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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4年，即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蜀国和巴国覆亡两年后，几多荒凉的金牛道上硝烟仿佛还没有散尽，然而，突然有一天，这条道上走来了一群长途跋涉者。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当初是否被秦国的军队押解着，被缚绑着一路走向未知的蜀地？一路上，偶尔会有刚刚经历了战争的蜀之遗民，只是冷漠而麻木地望一眼这群衣衫褴褛的囚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原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对于这一群陌生的来者，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仅用寥寥数语对他们加以描述：“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最先来到蜀地的是秦民，但很遗憾的是，这些秦人没有留下姓名抑或其他更多的信息。但很庆幸的是，司马迁后来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较为详细地记下了之后另外一次迁徙中，其中三个人或家族的名字——赵人卓氏、鲁国程、郑。
蜀人卓氏的祖先原是赵国人，其祖上因冶铁而致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卓氏祖先以俘虏的身份被强制迁移到了四川，在临邛安顿下来。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于是他们很快利用自己的冶铁技术，将随地开采的铁矿石冶炼后制成铁器。卓氏祖先不但善于冶炼，还善于经营，他们把产出的铁销往滇蜀两地，很快就富得有了上千家僮，俨然已是蜀中首富，过着王侯一样的生活。程、郑两姓则是山东来的俘虏，他们基本上和卓氏祖先一样，也靠冶铁致富，并且卖给周边的少数民族，富不下于卓氏祖先，也都住在临邛。
这个因祸致富的卓氏就是后来因为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私奔了的卓文君的祖上，卓家一直到了西汉文帝时期她父亲卓王孙这一代，其显赫地位仍然在蜀中不可动摇，并且由于社会稳定，经营得法，他们不但产铁，还拓展了酿酒业，甚至还有餐饮业。而其所处的圈子，也完全是一个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圈子。
秦国的第一次移民四川，规模颇大，一共迁来了一万户，按照一家四五丁口计算，也当有四五万人之多。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自公元前314年开始，这样的迁徙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左右。这次移民的始作俑者是后来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的祖上——秦惠文王。他在拿下巴蜀之地后，因巴蜀丰厚的粮食后盾以及地利之便，很快给他的后继者打下了百年统一的基础。
据《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不知道这道法令是否从秦惠文王开始的，但无疑，自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实”蜀地以后，他的后世子孙就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法令或者说做法延续了下来。于是，在秦人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各地移民，就构成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逐渐从中原六国走来的陌生脚步，一次次叩响着封闭而神秘的巴蜀大地。
其实，自秦开始向四川强制性地迁徙移民以来，还有另一类移民，那就是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而来到了四川。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家族也是典型的逃亡奔蜀的后人。汉之前，商鞅的老师尸佼和扬雄的祖上因避难而入蜀。
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入蜀，当时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几乎成为灾民的惟一流向。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成为刘焉割据四川的基本兵力。据记载，汉中郡原有户为5万多户，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汉川的老百姓已经超过10万户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流亡者选择避难四川，有三个原因：一、四川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何况比起当时可避难的边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文明开化较早的四川也是上上之选；二、因为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所以四川盆地成为了被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三、四川地区自古多神秘雄奇，那只因一条虫子而得名的蜀，因一条蛇而得名的巴，巴的山与蜀的水自然会给人一种探索的兴趣和顺便去旅游看看热闹的欲望。
流亡者避难成都，最为典型的是唐末五代时期。先后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的晚唐政权终于在风雨中倒塌了，全国进入了中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诸侯割据，武夫当道，战乱频仍，刀兵不断，虽然时间较短，但改朝换代频繁，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不过，在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南方形成了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只苟且偷安。在这一时期，很快形成了两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这就是以声色艳词、奢靡消遣而形成的西蜀（前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地方都收容了为数众多的北方避乱文人。
厉以宁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刚性体制》一文中指出：“唐末农民战争，涉及国内许多地区，家族的迁徙避乱是经常性的，农民战争期间各地名门望族所受到的打击同样是相当沉重的。整个社会都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家族的迁徙、婚姻关系突破旧式门第的限制以及一些大族的衰败，终于造成了社会上士庶合流的现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原士人失意、避乱归隐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宿命和时尚，他们难以实现的高蹈理想，却成为一个时代独特的精神特质。
有唐一代，关中地区是京畿之地，士大夫阶层的精英分子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莫不于此集中。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开始，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这种转移过程，到了黄巢起义，即所谓的“广明之乱”后，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三年时达到了高潮，其余波更是延及五代十国，以致后来的司马光会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礼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宋末元初时，四川对蒙古军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所以按照蒙古军队的习惯，四川也遭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报复和屠城，人口一下子由1000多万锐减到了近80万！如果考虑到这80万人中还包括元军，那么四川之于宋朝的实际意义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而已。于是，在明初，一个叫刘九皋的户部郎中，上疏朱元璋说：“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则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屯田移民。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也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明初移民，主要是湖广人，包括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移民，共有30万左右的移民入川。
明末清初，张献忠的疯狂屠川让四川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损失。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次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移民。这次大规模入川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入川移民之数量，移民总数达115万之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大移民，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重建了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迁移，东部的人口也因之内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南下、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三峡移民，四川和重庆两地又迎来历史上新的一轮移民迁徙，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和平时代的迁徙。这次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的迁徙，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六次大规模移民。
今天，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的发达，我们的迁徙已经不再那么艰难，蜀道之难，也不再“难于上青天”。然而，在四川的这片土地上生存着、做着梦、过着安逸生活的四川人，在为身为四川人骄傲的同时，又依然牢牢记得自己曾经的移民血统。你随便碰见一个四川人，问起他们的身世，他们会用纯正的四川话，或者椒盐普通话，十之八九地告诉你，他们是“湖广填四川”。
今天的四川人常说的祖上“湖广填四川”，实际上大都是指清初四川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而事实上，对于四川人来说，明初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同样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规模移民的首要条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来容纳众多人口，而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都是因为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使四川残破不堪，人口凋零，土地荒废。因此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而这两次“湖广填四川”因而也成为四川人口史上的大换血，只是，为此四川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考证，活跃在中国近现代的四川籍元勋和名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如刘光弟的先祖来自福建，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邓小平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李劼人、艾芜的先祖来自湖北等等。
“湖广填四川”这五个字的背后，是四川惨痛的记忆，更是那些移民血脉里流淌着的寻根线路图，正是他们，给四川注入了最为精彩而强大的活力。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因子，通过一次次的迁徙，在四川这个盆地沉淀下来，融合进来，然后发酵如一坛五粮液、泸州老窖、文君酒，然后发光如照亮中国的璀璨星辰，洒满了中国的天空和大地……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当初是否被秦国的军队押解着，被缚绑着一路走向未知的蜀地？一路上，偶尔会有刚刚经历了战争的蜀之遗民，只是冷漠而麻木地望一眼这群衣衫褴褛的囚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原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对于这一群陌生的来者，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仅用寥寥数语对他们加以描述：“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最先来到蜀地的是秦民，但很遗憾的是，这些秦人没有留下姓名抑或其他更多的信息。但很庆幸的是，司马迁后来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较为详细地记下了之后另外一次迁徙中，其中三个人或家族的名字——赵人卓氏、鲁国程、郑。
蜀人卓氏的祖先原是赵国人，其祖上因冶铁而致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卓氏祖先以俘虏的身份被强制迁移到了四川，在临邛安顿下来。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于是他们很快利用自己的冶铁技术，将随地开采的铁矿石冶炼后制成铁器。卓氏祖先不但善于冶炼，还善于经营，他们把产出的铁销往滇蜀两地，很快就富得有了上千家僮，俨然已是蜀中首富，过着王侯一样的生活。程、郑两姓则是山东来的俘虏，他们基本上和卓氏祖先一样，也靠冶铁致富，并且卖给周边的少数民族，富不下于卓氏祖先，也都住在临邛。
这个因祸致富的卓氏就是后来因为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私奔了的卓文君的祖上，卓家一直到了西汉文帝时期她父亲卓王孙这一代，其显赫地位仍然在蜀中不可动摇，并且由于社会稳定，经营得法，他们不但产铁，还拓展了酿酒业，甚至还有餐饮业。而其所处的圈子，也完全是一个上流社会、达官贵人的圈子。
秦国的第一次移民四川，规模颇大，一共迁来了一万户，按照一家四五丁口计算，也当有四五万人之多。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自公元前314年开始，这样的迁徙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左右。这次移民的始作俑者是后来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的祖上——秦惠文王。他在拿下巴蜀之地后，因巴蜀丰厚的粮食后盾以及地利之便，很快给他的后继者打下了百年统一的基础。
据《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不知道这道法令是否从秦惠文王开始的，但无疑，自秦惠文王“移秦民万家实”蜀地以后，他的后世子孙就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法令或者说做法延续了下来。于是，在秦人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各地移民，就构成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逐渐从中原六国走来的陌生脚步，一次次叩响着封闭而神秘的巴蜀大地。
其实，自秦开始向四川强制性地迁徙移民以来，还有另一类移民，那就是众多逃亡者和流民携妻带子因避难而来到了四川。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家族也是典型的逃亡奔蜀的后人。汉之前，商鞅的老师尸佼和扬雄的祖上因避难而入蜀。
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入蜀，当时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几乎成为灾民的惟一流向。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成为刘焉割据四川的基本兵力。据记载，汉中郡原有户为5万多户，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汉川的老百姓已经超过10万户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流亡者选择避难四川，有三个原因：一、四川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何况比起当时可避难的边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文明开化较早的四川也是上上之选；二、因为秦太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建成了举世闻名、万代受益的都江堰，使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所以四川盆地成为了被人所向往的“天府之国”；三、四川地区自古多神秘雄奇，那只因一条虫子而得名的蜀，因一条蛇而得名的巴，巴的山与蜀的水自然会给人一种探索的兴趣和顺便去旅游看看热闹的欲望。
流亡者避难成都，最为典型的是唐末五代时期。先后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后的晚唐政权终于在风雨中倒塌了，全国进入了中国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诸侯割据，武夫当道，战乱频仍，刀兵不断，虽然时间较短，但改朝换代频繁，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不过，在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南方形成了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只苟且偷安。在这一时期，很快形成了两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这就是以声色艳词、奢靡消遣而形成的西蜀（前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地方都收容了为数众多的北方避乱文人。
厉以宁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刚性体制》一文中指出：“唐末农民战争，涉及国内许多地区，家族的迁徙避乱是经常性的，农民战争期间各地名门望族所受到的打击同样是相当沉重的。整个社会都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家族的迁徙、婚姻关系突破旧式门第的限制以及一些大族的衰败，终于造成了社会上士庶合流的现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原士人失意、避乱归隐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宿命和时尚，他们难以实现的高蹈理想，却成为一个时代独特的精神特质。
有唐一代，关中地区是京畿之地，士大夫阶层的精英分子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莫不于此集中。然而自唐“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开始，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这种转移过程，到了黄巢起义，即所谓的“广明之乱”后，唐僖宗再度避乱入蜀并滞留长达三年时达到了高潮，其余波更是延及五代十国，以致后来的司马光会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前蜀王建）礼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宋末元初时，四川对蒙古军队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所以按照蒙古军队的习惯，四川也遭受到了最为猛烈的报复和屠城，人口一下子由1000多万锐减到了近80万！如果考虑到这80万人中还包括元军，那么四川之于宋朝的实际意义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而已。于是，在明初，一个叫刘九皋的户部郎中，上疏朱元璋说：“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则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屯田移民。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也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明初移民，主要是湖广人，包括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移民，共有30万左右的移民入川。
明末清初，张献忠的疯狂屠川让四川遭受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损失。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次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移民。这次大规模入川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入川移民之数量，移民总数达115万之多。经过一个世纪的大移民，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重建了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迁移，东部的人口也因之内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南下、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三峡移民，四川和重庆两地又迎来历史上新的一轮移民迁徙，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和平时代的迁徙。这次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的迁徙，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的第六次大规模移民。
今天，由于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的发达，我们的迁徙已经不再那么艰难，蜀道之难，也不再“难于上青天”。然而，在四川的这片土地上生存着、做着梦、过着安逸生活的四川人，在为身为四川人骄傲的同时，又依然牢牢记得自己曾经的移民血统。你随便碰见一个四川人，问起他们的身世，他们会用纯正的四川话，或者椒盐普通话，十之八九地告诉你，他们是“湖广填四川”。
今天的四川人常说的祖上“湖广填四川”，实际上大都是指清初四川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而事实上，对于四川人来说，明初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同样重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规模移民的首要条件是迁入地有足够广袤的地理空间来容纳众多人口，而两次“湖广填四川”的背景，都是因为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使四川残破不堪，人口凋零，土地荒废。因此四川在元明、明清之际具备了接纳大规模移民的条件。而这两次“湖广填四川”因而也成为四川人口史上的大换血，只是，为此四川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考证，活跃在中国近现代的四川籍元勋和名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裔，如刘光弟的先祖来自福建，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邓小平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李劼人、艾芜的先祖来自湖北等等。
“湖广填四川”这五个字的背后，是四川惨痛的记忆，更是那些移民血脉里流淌着的寻根线路图，正是他们，给四川注入了最为精彩而强大的活力。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因子，通过一次次的迁徙，在四川这个盆地沉淀下来，融合进来，然后发酵如一坛五粮液、泸州老窖、文君酒，然后发光如照亮中国的璀璨星辰，洒满了中国的天空和大地……