己的固定办公室，他总是在公司里到处走动，随时随地都能跟任何人进行交流。他没有秘书，没有手机；有人要用他的汽车，说一声就是了，他的车没有锁，如果自己着急用车，总有人会提供帮助；他不关心是否有人对他的信用卡动过手脚；他也不关心保险，因为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车坏了，再买一辆，飞机坏了，再买一架，房子烧了，再买新的油画。他说他只关注那些让他快乐的事—看着对方的眼睛，去帮助他人。
奥斯汀表示，“如果你成为社会有价值的一员，善于帮助他人，即便你在商业中被打倒，你完全可以保持你的信心，别人会尊重你，也许会像你帮助他们那样来帮助你。我们若想迎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必须互相扶持。”
奥斯汀早已不过问商业，他说“黄金易得、光阴难求”，他决定用余生继续他的慈善事业，这让他感到喜悦。所以，他不会退休，更不想停下来去“享受生活”。
古稀之年，他坚持亲自为听障者验配助听器，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善”会在人与人的沟通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